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3日聚集在玛尔塔·赫雷斯卧室里的所有医生当中，只有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是不请自到的。那天下午，他偶然到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去造访他的老师。正赶上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仆急急忙忙地来找老医生，要他去给病人看病。萨尔梅龙大夫虽然不大愿意，还是接受了老医生的邀请陪他一起去了。

        在整个过程中，萨尔梅龙大夫一直和病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同行们匆忙发表的看法没敢插嘴。达比希雷大夫做出最后诊断时，尽管他不同意，也没有表示意见。

        病人去世后，老医生邀他一起乘车，送他回家。他家在圣塞瓦斯蒂安区，诊所也在那儿。在路上，他才鼓起勇气第一次讲出他的看法，表示不同意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断，理由是病人缺少恶性热病造成的昏迷状态的某些特有的征候：不住呕吐、发冷、抽搐，尤其是发高烧。这位刚刚去世的病人体温从来没有超过38度。他认为，这种热度只是由于肌肉痉挛引起的。

        达比希雷大夫手执缰绳，很有礼貌地注意听他说话。马车到门口时，达比希雷大夫停住车，让他的学生和同事下车，同时邀请萨尔梅龙大夫晚上到他的诊所去，以便能静下心来听他没来得及展开谈的各种理由。这样也许会得出对两个人都有科学价值的结论。过去，遇到类似病例，他们经常这么做。

        “您是否认为是某种生理机能紊乱？比如说，像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提出的尿中毒？”达比希雷大夫拉紧缰绳，萨尔梅龙大夫已经下了车，正从后座儿上往下拿一只小药箱。

        “我想平心静气地和您讨论一下我的疑点，老师。晚上见。”阳光耀眼，萨尔梅龙大夫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望着达比希雷大夫。

        “您大概不会说怀疑有人犯罪吧。”达比希雷大夫也冲他笑了笑把头扭向另一边。

        萨尔梅龙大夫只是用手碰了一下帽檐儿表示告辞。

        马车启动后，达比希雷大夫在驾驶座上抬了抬屁股，把披风的皱折弄平。2月常见的大风突然刮起来，卷起灰尘和垃圾，扑打到他脸上。马车轻快地跑起来，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他昔日的高材生具有高超的医学眼光，但是过热的想象力却大大害了他，脑海里总是塞满不合时宜的色彩。

        他知道，萨尔梅龙大夫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毒物学，喜欢阅读各种有关罪犯的病态心理的小册子，特别注意投毒案件。以前他几次来访，都是就这类材料提出一些新话题。

        应该承认，那天中午，在病人的卧室里，情况紧急，不允许做出冷静的诊断。那么多医生同时围在危重病人的床头，这是本市有钱人家的一种恶习。他们从来不相信单独一位医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越是有钱，越希望更多的医生围在床边。

        那个外国女孩子临死前也享受了这类毫无益处的荣誉。事先未经商量，就请来三四位医生。他带着过去的学生也去凑热闹，看来学生不同意他的诊断，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尽管有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他仍然认为自己的临床诊断是正确的，根据就是病人有患疟疾的病史。

        那天晚上，和往常一样，达比希雷大夫在那几只阿尔萨斯狗的陪伴下吃了晚饭。位于走廊尽头处的饭厅有一面淡蓝色的隔断墙。花园多年无人照管，已然荆棘丛生。果树的枝杈顺着隔断墙的断裂木板的缝隙伸进饭厅。一株柠檬树的树叶穿过活动的窗户直伸到饭桌一端的椅子背上。

        达比希雷大夫心中憋闷，很不痛快，吃的很少。他用叉子把食物分成几等份儿，送进狗的尖牙利齿里。嘴里吆喝着，要几只狗别着急，按着顺序来，反正剩饭多得是。甜食他从来不吃，全都喂狗，干脆直接倒进狗食盆子里。爱吃甜食的狗都死了，特别是“医神”，几个月前有人使用狡诈的手段把它毒死在边道上。

