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意识的夜晚，一个生命觉醒的意志化成个体，它从广阔无涯的世界中，从无数正在努力、烦恼、迷惑的个体间，找出了他自己，然后又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迅即回归到以前的无意识中。但在未走到那里之前，他有无限的愿望、无尽的要求。

        一个愿望刚获得满足，又产生了新的愿望。即使赐予他世界上可能有的满足，也不足以平息他的欲望、抑压他的需求、满足他内心的深渊。并且，试想纵使能获得所有种类的满足，那对人们究竟将会形成何种局面呢？不外乎仍是日夜辛劳以维持生存。

        为此，他仍须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我们要能明确了解幸福原是一种迷妄，最后终归一场空，如此来观察人生万事，才能分明。其中道理存在于事物最深的本质中，大部分人的生命所以悲惨而短暂，即是因为不知此理。

        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从无间断的欺瞒。一个愿望遥遥向我们招手，我们便锲而不舍地追求或等待，但在获得之后，立刻又被夺去。“距离”这一魔术，正如天国所显示的一般，实是一种错觉，我们被它欺骗后便告消失。

        因此，所谓幸福，通常不是在未来，便是业已过去，而“现在”，就像是和风吹拂阳光普照的平原上的一片小黑云，它的前后左右都光辉灿烂，唯独这片云中是一团阴影。

        所以，“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未可预卜，“过去”则已无可挽回。人生之中的每时、每日、每周、每年，都是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灾难，它的希望常遭悖逆，它的计划时遇顿挫，这样的人生，分明已树起使人厌烦的标记，为何大家竟会把这些事情看漏，而认定人生是值得感谢和快乐，人类是幸福的存在呢？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我们应从人生的普通状态——连续的迷妄和觉醒的交迭，而产生一种信念：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财宝都是空无，这个世界终必归于破灭，而人生就是得不偿失的交易。

        个体中的智慧如何能够知悉和理解意志所有的客体都是空虚的？答案首先在于时间。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化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换言之，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迹何处。所以说，空虚，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它在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于其中。

        唯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金钱的支付，收款之余，还得交出一张收据。就这样，每天都如此领受，开出的收据就是死亡。由于在时间中所表现一切生物的毁灭，因而使我们了解到那是自然对它们的价值的宣告。

        如此，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这是自然对求生意志的努力终必归于乌有的宣告：“你们的欲求，就是以如此做终结。再企盼更好的东西吧！”它是在对生命提出如下的教训：我们都受到了愿望对象的欺蒙，它们通常先是动荡不定，然后趋于破灭，最后，连它的立脚点也被摧毁无余，它带给我们的痛苦远多于欢乐。同时，由于生命本身的毁灭，也将使人获得一个结论：一切努力和欲望皆为迷误。

        是徒然花费如此长久、如此辛劳的努力。

        此一见解是我遭受反对最多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还要再详细深究解说。以下，我们必须先确定，所有的满足——一切享乐或幸福，都是消极的，反之，只有痛苦才是积极的。

        我们只有对痛苦、忧虑、恐惧才有感觉，反之，当你平安无事、无病无灾时，则毫无所觉。我们对愿望的感觉，就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样迫切。但愿望获得满足后，则又像吞下一片食物的一瞬间一样，仿佛知觉已停止。当我们没有享受或欢乐时，我们总是经常痛苦地想念它。同时在痛苦持续一段时间，实际已经消失，而我们不能直接感触到它后，我们却仍故意借反省去回忆它。

        这就是因为唯有痛苦和缺乏才有积极的感觉，因为它们都能自动呈现。反之，幸福不过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健康、青春和自由可说是人生的三大财宝，但当我们拥有它们时，却毫无所觉，一旦丧失，才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其中道理正是在此，它们是消极的东西。

        总之，我们都是在不幸的日子降临，取代往日的生活后，才体会到过去的幸福。享乐愈增，相对地对它的感受就愈低，积久成习后，更不觉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却相对增加了对痛苦的感受性。因为原有的习惯一消失，就特别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拥有的愈多，愈增加对痛苦的感受力。

        当我们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当处在痛苦中时，则觉得度日如年，这也正可以证明能使我们感觉它存在的积极东西是痛苦而非享乐。同理，当我们百无聊赖时，才会意识到时间，趣味盎然时则否。

        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看出：我们生存的所谓幸福，是指一般我们所未感觉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跃的大喜悦，通常接续在饱尝最大的痛苦之后。相反，若“满足”的时间持续太长，带来的却是如何排遣、如何满足其他虚荣心等类的问题。

