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也不平静。在那里，种族、经济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大地主是新教徒，而且许多是不在当地的英国人。爱尔兰的土地制度总是比英国更糟糕，爱尔兰地主拒绝实施在英国地产上惯常做出的任何改进，甚至在穷困的佃农自己做出一些改进时收取更高的租金。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一样，人口迅速增长，到1830年可能达到七百五十万，在没有工业的情况下，对于高额地租的农业而言过于庞大；本指望在1800年爱英同盟成立之后就可以发展工业的。

        爱尔兰人反感这个本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同盟，有其正当的理由。天主教的解放，曾被认为会随着同盟的建立而发生，却遭到拒绝。如果说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是不称职的，那么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被证明更是如此，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解令人绝望的经济形势，甚至在1822年严重的饥荒之前，农民就已经陷入几乎难以置信的贫困状态，这也是大多数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的原因。对于这些，镇压是采用的唯一政策。议会的表现很像一个正在治疗危重病人的医生，拒绝考虑疾病，而只是当他神志昏迷时敲击他的头部。即使爱尔兰改革者，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宗教问题上。

        格拉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伦敦当一名议员将无所作为，于1820年离世。爱尔兰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在爱尔兰，没有中产阶级在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的受压迫农民与新教徒地主之间居间缓冲，新教徒地主以驱逐为威胁控制着他们的投票，这是一种几乎无所不能的威胁，正如当时英国的济贫法一样恶劣，因为爱尔兰农民如果丢掉了自己的一点土地，便没有一丁点儿防赤贫和饥饿的保障。在饥荒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允许爱尔兰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天主教徒解禁法案》本可以在下议院通过数次，但总是在上议院受阻。在爱尔兰，奥康奈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天主教协会，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他对爱尔兰饥民提供的药方是混合着激进主义、经济、宗教的大杂烩，并于1828年在克莱尔郡为自己赢得议会选举，击败了在全国最有声望的地主之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奥康奈尔已经成为爱尔兰人公认的领袖，他赢得了席位，却因天主教徒身份而不被允许就职。爱尔兰爆发了愤怒的火焰，这个问题蓄积已久，现在威胁到爆发内战。

        威灵顿公爵作为首相，像最近几任首脑一样，一直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禁法案》，现在认识到，这样一部法案必须通过以避免革命或内战。1829年该法案不顾乔治四世、牛津大学和几乎所有怒不可遏的托利党分子的意愿在议会过关。尽管该法案获得通过，英国人几乎没有显示出宽宏大量来贯彻它，就如他们对待成功叛乱的北美殖民地那样。然而，一系列重要的后果随之产生：被要求重新当选的奥康奈尔，能够在议会中把一帮爱尔兰议员聚集在自己周围，他们将来会经常在英国政党之间维持权力的平衡；而威灵顿的托利党政府不得不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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