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始终居留伦敦的一位市民撰写。
为皇家交易所的E.纳特；沃尔维克巷的J.罗伯茨；坦普尔栅门外的A.多德；还有圣詹姆士街的J.格雷夫斯刊印。1722年。
约摸是1664年的九月头上，我在那些邻居中间，在平日的谈吐中听说，瘟疫又回到了荷兰；因为它在那儿非常猖獗了，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在1663年，他们说它被带到了那些地方，有些人说是从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是从列文特，夹在某些货物当中，而那些货物是由他们的土耳其舰队带回家乡；另一些人说它是从坎地亚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的，这无关紧要，可是大家都赞成，它又来到了荷兰。
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有印刷的报纸这类东西，用来传播事情的流言和报道；并通过人类的发明得以增进，像我后来活着看到的那样习以为常。）是英格兰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自从克伦威尔在1655年查禁所有报纸以来，这个时候它是仅有的两家获准出版的报纸之一。它基本上是政府的喉舌。到了笛福出版时，报纸——包括他自己的《观察》——是丰富的，而且是有多种声音。">但这一类东西是来自商人和其他海外通讯者的书信，然后从他们那里单靠嘴上传来传去才搜集到的；因此事情并没有像眼下这样，顷刻之间传遍全国。但事情好像是政府有了一份关于它的真相报告，还开了几次会，商议有何办法阻止它到来；但是一切都捂得非常严实。因此，这个流言又悄无声息，而人们开始把它遗忘，像是我们很不关心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希望它不是真的；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他们所在那户人家，想方设法努力加以隐瞒，但由于在邻近一带的谈吐中已经走漏了一些风声，那些国务大臣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殷切询问此事，为了弄清真相，派两位内科医生和一位外科医生到那所房子里去，进行检查。他们这么做了；从两具死掉的尸体上面都发现了这种疫病的明显标记，于是他们当众表达意见，说他们是死于瘟疫：这之后被呈报给了教区执事，而他又将他们报告给本部；然后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上照通常的样式刊登，如下，
人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切，然后惊慌开始传遍了城里，还有更多地方，因为在1664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周，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所房子里，死于同样的瘟病：随后大约有六周时间我们又感到宽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带着传染病的记号死去，有人说，疫病消失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想大概是在二月十二日吧，又一个人死在了另一所房子里，但在同一个教区，而且是同一种死法。
这让人们的目光都大大地转向城里的那一头；而每周的《统计表》显示，圣迦尔斯教区葬礼的数目比以往有所增长，人们开始怀疑，瘟疫就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而且许多人已经死于瘟疫，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尽量瞒着不让公众知道：人们的头脑里却怎么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而且很少有人想去穿越德鲁里胡同，或是其他有嫌疑的街道，除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务，逼着他们这么去做。
《统计表》的这种增长是这样的；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教区，还有圣安德鲁的霍尔伯恩，一周葬礼数目通常是从12起到17起或19起，差不多各是寥寥无几；但从瘟疫最初在圣迦尔斯教区开始那个时候起，有人注意到，普通葬礼的数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
《统计表》上相同的增长见之于圣布莱德斯那些教区，毗邻霍尔伯恩教区一侧，还有圣詹姆斯-科勒肯威尔教区，毗邻霍尔伯恩另一侧；两个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通常是4个到6个或8个，而在那个时候它们却增加了，如下。
除此之外，人们是怀着极大的忧虑不安注意到，这几个星期里每周的《统计表》总体上增长了很多，虽说它是处在一年中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的《统计表》通常是相当温吞的。