        所以，诗人不得不给他们笔下的主角先安排个痛苦不安的境遇，然后再使他们从困境摆脱出来。因此，通常的戏剧或叙事诗，大都是描写人类的战争、烦恼和痛苦；至于小说，则是透视不安的人类心灵的痉挛或动摇的镜子。

        司各特在他的小说《老人》一书的结尾曾坦率地指出这种美学上的必然性。得天独厚的伏尔泰也说：“幸福不过如同梦幻，痛苦才是现实的。”并且附带注明道：“这是我八年以来的切身体验，我只有看开地告诉自己，苍蝇是为充作蜘蛛的食饵而生存，人类则是为被烦恼蚕食而生存。”这与我所揭示的真理完全一致。

        确信人生是值得感谢的财富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试把人类一生中所能享受的快乐总和，与人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烦恼总和比较一下，我想便不难算出其中的比重如何。我们不必争论世上善与恶何者较多之类的问题。恶，既是存在的事实，论争已属多余，因为不管善恶是同时存在，抑或善在恶之后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将恶祛除净尽，我们也就只好默认事实。所以，彼特拉克说道：“两千个享乐，也不值一个苦恼。”

        总之，即使有一千个人生活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但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免于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们就不能否认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恶减少到实际的百分之一，但只要它表现出来，就足以构成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虽带着几分间接性，但却有种种表达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并非可喜，不如说是可悲的。”“不存在胜于存在。”“就根本而言，世界原不应存在。”

        有拜伦的诗为证：

        残酷的宿命，注定万事不得调和；

        像一棵庞大无比的毒树——使一切枯萎的树木，

        地面是它的根，天空是它的枝和叶，

        把露珠一般的疾病之雨洒落人间；

        放眼到处是苦恼——疾病、死亡、束缚，

        它们经常以新的忧愁填满那无可解救的心灵。

        如果正如斯宾诺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说：“世界和人生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不需在理论上辩护，不必在实践上补偿和改良。它们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显现的唯一存在，或者说是神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那样发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来辩护，也不必借结果而解放”的话，人生的苦恼和劳苦，就无须享受和幸福来补偿了。果如上述，则用我现在的痛苦填满“现在”的时间。同理，本来的喜悦也填满“本来”的时间，前者不能由后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态。也就是说，完全的苦恼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死亡对我们应该不是值得恐惧的事情。

        也许唯有持这种看法，人生才有它的报偿吧！但是，正如地狱的周遭都带着硫磺味道一般，我们周围也显示着要我们“最好不存在”的迹象，试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总掺杂着不愉快，享乐通常不过只占一半，满足反而形成一种妨碍，安心伴随着新的重荷。对每天每小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良策，但它却坐视不救，眼睁睁看着我们所攀登的楼梯在脚底下一阶一阶拆毁。不仅如此，还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面等着我们。

        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像盲目预言家费诺斯一样，哈皮怪兽把他所有的食物都弄污了，已经无物可吃。

        对此，有两种手段可以试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谨慎和谋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往往只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亚学派的恬淡，彻悟万事，对任何事都轻视，借以缴除“不幸”所赖以为祸的武器。从力行实践方面而言，就是要有犬儒学派者的达观，干脆放弃一切手段和助力，有如第欧根尼一般，把自己当作犬。

        事实上，人类是应该悲惨的，人类所遭遇的灾祸的最大根源在人类本身，“人便是吃人的狼。”若能正视这最后的事实，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地狱，比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对人都成了恶魔。其中一人取得头目资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使数十万人相互敌对，并且对众人呐喊：“你们的命运就是苦恼和死亡。来吧，大家用枪炮互相攻打吧！”众人也就糊里糊涂地拼起命来。

        总之，综观人类的行为，大多是极端的不公平、冷酷，甚至残忍，纵有与之相反的例外，也仅是偶然发生而已，因此才有国家和立法的需要。但一旦法律有所不及，人们立刻又表现出人类特有的对同类的残忍。人类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对待？我们只要看看黑人奴隶买卖的情形便可了然，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砂糖和咖啡，但他们原可不必这样做的。

        这实在是出于人类不能满足的自私心，偶尔亦有基于恶意的。再看看，有的人从五岁时就开始进入纺织工厂或其他工厂，最初工作十小时，然后十二小时，最后增至十四小时，每天做着相同的机械性劳动。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只为了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却是数百万人共同的命运，而其他数百万人的命运也莫不如此。

        除此而外，一些极为微小的偶然也可导致不幸。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幸福的人，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他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实际上许多不幸都是间接的，人们所以经常感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任何人心底都有强烈的嫉妒心，不管处在何种生活状态，只要看到别人胜过自己，不管哪一方面，都足以造成嫉妒，无法平息。人类因为感到自己的不幸，所以无法忍受别人的幸福。相反，当他感到幸福时，即使只有一刹那，也会扬扬自得起来，恨不得向周围的人夸耀：“但愿我的喜悦能成为全世界人的幸福。”

