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学院和罗马的执政官，曾经为人类供应了无数贤德之士和英雄人物，却遭到查士丁尼的抑制。这两种制度早已没落，失去昔日的光荣地位，但我们仍要谴责一位君王的贪婪和猜忌，竟会摧毁如此可敬的古老遗迹。

        雅典在赢得波斯的战争之后，接纳爱奥尼亚的哲学和西西里的修辞学，研究学问成为这个城市祖传的遗产。居民中只有3万多名男性，在单独一代人的短暂时间之内，凝聚而成的盖世天才，那是需要无数的世代和百万计的人类才能产生的。只要我们想到很简单的一件事，就会使人性的尊严得以提升：大家知道伊索克拉底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好友。他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一起协助首次演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娅》；同时也知道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埃斯基涅斯和德谟斯提尼，当着亚里士多德的面争夺爱国者的冠冕。须知亚里士多德是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老师，而狄奥弗拉斯图斯与斯多噶学派和伊庇鸠鲁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在雅典讲学。敏慧的阿提卡青年能够享受本国教育的福利，这些学识更被毫不吝啬地传播到敌对的城市。2000名学生在狄奥弗拉斯图斯的门下受业，教修辞的学院比教哲学的学院更受人们的欢迎，迅速交替的一批批学生赞扬老师的声誉，将其传播到希腊语言和名望所及的最远范围。

        地理的限制为亚历山大的胜利所打破，雅典的技艺较之他们的自由和统治权存在得更为长久。马其顿人在埃及建立希腊殖民区，并且散布到亚洲各地。自古以来经常有朝圣的队伍前往伊利苏斯河畔他们所喜爱的庙宇，对着缪斯顶礼参拜。身为拉丁人的征服者怀着敬意，接受臣民和俘虏对他们的教导。西塞罗和贺拉斯列名于雅典学院的学生名单上，等到罗马帝国完全建立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土著，与东部同学在学院的树林里自由交谈。研究哲学和演说是如此契合于这个鼓励自由探讨、只屈服于真理的国家。

        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讲话的艺术是爱国主义或个人抱负的强大推动力量，教授修辞的学院培育了大批政治家和立法者。等到公开的辩论受到压制，演说家从事光荣的行业成为律师，为案情的清白和正义进行辩护；或是滥用他们的才能，撰写颂词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还有人为了达成立言的目标，不断写出诡辩家奇特的文辞，表达历史篇章的简洁优美；公开宣称可以用体系阐明神、人和宇宙的性质，使修习哲学的学生心存好奇的念头，他可以依据个人的习性和情绪，选择与怀疑论者一起拒不相信，或者与斯多噶学派达成同样的结论，可以与柏拉图进行崇高的沉思默想，或者与亚里士多德争辩得面红耳赤。敌对的学派之间充满自负的神情，定出高不可及的目标，要求达成幸福和完美的境界。相互的竞赛会带来荣誉，使得人类受益匪浅，芝诺甚或伊庇鸠鲁的门徒，受到教导在采取行动的同时要坚忍不拔。彼得洛尼乌斯的死如同塞涅卡那样重于泰山，使暴君感受到自己的无能而有所收敛。

        科学之光不可能只限于雅典城墙之内，它那无与伦比的作家是为全人类而写。在世的大师迁往意大利和亚细亚，到了后来，贝莱图斯成了法律研究的重镇，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则全力钻研天文和物理，而阿提卡的学院所教授的修辞和哲学，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查士丁尼在位，一直在学术界享有执牛耳的声誉。雅典的土壤虽然贫瘠，但优点在于空气清新、航运便利而且是古代艺术的中心，神圣的遁世之地很少受到商业和政治的干扰。最后的雅典人有积极进取的智慧，显得特别出色。他们的品位和谈吐非常纯朴，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保持优雅的风格，特别在待人方面显示出先人慷慨的品德。在雅典的郊区，柏拉图学派的学院、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长廊、斯多噶派的柱廊和伊庇鸠鲁派的花园，全都种满林木，装饰着各种雕像。哲学家并非封闭在斗室内神游太虚，而是在宽阔怡人的步道上传授知识，不同的时辰分别用来锻炼头脑和身体。创始者的才华始终活跃在古老的校园之中，学生的抱负在于继承师长的遗志，光大人类的理性和激起公正的竞争。教职只要有任何空缺产生，就由开明的人民经过自由讨论来决定候选人的任用。