        每日三餐都由他的义子“班头儿”普里奥用木托盘托着送来，木盘上面盖着餐布。自从第二个妻子死后，他没再雇用女仆，厨房废弃不用，从来不生火。他只有一个仆人，名叫特奥多西奥，是从马里亚诺·杜邦神父主管的孤儿院领来的小哑巴，负责打扫诊所。

        他的第一个妻子在萨尔佩铁雷医院当过护士。他是在巴黎的医学院毕业后同她结的婚。在莱昂待了不到两个月，她就回法国去了，连箱子里的嫁妆还没拿出来呢。原因是她受不了这份儿罪，房间像火炉一样热，睡觉还支起蚊帐，肥大的蚊子整天围在身边嗡嗡叫，她害怕后半辈子老得靠拍死蚊子过日子。第二个妻子是他的表妹，婚后没几个月就死了，得的是恶性热病，当时还怀着身孕呐。

        他和他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但是都是孑然一身，都是诊所的单身房客。他呢，两次成为鳏夫，法国妻子离开的当天，他就宣布她已经死了；他的学生呢，到了结婚的年龄，和恋人相处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结婚，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列入受骗的丈夫的名单。

        听到有人敲打门环，达比希雷大夫站起来开门，竟然忘记摘下脖子上的餐巾。那群狗不愿意中断晚餐，汪汪乱叫，一直跟着他来到门口。萨尔梅龙大夫来得很准时。师生俩互相拥抱，老师把学生带到走廊上，找来两把他们常坐的摇椅。

        快到晚上7点了，天边还残留着几抹红色的晚霞。萨尔梅龙大夫坐下来，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等着他的老师点燃起挂在走廊廊柱上的几盏煤油灯。达比希雷大夫总爱用一根火柴点所有的灯，也不怕烧着手指头。

        萨尔梅龙大夫一边紧张地理清自己的论据，一边观察老师点灯，不禁想到：与其用火柴一盏一盏地点煤油灯，还不如使用蜡烛形电灯呐。把圆形烛台安在天花板上，插上烛形灯泡，岂不省事？特别是像他老师那样只肯用一根火柴。

        从上大学时起，老师就准允他在这条走廊上学习，还经常睡在这儿。一来二去，他就熟悉了老师那套古怪习惯。有些习惯不是老师独有的，而是医学院的同事们、学生们的通病，比如发“r”音特别夸张。上临床课时，劲一上来就大讲法语，惹得大家经常背后发笑。

        老师每次上街，总要披上一件科尔多瓦人穿的斗篷，用一条金链子在脖子处系住，他并不觉得这个习惯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古怪的是他把狗当成终身伴侣，跟狗也大讲法语。每逢星期六，他把狗放在马车上出去兜风。上厕所也让狗在后面跟着，对着狗脸大行方便，连厕所的门也不关。要是那些狗表现不佳，他就会生它们的气，甚至一连几天不和它们说话。

        最后，萨尔梅龙大夫还有一点个人的看法。老大夫作为圣墓会常任会长每年都要手执小旗，头顶着日头，不辞劳苦，甘心情愿地领着为耶稣送葬的队伍四处游行，他认为这实在太好笑了。但是，尽管老师有这些怪癖，他一直尊重老师的专业能力，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临床大师，是城里最好的外科医生。其他人也是同样看法。

        萨尔梅龙大夫年纪在四十上下，但是头发中已经夹杂几缕银丝。头发粗硬，很难梳理。眼睛又细又小，肤色泛青，外貌酷似印第安人。他母亲是圣塞瓦斯蒂安区的烫衣女工。为了让儿子取得医生的证书，她不顾关节疼痛，起早贪黑为人烫洗衣服，经常干到后半夜。本市有钱的病人都知道他出身贫寒，还知道他是“长舌桌”上的带头人。因此，他就只能为那些骑着牲口、坐着大车来诊所的区里、乡镇的病人看病。他没有马车，也没有马，而同行当中大多数人都是骑马出诊。

        他坐在摇椅的边儿上等着，让摇椅跷板的一头儿悬在空中，唯有如此，才显得不那么随便。进入像老师这样的家，他总是保持这种姿态。对老师就得这样，和老师在一起，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说话，显得又恭顺，又寡言少语。

