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行使司法权，是将之用在高卢臣民身上，那就是对禁卫军统领阿瓦达斯的审判和定罪。西多尼乌斯被控包庇并协助这位国事犯，后来他能安然无事真是幸运。他用关怀的态度对不幸的朋友表示同情，认为阿瓦达斯是因为不谨慎的言行才犯下大错。阿瓦达斯得以从危险中脱身，不仅没有从中获得教训，反而更增加了他胆大妄为的信心；不仅没有痛改前非，反而使行为更不知检点。所以他的成功比起败亡更让人感到意外。他在第二次出任禁卫军统领时，又获得五年任期，这次他放弃过去的一贯作风，不再重视施政的治绩和民众的爱戴。他轻浮的性格很容易为谄媚所腐化，为反对所激怒，被迫把行省视为战利品，来满足那些纠缠不放的债权人。他善变而无礼的态度触犯到高卢的贵族，最后被群众的痛恨所淹没。元老院针对他的违法下达命令，召唤他前去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辩护。他在风平浪静中渡过托斯卡纳海，幻想未来一定会太平无事。阿瓦达斯以统领的位阶仍旧受到应有的尊敬，内务大臣弗拉维乌斯·亚塞拉斯伯爵很亲切地接待了他，并没有将他监禁，这位伯爵住在卡皮托。

        阿瓦达斯遭到控诉人的穷追猛打。高卢来的四位代表无论在出身、地位还是辩才方面都是知名之士，他们以这个重要行省的名义，按照罗马司法审判的形式，提出民事和刑事的控诉，要求对他们个人的损失给予赔偿，并对国事犯施以处罚。他们的诉状中关于控诉阿瓦达斯渎职的部分不仅项目繁多而且涉及的金额庞大，但是他们主要的证物还是一封拦截到的信。通过阿瓦达斯秘书的指控，他们可以证明这封信完全是经他指示所写。寄信人在信中像是在规劝哥特国王，不要与希腊籍的皇帝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他建议对方攻击在卢瓦尔河的不列颠人，然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按照双方的约定将高卢瓜分。像这样危害国家的图谋可以视为大逆不道，就是他的朋友，也只能将之归于他的虚荣和冲动以减轻他的罪名。高卢代表富于心机，决定到辩论最紧要的关头才运用最有力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意图被关心朋友的西多尼乌斯所发现，立刻通知毫不知情的罪犯将要面临的危险。阿瓦达斯不仅拒绝且憎恨朋友对他提出的有益的劝告，西多尼乌斯内心平静没有怒意，只是真诚地为阿瓦达斯的傲慢和狂妄而感到惋惜。

        阿瓦达斯像一个执政官候选人那样，穿着白袍在卡皮托现身，接受乱哄哄的人群对他的致意和提供的服务。他到商人的店铺去看丝织品和珠宝，有时像路人般漠不关心，有时又像顾客般装出很注意的样子，不停地抱怨所处的时代、元老院、君王以及迟到的正义。但是很快，他的抱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审判要尽早开庭，阿瓦达斯和控诉人在指定的日子来到罗马元老院，出席人数众多的会议。高卢的代表穿着朴素的衣物，获得法官的同情，反观他们的对手一副光彩和时兴的打扮，只会引起大家的愤慨。阿瓦达斯和高卢的首席代表直接在议员的长椅上就座，他们的行为形成了骄傲与谦恭的对照。这场引人注目的审判，以法律的力量和自由的辩护表现出古老共和国鲜明的形象。高卢代表倾诉行省的委屈和苦况，等到他们诵读那封重要的书信时，所有在场人员的心情全部激动起来。刚愎的阿瓦达斯还是固执己见，死不认罪。他引用很奇特的假定事项，那就是一个臣民除非阴谋僭取紫袍，否则不得以叛逆罪判处。在宣读文件时，他一再大声承认愿意真诚地和解。等到元老院一致表决他犯下死罪，他不仅感到难以置信而且惊惶万分。

        元老院的敕令剥夺了他的统领位阶，他成为一介平民，被一群禁卒很可耻地押解到国家监狱。在14天的休会期后，元老院召开会议宣告死刑的判决。但是他在埃斯科拉庇斯岛的监狱中还抱着一线希望。因为按照古老的法律，即使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还是会给予30天的待决期。的朋友多方设法，获得安特弥乌斯皇帝的怜悯和宽恕，高卢统领最后被改判以流放和财产充公这个较为温和的处分。阿瓦达斯的过错值得同情，但共和国因赦免塞洛纳图斯的罪行，受到司法不公的指控。奥弗涅的人民提出上诉，最后终于定罪并且公开处决。这位罪不可赦的大臣，是那个时代的喀提林。他与西哥特人保持秘密通信，出卖他所压迫欺诈的行省，孜孜不倦致力于制定最新的税则和追查时过境迁的罪行。他那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即使没有激起畏惧和憎恨，也一定会为人所藐视和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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