        雅典教师的束脩由所教的学生支付，金额依据双方的需要和能力而定，范围在1个迈纳和1个泰伦之间。伊索克拉底嘲笑诡辩家贪财，但是在他的修辞学院中，会对100个门徒每人收取30英镑的束脩。这一行的收入公正而光荣，然而就是同一位伊索克拉底，在第一次领到薪俸时，不禁流下眼泪。这样说来，如果雇请这位斯多噶派的学者倡导轻视钱财，他应该会脸红。我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比起苏格拉底的典范差太多，竟用知识换取金钱，真是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法律允许将一些田产和房屋，或者是过世友人的遗物，赠送给雅典的哲学讲座。伊庇鸠鲁把价值80迈纳（约为250英镑）的花园，以及一笔现款遗赠给他的门徒，用来维持他们俭朴的生活以及每月的宴会。柏拉图的遗产可以每年收租，经过8个世纪以后，租金从3个金币涨到1000金币。

        见识卓越和品德高尚的罗马君主一直在保护雅典的学院，哈德良修建的图书馆是一座宏伟的大厅，装饰着图画和雕像，雪花石膏做成屋顶，100根弗里吉亚大理石柱作为支撑。安东尼的慷慨气度规定老师的薪资由公家支付，无论是政治学还是修辞学的教授，无论哲学教授的学派是柏拉图学派、逍遥学派、斯多噶学派还是伊庇鸠鲁学派，每年的薪俸是1万德拉克马银币（约300英镑）。马可·安东尼过世以后，这些附属于科学讲座的津贴或特权，曾经多次取消又恢复，金额也会时多时少。君士坦丁的几位继承人在位时，隐约出现皇家给予奖赏的迹象，但是他们决定的人选毫无学术地位，使得雅典的哲学家感到遗憾，缅怀往日风骨凛然的贫苦日子。最引人注意之处是，安东尼的恩泽很公平地被分给四个敌对的哲学学派，认为他们同样造福人类，或是同样无害社会。苏格拉底曾经获得极大的荣誉，后来受到国家的谴责。伊庇鸠鲁开始讲学的奇特论调，虔诚的雅典人听在耳里，感觉受到污辱，在他和他的敌手遭到放逐以后，有关神性极为玄虚的争论完全沉寂无声。但是到了次年，雅典人废除仓促颁布的敕令，恢复学院的讲学自由，多少世代的经验使人信服，哲学家的人格和德行，不会因神学理念的差异而受到影响。

        哥特人用武力对雅典学院进行的致命打击，远不如一个新近建立的宗教。神职人员用仪式取代理智，用信念解决困难，谴责不信神或对神抱有怀疑的人，认为他们应受永恒烈火的惩治。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汗牛充栋的争辩文章，揭露智力的虚弱和人心的堕落，诋毁古代圣贤的人性，禁止哲学探究的精神，作为谦卑的信徒，依他的教义和性向，要把这一切全部绝弃。就是柏拉图自己对于现存的柏拉图学派，在了解以后也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把崇高的理论跟迷信和魔法掺和在一起。这个学派孤独存在于基督世界之中，与教会和政府当局积怨甚深，他们头上一直笼罩着严厉的魔掌，随时会遭到不幸。

        尤里安的统治过了一个世纪以后，普罗科卢斯获得允许在学院担任哲学讲座。他的工作极为勤奋，经常一天上5堂课，还写出700行作品，敏慧的头脑探索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极为深奥的问题，竟敢提出18个论点，驳斥基督教有关创造世界的理论。在他进行学术研究之余，还能亲自与牧神、阿斯科勒庇俄斯和密涅瓦交谈，暗中参加神秘的仪式，敬拜失去神力的雕像，心中怀抱虔诚的信念，认为哲学家是宇宙的公民，也是所有神明的祭司。一次日食的发生等于是宣告他正走向毁灭，无论是他的传记还是他的学生伊希多尔的传记，都展现出人类理性在年老昏聩状况下极为悲惨的画面。他们的传记是由门下最优秀的两位弟子所撰写。然而，被大家昵称为柏拉图学派传承的黄金链，从普罗科卢斯逝世到查士丁尼颁布诏书，一共延续了44年。在这一期间，雅典的学院被迫永远沉默，少数尚存的希腊科学和迷信徒众，也沉浸于悲伤和愤怒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7位互为好友的哲学家分别是狄奥杰尼斯、赫米阿斯、尤拉利乌斯、普里西安、达马西乌斯、伊希多尔和辛普利修斯，他们对国君的宗教怀有异议，决定到外邦去寻找被本国剥夺的自由。他们曾经听说，而且轻易地相信，波斯的专制政府实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爱国的国王统治着幸福和善良的民族。但是他们很快了解了真相，不禁大吃一惊，波斯与地球上其他国家毫无差别，自称是哲学家的科斯罗伊斯不仅狂妄残酷，而且野心勃勃；祆教的祭司固执己见，在宗教方面毫无宽容和恻隐之心；贵族傲慢粗暴，廷臣贱如奴仆，官吏私心自用；违法犯纪之徒经常能够逍遥法外，反倒是清白无辜的人饱受压榨凌虐；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波斯人三妻四妾的家庭、乱伦滥交的婚姻以及对死者的不敬，波斯人没有为死者举行土葬或火葬，而是将尸体喂狗或供兀鹰啄食。哲学家的失望情绪使他们忽略了波斯人真正的美德，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愤慨，其程度已超过了哲学的胸襟所能包容的范围。为了表示悔改，他们赶快回国，对外大声宣称，宁愿死在帝国的边境，也不要享受蛮族的财富和赏赐。