一周《死亡统计表》中包含的葬礼通常的数目，大概是240起或240起左右到300起。后面这个统计数字让人觉得是相当之高了；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统计表》接连不断地在增长，如下。
最近的这个统计数字着实是吓人一跳，高于前次1656年的天灾以来一周内埋掉的已知数目。
不过，这一切又都销声匿迹了，然后天气确实是寒冷了，十二月开始的霜冻仍在持续，非常凛冽，甚至持续到差不多二月底，伴随阵阵刺骨而又减弱的寒风，《统计表》又下降了，然后城市变得健康起来，大家开始把这种险情视同结束；只有在圣迦尔斯，下葬的次数仍在持续走高：特别是在四月初它们保持每周25起，至18日到25日这一周，当时圣迦尔斯教区的葬礼有30起，那个有两起是瘟疫，有8起是斑疹伤寒，而这被看成是一回事儿；死于斑疹伤寒的数目整个也增长了，前一周是8起，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有12起。
这又让我们全都惊慌起来，人们都诚惶诚恐，尤其是眼下天气变了，变得越来越暖和，而夏天已经临近：不过，接下来这一周却好像又有些希望了，《统计表》是低的，而死人的数目总共不过是388个，瘟疫一个都没有，而斑疹伤寒只有四个。
但随之而来的一周里它又回来了，瘟病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亦即）圣安德鲁-霍尔伯恩、圣克莱门特-但恩斯，而让这个城市不胜其烦的是，有一个死在了城墙内，在圣玛丽-乌尔教堂教区，也就是说，是在靠近股票市场的毕尔邦德胡同；总共有9个是瘟疫，6个斑疹伤寒。不过正是通过调查才发现，这个死在毕尔邦德胡同的法国人，就是在朗埃克住过的人，在那所被传染的房子附近，因为害怕瘟疫才搬的家，殊不知已经给传染上了。
这是在五月初，可天气是温和的，变化无常的，而且是够凉快的——而人们还抱有一些希望：让他们觉得深受鼓舞的是，城市是健康的，全部97个教区只埋了54人，而我们开始希望，由于它主要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它不会再进一步了；还真有几分是这样呢，因为接下来那一周，从五月九日到十六日，只死了3个，没有一个是在整个市区或市外管辖地范围内，而圣安德鲁只埋了15个，这个数目是很低的：确实，圣迦尔斯埋了32个，但只有一个是瘟疫，所以还是低的，人们开始感到宽心，整个统计同样是非常低的，因为前一周，统计只有347个，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只有343个：我们将这些希望保持了几天，但也只是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再也不这样受蒙蔽了；他们搜查了房子，然后发现瘟疫果真是在到处蔓延，而且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于瘟疫：这样我们所有的宽缓之处眼下都减少了，而且是再也瞒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显得像是传染病自身的蔓延超过了所有减轻下来的希望；在圣迦尔斯教区，有好几条街道给传染上了，有好几户人家全都病倒在一起；因此在接下来那一周的《统计表》上，事情本身开始显示出来；实际上瘟疫登记只有14个，但这全都是无赖欺诈和串通勾结，因为在圣迦尔斯教区他们总共埋了40个，那个可以肯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死于瘟疫，尽管它们被登记成其他瘟病；尽管下葬的全部数目没有增长到超过32起，而整个统计只有385起，斑疹伤寒却是14起，瘟疫也是14起；而我们把整个统计视为理所当然，认为那一周有50人死于瘟疫。
接下来那次统计是从五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这时候瘟疫的数目是17个：可是圣迦尔斯的葬礼有53起，一个吓人的数目！其中他们登记的只有9个是瘟疫：可是在治安推事的一次更严格的检查中，而且是在市长大人的要求之下，结果发现有20多人，在那个教区确实是死于瘟疫，却被登记为斑疹伤寒或其他瘟病，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隐瞒。
但对于随后即刻到来的事情而言，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眼下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从六月的第一周起，传染病便可怕地蔓延，《统计表》升高，热病、斑疹伤寒、出牙齿记录，开始上涨：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掩盖他们的瘟病，这么做是用来防止邻居躲着他们，不肯同他们打交道；还用来防止当局封掉他们的房子，这件事情想来是还未实行，却有到来的危险，而人们一想到它就吓得要命。
六月的第二周，圣迦尔斯教区，那儿仍是传染病的重灾区，埋掉了120个人，那个尽管《统计表》上说只有68个是瘟疫；可大家却说至少有100个呢，是从上述那个教区葬礼通常的数目算出来的。
