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去世了，与她一起逝去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如果在近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人们在服饰和其他小节上回归那个时代，这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恢复到不仅看似实在而且遵守规矩的社会的愿望。要起草一份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厚厚的诉状并不难，不过鉴于当下我们这个时代文明的崩溃，那个时期错综的建筑风格、低品味、客厅角落里那些丑陋的装饰柜以及一切惯常的批评，现在看来似乎都微不足道。

        我们现在谈到的维多利亚时期其实有多重含义，都包含在这个既没有伟大的人格魅力也没有杰出智慧的女人的一生中。她使得王权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赢得了尊敬，把帝国粘合在一起，并且，她通过有所为甚至有所不为制止了初期的英国共和主义运动——它将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英国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但是英帝国永远不可能在一个由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各族居民选举出的总统领导之下保持团结统一。变化早在她离世多年之前就开始了，不仅布尔战争贯穿于其母子两代人的统治，而且其他方面的显著转型在时段上也不那么泾渭分明。

        世纪中叶价值观和阶级近乎完全统一的局面，在最后十年间已经开始迅速崩溃。统一性的缺乏和精神领域的变化使得图景显得有些模糊，但我们仍然可以先讲述以下几点，然后再进入世界大战前近乎完全混乱的爱德华时代和乔治时代。

        旧的标准正在迅速过时。我们已经提到过宗教仪式的衰落和从旧的“礼拜日”到新的“周末”的变化，但是旧的束缚无时无处不在松动。神职人员正在失去影响力，角色也在改变。对于不从国教者中有知识和有抱负的年轻人，新的职业选择的大门向他们敞开，此前他们只有进入神职系统才有机。即使对于国教来说，农业的萧条严重削弱了神职人员的经济地位，结果，招募神职人员的社会等级和知识层次的门槛已经改变。设定某些标准的乡村牧师，连同他的配偶和子女，现在其影响力也在减弱。科学、文学和新的社会风俗正在使思想和行为方式迅速地世俗化。星期日、廉价的铁路短途旅游和公共博物馆的开放，这些事物的出现标志着九十年代后期人们生活态度的改变。

        选举权的扩大和各种社会立法也对打破以往的统一性发挥了作用。新的团体和所有阶级都在开始体验权力的滋味，并纷纷脱离常规、开闯新路。旧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处于骚动中，但大战前夕各种运动已经发展到足以预示其彻底崩溃的程度；这一点不仅误导了从不善于理解别人心理的德国，而且是导致冲突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先前的章节已经提到新闻界的开端，到世纪末的那些年间，新闻界有了最重大的变化。哈姆斯沃思家族（hs）成为报业巨头，另外还有早期的投资即1896年发行的《每日邮报》。新闻报道的新形式现在发展起来，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和其他地区，它也有邪恶的方面。它不仅基于一个虽然不算受过教育但粗通文字的新的公众群体，而且基于另外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一是资金支持从订阅量变为广告收入；二是新的公众通过选举权获得了政治权力。事实上，新报业依赖于广告，广告价格依赖于发行量，这使得发行量成为积聚大资产和报业利润的重中之重。最低的心理共同点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情感，说“好恶”更贴切。战争会极大地增加发行量，它带来的后果是黄色报刊（yellowpress）无处不在的风气，通常也助长了国家间的恶感。还有一些好的报纸保持着高品位的传统，但是，旨在迎合新获得选举权阶级的一群强大报刊的兴起，似乎成为导致20世纪新的粗野愚蛮的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宣传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它从黄色新闻中汲取了巨大的动力。许多国家的独裁者们在和平年代玩弄仇视少数族裔和外国人的把戏，就是师从于几十年前的那些报业大亨。

        虽然读写能力有了保证，但若民众接受不到真正的教育，这种能力就仅仅意味着交到不负责任的人手上的危险武器。后来这种武器库里又多出了电影和收音机，它们更适合于以情动人，甚至宣传的受害者可以目不识丁。而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早先时期，教育在与真正的民主和世界和平的竞赛中逐步落败。诚然，由于学校教育和免费图书馆体系的改善，“读书”的机会日益增加，但是还不够。

        人类不能支配自己和与同类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除非他们具有妥协、公平、责任感等英国人本能的传统品质。我们正在进入的时期显著缺乏的就是最后一种品质。

        文学界也是新风劲吹。吉卜林依然是最多产的作家，但是在九十年代，托马斯·哈代、史蒂文森和梅瑞狄斯都发表了他们的最后名著。“畅销书”大量发行以满足新的公众需求，如玛丽·科雷利和霍尔·凯恩的作品。但是新作家难成大家，通常不能天才地反映出时代更龌龊的一面。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市场上对贸易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需求量很大，韦布夫妇（ebbs）在这些年写出了关于“工联主义和工业民主”的丰碑式的且至今仍然最具权威性的研究作品。

        建立公立图书馆具有美国的影子，苏格兰裔美国人安德鲁·卡耐基是这项运动的领军人物。对艺术的兴趣正在复苏，伦敦最重要的博物馆如国家肖像美术馆、泰特美术馆、华莱士典藏博物馆等的兴建，都要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还有其他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在这一时期修建或大大扩建或增加，比如国家画廊、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以及许多地方城市里的机构。

        出版商的数据表明，发行量增加最多的是诗歌和戏剧领域的图书，但是在诗歌领域，这只能表明大众的口味而不是诗歌的发展。这时的诗歌跟小说一样，很少有能够与早先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相比的。戏剧的境况则要好得多。皮尼罗和阿瑟·琼斯的戏剧热演之时，已经出版了十部戏剧的萧伯纳还没有一部被搬上舞台。可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萧伯纳的作品这一事实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国音乐的复兴体现在作曲和公众的趣味上。在众多的年轻作曲家中，爱德华·埃尔加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的《杰龙修斯之梦》创作于南非战争期间，当时年事已高的女王还在世，该作品表现了当时社会运行着的多种相互冲突的潮流，这些潮流在爱德华统治时期变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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