        等到达比希雷大夫准备停当，想听听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从卡其布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带斑纹的蓝色硬皮笔记本，那是斯奎布社赠送的礼品。他整天把本子带在身上，揉搓得发旧了，上面还沾了些白花花的油迹。他把胳膊撑在膝盖上，还是不敢把摇椅完全摆平。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用唾沫沾湿手指，翻过笔记本上带格的纸页。

        “来啊，来啊，开始法庭审讯吧。”达比希雷大夫轻轻地擦了擦悬在亚麻上衣翻领上的夹鼻眼镜，似乎是他要亲自念笔记本上的记录。

        “您说过，一个月前您第一次给卡斯塔涅达夫人看病。”萨尔梅龙大夫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当时叫您去，是因为她的经血不调，而不是患疟疾。是不是这样？”

        “是月经大出血。子宫出血不止，持续疼痛。”达比希雷大夫拿着夹鼻眼睛，不慌不忙地在空中划了一下，“我给她开了阿匹奥林药片。我注意到她的发烧症状，让她去查一查血。我怀疑她患了疟疾。”

        “检查结果证实了您的怀疑。”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又把手放在笔记本上。

        “通过显微镜，发现疟疾原虫。”达比希雷大夫把夹鼻眼镜放回上衣口袋，两手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前后摇晃起来，“在莱昂，所有人血液里都有这种原虫。”

        “您让她服用石榴碱丸，她丈夫要求换个处方。”萨尔梅龙大夫在衬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支红蓝铅笔，“这是今天上午在回家的路上您对我说的。”

        “后来，他来看我，表示他不相信那种成药。”达比希雷大夫发现短袜上有个米粒，就弯下腰去用手指轻轻弹掉，“他想要我的药房配制的药。我给他弄了些药丸：1克硫化奎宁、1克安替比林、2克苯甲酸盐或苏打。要服用1个月。”

        “今天，病人快死的时候，药正好快吃完了。”萨尔梅龙大夫用红蓝铅笔划了一道，“如果她按时服药，疟疾的症状应该消失了。说到底，服用大量奎宁，不可能出现恶性热病致死现象。”

        从提问一开始，达比希雷大夫一直面带宽厚的笑容。一听这话，马上停止前后晃动，绷起了脸。

        “您怎么说，老师？”萨尔梅龙大夫用铅笔敲打着笔记本催问道。

        “有可能。”达比希雷大夫轻轻地点了点头，“只是不知道她是不是天天都服用我开的药。我对您说过，后来我没再去看她，直到今天才去的。”

        “嗯，老师，今天又来请您去给这位夫人看病，并不是因为疟疾恶性发作。”现在轮到萨尔梅龙大夫舒舒服服地坐在摇椅上前后摇动了，“闹得这么热闹，还是一个月前的月经紊乱。”

        “是这样。”达比希雷大夫抓住摇椅的扶手，神情有些慌乱。

        “我们查一查日历，就会知道这些天她该来月经了。”萨尔梅龙大夫晃动着摇椅，头轻轻地碰击着藤编靠背，“因此，她丈夫十分着急，这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但是，病人是不是告诉过您，她又闹子宫大出血了？”

        “没有。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抽搐，我只顾得给她瞧这个了。”达比希雷大夫不耐烦地搓了搓摇椅的扶手，“嗯，您正好在那儿嘛。”

        “是啊，当然啦，我是在那儿。”萨尔梅龙大夫又迅速地看了看笔记本，“我听她丈夫一再说，他妻子洗了个冷水澡，简直不要命了。”

        “这类外行的看法，您这一生当中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达比希雷大夫拍了拍摇椅的扶手，然后把手抬起来，“家属什么也不懂，心里一着急，就说些蠢话，咱们也只好听着。”

        “老师，”萨尔梅龙大夫又欠起屁股，挪到摇椅边儿，他倒不是怕什么，而是情绪激动，“所有卡斯塔涅达夫妇的朋友都说是卡斯塔涅达亲自把他们叫来的，说是他老婆闹大出血，快要死了。这话您听见了，我也听见了。”

