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2日午夜，亲朋好友冒着猛烈袭击莱昂城的倾盆大雨陆续来到孔特雷拉斯家。他们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国民警卫队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陪同下，挨家挨户请来的。据卡斯塔涅达写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他请来的都是他认为与孔特雷拉斯家最亲近的人。

        奥蒂斯上尉在汽车里等着，卡斯塔涅达急如星火地去敲门，弄得大门上的门环拍拍直响。证人们都记得他打着一把大伞，体似筛糠，在昏暗的大厅或者在闪电不时照亮的走廊里急匆匆地通知他们玛蒂尔德快不行了。

        有几位证人说，卡斯塔涅达抢在出事以前就告诉他们，玛蒂尔德已经死了。后来，这个说法增加了对他的怀疑。例如，马利亚修女会主席格拉西埃拉·德松小姐1933年10月16日作证时说：

        卡斯塔涅达用力抓住我的肩膀，摆出一副很信任我的样子，弄得我很反感。他说：“我要说几句话，您听了，一定要挺住，切丽塔小姐：玛蒂尔德，这位用她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天使已经升入天国，她本是从那里来的。”可是，这个卑鄙的家伙在撒谎。我到她家时，看见玛蒂尔德还活着，医生还在奋力抢救。

        关于这一点，1933年12月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交代罪行时，是这样对法官说的：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去世的那天半夜，谁也没有求您，可您自动跑到一些人家去，把他们叫到孔特雷拉斯家里去。还向其中一些人说，玛蒂尔德已经死了，其实她当时还没有死。基于这些情况，我可以断定，您完全有把握认为她一定会中毒死亡。

        出于朋友的义气，我自动把和他家最亲近的人叫来了，那是不假，可我从来不认为这种主动性有什么不合适的，而是恰恰相反。在守灵期间，堂·卡门也好，堂娜·芙洛拉也好，对我这样做都表示感谢。很遗憾，如果堂娜·芙洛拉不是像现在这样对我抱有成见，她本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至于第二件事，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提前说过玛蒂尔德已经死了，谁这么说，谁就是在撒谎，肯定是受了本市仇视我的社会气氛的影响。我只会告诉他们，玛蒂尔德病重，病情挺厉害。这可是真话啊。

        您根据什么断定玛蒂尔德病重？您进入卧室了吗？亲眼看见她的病情发作了吗？

        堂·卡门来到我的房间，要我去找医生，他是这么说的，我才知道的。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我们还在廊道里谈话，当时，我们都以为是一场虚惊，正准备回去睡觉呐。后来，亲友和医生们在玛蒂尔德的房间出出进进，都讲到病情，还指派我去取药治病。我出于慎重，一次也没进入她的房间，只是在外面忙活。

        1933年10月14日，堂娜·芙洛拉作证时说，第二次发作的时候，大家已经躺下了。您为什么坚持说，第二次犯病的时候你们正在廊道上谈话，比如在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里您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那是事实。我认为这个细节根本不重要。您最好还是想一想堂娜·芙洛拉当时的情绪，她忘记了事件发生的顺序，那是很自然的。

        您在1933年10月4日写给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这封信就在我面前——您听见玛蒂尔德临终前在病床上说的话。既然现在您肯定说从来没进过她的卧室，您怎么会听见呢？

        我不需要直接听到，是她家里人当场对我说的。请您记住，当时还没有掀起反对我的阴谋活动，我在那个家里还是受人尊敬、受人信任的。

        1933年10月19日，法官出于特殊照顾，同意玛蒂尔德好友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在家里作证。她在谈到那天晚上的情况时说：

        他们跑来叫我们，我们都准备好了。可是，爸爸想等天气好一些再走，街上雨水很大，他怕把车冲走。洪水一直不退，我故意吓唬他说我要走着去，这才说服了他。结果没出任何事，我们就到了。

        已经是1点多了，她家里灯火通明，像过节一样。我边哭边向玛蒂尔德的房间跑去，只见东西都搬出去了，只剩下她那张床和躺在床上的她。她身穿一件乳白色的衣服。因为肩太宽，她从来没穿过。脸上蒙了一块针织薄纱，就像一位待嫁的新娘。

