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的臣民对那个时代和政府都不满意，欧洲满布蛮族四处横行，亚洲则为僧侣所苦。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妨害到东部的贸易和制造，人民的血汗全被拿来供奉教会、政府和军队，却没有发挥任何效用，只是白白地浪费。构成国家财富的固定和流动资本，可以感到在迅速减少。阿纳斯塔修斯的节俭缓和了公众的困苦，明智的皇帝积累了巨额的国库财富，开始解救人民使他们免于高额税金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感激特别表现在“苦难救助金”的废止上，这是一种个人贡金，名义上是可以使贫民获得工作，然而其名不副实之处却令人难以忍受。繁荣的城市埃德萨只需支付140磅黄金，却用了4年的时间向1万名工匠分别征收。然而只有吝啬的作风才能支持慷慨的意愿，阿纳斯塔修斯在27年统治期间，年度岁入节余总额为1300万英镑，即32万磅黄金。

        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非但不能效法先贤的懿行，反而滥用国库的积蓄。查士丁尼的财富因宗教施舍、大兴土木、出于野心的战争和羞辱性的条约而迅速耗用殆尽，当他发现国家财政已入不敷出时，就用尽各种手段索取人民的金银，浪费的手再将金银从波斯遍撒到法兰西。他的统治显示出强夺和贪婪、华丽和贫穷之间的变迁，或者说是对抗。他因掌握上代积蓄的财富而享有名声，遗留给继承人的却是要为他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像这样的人物只会引起人民和子孙的控诉。公开的不满容易让人知道，私人的怨恨则更加肆无忌惮。爱好真理的人士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来阅读普罗科皮乌斯富于教训意味的《秘史》。历史学家私下里旨在揭露查士丁尼的败德乱行，用恶毒的笔加以渲染和丑化，暧昧可疑的行为被归之于极其卑鄙的动机，无心的过失被指责为有意的罪孽，偶发的事故被认定为预先的图谋，法律受到践踏和滥用，一时的偏袒不公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说成是他统治32年的一贯原则。皇帝要独自为官员的错误、时代的混乱和臣民的堕落负起责任，甚至就是黑死病、地震和水患之类的天灾，也要强加在恶魔化身的君王头上，说是罪大恶极的查士丁尼引起天怒人怨。

        我在做出声明以后，要对《秘史》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贪财好货和巧取豪夺，简单叙述几点如下：

        其一，查士丁尼的任意浪费不能算是慷慨的行为。文职和军职官员获得为皇宫服务的任命，开始的职等很低，待遇微薄。他们按照年资晋升到生活优裕和蒙受信赖的地位，每年的恩俸总额是40万英镑。这时查士丁尼已经废除了职务最高的位阶，贪墨或贫穷的廷臣对内廷的节约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帝国尊严的最大冒犯。文书的递送、医生的薪俸和夜间的灯火，就花费的金额而言，是最受大众注意的项目。同时市民也在抱怨，说他侵占市政的岁入，将钱拨到这些方面，好维持正常的运作。甚至士兵的权益也受到损害，为了对士兵做出补偿，在很多方面放宽对他们的要求，即使违纪犯法也不惩处，这样就会败坏军队的风气。皇帝拒绝按照惯例每5年向士兵发放一次5个金币的赏赐，使得部队的老兵被迫当街向人乞求面包，欠饷的军队在意大利和波斯战争中逐渐消散。

        其二，前代皇帝为使民众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基于仁政经常免除公众积欠贡金的庞大债务，以作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事实上执行偿还欠税的工作非常不切实际。

        查士丁尼在位32年，从未赐给民众类似的恩惠。很多臣民要放弃他们的产业，认为土地的价值已经无法偿付国库对他们的勒索。城市只要遭受敌人入侵，阿纳斯塔修斯就会同意免征税赋7年；查士丁尼的行省受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蹂躏，但是他那自负而又荒谬的补偿只有1年，而且只限于被敌人实际占领的地方。

        以上是历史学家私下提出的说法，他对撒马利亚人的叛乱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任何恩惠，都抱着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和可恶的指控，完全为真实的记录所驳斥，因为经由圣萨巴斯的出面求情，证实这个残破的行省获得1300金币（5.2万英镑）的救济。