        “这个小青年儿好像挺有点神经质似的。”达比希雷大夫的双手轻轻地抖动了一下，“我第一次给他妻子看病的时候，就发现他十分激动，神经质的人总爱夸大病情。”

        “但是，这个神经质青年的妻子不是死于大出血，而是在剧烈的抽搐中死去的。”萨尔梅龙大夫几乎全身都离开了摇椅，为了强调一下他的话，举起笔记本要往老大夫的膝盖上拍下去，不过，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达比希雷大夫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转动着戴在手指上的第二次结婚时的白金戒指。

        “如果说有人怀疑这位夫人今天患的不是月经病，”萨尔梅龙大夫几乎要站起来，用手往前一拉摇椅，离着老大夫更近了，“谁是最好的见证人呢？是您，老师。”

        “这有什么要紧？”达比希雷大夫继续转动着戒指，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您想想，调查这种事，未免不合时宜吧？”

        “不过，咱们可以设想一下。没有您来担保，那个神经质的小青年咋呼一阵也没有用。”萨尔梅龙大夫合上笔记本，手上的汗水把本子上的墨迹洇湿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惊，一个骗局。”

        “您这么说，是想把我引到哪儿去啊，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放下戒指，陷入沉思，“请您原谅，我这个人太迟钝。”

        “首先，请允许我先说点儿题外的话。”萨尔梅龙大夫在裤子上擦干手背，又打开笔记本，“如果年轻的卡斯塔涅达把出血看得那么严重，而您过去又给他妻子看过病，马上跑去找您不是更合乎情理吗？据说，她从早上8点开始犯病，可到了中午才去叫您。”

        达比希雷大夫不眨眼地瞅着他，用嘴咬住银白色八字须的柔软的梢头儿。只见他板着脸，点了点头。

        “他找了堂娜·芙洛拉，他相信，过一会儿工夫，不会太快吧，她会派人去找您，事实上果然如此。”萨尔梅龙大夫想看看老大夫眼睛里的表情，但是没有看到，“他也相信，其他朋友也会去请别的大夫，果然不错。医生越多越好。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现在，关键还是在您身上。”

        “在我身上？”达比希雷大夫一直在咬着胡子梢儿。他的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放在全部事件的关键位置上，惹得他很不自在。

        “是的，在您身上。”萨尔梅龙大夫急不可耐，似乎要把笔记本扔在一旁，不再需要它了，“原因是您过去给病人看过病。可以把您看作是私人医生。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病，您的诊断最有权威。在您之前，埃多希亚·阿当斯大夫说是尿毒症。您来了以后，说是恶性热病，他立刻表示同意。从那以后，不管什么不同意见，都变成次要的了。”

        一只阿尔萨斯狗朝达比希雷大夫的摇椅跑过来。老大夫伸出手，等着狗过来，好摸摸它的头。其他几只狗也从半明半暗的角落里跑了出来。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可我还是没听明白。”达比希雷大夫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现在一群狗围在身边，他似乎觉得安全了。

        “她丈夫大惊小怪，眼里含着泪水，东奔西跑去告诉亲密朋友们，说他妻子又得了重病。”萨尔梅龙大夫使劲攥住铅笔，举给老医生看，“大家会说，这种病，死不了人。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到他家去了。病人真的死了，一次又一次抽搐，最后抽风抽死了。您给她治过疟疾，您诊断说是恶性热病，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她确实得的是疟疾啊。化验室的检查可以证明。”达比希雷大夫非常激动，两手在脸的两侧不住挥动。

        “就算我们认可您用大剂量的奎宁也没能治好她的疟疾。”萨尔梅龙大夫把铅笔放在耳后，用手势让医生安静下来，“可是，请您记住，她丈夫大呼小叫并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承认她大出血。您看见床单上有血迹吗？”

        “难道说我是侦探吗？”达比希雷大夫突然站起身来，一不小心踩着了一条狗的尾巴，疼得它惨叫了一声，“人家告诉我说病人大量出血，我的任务不是去查看床单上有没有血迹，而是赶快治病。”

