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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乱哄哄的一天,净是操心事

        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城里已是万家灯火。聚集在大学楼房附近街道上的人群望见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的汽车从雷科莱克西翁教堂方向开过来,立刻把汽车团团围住,挡住去路,把好奇的目光全部投在那几只磨砂瓶上。费亚约斯法官和他的秘书阿利·瓦内加斯坐在汽车后座儿上,护住瓶子。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汽车停放好,在药学系楼门前下了车。门从里面锁着,在一名国民警卫队员的看守下打开。

        阿利·瓦内加斯留下来,在大学的校工帮助下把瓶子搬下车。这时候,费亚约斯法官不顾人们纷纷提问,甩开大步走进大楼。周围乱哄哄的,谁也没能注意到法官脸上那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化验报告已经在法官手里了。报告上说,经化验,锡壶里的胃液呈阴性反应。尸体解剖一结束,他离开停尸间,马上去到医院院长办公室,给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挂了个电话,向他通报了化验结果,还请他保守秘密(这些,读者已经知道了)。

        开始让法官心神不定的就是这份化验报告,其核心部分是:

        在本报告结尾处所列证人面前揭开锡壶口上的封条,经用预先消毒之量筒测量,内含250毫升胃液,胃液相当清亮,呈酸性反应。

        取出胃液100毫升,并用F·卡路希-舒尔茨方法提取生物碱,结果为阴性。

        继之取出胃液60毫升,用凯塞-布什试剂及大体属中性样品进行马钱子碱检验。化验结果,马钱子碱呈阴性反应。

        其余胃液,予以保存,交付有关司法当局处理。

        晚上10点多钟,化验暂时停止,准备明天继续进行。除了费亚约斯法官在打给达比希雷大夫的电话里表示的忧虑外,又增添了一层新的忧虑。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在阿布萨隆·罗哈斯学士的协助下,对装在每个瓶子里的东西都进行了物理检查。罗哈斯学士还把部分样品拿到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同样是阴性。为此草拟的检查报告中说:

        对下面开列的器官做了切片,以观察其内部状况,并进行了酸性反应试验,结果如下:

        第一只瓶子:右肾。大量充血,有特殊气味,既非苦杏味,亦非阿摩尼亚味。颜色为朱砂红,血为红色。酸性反应。

        第二只瓶子:胃及肠的一部分(十二指肠)。气味特殊,既非苦杏味,亦非阿摩尼亚味。颜色发白;有残留酸液滴落。酸性反应强烈。黏膜几乎全部脱落,蜡质物部分受损,有数处梗状硬物。肠内无物,黏膜亦无,颜色发红,气味特殊,呈强酸性反应。

        第三瓶:心及脾的一部分,大量充血。气味特殊,血液为红色,呈强酸性反应。

        第四瓶:胆囊,气味特殊,颜色独特。血液呈褐色,亦呈强酸性反应。

        第五瓶:肝,大量充血。气味特殊,颜色独特,血液呈褐色,亦呈强酸性反应。

        第六瓶:脑的一部分,微量充血,略有软化;气味特殊,颜色独特。血液呈红色,略呈酸性反应。

        从上述各器官取下适量组织,先经透镜检查,未发现任何显示马钱子碱或其他生物碱存在之结晶。为此使用的是J·柯克帕德里克发明的、并经其学生伊格尔伯格修正的显示技术。

        这一天当中,究竟证明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当天上午费亚约斯法官到莱昂的时候,对事件一无所知。他决定马上去找达比希雷大夫,至今他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假如作为家庭私人医生的达比希雷大夫肯定说危险的确迫在眉睫,本来可以下令采取预防性措施,包括封存正在给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服用的药物。

        但是,堂·卡门猝然死亡,法官听到街谈巷议,没来得及认真思考一下奥蒂斯上尉提出的抓人办法会酿成什么结果,就轻率地采取了行动。眼下,在和奥蒂斯上尉在大学试验室外面的内廊上交谈的时候,他感到恐怕要自食其果了。晚上近9点钟的时候,奥蒂斯上尉前来找他,告诉他总算把卡斯塔涅达关进了第21监狱。

