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开得胜的克洛维使哥特人的光荣受到羞辱,法兰克人快速的发展让哥特人感到嫉妒和畏惧。阿拉里克年纪很轻就享有大名,在对手强势作为下感到自叹不如。两国相邻的边境发生很多争执,谈判没有结果,拖延一阵后,两国君王同意见面会商。克洛维和阿拉里克在卢瓦尔河一个小岛上举行会议,该地离昂布瓦斯不远。他们相互拥抱为礼,交谈气氛非常亲切,一起举行盛大宴会,分时矢言和平与手足之情。然而,表面上的信任背后隐藏着见不得人的阴谋,充满敌对和背叛的企图,双方彼此控诉,因此有必要进行最后的仲裁,但后来两方都逃避和否认仲裁的存在。克洛维已将巴黎当成帝都,就在这里召集诸侯和武士开会,他寻找动机和借口,千方百计要发起哥特战争。他宣称:“我看到高卢大部分地区仍为阿里乌斯教派据有,内心感到恼怒不已。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进军去讨伐他们,等征服异端教派后,我们可以占领和分配最富裕的行省。”
法兰克人受到遗传的英勇以及宗教热情的鼓舞,大声赞许国君深谋远虑的计划,不论是阵亡还是征服,同样有利可图,他们愿意献身战争,不惜以死相报。这时有人发出庄严的誓言,若不赢取胜利绝不刮脸修面,哪怕不方便也只有忍受。克罗提尔坦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一直都极力赞成这件伟大的义举。她提醒丈夫这番事业是建立虔诚信仰的基础,一定可以邀得上帝的恩宠。她对于所有家仆也是如此要求。这位基督徒的英雄有高明的战技,他用强壮有力的手臂投出他的战斧,说道:“我要在战斧落下的地点建立一座教堂,让神圣的使徒获得荣耀。”这种装模作样的举动肯定会获得正教信徒的拥戴,何况他们在私下已经建立联系。信徒虔诚的愿望逐渐发展为势不可当的通敌活动。阿基坦的人民对哥特暴君轻率的指控感到震惊,他竟公然指控他们更愿意接受法兰克人统治。他们热情地追随者罗德兹主教奎提阿努斯被放逐后,讲道比在教区里更能发挥影响力。法兰克人在与勃艮第人建立联盟后,实力增强不少。阿拉里克为抵抗国内外的敌人而集结军队,数量上远比克洛维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西哥特人重新开始加强训练,他们过着长期平静且衣食无缺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对军事的整备。一队勇敢而强壮的精选奴隶伴随主人上战场,高卢的城市被迫提供协助。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着意大利,尽力想要维持高卢的平静局面,或许是故意装出有这种需要,于是挺身而出担任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但明智的国君害怕克洛维建立如日东升的帝国,遂基于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肯定地做出保证要支持哥特人。
一个偶然发生或刻意安排的奇特征兆为克洛维的远征蒙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被当作他受到上帝恩宠的明确宣示,为迷信的时代所接受。他从巴黎出发,带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图尔神圣的教区时,突然感到心神不宁,想到要去参谒圣马丁的神龛。这里不仅是高卢的圣地,也可以获得神谕的指示。他的信使被要求特别注意,要在他进入教堂的一剎那,安排合唱团唱出赞美诗的词句。他真是非常幸运,这些诗篇在歌颂天国勇士的英武和胜利,而他正要赶赴战场击灭天主的敌人,可以很容易转用到这位新的约书亚和基甸身上。奥尔良为使法兰克人的进军获得安全保障,特别在卢瓦尔河上架设一座桥梁。但是在离普瓦提埃约40英里的地方,维埃那河的水位高涨,使得行程受到妨害,而且西哥特人在对岸设置了营地。作战的延迟通常会给蛮族带来危险,因为他们在行军的途中,会将经过地区的粮草耗用一空。现在克洛维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物资,然而面对兵力优势的敌人,要想构筑桥梁或者强行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做法。态度友善的农人热烈欢迎他们的救星,很容易就为克洛维的大军提供了不为人知而又没有防备的徒涉位置。后来的传奇故事更夸大了发现渡河点的功劳,说是一条极为壮硕而又美丽的白色公鹿,引导和催促正教军队的行军。
