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就搬到了公共草坪的北边。我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因为亨利要我马上就过来。我花五镑钱叫了辆运货汽车，把书和衣服运过去。我住进了客房，亨利把一间堆放废旧杂物的屋子收拾成了书房，楼上有一个卫生间。亨利搬进了同他们卧室相连的更衣室，他同萨拉一起住过的那间有一对单人床的卧室留给从未来过的客人住。几天以后，我开始明白亨利说的那句房子从来也不是空荡荡的话的意思了。我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到关门，然后便回去等亨利。通常我们一块儿出去，在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小酌几杯。有一次，亨利到伯恩茅斯去开会，几天不在家。我找了个姑娘，带她回来，但是没用。我马上就知道了：自己不能人道。为了不伤她的感情，我告诉她说：我答应过一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绝不同别人做这件事情。她很温柔，对此表示谅解——妓女们十分尊重感情。这回我心里一直没有出现过报复的念头，而只是为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曾如此享受其乐趣的某件事情而感到哀伤。过后我做梦梦见了萨拉。在南边我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里，我们又成了情人，但最后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一回，梦见她这件事并未让我感到伤心。我们两人很快乐，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几天后，我拉开卧室里一个柜子的门，发现了一堆旧时的儿童读物。亨利一定已为帕基斯的儿子洗劫过这个柜子。里面有几本安德鲁·朗格写的包着彩色封皮的童话书，有许多贝娅特丽克丝·波特的书——《新森林的孩子们》《北极的黑脸娃娃》等等，还有一两本比较老的书，有斯科特船长的《最后的远征》和托马斯·胡德的诗集，后者套着学校里用的那种皮书套，上面贴了张标签，标签上写着：此书奖给萨拉·伯特伦，以表彰她优异的代数成绩。代数！人的变化是多么大啊！

        那晚我无法工作。我抱着那些书躺在地板上，试图在萨拉生活中的那些空白处至少追踪到几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时候一个情人会很想兼做父亲和兄弟：他会对自己没能分享的那些岁月感到嫉妒。《北极的黑脸娃娃》很可能是萨拉藏书中最早的一本，因为书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布满了用彩色粉笔作的毫无目的的、破坏性的涂鸦。在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一本书里，萨拉用铅笔拼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中的一个大写字母写错了，结果SARAh（萨拉）看上去成了SAЯAh。在《新森林的孩子们》一书里，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萨拉·伯特伦她的书。不经允许，不能借出。偷窃此书，后果严重。”这些印记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留下的，它们就像冬日里人们看到的鸟儿留下的爪痕一样缺少个性特征。我把书合上时，它们就像流水般逝去的时间一样，立刻失去了踪迹。

        我怀疑胡德的诗她到底有没有读过，因为书页就像女校长或者哪位尊贵的访客把书交给她时一样洁净。就在我要把书放回柜子里的时候，一张印刷品掉到了地上——很可能是哪个颁奖仪式的节目单，上面用我能认出来的书体（就连我们的书体都是早早成了形的，这张纸上的字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陈腐的涡卷形状）写着一句话：“真是废话。”我可以想象到女校长在家长们恭敬的掌声中走回自己的座位时，萨拉写下了这句话，并且亮给自己的邻座看。不知为什么，看到这句含着不耐烦、不理解以及过分的自信的女学童的话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另外一句话：“我是个冒牌货、骗子。”此处，在我的手掌下面，洋溢着一派天真。然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她对自己所抱的却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冒牌货、骗子——这是不是我发怒时用来形容她的词呢？她总是把我的批评记在心上，而唯有我的赞扬会像雪花一样从她那里滑落。

        我把纸片翻转过来，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天的节目安排：王家音乐学院邓肯小姐演奏韩德尔的《水上音乐》；比阿特丽斯·柯林斯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我像云儿一样独自飘荡》；学校合唱团演唱《图德·艾尔》；玛丽·皮皮特小提琴独奏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二十年前那个悠长的夏日午后将它的影子向我伸展过来，我痛恨那改变我们，把我们弄糟的生活。我想：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坐下来工作时，是那样的激动，雄心勃勃，充满了希望。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快乐。我把纸片放回那本没有读过的书里，把书塞到柜子最里面，放在《北极的黑脸娃娃》和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书下面。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很快乐，我们之间只隔着十岁的年龄和几个郡的距离。后来我们将会相遇，而这种相遇除了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外，并无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我又捡起斯科特的那本《最后的远征》。

        此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那种仅有冰雪作敌手的英雄行为、那种只把死亡留给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怪得有点过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两次世界大战。我注视着书上的照片：大胡子、风镜、用来作路标的圆锥形雪堆、米字旗、带条纹的岩石间的矮种马。那些马的鬃毛长长的，像是留着不再时兴的发型。就连死亡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个在书页上画线、加感叹号的小女孩也带着时代的烙印。她在斯科特最后一封家信的边上用整齐的笔迹写道：“下面是什么？是天主吗？罗伯特·勃朗宁。”我想，早在那个时候，天主便已进入了她的心灵。他被理解为一个利用我们一时的心境钻空子的情人，他很像一个用自己的超凡事迹和传奇之举来引诱我们上钩的偶像人物。我把最后一本书放回去，锁上了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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