        其三，普罗科皮乌斯并没有说明赋税的体制，他只是将之形容为横扫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们认为古老而严苛的原则都是查士丁尼的错，连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因为他的缘故，必得忍受极为不公的损失，这样一来连我们也都成了他运用恶意的帮凶。“阿诺纳”是一种残酷而专制的征收方式，用来为军队和首都供应谷物，竟然超出农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检验、价格和长途运送劳务方面，偏袒不公的状况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应不足的时候，要从邻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亚和弗里吉亚等地征收额外的需求。地主在经历疲累的行程和危险的航运以后，收到的酬劳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情愿选择在自己的谷仓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些预防方式可以说明查士丁尼对首都的福利非常关心，然而君士坦丁堡还是逃不过暴政的剥削。在他的统治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开放了自由贸易，除了不能输入武器供蛮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门派驻法务官，都是一些为皇家捞钱的官员，船只和货物经过都需要征收沉重的关税，这种剥削又转嫁到无能为力的顾客身上。贫穷百姓要忍受人为供应不足以及市场惊人高价的痛苦，而习惯了靠着君王的慷慨才能过活的人民，时常抱怨饮水和面包的配给分量太少。根据状况加以调整的贡金，根本没有正当的名目、法律的依据和限定的对象，这笔每年价值12万英镑的费用，由皇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奉献，支付方式由这位最有权势的官员自由裁决。

        其四，然而即使如此，这些税收比起专卖的特权，还是较为容易让人忍受。专卖妨碍制造业的良性竞争，目的在于赚取极不荣誉的蝇头小利，对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项目强加特定的价格限制。《秘史》记载：“等到丝的特定价格为皇家财务人员所独占，整个地方的人民像是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厂家，全部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不是死于饥饿就是逃到敌国波斯。”一个行省会因制造业的衰退而蒙受苦难，但是就“丝”这个案例来说，普罗科皮乌斯的立场不够公正，完全忽略了查士丁尼的贡献。就是因为他的好奇心，帝国才收获无法估计和永久存在的利益。他把铜币的法定值提高七分之一，也可以说是同样利国利民的好事，这种调整不仅明智，而且光明磊落毫无私心。因为金币是合法的公私支付标准，既不能减低纯度也不能提高价格。

        其五，租税承包人要求充分的司法权便于完成所订的合约，要是了解真相就知道这种行为极为可恶，这等于是要从皇帝的手里买断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同意或默许之下，可以从皇宫花钱买到位阶和官职。这一敛财的特权对有功绩或受到宠爱的人而言，有时会不顾一切插手其间。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能明了其中的道理，任何胆大妄为从事“卖官鬻爵”勾当的家伙，都会为自己所承受的羞辱、劳累、危险、负债及高利息寻求丰厚的补偿。这种可耻和带来灾难的贪污行为到处流传，终于使查士丁尼产生了警惕之心。他期望用誓约和惩罚的制裁来保护政府的廉明公正，但是在一年终了时，伪誓和贿赂的状况未见转好，仍旧凌驾于无能的法律之上，他那严厉的诏书只有束之高阁。

        其六，内廷伯爵尤拉利乌斯的遗嘱指定皇帝是他产业的唯一继承人，不过，条件是要负责处理债务和赠送遗物，答应给他3个女儿现有的生活费用，同时每个人结婚时可以获得10磅黄金的嫁妆。尤拉利乌斯大笔家产全毁于火灾，留下资财的清单，数额没有超过564个金币。希腊的史书有记载，说明皇帝以获得微薄的奉献为荣，他完全是仿效这个先例。他抑制自私的贪财心理，钦佩友人对他的信任，负责赠送遗物和偿还债务，要皇后亲自教养3个未婚女儿，同时加倍给她们嫁妆，充分表现出父亲对女儿的爱心。君王的仁慈确实值得钦佩（君王无须行善），然而就是在这种高尚的行为之中，我们发现排挤合法和非婚生继承人是相沿已久的恶习。普罗科皮乌斯完全将之归于查士丁尼统治所产生的弊病，他的指控受到显赫姓氏和丑闻事件的支持。无论是寡妇还是孤儿都不能幸免，对遗嘱的乞求、勒索和认定已经成为一门技术，皇宫的代理人借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卑鄙和邪恶的暴君，使私人生活的安全遭到侵犯。国君放纵自己图利的欲念，想在继承那一刻就抢占先机，把财富解释为罪行的证据，从继承者的手里行使籍没的权力。

        其七，异教徒或异端分子的财富为有宗教信仰者所用，一位哲学家把这种行为也列名在掠夺的形式之中。在查士丁尼的时代，这种神圣的抢劫行动只受到其他教派的谴责，因为他们成为正统教会贪婪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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