        “请您原谅，老师。咱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您要治的可不是这种病。”萨尔梅龙大夫想摸一摸那只挨踩的狗，那只狗不但不感谢他，还冲着他汪汪直叫，吓得他赶快把手撤回来，“当时她怎么样？她正在抽搐，闹得很凶。而且那天上午已经发作了几次。”

        尽管达比希雷大夫心里很不高兴，出于礼貌，还是又坐下来。那群狗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瞅着萨尔梅龙大夫，又围在达比希雷大夫的四周。

        “结论嘛，老师，您要是想听的话……”萨尔梅龙大夫把笔记本装进上衣口袋里。

        “该听听了。”达比希雷大夫戴上夹鼻眼镜，强挤个笑来，“痛痛快快地说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神经质的小青年儿给他妻子下了毒。他算计好了，要赶在她可能犯月经不调的那天。”萨尔梅龙大夫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看样子是想掏出笔记本，可他又放下了，干脆凭记忆往下说，“这样，他跑到大街上去找那些知道他妻子患这种病的朋友们，理由就很充足了。”

        “下毒。我一直等着，您到底把话说出来了。”达比希雷大夫满脸愁苦地摇了摇头，“您真是不可救药啊，我的同行。”

        “是的，老师，是下毒。”尽管老师的挖苦话很刺人，萨尔梅龙大夫还是说下去，“牙关紧闭、脸色青紫、憋闷、抽搐。症状很像恶性热病。您来了，下了诊断，说是恶性热病。正好中了他的意。”

        “是什么毒药，可以告诉我吗？”达比希雷大夫摆出满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差点儿打出个哈欠来。

        “马钱子碱，老师，就是这么回事。”萨尔梅龙大夫心里颇不高兴，尽量显得不在乎老师言语伤人，“就是几个月前毒死‘医神’的那种马钱子碱。”

        那群狗哀叫了几声，突然骚动起来，朝主人的腿更贴近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达比希雷大夫抓住摇椅扶手，好像刚闹地震，地板抖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卡斯塔涅达和他的同伙奥维埃多在一起。”萨尔梅龙大夫看到老人吃了一惊，觉得很开心，“他们到这儿来，毒死了狗，又一块儿走了。您要是不信，我可以把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叫到这儿来，他可是亲眼看见了。”

        达比希雷大夫糊涂了，拍了一下巴掌，想把狗赶走，可那群狗就是不走。他把狗斥骂了一顿，它们才别别扭扭地走开了。

        “您伤透脑筋，在研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达比希雷大夫又前后摇晃起来，一用力，摇椅乱动了一阵，“只有进行解剖，才能真相大白。”

        “那您就提出要求吧。您是他家的私人医生嘛。”这次是萨尔梅龙大夫站立起来，动作很急，弄得摇椅晃个不停。

        “我没有任何权利。那将是一桩丑闻。”达比希雷大夫面色阴郁地站了起来，师生俩面对面站着，“而且，您也听见堂娜·芙洛拉说过了，一大早就要举行葬礼。”

        热风开始猛烈地吹过荒芜的花园中的树叶和荆棘。萨尔梅龙大夫十分失望，用目光寻找挂在墙上的帽子。旁边悬挂着达比希雷大夫的第二个妻子的照片，照片镶在一个沉重的椭圆形镜框里。

        “如果这个小青年儿留在莱昂，别的女人还会出事，老师。”萨尔梅龙大夫气呼呼地把帽子扣在头上。

        “这是怎么说的，我的同行？”达比希雷大夫开心地笑了，边笑边陪他走到门口。那群阿尔萨斯狗又从各个角落里跑出来，在老大夫两条腿之间窜来窜去。

        “您甭管我了。”萨尔梅龙大夫在黑糊糊的小路上走在前面，连头也没回。

        “不要满脑子里都是电影故事。”告别的时候，达比希雷大夫热情地用胳膊搂住萨尔梅龙大夫，“看起来，您受了里的悬念感染了。但是，现实是另一回事，我的同行。在这个城市里，什么也不会发生。”

        “您请回吧，晚安。”萨尔梅龙大夫走下台阶，最后，干巴巴地向老大夫伸出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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