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书店时，迟到了将近四十五分钟。父亲一见到我，皱起眉头，满脸责备地看着时钟。

        “现在都几点啦？你们明知道我要去圣谷格镇拜访客户，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店里。”

        “费尔明呢？他还没回来吗？”

        父亲没好气地摇摇头，他发脾气的时候都是这样。

        “对了，有一封寄给你的信，我放在收款机旁边。”

        “爸，对不起！不过……”

        他脸上那个表情，显然是要我不必再费心找借口了。接着，他穿上风衣，戴上帽子，没说再见就出了门。我知道他的个性，他的怒气大概还没到车站就全消了。让我最纳闷的是，费尔明居然还没回来！我明明在圣菲力普聂利广场旁看到他一身神父的装扮，等着努丽亚出门，打算跟踪她。我对这项行动计划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我想，假如努丽亚真的出了门，费尔明顶多只能跟踪她到附近的药店或面包店吧。我走到收款机旁，看了看父亲提到的那封信。长方形的白色信封就像一块墓碑，封口标示的寄件单位，让我无精打采地过了一整天——

        “哈利路亚！”我轻声低语着。

        我不需要拆开信封就知道内容，即使如此，我还是拆了，好让自己死了这条心。信件非常简短，只有两段文字，措辞严谨，标准的军方公函风格。信中宣布，我，达涅尔·森贝雷，两个月后将荣幸地执行西班牙青年最神圣的任务：穿着绣着军徽的制服捍卫祖国。我相信，费尔明一定会从《犹太共济会兴亡史》中找出适当的句子来消遣我一番。两个月。八周。六十天。我还能把时间换算成秒，算出一长串的数字。我还有五百一十八万四千秒的逍遥岁月。这段时间，按照父亲的说法，或许费德里科先生都可以做出一辆福斯汽车了，或者帮我做一块完整标示数字的自动手表。或许有人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不会失去贝亚。此刻店门的铃铛响起，我以为是费尔明终于结束他的侦探任务回来了。

        “王子亲自守着城堡啊！不过，怎么一张脸跟茄子一样啊？打起精神来，小鬼，你看起来像个木偶似的！”古斯塔沃·巴塞罗先生说道，一边脱下驼毛大衣，接着放下那支他根本用不上的象牙拐杖，双眼炯炯有神。“达涅尔，你父亲不在啊？”

        “很抱歉，古斯塔沃先生，他出去拜访客户了，至于回来的时间，我想恐怕要到……”

        “太好了！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别让他听见最好。”

        他对我眨眨眼，然后脱下手套，在店内张望了一下。

        “我们的伙伴费尔明呢？出去啦？”

        “出去执行任务后就不见了。”

        “我想，他目前正在运用他的聪明智慧调查卡拉斯奇案吧！”

        “他非常尽心尽力。我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一身神父装扮，到处替人祝祷画十字。”

        “这样啊……我错怪他了，算我多嘴了。”

        “我看您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不过，也算是啦！”

        “您要跟我说什么，古斯塔沃先生？”

        这位书店业界的名人温柔地对我微笑着。他平日惯有的不可一世和高傲神情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一脸的严肃，忧心忡忡的样子。

        “今天早上，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曼努埃尔·古迪雷斯·冯塞卡的人，他今年五十九岁，老光棍一个，打从一九二四年就在巴塞罗那市立殡仪馆服务。整整三十年都在阴曹地府做事。这话是他自己说的。曼努埃尔先生是个老派绅士，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而且热心助人。他从十五年前就住在塞尼萨街一间租来的小套房，养了十二只学会哼唱送葬歌曲的鹦鹉。他拥有黎塞欧歌剧院的季票，偏爱威尔第和唐尼采蒂的作品。他告诉我，那份工作最重要的是按照规则做事。建立规则好办事，尤其是碰到棘手状况时，才不会茫然失措。十五年前，曼努埃尔先生打开警方送来的帆布袋，发现里面装的尸体竟是他童年最要好的玩伴。被肢解的部分则装在另一个袋子里。曼努埃尔先生藏起个人情绪，依旧照规定处理尸体。”

        “您要不要喝杯咖啡，古斯塔沃先生？您的脸色有点苍白。”

        “那就麻烦你了。”

        我到茶水间泡了杯热咖啡，加了八颗方糖。端上来之后，他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好点儿了吗？”

        “好多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胡利安·卡拉斯的遗体尸检完送到殡仪馆那天，正好是曼努埃尔先生当班，当时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当然啦，曼努埃尔先生已经不记得名字了，但是，这只要塞点钱请他查档案资料就行了，就当是给他的退休金。一查之后，他马上就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立刻点头如捣蒜。