        虽然如此，在这趟访问行程之中，科斯罗伊斯纯洁光明的天性对他们造福不浅。查士丁尼为了对付信奉异教的臣民，制定严酷的惩处条文。科斯罗伊斯要求赦免访问波斯宫廷的7位哲人，同时这项特权要明文规定在和平条约之中，并由一位有力的仲裁人提高警觉加以保护。 辛普利修斯和他的伙伴在平安中毫无声息地逝去，没有留下门人弟子，使得希腊哲学家源远流长的名单为之中断。尽管他们仍有不少瑕疵，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仍被誉为最明智和崇高的大师。辛普利修斯的作品流传至今，他为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撰写的实质和形而上的评注，因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已经丧失殆尽；他对埃皮克泰图斯的伦理学进行的阐释成为经典之作，保存在很多国家的图书馆中，主要是建立起对神和人性质的正确认识，步入超凡入圣的境地，指引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坚定人的认知。

        大约在毕达哥拉斯首次运用哲学家这个名称时，老布鲁图斯在罗马创立了自由选举和执政官的制度。执政官的职位从一个实体，逐渐变成一个幻影、一个虚名的连续变革过程，在本书前面各章也曾偶尔提及。共和国的首席官员是由人民选出，在元老院和军营行使平时和战时的权力，后来权力才转移到皇帝的手里。古代权势的传统长久以来受到罗马人和蛮族的尊敬，一位哥特历史学家对狄奥多里克的执政官职位多方赞誉，认为是世间光荣和伟大的最高典范。意大利国王本人也向那些一年一度当选的幸运儿道贺，说他们无须担惊受怕就能安享统治者的殊荣。过了将近千年以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君主还是要任命两位执政官，唯一目的是让那一天成为人民喜庆的节日。但是那些财大气粗和爱慕虚荣的当选人为了超过前任，节庆的费用在不知不觉中增高到8万英镑的惊人数额。有见识的元老院议员拒不接受这种一无是处却必然使人倾家荡产的虚名。我认为这是最后这段期间，每年执政官经常产生缺漏之原因所在。

        查士丁尼的前任诸帝经常从国库拨款支助，为力有不逮的当选人维持尊严，然而现任君主非常吝啬，宁愿运用更为方便而且花费最少的办法，进行磋商以后他制定出法规。他在诏书中加以限制，无论是赛马还是赛车、体育比赛、音乐会、剧院的哑剧表演以及猎兽活动，都不得超过7队或7次；用较小的银币取代黄金制成的纪念章，当浪费的手将这些金钱撒向群众时，通常会引起一阵骚乱，也制造很多酒鬼。尽管采取预防措施，他自己也做出示范，但就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13年，终于还是终止了代代相传的执政官制度。从他的专制作风来看，他必然会感到满意，这样一个让罗马人对古代自由产生期许之心的头衔，终于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然而这一年一选的执政官制度仍旧活在人民的心头，他们期望能够尽快恢复，推崇前代君王的谦让美德，从统治的第一年开始就能维护这一制度。等到查士丁尼逝世后，3个世纪的时光转瞬而逝，早已过时的荣誉过去为习俗所抛弃，现在正式受到法律的废止。每年要用行政官员的名字来为年度定名，这种方式有很多缺失，设立固定开始日期作为公元来取代，能够长期连续使用，极为方便。希腊人按照《七十子希腊文原本圣经》观点，以世界创造日为准；拉丁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则以基督的生日作为时间计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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