        如果能明白显示人生本身就是贵重财富的话，那么对死和死亡的恐惧守卫者，就不该设置在它的出口。反之，若说死亡真如想象中那般可怕的话，又有谁愿意逗留在这样的人生中呢？还有，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其实，苦恼和死亡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制造了一条迷路；虽然人们希望离开它，但却相当困难。

        从实践方面而言，如果说世界并不宜于存在，在道理上也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从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观察出来，应当不至于使人对它有所惊讶或怀疑。世界本就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不论如何完整的哲学也有无法触及的一面，它仿佛像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又如两个不合理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除世界之外再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吗？”世界也没办法替我们解释，我们无法从这里发现存在的理由或终结的原因，它本身不能表示它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命题。

        根据我的见解，这件事可以从下述理由加以说明：世界存在的理由并没有明显的根据。只是由物自体盲目的求生意志以现象的形式来表示“为什么”，不受根本原理的支配。这和世界的性质一致，因为安排我们活动的是肉眼看不到的意志，如果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意志，它应该马上能估计这种事业得不偿失，能知道：在不绝的忧虑、不安和穷困之中，即使我们付出全力，努力奋斗，任何个体的生命也无法免除破灭的厄运，所能得到的生存只是一时的，到最后仍难免在我们手中归于乌有，得不到任何报偿。

        所以，如果世界正如阿那克萨哥拉所说，是“理性引导意志”，那就难怪乐天主义者会那样乐天了。尽管世界充满悲惨是昭然若揭的事，一般人仍打着乐天主义的旗号，在这种场合中，生命是一种馈赠，但是我们若能预先详细调查这个馈赠，很明显，任何人都将谢绝接受它。莱辛之所以惊叹他儿子的智慧，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孩子似有先见之明，不愿来到这个世界，而是被助产妇强行拖出来，但在落地后，又匆匆逃去。反之，也有人认为人生的过程只是一种教育。果真如此，也许大多数人将这样回答：“我们宁愿投身于虚无的休息中，因为这里没有教育之类烦人的东西。”

        根本见解错误，就会形成这种结果。所以，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赠物，不如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一生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强才把利息偿还了。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然而，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定的呢？是在生殖之时。

        因而，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生存当作是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观察世相。人间“堕落”的神话（所有犹太教皆如此，大概是借自波斯教圣典吧！）虽然只不过是个比喻，但也具有形而上的真理。这是我在《旧约》中唯一承认的东西，也是整部《旧约》中唯一和我的见解取得一致的地方。我们的生存类似一种过失的结果，一种宜受惩罚的情欲的结果。信奉《圣经·新约》的基督教最聪明之处，就在于直接和这个神话相结合，而其伦理精神则和婆罗门教或佛教相同。

        至于其他方面，则又与乐天的《圣经·旧约》毫无关系。实际上，若不如此，它与犹太教即无任何关联了。如果有人想要测量一下我们的生存本身的负罪程度，不妨看看与它联结在一起的苦恼。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巨大苦恼，都可以明显地表示出我们所值究竟多少。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价值究竟不如苦恼的话，苦恼当不会到来。基督教对我们的生存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只要翻翻路德的《加拉太书》第3章注释，便可了然。“我们的肉体、境遇及一切皆被恶魔所征服，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些外邦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神是恶魔。因此，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所喝的饮料，我们所穿的衣物，甚至连空气等一切供养我们身体的东西，都要受其支配。”我的哲学常被抨击为消沉悲观，但我并无意制造一个补偿罪恶的未来地狱，“现在”就是罪恶的场所；换言之，我的意思在于表示这个世界就像地狱一般，即使你想否定这件事，其实你本身就经常体验到它。

        再进一步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的活坟墓，它们经过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在这样的世界中，竟然有人迎合乐天主义的说法，来向我们证明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种理由显然太贫弱了。

        不独如此，乐天主义者还叫我们张开眼睛看看世界：世界中有山、有谷、有河、有植物、有动物等，在美丽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切不是很美很可爱吗？诚然，如若大略一瞥，情况的确如此，但仔细调查其中的内容，却不是那么回事了。

        接着，神学家又出来向我们赞美世界的巧妙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精巧，星辰的运行永远不会碰头，陆地和海洋不会错置相混，寒流不会滞留不去而使万物僵硬，酷暑不会长久而使万物烧灼，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井然有序，而有各种作物的收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已——如果它不要让我们像莱辛的孩子一般，降生后立刻离去的话。