西哥特人的军事会议犹豫不决而又混乱不堪,一群性情粗暴的战士狂妄无礼地夸耀自己的实力,拒绝在日耳曼的强盗面前逃走,这激起阿拉里克要用武力来维护罗马征服者的名声和血统。行事谨慎的酋长提出劝告,让他避开法兰克人第一击的锐气,期望在高卢南部的各行省,会合久经战阵和赢得胜利的东哥特人,这时意大利国王已派遣军队提供援助。哥特人在最重要的关头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商议上,过于仓促地放弃了有利的位置,缓慢而混乱的行动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撤退的机会。克洛维渡过徒涉点后(后来这个地点仍称为哈特,,意为“公鹿”),他不顾一切迅速进击阻止敌人脱逃,夜间行军靠高高悬挂在普瓦提埃主座教堂的上空的那闪闪发光的流星指引方向。圣奚拉里正教继承人的说法与现况完全一致,上天的信号可以和在沙漠里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相比。在这天清晨的第三时已经过了普瓦提埃约10英里,克洛维俯视下方的哥特军队立即发起攻击。对手在恐惧和混乱中很快完成了防御准备,在极端危险中重振士气。斗志高昂的年轻人发出鼓噪的声音要求出战,拒绝在羞辱的逃跑中偷生。
两位国王相遇以后进行了决斗,阿拉里克死在对方的手上。两位哥特人奋不顾身骑马冲上来,要为战死的君主报仇。胜利的克洛维靠着坚固的胸甲和灵活的战马,才避开两支长矛的致命攻击。这场会战中,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种含糊的形容已足以让人知道大肆杀戮的残酷和毫无军纪的约束。格列高利很小心地提到西多尼乌斯之子,他那位勇敢的老乡阿波利纳里斯,在奥弗涅贵族的队列前丢掉了性命。也许这些疑似正教信徒的人员被恶意地暴露在敌人的盲目进攻之下,也许是个人的战功和从军队获得的荣誉,战胜了宗教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蒙受上帝恩宠的帝国(如果可以用这个众所周知的名称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所获得的胜利,要想预知战事的发展或解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确实有很大的困难。有时一场血流成河的胜利也不过是占领战场而已,然而损失1万人的败仗,可能会在一天内毁灭一个世代的成果。经过普瓦提埃这场决定性的会战以后,接着就是征服阿基坦。阿拉里克身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可恶的敌手、相互倾轧的贵族和不忠不义的人民。哥特人剩余的部队不是被愤怒的群众压制得无法动弹,就是在内斗中相互对立,将力量消耗殆尽。法兰克国王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围攻昂古莱姆,他的号角长鸣使城市的城墙像耶利哥那样应声倒塌。这种光辉耀目的奇迹不能算是迷信,而是主教派出技师在暗中将防壁的基础挖空所致。克洛维在波尔多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将冬营设在此地,采取非常明智的措施,把在图卢兹夺取的皇家金库尽快转移过来,通常金库都设置在王国的都城。征服者继续深入直达西班牙的边境,恢复正统教会唯我独尊的地位,在阿基坦设立一个法兰克人殖民区,将镇压和扫荡西哥特民族这些容易达成的任务,分别授予他的部将来执行。