        “胃液里什么也没有。”费亚约斯法官把那张粉红色纸交给奥蒂斯上尉,上面用复写纸写着化验报告,“到现在为止,在内脏里没找到任何东西。”

        “罗哈斯一准是累了。得等到明儿个看啦。”奥蒂斯上尉把那张纸叠成四折,交还给法官。

        “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费亚约斯法官觉得疲惫不堪,用手揉了揉眼睛,“明天要是化验结果还是阴性,这桩案子只能了结了。一定得释放卡斯塔涅达。”

        “你太着急了,事情才刚刚开始嘛。”奥蒂斯上尉把帽子朝后推了推,搔了搔脑袋,“这家伙多嘴多舌,我不能就这么放了他。”

        “光凭多嘴多舌,是不能把人关进监狱的。”费亚约斯法官把化验报告装进衬衣兜里。

        “多嘴多舌,造谣生事。照他那套算盘,这儿的娘儿们,结了婚的、单身儿的,全让他捞到手了。”奥蒂斯上尉摘下帽子,使劲抖了抖,“这是哪路蝎子钻到咱们衬衫里来了。”

        “咱们谈的是证据,可证据越来越没影儿了。”费亚约斯法官用手指摸了摸胡子拉碴的下巴,“就连达比希雷大夫听我念完化验报告,也马上洗刷自己,把责任一股脑推到萨尔梅龙大夫身上。根本不想再过问这件事啦。”

        “萨尔梅龙那个小丑儿也爱造谣生事,”奥蒂斯上尉用帽子拍了拍大腿,“也得把他关起来。”

        “就是嘛。要是光听了萨尔梅龙大夫那几句话,我连根儿指头也不敢动啊。”封闭的院子里吹过一阵风,费亚约斯法官连忙眯缝起眼睛。试剂的那股土腥味儿还紧贴在他鼻孔里。

        “赶明儿个给狗打针。”奥蒂斯上尉检查了一下帽带儿,把帽子又戴到头上,“只要狗死了,那就是内脏里有毒。”

        “这件事是要干。”这时候,费亚约斯法官看见阿利·瓦内加斯从化验室门里把头探出来,就冲他摆了摆手,让他等一会儿,“不过,要是还是没事儿,您和我可就出丑了。”

        “出丑的是那个寡妇,她当着大伙儿的面儿,唱了出戏。”奥蒂斯上尉仰起脖子,系好帽带儿,“她把小辫子递给了人家,在这儿的人更得说道说道她啦。”

        “要是卡斯塔涅达没罪呢?她蛮有理由不让你们把卡斯塔涅达从她家里强行抓走嘛。”费亚约斯法官抓住蛋形象牙门把手,“为这场丑闻担责任的就是您,而不是她。里边儿叫我进去一趟。”

        “我担责任?我干的事可全是为了帮你的忙。哼,瞧这档子漂亮事!”奥蒂斯上尉朝试验室的门奔过去,趁着费亚约斯法官还没来得及关上门,一把把门拽住,“说来说去,即便什么事也没有,至少该把那小子赶回危地马拉去。让乌维科在那边儿收拾他。”

        “那得另说了。不过,我要是决定停止审理这个案子,您可别妨碍我。”费亚约斯法官轻轻地推开门,奥蒂斯上尉只好闪到一边去。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阿利·瓦内加斯陪着费亚约斯法官步行了两个街区,送他回家。在一段路上,几伙好奇心胜的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费亚约斯法官在路上叮嘱秘书一定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迄今为止的化验结果。倘若当天晚上在莱昂出现互相矛盾的猜测,第二天的化验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家里人、街坊四邻挤在饭厅的桌子周围,费亚约斯法官坐在当中,谈起这桩案子,言词十分谨慎。有人说,化验还没有开始,他也小心翼翼地不置可否。

