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信的心理方面也就是在信仰的心理方面，再进一步讲，是否那些确信的事物不比真理的大敌谎言更危险，很久以前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一箴言第54和第483）。现在，我要问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了：在谎话和确信事物之间是否有根本上的任何对立？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有，但是全世界事实上并不相信什么！每个确信的事物都有它的历史、基本形式、试验与错误阶段。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没有成为确信的事物以后，一个事物才变成一个确信的事物，甚至经过一个更长的时间几乎成为确信事物它才变成一个确信的事物。怎样成为确信的事物呢？谎话能不能成为确信的事物的萌芽形态呢？有时候，只要一个人的因素改变就够了。在儿子的身上已变成确信的事物，可是在父亲的身上仍然是一个谎话。

        所谓谎话是指不愿意去看一个已经确实看到的东西，不愿意看某些人已经看到的东西。谎话的发生是否在见证之前或者根本没有见证，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最普遍的谎话是人对他自己说谎；相对来说，对别人说谎反倒是一个例外。

        现在，这种不愿看到人们确实看到的某些东西，这种当人们观看时不愿看到某些东西的情形几乎是一切偏颇的人的第一条件；偏颇的人必然变成为一个说谎者。例如，德国历史编纂家相信，罗马代表专制主义而日耳曼种族则把自由精神带到这个世界来。在这个确信事物与谎言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当所有派别以及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本能地运用道德的大话时，人们还有可能惊奇于道德几乎持续存在而各种偏颇的人还需要它吗？

        这是我们确信的事物，在全世界之前，我们承认它并为它出生入死。尊敬一切具有确信的信念的人！我甚至从反犹主义者口中听到这种话，相反一个反犹主义者不再是适当的，因为他把说谎当原则。

        在这些方面，教士们相当精明，他们很清楚一个确信的概念中存在的不合时宜，亦即厚颜无耻，这种厚颜无耻是一个原则，因为它是为了一个目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接受犹太人聪明的方法，引入“上帝”“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启示”等概念。

        康德以其绝对命令走上这条路；因此他在这方面所谓的理性就变为实践的了。他们认为许多问题不管真还是不真，人都不能做出决定；所有最重大的问题，所有最高的价值问题都超越了人类的理性。认识理性的限制是唯一真正的哲学。

        上帝给人类启示是为了什么？上帝会做多余的事吗？人自己不能知道何谓善何谓恶，所以上帝把他的意思告诉人。道德教士不说谎，“真”和“不真”的问题不存在于教士们所说的那些事情中，这些事情根本不容许一个人去说谎。因为一个人能够说谎，他就会在这里决定何谓真。但是，在这方面，人是有所不能的；因此教士只是上帝的代言人。

        这种教士的推论法不仅仅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说谎的权力和“启示”手法是属于教士这类人的，是属于颓废教士和异教教士的。（异教徒是指那些肯定生命的人，上帝对他们来说就是表示对一切事物最大肯定的一个词）

        法律、上帝的意旨、圣书、灵觉，所有这些词只是教士获得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条件；在一切教士组织一切教士的哲学式的统治基础上，都有这些概念。这种“神圣的谎言”是孔子、《摩奴法典》、穆罕默德、基督教会所共有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真理是存在的”，无论这句话在什么地方被讲出来，它的意思只能是说，教士说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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