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验室里，经注射，青蛙、狗、猫全部中毒死亡，迹象确凿无疑，公众舆论认定罪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虽说为要求对卡斯塔涅达处以极刑的征集签名运动未能开展起来，但是发表在1933年10月11日马那瓜《新新闻报》上的社论（由该报社长佩德罗·霍阿金·查莫罗·塞拉亚博士署名，题目是《头号公敌》）已经表示出如下意思。

        正如震惊莱昂社会的恶性案件表明的那样，我们首要的、最神圣的单位——家庭——遭到卑劣的、狡狯的侵害，道德的基石遇到挑战，共和国正在经历一个险恶的时期。我们不能仅限于赞赏国民警卫队恪尽职守，及时行动，当科学的巨大进步证实了野蛮罪行时，马上下令迅速逮捕罪犯；还应该毫不含糊地要求立即竖起断头台，以其复仇的巨影洗刷背信弃义和野蛮行为带来的耻辱。

        本报提出上述要求，并非缺乏基督徒之情感，而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公民的呼声。热烙器会使人痛苦，但却必不可少，如果听任恶性肿瘤的脓疮化脓，社会肌体即会满目疮痍，难免要受截肢之苦。

        同在10月11日，费亚约斯法官收到最高法院院长马努埃尔·科尔德罗·雷耶斯博士从马那瓜发来的一份电报（已列入档案）。电报说：

        兹以本高等法院全体法官名义并代表要求依法制裁之民意特命您运用一切现行法律手段毫无顾忌毫不迟疑即对与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暴卒有关事实及其他有关事实进行调查对责任者毫不含糊地给予法律制裁以维护社会安定保护名誉及良善市民之安全凡须司法当局给予合作的要求均会毫不延迟得到满足此致敬礼

        对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及其女儿的愤怒谴责，虽未见诸报端，但也沸沸扬扬。她们不顾试验室化验的结果，仍给在押的卡斯塔涅达送去食物、床单及其他什物。正如读者看到的，奥蒂斯上尉按照国民警卫队司令部的指示，只好将送来的东西全部截留。《新新闻报》在另一篇社论中对此项决定鼓掌欢迎，但却有意回避点出遭遇失败的寄物者的名字。

        堂娜·芙洛拉在1933年10月14日提供的证词中，隐而不露地为罪犯的无辜进行辩护，对她的批评声陡然高涨。多年前，堂娜·芙洛拉新婚不久来到莱昂，从那时起人们对她就抱有反感，这已不是新闻；而那篇证词又在莱昂社交界重新唤起对她的旧恨。

        阿纳塔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虽说名声不佳，索有“长舌桌”教师爷的恶谧，可他一夜之间却成为聪颖机敏的人，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自动赶到事主家，不顾一切地用导管吸出受害者的胃液，此行动受到广泛赞扬。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罪行的证明材料，对他的证词普遍抱有巨大的期望。

        他出庭作证那天是1933年10月28日，当时莱昂市让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报道闹得满城风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费亚约斯法官无法摆脱丑闻的影响，和这位见证人大吵了一场。吵架以后，再加上后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使得这些宝贵材料一直未能同审判官见面。

        不过，这是后话。眼下，萨尔梅龙大夫的信誉正处于巅峰，故而敢向费亚约斯法官进几句忠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对他进行了采访，并以《一位医生的意见》为题发表在1933年10月14日的《记事报》上：

        您认为法官费亚约斯博士在调查中还应该采取其他哪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吗？

        本人不揣冒昧，愿向法官先生提出建议，这丝毫不意味着本人要干预法官先生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本人建议应该立即对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太太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开棺验尸。

        您提出这项建议，有何依据？

        本人依据的事实是：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施动者、一个唯一的主体，他曾经和死去的3个人接近过，这3个人死期不同，但情况、迹象却十分相似。如果认定3人当中最后一个人的死因是有人丧尽天良让他服下伪装成药物的毒药，那末，就值得调查清楚其他两个人是否也是同一种毒药的受害者。

        您刚才指出的两个人中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去世不久。但是，第一位，就是玛尔塔·卡斯塔涅达太太已经下葬几个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可能从她身上找到中毒迹象吗？

        有可能。消化下去的毒药能在受害者的遗体中保存很长时间。发生在1876年法兰西南部的布瓦尔案就是个著名的例子。M·布瓦尔是一位书记员的妻子，一天突然死亡。几年后，有迹象表明书记员怀疑其同事M·佩居谢与妻子有染，因此毒死了M·布瓦尔。1885年开棺验尸，经用J·巴恩斯方法检查内脏，确定是服了马钱子碱。