到这一周为止，这个城市一直都是平安无事，全部97个教区之内，还没有任何人死去，除了那个法国人之外，我在前面提到过他。眼下城内死了4个，一个是在伍德街，一个是在芬丘奇街，还有两个是在克鲁科特胡同；索斯沃克整个儿都平安无事，河的那一边还没有死过一个呢。
我住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位于这条街的左手边或北侧；由于瘟病还没有到达城市那一侧，我们这一带仍旧是非常安心的：但在城里另一头，他们都不胜恐慌；而那类资财较丰的人，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从城市西区蜂拥出城，带着家眷和仆人，行止非同寻常；这在怀特夏普尔尤可见到；也就是说，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是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驮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像任何人可以从他们的外表看出来的那样。
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它让我心里充满非常严肃的想法，想到那种惨祸就要降临这个城市，还有留在这里面的人那种痛苦不幸的境况。
好些个星期里，人们都慌乱成这副样子，以至于不付出千辛万苦就到达不了市长大人的门口；那个地方是那样紧迫和拥挤，为了搞到通行证和健康证明；为了外出旅行这档子事情；因为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准许在沿途市镇里通行，或是在任何客栈投宿：由于眼下这阵子城里一直都没有死过人，市长大人毫不费力就给那些人发了证件，所有那些住在97个教区的人，也包括所有那些在市外管辖地住了一段时间的人。
这种慌张忙乱，就像我方才说的，持续了好些个星期，也就是说，整个的五月和六月还要再长一点，因为有谣传说政府就要签发一项命令，要在大路上设置栅栏和关卡，用来阻止各色各样的人旅行；而沿途那些市镇，将不容许从伦敦来的人通行，怕的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传染病，虽说这些谣传没有一个是有根据的，只是想象而已；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眼下我开始认真考虑我自己，关心我自身的状况，我该如何给自己做出安排；也就是说，是否我该打定主意留在伦敦，要不就是关掉家门，然后逃之夭夭，像我许多邻居所做的那样。我把这一点那样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我只知道，它对于比我后来的那些人也许是重要的，如果他们快要陷入同样的苦难，要去做出同一种选择，所以我很想让他们随便看一看这篇记录，作为他们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为的历史，因为让他们注意到我的结果如何，这未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我面前摆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照常经营我的生意和店铺，这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这里头搭进了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资产；另一件是要在那样惨淡的灾难当中保住我的性命，正如我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样，灾难就要降临这整个城市；而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我的害怕说不定是跟其他各色人等一样，表现得比它会有的还要大得多呢。
这头一个考虑对我来说关系极为重大；我做的是鞍具商这个行当，由于我的交易主要不是通过店铺或机会买卖，而是在商人中间进行，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因此我的资产大半是搁在这类人手上。我是个单身汉没错，可我有一个由仆人组成的家庭，我让他们照看生意，我有一所房子，一家店铺和一个塞满货物的仓库；总之，要把它们全都给扔下，作为此类情形下必须被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管理人或是适合的人员可以将它们托付，这就成了要去担当那种损失的风险，不仅是损失我的买卖，还有我的货物，事实上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所有。
与此同时我在伦敦有一个兄长，从葡萄牙回来没多少年；同他商量，他的回答是三个字，和在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中给出的一样，（亦即）自救吧。总之，他赞成我退居乡下，像他自己携家带口决心要做的那样；跟我讲他好像是在国外听到过的事情，说预防瘟疫的最好办法是从它身边溜之大吉。至于我争论说要损失买卖、货物或债款，他把我给大大地驳倒：他告诉我说，我赞成留下来的那个理由，（亦即）我要把安全和健康托付给上帝，便是对我那种损失买卖和货物的说法最为有力的反驳：因为，他说，你要把损失买卖的可能性和风险托付给上帝，跟你要在那样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急关头留下来，把性命托付给上帝，不是同样说得过去的吗？