        女仆们在厨房煮咖啡，洗干净从“拉法玛”商店的货架上取来的杯子和碗。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里边出来进去，走到我跟前，紧紧拥抱住我，含着眼泪对我说：“您去看过她了，阿丽西娅？去吧，最后再看她一眼吧。刚才我说了句笑话，她似乎还能笑一笑。”

        法官没再提出更多的问题，证人表示想再补充一些情况，她说：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时常劝玛蒂尔德阅读他的藏书，有时候，也把书借给我看。经过爸爸的解释，现在我能读懂这些书了，都是些败坏道德、破坏宗教信仰的书。

        玛蒂尔德临死前几天，他交给她一本这类的书，是打字稿。据他说，他是用打字稿的方式保存这本书，因为罗马教皇禁止这本书流传，“僧侣们”在追查这本书。一天下午，我去看望玛蒂尔德。卡斯塔涅达也在场，他问玛蒂尔德：“那本书，你看了吗？借给阿丽西娅看看。”玛蒂尔德把书借给了我，我把书带回家里，上帝保佑，到今天我还没看。

        守灵的那天夜晚，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谈话中，他想起了这本书，对我说：“看看那本书吧，阿丽西娅，可别忘了还我。您一定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看。”现在，根据我爸爸的意见，我把书交给您，法官先生。爸爸说，这本在法国写的书净讲些伤风败俗的事，充满淫秽不堪的语言和插图，对我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作证时，证人的父亲在场。他把上面提到的书交了出来。全书共132页，是单面打字稿，第一页上的标题是《加米阿尼》，封面上对书的内容没做任何介绍，但是，标了另外一个题目《圣塔·阿盖达的磨难及圣地亚哥·阿尔古埃约的其他诗作》。

        法官和负责记录的秘书不必具有什么专业知识也能看出这本书是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原作《加米阿尼》的西班牙文译本，只是翻译得很随便。）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最后一次乘车外出是去找扎花人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此人未婚，40岁，读者从意大利碑石商人佛朗哥·塞鲁蒂的嘴里得知他的手艺和外貌很招人喜欢。罗德米罗住在圣费利佩区，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里面种满了南美杉、马蹄莲、百合以及各种花卉，专门用来制作出殡用的花圈和花束。他还经营搭灵台和出租椅子的生意。

        在1933年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中，扎花人是这样说的：

        当问及关于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守灵的事，证人就记忆所及做了如下的回答：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深更半夜把我叫醒。他对我讲了孔特雷拉斯家发生的可怕的事，要我准备好给玛蒂尔德搭灵台，我还租给他100张折叠椅。我叫醒了那两个和我住在一起帮我在花园里干活儿的小伙子，让他们套上车。把椅子和其他必需的东西运走。

        对这个不幸的事件，我表示很悲痛，可是，卡斯塔涅达博士却抬高嗓门儿，大开玩笑，什么尖刻的话都说了，和悲伤的气氛很不谐调。这种态度很不像话，叫我好生奇怪。我向他指出来后，他又用双关语开了一顿玩笑，很有他这种人的特点。

        来到事主家以后，一切准备停当，单等着从罗萨莱斯殡仪馆抬回棺材了。我朝廊道走过去，卡斯塔涅达博士正在那儿和另外一些人交谈。我想问他灵台上要不要放花束。如果要的话，就让那两个小伙子到我的花园去采。我所以问他，是因为他似乎在那儿发号施令。

        他正和那些人当中的一位名叫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的先生就下葬的时间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所以没有立刻回答我。堂·埃斯特万争辩说，堂·卡门已经同意，葬礼一定要在下午4点举行，在大教堂里念安魂经。这件事他一大早就得找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去谈。堂·卡斯塔涅达坚持要在上午下葬，因为这是堂娜·芙洛拉的意思。