        “曼努埃尔先生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因为他说那天是极少数不照规矩行事的特殊案例。警方宣称，天亮前不久在拉巴尔区的巷子发现这具尸体。不过，送进殡仪馆的时候都已经快要中午了。他们在尸体上找到一本书和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胡利安·富尔杜尼·卡拉斯，一九〇〇年生于巴塞罗那。护照上盖有法、西边境海关的戳印，日期显示卡拉斯是一个月前入境的。至于死者的致命伤，显然是遭到枪击。曼努埃尔先生不是法医，但是他在殡仪馆工作已久，经验丰富。据他分析，正中心脏部位那一枪，应该是近距离射击。他们根据护照上的联络方式找到富尔杜尼先生，也就是卡拉斯的父亲，他那天晚上就去认尸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和努丽亚·蒙佛特的说法一致！”

        巴塞罗点点头。

        “的确是这样。不过，努丽亚没告诉你的是，我的朋友曼努埃尔先生觉得警方处理此案的态度很随便，因此，他在死者口袋里找到那本书之后，决定采取主动，当天下午在等候富尔杜尼先生来认尸的空当，他就打电话到出版社，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可是努丽亚告诉我，殡仪馆的员工是三天后打电话到出版社的，那时候尸体已经埋葬了。”

        “根据曼努埃尔先生的说法，他在尸体送进去的当天就打了电话。他说接电话的是位小姐，很客气地谢谢他打来。曼努埃尔先生记得，这位小姐的反应颇不寻常，让他有点讶异。照他的说法是：‘听她的语气，好像她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富尔杜尼先生呢？他真的不愿意指认儿子吗？”

        “这是我觉得最离奇的地方。曼努埃尔先生说，那天下午来了个体格瘦小的老先生，不停颤抖着，身边有两位警察陪同。那就是富尔杜尼先生。据他说，人们来指认亲人的尸体那一刻，是他始终无法适应的部分。曼努埃尔说，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那种场面，更糟糕的是，如果死者年纪轻轻，来认尸的是父母或新婚不久的配偶，尤其令人心酸。曼努埃尔对那天的富尔杜尼先生记忆犹新。他说，富尔杜尼到了太平间，几乎要昏过去，他哭得非常伤心，必须由两位警察搀扶才站得住。他不断呻吟着：‘他们究竟把我儿子怎么了？’”

        “他后来看到尸体了吗？”

        “曼努埃尔先生告诉我，他一度想建议警方，干脆省了这个步骤。就这么一次，他在内心质疑了那些规定的适当性。尸体送进去的时候，状况非常糟，死亡时间并非警方宣称的当天凌晨，其实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曼努埃尔很担心，就怕老先生看到尸体会心碎。富尔杜尼不停喃喃自语：不可能的，他的胡利安不可能会死的……这时候，曼努埃尔心一横，掀开了覆盖尸体的裹尸布，接着，两位警察很郑重地问了富尔杜尼先生，死者是不是他的儿子胡利安。”

        “然后呢？”

        “富尔杜尼愣住了，他不发一语地盯着尸体看了将近一分钟。然后，他掉头就走了。”

        “走了？”

        “没错，火速离开。”

        “警察呢？他们没拦他吗？他是去认尸的呀，不是吗？”

        巴塞罗故弄玄虚地笑着。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曼努埃尔先生记得，当时还有另一个警察在场，他是在另外两位警察陪同富尔杜尼认尸的时候悄悄进来的，他靠着墙壁，嘴上叼着烟，在一旁默默观看整个过程。曼努埃尔先生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告诉这位警察，殡仪馆规定不准抽烟，没想到另一位警察却示意要他住嘴。根据曼努埃尔的说法，富尔杜尼一走，那位抽烟的警察立刻上前去看了尸体，还在死者脸上吐口水。接着他拿走那本护照，下令将尸体送到蒙锥克，那个凌晨就下葬无名冢。”

        “这实在没道理啊！”

        “曼努埃尔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特别是因为这一切都不符合规定。‘我们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谁！’他这样说道。三名警察都没说话。曼努埃尔气愤地斥责他们：‘各位到底是隐瞒了什么？这具尸体显然已经死亡超过一天了……’曼努埃尔一来是坚持原则，二来也宣示自己并不是笨蛋。根据他的说法，他讲完那段话之后，抽烟的警察走近他身旁，狠狠瞪着他，问他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曼努埃尔告诉我，他当时吓坏了。那个警察的眼神凶狠而疯狂，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他低声解释自己只是照规矩做事，既然死者身份不明，不能就这样下葬了。‘这个人的身份，我说了算！’那名警察这样驳斥他。于是他拿出证明文件，签了名，案子就这样结了。曼努埃尔说，他终生难忘那个签名，因为经过内战时期，甚至到了多年以后，他依然会在许多不知来自何处、无人指认的无名尸的证明文件上看到自己的签名……”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傅梅洛警官……”

        “警界的骄傲与堡垒！达涅尔，你知道这整件事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打从一开始就被打垮了。”

        巴塞罗拿起帽子和拐杖，走到门口，低声否认道：“不，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刚要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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