说到要去的地方，我没法争辩说我有什么为难之处，因为在北汉普顿郡有好几个朋友和亲戚，咱们家最初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尤其是，我只有那么一个姐姐在林肯郡，非常乐意接收我，款待我。
我的兄长，他已经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去贝德福郡，决定要随后跟他们去，非常热心地催促我走；而我曾经决定要答应他的要求，可那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搞到马儿：因为，尽管所有人确实都没有离开伦敦城；可我还是敢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所有的马儿都离开了；因为整个城市有几个星期几乎买不到或者说是雇不到一匹马。我曾决定带上个仆人徒步旅行；而且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不睡旅店，而是随身带上一顶士兵的帐篷，去野地里睡觉，因为天气很暖和，不会有着凉的危险：我说，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因为有好些人最后就是那么做的，尤其是过去还没多少年的那场战争里从军的那些人；而我必须要说，说的是自身的原因，要是绝大多数出门旅行的人都那么做的话，瘟疫就不会被带进那么多的乡镇和房舍，结果造成巨大的破坏，事实上是毁掉成千上万的人了。
但是接下来那位我有意要带在身边的仆人，骗了我；他对瘟病的增长感到害怕，而且不知道我啥时候走，便采取了其他措施，把我给丢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耽搁了下来；而不管怎样，我总是发现定下来要走时，总是被这样那样的意外妨碍，以至于落了空，又耽搁下来；而这样就招来一段经历，本来会觉得是毫无必要的节外生枝，（亦即）招致这些上天注定的挫折。
我也是把这段经历当作最好的方法来讲述，可以用来告诫任何落入此种境遇的人，尤其是，如果他是那种把良心当作义务的人，那么他就会从中得到指导该如何行事，换言之，他应该牢牢盯着当时那种天意的具体显现，而且应该用复杂的眼光看待它们，由于它们彼此相关，也由于整体上关系到他面前的那个问题，那么我想，他确实可以把它们当做是上天的旨意，什么才是他在此类境遇中要去履行的不容置疑的义务；我的意思是说，当传染性瘟病降临时，是要离开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呢，还是留下来不走。
它非常温暖地来到我心间，一个早晨，当我在单单沉思这件事情时，我想要是没有神意的指示和准许，那就什么都不会来看顾我们的，因此这些挫折落空必定是包含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而我应该考虑到不管它有没有清楚地指示出来，或是透露给我，上天的意志就是我应该不走。我随后便立刻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的意思，我该留下来不走，那他就有能力在所有包围我的死亡和危险中，好好保全我；而如果我想通过逃离我的住所来保住自己，行为有悖于这些旨意，而我相信它们是神的旨意，那就成了从上帝的身边逃走，而他就会用他的判罚来声我，只要他觉得时间和地点合适。
这些想法又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决心，当我又去跟兄长谈话时，我跟他说，我倒是想留下来不走，在上帝派给我的那个位置上听天由命；而由于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这就似乎让我的义务变得更特别了。
我的兄长，尽管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却对我提出的天降旨意的那一套说法付之一笑，还跟我讲了好些个故事，讲的是类似于我这种有勇无谋的人，照他对他们的称呼；说如果我得了瘟病或疾病横竖是残废了，然后不能走了，那我确实应该服从它，把它看做是天意所为，我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指示，他作为我的创造者，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对我做出安排；那样一来，要确定什么是神意的召唤，什么不是，这个就不难了：但仅仅是因为我雇不到马儿出行，或是因为要伺候我的那个人逃走了，我就要把它当做是天降旨意，我就不出城，这是很可笑的，既然与此同时我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又有其他仆人，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两天徒步旅行，而且既然拥有一份健康极佳的可靠证明，那就可以要么雇上一匹马儿，要么乘坐驿马，看我觉得什么合适。