        在场的另外一位先生堂·埃维诺尔·孔特雷拉斯赞成卡斯塔涅达的意见，可堂·埃斯特万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的事很急，又问了他一句关于鲜花的事。他用一种非常古怪的目光瞅了我一眼，真把我吓了一跳。卡斯塔涅达博士的回答是：“花嘛，还是用来给你打扮打扮吧，罗迪。”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周围的人很不高兴。这时候，堂·埃斯特万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要啊，我的朋友，让他们去把花弄来。”

        在这次谈话里，卡斯塔涅达博士还是坚持等棺材从罗萨莱斯殡仪馆一运来，马上就把玛蒂尔德放进去，还得钉上棺材盖，一分钟也别耽误。他说：“堂娜·芙洛拉讨厌外人探头探脑地看她女儿的遗体。我很同意，这么看热闹，纯粹是病态。”

        大约凌晨3点钟，我们趁着雨停了，用几根管形灯照着亮在黑咕隆咚的花园里把能剪的花都剪下来了。我们在事主家的大门前一抱一抱地把花从车上卸下来，花盆、花架子都不够用的。我累得疲惫不堪，就在摆放在走廊里的一排椅子当中找了个座位休息休息。这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来守灵了，他们边喝咖啡边交谈。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当天晚上众口流传的有关卡斯塔涅达博士的流言。有流言说，卡斯塔涅达博士是个可怕的投毒犯，用马钱子碱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他妻子为他的风韵事感到嫉恨。说嫉恨吧，也很有道理，弄得他下不来台。杀死她，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另择新欢。不想半路杀出个玛蒂尔德，所以把她也毒死，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就离开了那块地方。这些人就在靠近玛蒂尔德遗体的地方大谈特谈这种事，而事主家却平平静静的，全然不知罪犯为了满足个人的肉欲不惜杀害人命，想一想，真是可怕。

        当法官向罗德米罗·埃多西亚问及守灵期间一再谈论这些风言风语时有哪些人在场，证人点了阿莱汉德罗·塞盖拉·里瓦斯大夫的名字。1933年10月20日，法官就扎花人罗德米罗证词向里瓦斯大夫提出问题，大夫说：

        可以说，在场的人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不合时宜的举止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人群间串来串去，总想引着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话。尽管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情，我还是走过去劝他克制点儿，他这种态度只会引起主人家的不满。我看他情绪激动，似乎有点儿喝醉酒了的样子，不过，我没闻到酒味儿。

        堂娜·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生重病的时候，我给她看过病。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关于她的死因，有一些传闻，可我只从罗德米罗·埃多西亚口里听到过。他在大街上和邻居们谈过多次。我从来不相信这种流言，因为埃多西亚非常喜欢编造闲话。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病重期间，我也给她看过病。关于她被人杀害一说，我没听见任何人说过，包括埃多西亚本人在内。

        10月20日这天，法官再次传讯罗德米罗·埃多西亚，让他澄清上次的说法，扎花人是这样回答的：

        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在询问证人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此人的一般情况已记录在案）时，提醒他说，作假证是有罪的，如果不说真话，可能对他不利。经过认真查证，在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小姐守灵期间，流言是他散布出来的，要他对流言的来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对此，证人承认的确是他在守灵期间对一些参加守灵的人议论过几天前在商人科斯梅·曼索的商店里听到的某些说法。当时，证人到商店去买几码棉布，要为他家里供奉的复活节耶稣像的神坛做帘子。

        那一次，曼索对他说，卡斯塔涅达是投毒的高手，以毒狗取乐。不过，那只是一种试验，真正干的是杀害人命，借以摆脱他经常卷入的爱情纠葛。所以，他才给自己的妻子吃了马钱子碱。往后，还会给孔特雷拉斯家的人喝毒药。这种事并不奇怪，因为这一家人都在他的名单上。不得到他们家的一个女人，不拿下堂·卡门的钱财，他是不会罢手的。