        但是,在场的人更加兴致勃勃地谈起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捕的情况,说,最后警方还是把他从堂娜·芙洛拉以及她女儿手中夺了过去。他们认为,用不着说,胃液和内脏里肯定有毒药。费亚约斯法官每要吃一口饭,两眼都死死地盯住叉子,对大家这种把握十足的判断,迟迟不表示赞同。理由嘛,上面已经说过了。

        夜深了。费亚约斯法官的妻子在摇篮旁边忙活,摇篮里睡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法官边脱衣服,边想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们是法律系的同窗,先后毕业,只差几个星期。的确,卡斯塔涅达好夸夸其谈,爱散布些桃色新闻,把自己说成是情场上的英雄,身边总围着些女人。法官没有和他断绝来往,只是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尽量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几天前,法官在社交俱乐部的台球室里遇上了卡斯塔涅达,当时着实吃了一惊。法官以为他已经回到危地马拉,不再回来了。现在,法官回忆起参加卡斯塔涅达妻子葬礼的同学不多,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卡斯塔涅达在离开莱昂前曾经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对此表示感谢,夸赞他为人讲义气。

        平时在办公室聊天儿的时候,阿利·瓦内加斯曾经谈起过外界流传的关于卡斯塔涅达和孔特雷拉斯家那几个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用词不堪入耳。当时,卡斯塔涅达的妻子还在世。据说,他让这些娘儿们争风吃醋,他却大享其乐,根本不顾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天早上,他到诊所去找达比希雷大夫的时候,这类传言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他一直不大相信,一则他了解卡斯塔涅达的为人,再则他也知道秘书的嗜好,这家伙除了谈文学以外,专爱传播小道消息,并以此为乐。这些小道消息都是他从台球桌旁和小酒馆里收集来的,一般来说,都是在萨尔梅龙大夫的“长舌桌”上制造出来的。

        法官光穿着条睡裤,仰面躺在床上,不住思索自己眼下的处境。上午,在采取初步措施的时候,他对这桩案子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充满了热情。虽说他既没有从事律师职业的才干,又没有从事司法工作的天赋,可这一天当中,一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心里不免感到十分惬意。

        说到法官这些令人不快的思考,有必要引用一下马诺洛·夸德拉写的一篇通讯,请读者鉴谅,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费亚约斯法官的为人及其年轻时——他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同生于1906年,当时大概是27岁——的向往。这篇通讯的题目是《费亚约斯法官及其他诗人》,刊登在1933年10月14日的《新新闻报》上:

        我们搭乘火车来到雄伟的莱昂市(在更为文明的国家,大约可以省去一半时间),这里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更是鲁文·达里奥的精神摇篮。几天来,发生在这里的引起轰动的事件使公众舆论大为震动,把这座自豪的通都大邑变成全国新闻界的麦加。本报社长加布里·里瓦斯决定抢先录下这些事件,于是派我们来到这里,口袋里比索不多,而要完成的任务却不少。

        我们来到一个诗人的城市,因此远近闻名的卡斯塔涅达案势必牵连到难以数计的诗人,使他们成为本案的主角:从犯人到审理本案的法官、法官的秘书、律师们;在这份名单中还应加进笔者,笔者是记者,更是先锋派诗人,但是却要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完成这次颇为棘手的采访任务。在倒运的时刻,本人曾被斯巴达征为雇佣军,在我自己的古希腊祖国同民族主义的斯巴达奴隶展开激战本人还算聪明,将雇佣军的可怜马具永远挂起。……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本人是新闻战线的一名斗士。

        诗人们,诗人们,祝词里这种称呼屡见不鲜……从犯人的箱子里搜查出的纸头上写着浪漫主义式样的诗。法官秘书阿利·瓦内加斯创作先锋派诗,他给我们念了几首,还说一本诗集即将问世。其父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正准备对犯人提出指控,据说,此人也时常勃发灵感,而且是以莱昂为坚固阵地的现代主义流派的嫡传……本案法官马里亚诺·费亚约斯也是诗人。