但是意大利聪明又有权势的国王将西哥特人纳入他的保护,这时欧洲的局势仍能保持平衡。狄奥多里克或许延后了东哥特人的进军,但是他们奋发的努力有效地阻止了克洛维充满野心的扩张行动。法兰克人以及勃艮第人联合组成的大军,被迫在阿尔勒解围而去,据称他们的损失高达3万人。这种难以预料的命运枯荣使克洛维有所收敛,愿意接受一个对他有利的和平条约。西哥特人以保有塞普提马尼亚的主权为满足,这是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区,从罗讷河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而阿基坦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卢瓦尔河的面积广大的行省,则永远并入了法兰克王国。
哥特战争胜利后,克洛维接受了罗马执政官的荣誉职位。野心勃勃的阿纳斯塔修斯也把表彰高贵地位的头衔和标志,颁授给最有势力的对手狄奥多里克。然而基于很多不为人知的理由,克洛维的名字并没有列入东方或西方的《岁时记》。高卢的国君在这个庄严的日子,头上戴着冠冕抵达圣马丁教堂,接受紫色的长袍和斗篷。他再从这里骑马前往图尔的主座教堂,经过街道时,亲自抛出大量的金币和银币,作为赏赐散发给喜气洋洋的群众,这时大家不断发出“执政官”和“奥古斯都”的欢呼声。克洛维已经拥有合法的权威,获得执政官的职位不可能为他增加任何实质的利益,执政官只是一种名义、一种幻影、一种空虚的装饰品而已。如果征服者要得到晋升高位所应得的古老特权,那么他必须遵守任期一年的规定。但是罗马人被要求尊敬他们主人的这一过时头衔,就连皇帝也要屈尊接受执政官的名位。对蛮族来说,这等于签订神圣的义务,要尊敬共和国的威严。狄奥多西的继承人为了获得克洛维的友谊,只有默认高卢被篡夺的事实。
克洛维去世25年后,他的儿子和查士丁尼皇帝在签订的条约中,正式宣布要授予其这项重要的职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没有能力防护遥远的国土,就把阿尔勒和马赛这两个城市让给法兰克人。阿尔勒仍旧由禁卫军统领驻扎以装点门面,马赛因贸易和航海之利极为富裕,相关的处理措施获得皇家授权。查士丁尼也慷他人之慨,承认法兰克人对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的主权,解除省民应对君士坦丁堡尽忠报效的义务,使得墨洛温王朝的帝座建立起更合法的基础,虽然这样做也不见得会起到稳固的作用。法兰克人从此开始,有权在阿尔勒大事庆祝,观赏赛车场的比赛节目,同时还获得一项特权——这项特权过去连波斯国王提出也遭到了拒绝——那就是发行铭刻法兰克国王姓名和头像的金币,作为帝国合法的通货。
当代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赞誉法兰克人在公私两方面的德行,但偏袒得过火,就是拿来当成国内的编年史也不太适合。他对法兰克人的举止文雅和彬彬有礼赞不绝口,同时也佩服他们遵守制度的政府组织和正统教义的宗教信仰,甚至大胆断言,一般人无法从衣着和语言方面,将这种蛮族与罗马臣民区分开来。也许法兰克人已经展现出社交的习性与和善的风度,像这方面的优点,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用来掩饰原有的恶行,有时还会遮盖卓越的本质。或许阿戈西阿斯和其他的希腊人,为军队的快速进步和帝国的显赫成就而感到眼花缭乱。除了哥特人的塞普提马尼亚行省以外,整个高卢和勃艮第在征服以后全都臣属于克洛维的几个儿子。他们绝灭图林吉亚的日耳曼王国,把原来模糊不清的领地延伸到莱茵河对岸,一直深入孕育他们的森林,抵达难以通行的核心地区。阿勒曼尼人和巴伐里亚人占领了雷提亚和诺里库姆行省,一直到达多瑙河南岸,他们都自称是法兰克人地位卑微的诸侯。阿尔卑斯山并非有力的障碍,无法阻止法兰克人扩张领土的野心。等到克洛维最后幸存的一个儿子,继承和征服了墨洛温王朝的疆域,他的王国远大于现代法国的面积。然而现代法兰西的技艺和政策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财富、人口和军备方面,远超过在克洛泰尔或达戈伯特统治下辽阔而野蛮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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