然后他继续跟我谈他去过的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我兄长作为商人，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从国外归来的，最近从里斯本回来还没几年）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伴随他们主观臆想的那些有害结果，是如何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他们就漠不关心地进入受传染的地方，跟受传染的人交往，因此之故他们的死亡率达到每周10000或15000人，而那些欧洲人，或是基督徒商人，他们离群独居，谨言慎行，基本上都逃脱了传染病。
凭着这些议论，我的兄长又改变了我的决心，而我开始打定主意要走，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简单地说，我周围的传染病增加了，而《统计表》几乎高达一周700人次，而我的兄长告诉我说，他不敢再待下去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他能让我考虑一下，只需等到第二天，然后我会做出决定的；由于我已经尽量为每件事情妥善做了准备，有关我的生意，我的事务需要托付的人，所以除了要做出决定，我没什么要做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心情极为沉重压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把整个傍晚都用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是独自一人。因为人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日落之后足不出户的习惯，原因我稍过片刻会有机会多说一点。
在这个傍晚的潜心退隐之中，我努力要决定下来的首先是，我要履行的义务是什么，而我把兄长催促我去乡下的论据陈述出来，然后把我心里想留下来的种种强烈感受拿来对照；我似乎拥有的那种可见的天职是来自我职业的特定状况，还有我对于保护我的资产应有的关切，而那份资产，正如我会说的那样，是我的身家产业；还有我认为是得之于上天的那些旨意，对我来说这便是意味着一种冒险的指示，而这让我想到，如果我得到了我所谓的要留下来的那种指示，那我就应该想到它含有一种保全性命的承诺，只要我听从。
这种想法靠近我，而我的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鼓舞，想要留下来，并且被一种秘密的满足感所支持，那就是我会受到保护的：这么想的时候正在翻阅《圣经》，它就放在我面前，而我的思绪以非同寻常的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大声嚷嚷，哎呀，我不知该怎么办，求主指引我！等等之类，那个节骨眼上我刚好翻到经书《诗篇》第91章停下来，我的眼睛盯着第二节诗，往下读到第七节为止；读完之后，又读了第十节，如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惟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我几乎没必要告诉读者，从那一刻起我做出决定要留在城里，把自己整个儿都交给全能造物主的仁慈和保护，丝毫不寻求其他任何庇护；而既然我的时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有能力在传染病肆虐的时间里保护我，就像在健康的时间里保护我一样；而如果他认为拯救我并不适合，那我也仍然处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他觉得该怎么处置我好就怎么处置我，这么做是恰当的。
带着这个决心我上床去睡觉；到了次日由于那个妇人生病，我对此变得更加坚定了，而那个妇人我是打算把房子和所有事务都托付给她的：但是恩惠在同一个方面进一步落到了我头上；因为次日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对劲；这样即便我本来想要走，也走不成了，而我接连病了三四天，这件事完全把我给留住了；于是我向兄长告辞，他去了苏里的达尔金，后来兜了个圈子跑得更远，到了白金汉郡，要不就是贝德福郡，他在那儿为他全家找了一个隐退所。
这个时候生病是很糟糕的，因为谁要是不舒服了，立刻就会说他是得了瘟疫；而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那种瘟病的症状，却是病得非常厉害，脑袋里还有肚子里都是这样，我也不是没有担心，怕我真的给传染上了；可是大概过了三天我变得好点了，第三天夜里我睡得很好，出了点汗，精神活跃了不少；我的病好了，我得了传染病的担心也就跟着烟消云散，而我像往常一样着手打理生意。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把我要去乡下的所有想法都打消了；而我的兄长也不在了，那个方面的问题，我便不再跟他争论，也不再跟自己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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