        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着进一步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坚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力同时表现的，感受力发达后就形成智慧，痛苦也随之消亡，欲望也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竟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了。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除了伪善者外，必当会忍不住怀着合唱“哈利路亚”的心情了。上述最后一项，虽然它的真正起源一直被隐匿着，但在休谟所著的《宗教自然史》一书中却曾毫不容情地将它暴露出来，这该是真理的一大胜利。

        同时，他的那一篇《自然的宗教对话》，立论虽然和我完全相反，但他以适中的论据，率直明显地说出这个世界的悲惨性质，以及一切乐天主义的缺乏根据，并把乐天主义的根源抨击一番。休谟的这两篇著作，虽然今天的德国人还大半不知，但却颇有一读的价值。他在字里行间教导我们的事情，比黑格尔、赫尔巴特、施莱尔马赫三者的哲学著作总和还要更多。

        我不否定乐天主义的集大成者——莱布尼茨在哲学上的功绩，也无暇深究他的“单子论”和“预定调和说”是否一致。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不过是些摘录，以订正洛克的名著《人类理解论》为目的，但其中虽有详细的批评，内容却失之贫弱。他反对洛克，正如他写《关于天上动力的原因的试验》反对牛顿的重力学说一般，最后仍然招致失败。

        康德的是特别为反对莱布尼茨的这种哲学而执笔，对他的论点是极具攻击力，甚至是破坏力的，但与洛克和休谟则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今天的哲学教授们，对莱布尼茨各方面都推崇备至，一心一意复兴他的“蒙蔽术”；另一方面，对康德则尽可能贬抑并且排挤他。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生活问题。

        简言之，认为，犹太神话不能与哲学并称，它们甚至轻率地把灵魂当作实存之物。这种说法必须要有根据，以科学态度来证实这种观念，不能轻下论断。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第一、哲学次之的哲学界，却只有埋葬了康德，捧出了莱布尼茨。

        因此，莱布尼茨的《神正论》虽将乐观主义系统化而广泛开展，然而从其性质来看，它只不过替后来伏尔泰的不朽名著造成契机而已，此外并无什么贡献。由莱布尼茨再三对恶的世界所作的不完美的辩解中，恶有时会促成善的实现，最后得到的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结论。

        伏尔泰在他书中主角的名字里已暗示着：为了认识乐天主义，我们必须要有诚实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散布着罪恶、苦恼和死亡的舞台上，乐天主义所表现的姿态委实很奇妙；如果正如前面所述，乐天主义的秘密源泉已被休谟无情地揭发出来，认为他们对其起源并不能做充分说明，那么乐天主义也许可说是对人类灾难做了一种讽刺的嘲弄了。

        对莱布尼茨那种明显的诡辩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我可以举出更堂皇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坏的世界”。因为所谓“可能有”，并不是以人的幻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

        然而，由于过去人类历史所显现出来的无非是永无休止的烦恼和无可疗治的哀伤，如人的生老病死等，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的构成早已为痛苦的存在做了最好的准备，比它更坏的世界似乎是不可能存在了。

        所以我们说它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坏的世界”。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不但行星会碰头——行星的运行会产生摄动现象，两个行星之间会因相互影响而使其中之一逐渐失去平衡，严重的话，还可能使两者互相碰撞，所以也许世界不久后也将寿终正寝。虽然一般天文学家认为那些不过是偶发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运行不协调产生的。他们还费尽心血推算出今后或许可能顺利运行下去，以及世界应该可以继续照常存在的理由。但牛顿却持相反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希望天文学家的计算并无错误，行星系统的机械永久运动能与其他系统相同，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

        而且，行星的坚硬外壳下还潜藏着无数强烈的自然力，如因偶然触发给了它们活动的余地，它们必会破壳而出，使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毁灭。这类事情在我们的地球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今后恐怕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地震，以及庞贝的毁灭，只不过是对它的可能性给我们一点开玩笑的暗示而已。

        化学方面无法证明的空气的一点点变化也都可能成为霍乱或黄热病、黑死病的原因，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再发生巨变，也许更灭绝一切生命了。再者，上苍赋予动物的器官和力量，不管如何努力，充其量也仅能勉强供应自身食用，以及哺育幼儿而已，所以，动物的手足若失其一，或者不能充分利用，大抵都非死不可。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却都在与贫乏较量中消耗殆尽，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保持身体的平衡。

        可见，不论就全体的存续或个体的存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才不致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

        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例子实在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的任何动物的化石，都可作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存续已成过去，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更坏的世界的有力明证。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因此，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

        但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予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了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其实把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当作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纯正的基督教均做如是观。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圣经·新约》中形容世界是“眼泪之谷”，称人生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基督教则以拷问的道具（十字架）作为象征。

        所以，当莱布尼茨、夏夫兹博里、柏宁布洛克、蒲柏之徒搬出乐天主义时，却换来一般世人的激愤，主要就在于乐天主义和基督教的基础不能并立。伏尔泰在他那篇出色的诗集《里斯本震灾赋》的序言中坚决反对乐天主义。?9９ｌｉｂ.