        您是否认为搅乱尸体的安宁是一种亵渎行为？这一行为是否违背教会的规矩？

        绝对不是。和科学联手的正义应置于虚伪和愚昧之上。法医可以预见行为的结果，法官执掌法律，应该下令付诸实现。

        费亚约斯法官本来已经考虑到开棺验尸，只是为了避免出现新热点，闹得人人注目，满城风雨，他宁肯暂时秘而不宣。化验结束后的那天下午，他把这项决定通知了奥蒂斯上尉，要求他严密监视两座坟墓。接到最高法院院长的电报后，费亚约斯法官回了一封电报，告知对方来电已收悉，同时要求拨给240科尔多瓦的特别款项，用以完成各项工作，开支细目如下：

        法医的两名专业助手：150科尔多瓦

        供给掘墓工的白酒：10科尔多瓦

        酒精及其他消毒剂：10科尔多瓦

        这一次，法官倒没有为萨尔梅龙大夫的劝告感到厌烦，不过这件事难免会引起一场争论，事实上果然发生了争论。一方面是萨尔梅龙大夫的意见，另一方面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本人在监狱里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采访时，竟然提出他也要求对其妻开棺验尸以证明他清白无辜。这两方面的意见迫使法官公布了开棺验尸的决定。

        这一决定发表在他对马诺洛·夸德拉发表的谈话中，《新新闻报》在10月16日公布了这次谈话，作为题为《黑花公主》的报道的一部分。

        在雨天的上午，我们去找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想请他证实一下关于对卡斯塔涅达案中据说是中毒身亡的两名受害者开棺验尸的传闻，当时他显得神色忧郁，寡言少语。

        一个瞎眼女人身穿一件破旧的拿撒勒长袍，站在法院走廊的一根壁柱下（她时常待在那里），嘴里哼着一支小调。蹩脚的律师和好打官司的人都管她叫米塞雷雷。瞎眼女人那张脸已经失去往昔的美丽，奇特的蓝眼睛只余下毫无生气的一团死灰。她把眼睛紧贴在琴弦陈旧、声调喑哑的吉他上。我们问法官这首歌曲的声音是否搅得他心烦意乱，的确歌词拖着一个悲哀的尾巴：“想一想吧，在墓穴深处，你我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他说，没有。不过，绵绵细雨下个不停，雨水从湿漉漉的瓦屋顶上滴落下来，淅淅沥沥地唱着小调，同样以阴郁的情绪紧紧攫住心如铁石的人的灵魂，而法官并非心如铁石之人。此外，他手头上这个案子固然可能会轰动一时，但总归是一个凄惨的案子。细雨、悲歌不绝于耳，马上就要掘开从热恋到殉情（也许是吧）的女子的坟墓……真是啊，在灰蒙蒙的清晨，还会出更多的事吧。

        笔者摆脱开这类思绪，又向他提出问题。他回答说：“事实上，我也打算对玛尔塔·赫雷斯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开棺验尸，为此我已经要求最高法院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大概这个做法不应该使人感到意外，在这类案件中，这样做是非常自然的，绝不是故意激起公众的病态反应。请您相信，我不会允许与此事无关的人在场，不会让开棺验尸变成罗马马戏表演。”

        “在结果到手之前，我不想进行科学的说明。”在回答又一个问题时，他说，“尸体里是否有马钱子碱，经过一段时间，马钱子碱是否还存留在已经安葬的尸体中，这只能由化验室的化验和实验来证明。法庭不发表意见，而是提供证据。”

        马钱子碱。如果能就马钱子碱的起源及其神秘的危害力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广大读者想必会表示感谢。为此，我们来到西方国家学院图书馆。该院院长阿萨里亚斯·h·帕雅伊斯牧师亲自为我们作向导。牧师也是一位诗人，“居住在佛兰德斯的布鲁哈城”，在那里他接受了教士的圣职，在那里他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不断写出诗篇。不过，如今他又生活在古老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即学院的院址——的石墙之内。

