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在谈话中几乎不谈利益、宗教和道德。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人。”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默然让茶，余即退出。

        有一天，前去拜访同为张之洞幕僚的汪某，他对我说：“你所说的话都是从是非上出发，所以不能打动张之洞大人。张大人的为人只知道趋利避害而不知道大是大非，你想让自己的话有效，必须从利害上分析，才能打动他。”后来有人把这句话传到张之洞耳中，张之洞大怒，立刻把我叫过去，说：“是谁对你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呢？假如我只知道趋利避害，试问我能开创这么大的事业吗？所谓利体现在哪里呢？我所讲追求的是公利，并非私利。私利当然不能追求，但是公利却不能不追求啊。”我回答说：“从前孔子很少说利，但是孔子仅仅说的是私利的利吗？”张之洞又多方争辩，非要按实公利私利的分别，说公利必须得讲。最后我说：“《大学》中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虽然小人能够发展国家而增长财物，岂难道指的就不是公利吗？”于是张之洞默然不说话，我当时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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