        这位备受德国下三滥文人诽谤反对而为我所钟爱赞美的伟人，他的学术地位毫无疑问应该凌驾于卢梭之上，理由是他得出了以下三种见解，表明他的思想极为深刻：（一）确信恶的绝对大小和生存悲惨的见解；（二）有关意志行为残酷的必然性见解；（三）把洛克的命题——在物质中也可能有思想——当作真理的见解。相形之下，卢梭只具有一个浅薄的新教牧师哲学。他在那篇《沙波亚牧师的信仰告白》中，拼命批驳伏尔泰的上述几点；同时，又在1756年8月18日寄给伏尔泰的信函中，以肤浅错误的逻辑，对上述优美的诗句大肆攻讦而表示拥护乐天主义。

        尤其，卢梭哲学的特征和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说人类本来是善的、是无限而完整的，却因为文明及其结果而使人类陷入邪途。他以此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原罪和人类根源性的堕落，作为他的乐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础。

        一如伏尔泰在中以诙谐的作风向乐天主义挑战，拜伦亦以其严肃悲壮的作风，在不朽的杰作《凯因》诗集中展开相同的宣战。为此，他也光荣地招致反启蒙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诽谤辱骂。

        从历代伟人的言论中，我们不难找出许许多多反乐观主义的名言，他们都看出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以发人深省的语句叙述出来。在这里，我想引述其中的几则，以作为我的见解的诠释和佐证，并作为本文最后的点缀。先说希腊，希腊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及亚细亚高地人大异其趣，尽管他们坚决主张意志自由，但仍深刻地感到生存的悲惨，才发明了悲剧，以抒其情。

        另一个证据出自海德洛斯，而且常被后人引用。他说，特拉基亚人往往以伤感的心境迎接新生婴儿，对着他们喃喃历数其前途中所有的灾祸；同时又以欣喜和玩笑的心情埋葬死者，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已可免除许多大苦恼。在普卢塔克所保存的美丽诗句中，他这样写道：

        感叹生者，因为他们要面对许多灾祸，

        因为他们今后可免除许多苦恼。

        据说，墨西哥人当婴儿降世时就对他念道：“我的孩子，你的诞生是为了忍耐，所以你必须忍耐、烦恼、沉默。”该地与前面所述的国度远隔千山万水，民俗上该不至于有历史上的渊源，因此这种雷同只能归结为道德观念的一致。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所以斯威夫特从孩童起对自己的生日就不当作是欢喜的日子，而是以一种悲哀的仪式来纪念，每逢这天他必定反复阅读《圣经·约伯记》第3章中的一节（见司各特编著的《斯威夫特传》），这一节是写约伯诅咒自己生日的情形。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某一节曾经说：“死亡虽永远攫夺了我们的意识，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聪明的人不求最幸福的日子，但求没有酣梦的睡眠。”这一节想必早为世所熟知。由于篇幅太长，在此拟不赘述。

        赫拉克利特的格言也说得妙：“生命之义一如其名，而死亡是它的事业。”

        特库里斯有如下一段名诗：

        对人而言，最善之策是不要出生，

        索福克勒斯的名著《俄狄浦斯王》中有几句简短的话，叙说前述的观感：

        欧里庇得斯也说：

        同时，荷马也说：

        在地上呼吸步行的一切东西中，

        连普利纽斯都说：“任何人内心都有‘得救第一’的念头，所以自然赋予人类最大的财富，无过于取得适当时机而死。”

        莎士比亚也让老亨利四世说：

        若能看到时间的回转，看到命运的嘲笑，

        看到“虚幻无常”化为形形色色的美酒，倾满一杯杯

        最后，我再举拜伦的诗为证：

        试数数看你一生中所有的欢欣，

        再数数你没有烦恼的日子究竟有多少？

        以目前而言，讨论此问题最彻底、最根本的应推雷奥帕地，他的脑海永远充满这些思想，他的著作完全在强调：世界到处都是生存的嘲笑和悲惨，翻开他作品的每一页，无非是以各种形式和表现来叙述这些，并且比喻非常丰富，读起来不仅不感到厌倦，还可以说很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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