        据证人说，曼索还告诉他，卡斯塔涅达博士犯罪有他的便利条件。在情场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巫师，这一家的所有女人都落入他淫荡的双手，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她们给投毒者写过信，那可不是写给圣婴耶稣的信。一旦这些信公诸于世，莱昂市的虔诚的女人们都不免会浑身战栗，只要她们多少还相信有所谓的贞洁。

        1933年10月21日，科斯梅·曼索出席作证。作为萨尔梅龙大夫召集的聚会参加者之一，他被传去澄清淫秽的流言，特别是有关信件的事，这对萨尔梅龙大夫来说，难免要大吃一惊。但他没被吓住，还是千方百计地唆使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记事报》上发表那篇引起轰动的报道，几天后，1933年10月25日，该文见诸报端。

        对科斯梅·曼索的矢口否认，法官表面上表示满意，虽然他并不相信。他心里很清楚，曼索是“长舌桌”的一名成员。因此，他并非不知道扎花人罗德米罗收集到的全部流言的总根子就是萨尔梅龙大夫。后来，他又传讯了萨尔梅龙大夫。

        下面是科斯梅·曼索的证词，其中的说法事先曾与萨尔梅龙大夫商量过。

        证人坚决否认罗德米罗·埃多西亚对他的揭发，认为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无端生事，并请法庭传他来当堂对质。他表示要保留向法庭指控对方制造谣言的权利。证人承认，埃多西亚作为顾客曾经到他的店去过几次，但是，和他之间过往不密，不会向他吐露秘密，更不会讲证人不知道的事情，原因是证人为人严肃，靠做生意为生，从不多嘴多舌。

        证人说，他不认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也没有和他接触过，只是通过报纸才知道指控他的罪行。在莱昂，人们多次议论过这件事。同样，证人与孔特雷拉斯家也没有接触，对他们的私生活一无所知，这就是他要说的全部的话。

        上面引用的证词和记录在案的其他证词都一致认为，在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守灵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举止不当。另外，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在1933年10月18日作证时，肯定说被告人要求立即入殓，而且一大早就要下葬。

        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2月1日交代罪行时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请您说一说，您主张一大早就将死者的尸体下葬，而不是照家人的愿望等到下午，而且这样做又与习俗不合，这是为什么？恐怕应该做这样的推测，您企图掩盖罪证，阻止可能会对尸体进行解剖。

        我应该说，贵庭推测错了。首先，这不是我要强加于人，而只是向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提出一条意见，他受堂·卡门的委托承办全部丧事。我担心下午雨会下大，事实果然如此。不必由我向您提供证据说明那天下午莱昂下了倾盆大雨吧？

        您还坚持立即把孔特雷拉斯小姐的遗体入殓。这一点有人可以证明。我应该认为，您这样迫不及待，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防止有人从观察尸体中得出于您不利的结论，把您当成罪犯。

        我不明白，不管尸体在棺材里，还是在棺材外，观察一下尸体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不过，我要重申一句，在这件事上，我也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您刚才引用的罗德米罗·埃多西亚的证词十分明显是充满恶意的。我很奇怪，贵庭居然把这样一个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反复无常的人说的话看得像真事一样。

        罗德米罗走过来问我有关鲜花的事，我反问了他一句：罗萨莱斯殡仪馆的棺材来了没有。他说正在路上，我转过身对堂·埃斯特万说：“最好棺材一到，就马上入殓。”堂·埃斯特万表示同意。在这件事上也好，在举行葬礼的时间问题上也好，我都没有必要提到堂娜·芙洛拉，因为并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因此，法官先生，那天晚上，那是一个悲痛的夜晚，我的一言一行，甚至我只是笑一笑，说一句最清白无辜的话，包括我说下雨了，或者说天儿太热，都被利用来攻击我。

        法庭上挤得满满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热情的追随者发出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法官不得不下令清场。那一天，第一次清场是在被告和证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之间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衣袋里拿出亚麻手绢擦了擦脖子，又摘掉眼镜，擦了擦前额。然后，把椅子推开，沉着地站起来，转身面对旁听席的栏杆，颇有礼貌地点点头，表示感谢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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