“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我前几年为纪念郑辟疆先生写下的题词。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姐夫，我的姐姐是费达生。这是句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当时还说不清楚。

        郑先生长我30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形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的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我感谢《蚕丝春秋》的作者余广彤，他告诉了我郑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告诉了我姐姐是怎样在郑先生的人格感召下成长的。

        我并不想去评论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他们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师。但是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钦爱的。

        郑先生不是个传奇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在他的一代里，依我可以回忆到的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说他多少具有我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也许并不过分。他出生于江南小镇上清苦的读书人家。他父亲是个落第的儒医，到四乡农民中行医的“郎中先生”。如果当他刚刚成年时，历史上不发生戊戌政变，他也只有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如果又是进不了“仕途”，还不是只能把这希望交给下一代？可是时代究竟开始变了。我们不应当低估了在本世纪之初像“蚕学馆”那种新事物的出现。不妨想一想，过了快要一个世纪了，而“科技下乡”“职业教育”等等还是有待实现的目标，学用怎样结合现在还在困扰大学里读书的学生！再说，一个从蚕学馆里受国家培养出来的青年，有机会去日本看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不要轻视了这一念之差，这一差却划出了国家兴亡的界线。这个世纪的两端对比一下，怎能不令人沉默深思？

        郑先生就凭这一点决心，说不上什么大志，他定下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如果只从蚕丝业的改革本身来说，郑先生所做出的贡献，自有专家去评论。我对郑先生的崇敬并不是只来自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有见于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质，用传统词汇来说是他的人格。没有他这种精神上的修养，要在千百年所养成的习惯势力中，推陈出新，使科学技术扎根到千家万户的农民之中去，实在是难于办到的。

        郑先生是丝绸之乡的儿女，他的母亲就是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妇女，除家务劳动和很短的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织机上的。郑先生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熟悉传统丝绸业对劳动农民生活上的重要意义。可是正是到他这一代，原来养育这一带人民的丝绸业在和国外的竞争中开始没落。郑先生也就是在这农村危机出现的初期最先接触到生产丝绸的新技术的人。历史决定了他的任务，他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育蚕到织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千家万户的生产活动。蚕丝的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新旧斗争，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一切改革都得有人倡导，有人规划，有人切实工作，才能见效。郑先生可说是从头做起的一个人。他一生的记录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蚕丝业改革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改革的决心变成改革的成果。这个过程写出了他坚定不拔，不怕困难的性格，也写出了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这是值得每一个改革者细心学习的。

        这本传记告诉我们郑先生曾经在山东的一个偏僻的职业学校里，用了12年的时间摸索出怎样培养改革蚕丝业所需的人才的经验，不仅自己亲自上堂讲课，而且编出了一整套从育种到制丝的教材。他告诉了我们：进行社会改革，培养人是第一，必须教育先行。

        郑先生一生没有脱离过学校。他首先是个教育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使教育脱离实际。他在办教育时心里十分明确要教育出怎样的人来，对社会有什么用处。正因为他有的放矢地办教育，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他在女蚕校里培养出一批有我姐姐在内的有技术、又有干劲的学生。凡是了解中国蚕丝事业的人，我相信没有不承认改革之能见效就靠这批骨干，其中有许多人为了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成家的机会。没有她们的智慧和劳动，今天中国的丝绸产品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想象的。

        我姐姐和郑先生相识是在1918年，那时我姐姐是女蚕校里的一个学生，只有15岁。郑先生是女蚕校新任的校长，年近四十，他们是师生关系。1923年我姐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女蚕校工作，他们是同事关系。在长期的共处中，我姐姐接受了郑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决心向郑先生学习，把个人的打算全部从属于事业的需要。在1950年和郑先生结为夫妻之前，同事了27年。在这27年中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但是郑先生在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宣布他们两人结婚之前，没有一个人料到会发生这件事，而这事一经宣布又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事是不应该不发生的。这种奇异的群众心情只会发生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环境。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不等到这个时刻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旧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对他们两人为之奉献一生的蚕丝改革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郑先生对此完全是清醒的，他当时的选择是宁可独身终生也要保卫住这番事业。他把这样强烈的私人感情平静地埋藏在心底这样长久的岁月，我想这对他并不会带来痛苦和烦恼，因为这是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受之如饴。在他心目中做人就得做一个为别人谋幸福的人，做一个替别人打算高过于为自己打算的人。郑先生时刻关心的是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蚕丝事业。

        我姐姐就是在郑先生这种人格教育中成长的。她能接受这种教育奉行一生固然有其内因，但是没有郑先生以身作则的感召是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现有的业绩的。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地分不开了。前辈黄炎培老先生用“同工茧”来作为他们两人结合的比方。这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同工茧，是以千丝万缕的精神纤维结成的同工茧。

        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的。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自己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郑先生已经过去了。我姐姐也已经85岁，可是她还是不服老，百尺竿头还要再进一步，用生命的全部奉献给振兴蚕丝事业。我相信这样的人一生是愉快的。我懂得我姐姐所说过的话：“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获得最大安慰的，也许就在为人家服务后，人家对自己的感激。”如果到太湖周围有桑树的村子里去，只要一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就会从广大劳动农民的脸上体会到对他俩感激的心情。

        孔子作《春秋》，使贤者得到肯定，使不肖者有所警觉，使乱臣贼子惧。从这本传记的书名上，我体会到作者为郑先生和我姐姐写传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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