        尽管悲惨的事件以急促的“答答”声催促我们——正像当年警察横行无忌的日子里,在哀鸿遍野的塞戈维亚大山深处摩尔斯无线电码召唤我们一样——我们还是想在这几页传单式的纸头中介绍介绍费亚约斯法官。从去年起我们就结识了费亚约斯法官。当时,他作为拳击艺术的爱好者,赞助屡战屡败的莱昂拳击手基德·塔马里斯外出巡回比赛。笔者也爱好拳击,支持的是基德·森特利亚,也就是法官赞助的拳击手的最危险的对手。不过,作为君子,应该承认基德·森特利亚的技艺不及基德·塔马里斯。

        一个悲惨的晚上,在马那瓜的战神体育馆的拳击台上,眼看着基德·塔马里斯就要凑足连续15次无情击倒对手的记录,荣登胜利者的宝座。突然,基德·森特利亚猛然一拳,击中他的头部,将他打倒在铺着帆布的高台上。本来他可以交好运,可我们却看到他砰然倒下,失去知觉。如今,基德·塔马里斯已然神志不清,整天踟蹰在莱昂街头,动辄朝空中发出致命一击,时时保持高度警觉,东躲西闪,进行自卫,白白耗掉狂热的精力。尾随其后的小青年们拼命鼓掌,却很少露出怜悯之情。过去,他前途无量,如今只在冠军牌甘蔗酒的商标上留下英姿勃勃的美好形象。

        失去理智的基德·塔马里斯却成了行吟诗人,他的“曲臂挥拳上击”的六韵步诗表现出纯然的和谐。失去理智的阿尔丰索·科尔特斯被锁在皇家大街的一扇窗子外面的铁栏杆上,恒星的中轴在他脑海里不住地旋转,发出隆隆巨响。利诺·阿尔古埃约(《月亮上的亚麻》的作者)饮酒无度,迷恋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的悲怆的节日,也落得失去理智,他是黄泉下的新娘的诗人,这些新娘从未在人世间生活过,而“只存在于他的温馨的、柔弱的梦中”。他孤苦伶仃,混迹街头,在下等酒馆里独来独往。他的灵魂里闪烁着微弱的烛光,悲剧在那里找到了温暖的藏身之处。近来,他正为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卡斯塔涅达这出戏里头戴苍白的百合花的奥菲莉娅——之死而歌唱。

        然而,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吧。他是以亲切的笔调歌颂欢欣的家庭生活的诗人,喜欢讲述本地的故事,爱恋太平洋沿岸炎热平原的土地以及生自这片土地的东西。他喜欢傲然屹立的火山,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峰峦打破平原的单调景色,正像鲁文·达里奥眼中的火山一样,是“古代的莽汉,神话中的威神”。他还是音乐家、钢琴艺术家、吉他演奏家,无论是彻夜不眠的晚会上,还是在短暂的小夜曲演奏会上,都能一展所长。他熟知吉卜赛人处世标准,能和不拘礼节的吉卜赛人社团大谈荷尔德林或者巴贝·鲁思,既能谈加西亚·洛尔卡,又能谈普里莫·卡内拉以及胡安·塞瓦斯蒂安·巴赫、玛丽娅·格雷维,还有尼采的悲观主义、格雷塔·加尔博的腿有多长……

        在拳击赛的伊卡洛斯——即基德·塔马里斯——被击倒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费亚约斯悄悄地告诉我,毕业后他已经接受了法官的职位,原因是需要应付新婚后的各项开支。单等着那位秘书兼诗人的父亲、法律系主任应允过的法哲学讲师任命下来,再辞去这项职务。

        他勉强任职后短短几个星期内,告到法庭的案件不过是为母鸡吵架、在莱昂郊区为争篱笆动砍刀、在斗鸡场和地下赌场里打架斗殴,有时还有开枪射击、商店里小偷小摸以及某教堂里积钱罐被人砸开。为让大家看到他并不打算放弃真正的爱好,他让人把泰伦提乌斯的一句格言——阿利·瓦内加斯自愿用哥特体为他抄录好——镶嵌起来,挂在办公桌后的法庭墙壁上,并以此作为座右铭:凡属人道的我均感同身受。