        名称源自希腊文stryos——“黑夜的阴影”，是生物碱中的“夜间出游的公主”，即“黑花公主”。她在暗中拥抱住谁，任凭你心脏多么强健，心情多么痛苦，都会使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但是，她也具有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功效，和其同族兄弟酒石酸盐和锑一样，其诱人的蒸气可以去热，可用以制作催吐剂。只要她突发奇想，还能够使人兴奋，因为她善于拨动神经系统的敏感琴弦，正如用无形的手指弹奏琵琶。其家族的其他成员，如鸦片酊和颠茄，也具有同类功效。

        “黑花公主”将其黑色枝杈垂挂于裹尸布上。她是断肠人和悲痛者的慈母，对自杀者的精神给予安慰，对情场复仇给予谅解，她是忌妒的主宰、野心的帮手、仇恨的主子、背信弃义的可敬的母亲、痛苦的母亲……她的名字（提到她的名字不免心怀敬畏）使人想到紫藤、九重葛、洋玉兰、山菜、映山红、勿忘草，但那只是一种误解。在这黑云压城的早晨，暴风雨将无情地击落早出的花冠。花瓣飘落在雾蒙蒙的花园里积满雨水的花坛中。

        “黑花公主”本来隐藏在白花马钱子和马钱子（在菲律宾，在澳洲，都是禁果）的内脏中沉睡。后来，睡梦醒来，才张开不祥的翅膀在世间飞翔。对厌腻、无法摆脱的抑郁以及遭受致命打击的无望激情，她都能成为一剂良药，使人安静下来。她十分殷勤地自愿为公报私仇充当帮凶，为嫌怨报复、复仇雪恨伸出无声之手。

        在热带的春季，白花马钱子开始发芽。黑色钟状花伸出纤细的长长的花萼。一簇簇鲜花悬挂在路边的篱笆上。香气弥漫于空气中，比茉莉花更加醉人，即使从远处嗅到，也会昏昏欲睡。微风起处，花朵纷纷落在地上，不知底细的姑娘们把花拾起来，编成节日的花环，在圣伊格纳修之夜戴在头发上，仿佛要迎接“夜神”及其随从：梦、守夜和黑影。

        她的果实为胭脂红色，肉质丰满，形状、大小好似梨子，不过，和梨子不同，不是甜的。那股苦味令人难以忍受。果核紧紧地缩在果实里面，壳为角质，棕黄色，大小如榛子。

        马钱子树枝叶繁茂，挺拔耸立，浆果悬挂在叶子中间。以尖刺自卫，似乎警告人们果肉内包孕着毒物。外壳为扁圆形。质地坚硬，呈暗灰色。果仁无味，有股酸气，颜色灰暗，遇火加热由黑色变成亮闪闪的白色，味道极苦。

        “黑花公主”悄悄走来，她的出现易为人知，因为受其控制的人胸中积聚一种可怕的憋闷感，他必须发出一声惨厉的呼喊，才能冲破胸中闷气。这声呼喊似乎预示着他身上负载着人世间一切灾难、一切痛苦。

        此时，受害者的身体倒在“黑花公主”的怀抱中不能动转，肌肉僵硬，头朝后仰，面色苍白，话语断断续续。下颌渐渐闭合。受害者四肢同时晃动，越来越剧烈，拼命挣脱开扼住他的无情的臂膀。

        过一会儿，四肢以及身体其他部分抽搐不止。受害者背部僵挺，无力改换姿势，面部肿胀、充血，呼吸短促，时断时续。死神似乎马上莅临。但是，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肉开始松弛下来，头部下垂，身体停止抽搐，不再僵挺，随即出现一个不祥的宁静时刻。“黑花公主”松开胳臂，飘然远去。

        然而，这个缓和的时刻十分短暂，紧接着又来一次比上一次更加剧烈的拥抱。抽搐十分强烈，竟将受害者的身体凭空抬起，离床数寸。症状表现达于极点，牙关紧闭，无法张合。四肢僵挺抽搐，足掌内翻。

        受害者发不出声音，呼吸越来越艰难，心跳失去规律，眼珠直瞪瞪地朝外努着，瞳孔放大，面色死灰。到此极期，一般来说，智力已然失去，受害者不能动转，失去知觉，好似已经长眠。

        不过，第二次发作仍非最后一次，随即出现一次新的宁静时刻，循环恢复正常，受害者恢复知觉，但不能自由行动。同时，一种强烈的干渴感烧得他喉头十分难受，直到出现新的抽搐，一次接着一次，一次比一次剧烈。“黑花公主”抱得更紧了。