        凡经他手办理过的案件,但凡有些用处,他都从中搜罗自己故事里的人物和题材。每逢周末到“索科罗”庄园去,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索科罗”庄园是他父亲的遗产,坐落在绍塞附近的萨帕塔山谷中。庄园只有花销,没的进项,不过,他可借此机会和雇工、乡下人、管事的打交道,从他们那里学习方言土语,正像在塞戈维亚战争中,我向卡利班学土语一样,同时还注意倾听阿里埃尔的满嘴脏话。

        他为他那本短篇小说集选定了个题目,叫《断裂的地平线》,不日即可出版。这和我一样,我那本书叫《与桑地诺在山中周旋》。当法庭无人告状,空寂无聊的时候,或者乘坐那辆破旧的“福特”(为纪念梅特林克,他给车子命名为“青鸟”)下乡巡视的时候,他和秘书经常谈说的题目不是法典,而是书籍和文学爱好。此时,“青鸟”踏上不同的路……我也成为“青鸟”的乘客。

        此人就是审理卡斯塔涅达案的法官,笔者已如实介绍给读者。掸掉帽子上的征尘,把几件可怜的东西寄放在“恰贝利塔”膳宿公寓的房间里,笔者立即直奔法院,开始搜寻消息,并希望马里亚诺·费亚约斯伸出坦诚之手。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公寓的墙壁必须习惯于听取笔者深夜的自言自语以及自来水笔的刷刷声。

        我们会面的时间很短促,他要出去办理案件的一些手续。我和阿利·瓦内加斯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借以消磨时光。但是,尽管情况严重,也挡不住笔者同法官先生开始第一轮交谈……挡不住我们乘坐“当场”帮凶——“青鸟”——享受一次宁静的远行。

        费亚约斯法官感到身体十分疲劳,可就是睡不着觉。听到左邻右舍的公鸡啼叫,他欠起身子,看了看床头桌上的闹钟的夜光针指示的时间。不到1点钟,离天亮还早着呐。他又躺下来。有人叩门,把大门敲得咚咚的响。法官吃了一惊,连忙起来,跑到走廊上,穿好睡衣。孩子也让闹声吵醒了,一个劲儿地哭。妻子在哄孩子。当天晚上,在庄园里干活的那个小伙子睡在门厅里的一张帆床上。小伙子用手电筒照看路,朝法官走过来,递给他一封信。信是刚刚有人丢在门口儿的。法官撕开信封,叫小伙子把手电筒凑近些,好看看信的内容。

        敝人的声誉及职业信用受到威胁。被害者死前,敝人曾从其身上取得胃液,经化验,竟呈阴性反应,因此您必须当机立断,将胃液注射到狗身上,此事迄今尚未进行。据敝人掌握的情况,明日上午将进行此项事关重大的试验。望勿改变。倘若狗因此致死,即证明敝人判断不错,敝人自信如此。反之,敝人愿承担法律制裁。

        望即行动,静候吩咐,此致敬礼!

        又,贵处秘书瓦内加斯学士曾告知挚友罗萨利奥·苏乌卢特兰,胃液尚余90毫升,足够进行敝人请求之试验。望多保重!

        这种过分的举动把费亚约斯法官惹火了,一气之下,恨不得把信撕得粉碎,丢到院子里去。阿利·瓦内加斯更让他生气,明明叮嘱过他,不让他和任何人谈及化验的结果,可他就是不听。不过,法官心里明白,他有责任保存所有与本案有关的文件,并列入档案,即使像这类傲慢无礼的玩意儿,也得如此。

        在档案里我们找到了这封信,钉在卷宗上,另外还有一份萨尔梅龙大夫的材料,上面印着专用笺字样,有他的诊所地址和看病的时间。

        “出什么事啦?”费亚约斯法官的妻子怀抱着还在哭哭啼啼的孩子,走到卧室门口儿。

        “没事儿。”费亚约斯法官把信放进睡衣口袋里,“一个疯子,这个镇上到处都是疯子,深更半夜的给我写了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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