        受害者十分敏感，一点微小的声音，一次稍稍触碰立即会引起痉挛。最后，受害者开始弥留之际的徒劳挣扎，企图挣脱“黑花公主”的拥抱。比起其他死亡，挣扎的时间很短。“黑花公主”告退了，将一束黑花丢在死者的胸上。她的阴影无情地罩落下来。

        本人向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宣读了关于“黑花公主”的笔记。笔记记在记事簿上，只差在办公室里加以补充整理。他听我念笔记，一语不发，神色阴郁。雨还在下，哼着不祥的小调。歌声已然停了下来。我离开那里，穿过走廊的时候，瞎眼女人米塞雷雷躺在壁柱脚下睡着了，怀里抱着那只匣子，里面装着琴弦陈旧、声调喑哑的吉他。

        先是有人提出开棺验尸的意见，后来费亚约斯法官又证实了这一点。这下子，在报纸上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首先发难，在1933年10月17日的《中美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许亵渎神明》的文章。

        的义子——的名字，他自吹自擂自己是处理那桩引起莱昂举市悲痛的案件的专家，擅自决定应该如何调查此案，即使牺牲教民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神父的告诫也在所不惜。

        够了，卷入本案的外国罪犯出于对社会的尊重，出于对慨然向他提供住处的家庭的尊重，本来可以缄口不言，可他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然表示按照上帝的意旨与他缔结良缘的温柔大度的妻子的尸体应该受到亵渎。这实在太少见了。他说，这样做可以证明他清白无辜。唉，上帝啊，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我们还要听到些什么东西呀！

        不，这还不够。本人在《新新闻报》上又读到费亚约斯博士向一个以把圣母马利亚的祈祷变成嘲弄为乐事的耍笔杆子的家伙发表斩钉截铁的言论。他肯定说，他将以权威人士的身份做出裁决，下令开棺验尸。本人看了以后，简直惊得目瞪口呆。

        他说，您别想看一出罗马马戏表演，似乎这样说说就行了。干一件野蛮的事，根本不需要证人；干一件亵渎神明的事，只要有上帝那位唯一的证人看见就够了。只要上帝谴责这种行为，就足以使行为者变得不齿于人类。

        要是法官先生在良心深处做一次悔罪的表示，收回成命，现在还来得及。否则，我们应该把他看成是共济会和叛教者的盟友，难道这就是他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珍贵的本领？请法官回答，以便我们知道该如何行动。

        正当神父这篇大作四处传开时，1933年10月17日中午，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在皇家大街的诊所里提供了证词。费亚约斯法官没有想到老大夫会很快加入报纸上争论；更没有想到老大夫在回答提问时，从一开始就闭口不言，言辞闪烁，有意避开他直接了解到的事实，而费亚约斯法官明明知道他和那些事实的关系。

        虽说那条狗经注射胃液后很快死去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学生言之有理，达比希雷大夫并不会因此改变他在堂·卡门·孔特雷拉斯逝世那天下午两个人不欢而散时所持的立场，这一点在他的证词中反映出来了。相反，他打算进一步加强对抗。

        只要读一读达比希雷大夫撰写的那篇题为《探寻科学真理》的文章，就不难看出他的意图。这篇文章发表在10月19日的《中美洲人报》上。在他向费亚约斯法官作证时，已经将文章交给报社付排了，只是他隐瞒了这件事。

        情绪激动往往坏事，笔者希望保持冷静的头脑，让科学真理放出异彩。为此，愿表述若干观点，但愿有助于法庭秉公执法。

        近日在药学系化验室进行了毒物学试验，其结果公布后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然而本人认为事情从一开始就走进误区。以动物做试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方法。源于1863年，在现代毒物学教科书中已经取消了这种方法，只要大家留意读一读F·莫罗和S·阿尔诺的书就可以很容易地证实这一点。我只想举出毒物学领域中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他们都是博尔多犯罪学高级研究学院的教授。

        这类试验可能导致极大的错误。事情开始得很轻率，在本案中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人如此态度傲慢，竟然忘记在人死后，立即会在尸体中形成一种名叫“尸碱”的毒性物质。其他人或动物注射了尸碱，会发生中毒，同样表现为痉挛。

        此外，尸碱具有植物性生物碱的共同的化学性能，这种情况足以使某些缺乏这类知识的人搞得大错特错。因此，在调查方法中，不应该过于看重用动物进行的生理学试验得出的结果。否则，可能会犯下令人痛心的错误。比如，1886年加尔文将军死于罗马一案。当时，专家们将一种简单的尸碱误认为是飞燕草碱，由此错误地将此事定性为政治阴谋。或者发生在1893年蒙特劳犯罪案。当时，化学分析将吗啡和尸碱混为一谈，无辜的德洛里斯为其情人——一个叫什么莫罗的夫人——之死付出代价，死在绞刑架上。

        在上述两案中，经注射的狗都死了。注射液系用从死者的脏器中提出的物质配制而成的，据说从脏器中找到某些毒物，其实不过是尸碱而已。然而，在本案中，情况更加严重，用来给动物进行注射的液体，经事先分析，结果是可疑的、互相矛盾的。

        还有。即使在本人提到的现代科学已摒弃不用的老方法中，也有一些步骤在本案中未曾采取。众所周知，马钱子碱仅对延髓的灰色物质及脊髓起作用，而藜芦硷，比如说，仅作用于肌肉，绝不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因此，无论如何，对动物的注射液应该取自脑部，而不能从切下的器官的普通浸液中获取。有人肯定堂·卡门·孔特雷拉斯以及注射过的动物死于马钱子碱中毒，究竟有什么科学根据？

        现在，笔者想谈一谈在堂·卡门去世前几分钟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从他身上提出的胃液的化验问题。我要提醒我的同行，看起来他是忘掉了，马钱子碱会导致牙关紧闭。换言之，下颌收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将导管伸入病人口内，除非敲碎患者的牙齿，我过去的学生，极其受人尊敬的学生远没有这样做。

        本人这里有阿布萨隆·罗哈斯学士的很好的意见，我认为他的行动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根本无意损害他的专业威信。但是，应该记住，在莱昂，我们还没有一座有足够装备的化验室，也没有必不可少的仪器和工具，这不是罗哈斯学士怎么不好，而是表明我国的科学落后。

        下面，笔者最后就已经宣布的对卡斯塔涅达夫人和孔特雷拉斯小姐开棺验尸一事说几句话。医学史通过著名的药物学家洛特雷阿蒙之口举出了一个宝贵的例子，应该考虑到这个例子，以免犯下天大的错误。这就是1896年在巴伐利亚审理的一个案件。有人指控兽医F·J·施特劳斯为争夺家庭遗产用马钱子碱毒死了亲妹妹。在受害者死后4个月，开棺验尸，药物化学家科尔进行了分析，据说，找到了马钱子碱。但是，布鲁姆和比登科甫教授提出疑义。为了证明化验不准确，他们决定用马钱子碱毒杀17条狗。狗被埋掉后，过了8个月，又从地下挖出来，对遗骨进行化验，没有一条狗身上有马钱子碱的化学反应。这还是用纯马钱子碱下毒呐！不过，对那位兽医来说，为时已晚，他的头早已被铡刀铡掉了。

        因此，费亚约斯法官应该认真思索一下这个教训深刻的例子，避免挑起在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如果听任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建议，势必会后悔莫及，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那些人以科学为借口，企图助长好莱坞制造的丑剧的轰动效应，不幸的是他们很喜欢搞这一套。

        文章发表的那天晚上，科斯梅·曼索向聚集在普里奥酒家“长舌桌”上的座上客们高声朗读了这篇文章。

        “看啊，他是怎么落款儿的：‘曾驻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美国费城医学会荣誉会员。连任三届莱昂医生资格鉴定会会长’。”科斯梅·曼索模仿着达比希雷大夫的法国口音。

        “把盛装照片也登出来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从曼索手里夺过报纸，把报纸又递给萨尔梅龙大夫，“这台显微镜八成是运进尼加拉瓜的第一台显微镜吧。”

        萨尔梅龙大夫摊开报纸，把脑袋凑上去，用红色铅笔画出了文章中最让他不是滋味的那几段。

        “在《记事报》上回他一篇。”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做出写文章的架势，在手掌上狠狠地划了几笔。

        “干吗用大炮打蚊子啊？”科斯梅·曼索坐在椅子上焦急地摇晃着，“现在要干的是一下子揭开便盆盖子。这才能让那个老骗子冒火呢。他能点出圣墓会那帮人干的一大堆事，只是没有干出‘奇迹’。”

        “报道已经写好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看了萨尔梅龙大夫一眼，征求他的同意，“您一发话，我就抛出去。”

        “分两步走，分两步走。”萨尔梅龙大夫小心地把报纸叠好，放进口袋里，“首先由我来回答。最能让老家伙烦心的还是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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