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末年元、成、哀诸帝以至莽朝，成都、洛阳、长安诸大郡因货殖积财致富者不可胜数。成哀之时，有成都罗裒者，訾财至巨万；临淄姓伟者，訾财5000万。

        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积訾财10千万；京师有富人樊嘉、挚纲、如氏、苴氏、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等均积财至5000万。以上均为以货殖积訾财而致富。

        至于朝廷公卿仕宦之家，亦无不积累财富至万万钱。如元帝时，都内积财富至40万万钱；水衡有25万万；少府有18万万。又如佞幸之臣，石显达1万万；滈于长亦累积巨万；董贤旬月间赏赐巨万，董贤死后，县官拍卖其家财，凡43万万钱。

        又据《汉书·元后传》称：王莽家族中的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各方逢迎赠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雇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

        由于汉代自昭、宣诸帝以来，休养生息，元气渐复。社会财富，任其自然发展，因此造成极富与极贫之现象。而当时外戚佞幸，奢僭淫放，等同封王。于是前朝如贾谊、晁错及董仲舒所扼腕叹息之现象，一一重现。元帝对学者如王吉、贡禹眼见当时官奴婢十余万人，终日嬉戏无事，浪费公帑，主张免役复为庶人。

        元帝时期，王吉、贡禹等向朝廷献议罢乐府，限制官绅豪民拥有田宅及奴婢数目，以遏抑当时升平盛世之日益炽烈的奢风。而当时朝野亦希望能做到制节谨度。王莽所抱之政治理想，亦可说自此种时代背景及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成，并无足怪。

        王莽之可贵，在于他出身于王氏极盛之门第，却接纳了王吉、贡禹等谨度制节之说，修己治人，坚守有为，实在是相当难得。

        哀帝崩，董贤伏法，王莽重执朝政，至平帝元始三年，王莽上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等政策，其实就是他接续了哀帝绥和二年时所颁布的政策。及至王莽篡汉，新朝始建国元年，便正式下诏禁买卖田宅奴隶。

        王莽下令禁止买卖田宅奴婢大意如下：

        古代一夫一妇种田100亩，田租十分之一，国库充裕而人民富足。到秦代破坏了圣制，废除井田，于是人心贪婪，兼并四起，强者拥田以千计，弱者无立锥之地。又于市场买卖奴婢，等同马牛。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真义。……至汉代减轻田租，收三十分之一，但又有更赋等须缴纳，加上豪民的侵凌。

        人民田租表面上为三十税一，实际上是十分之五。因此造成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以致陷入罪网。余前摄政时，已经准备改革田亩奴婢等不平等现状，因遭反虏逆贼扰乱而止。

        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以后不准买卖。凡一户之男丁不满八口而拥逾一井之田者，当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如今无田而受田者，亦照此制度办理。敢有非议井田圣制者，一律充军边疆。

        此诏用意本来相当合理。凡今人所提土地国有，平均财富及废奴诸说，在此诏中均有提出。但凡是一种社会经济情况，必有其自然生长之过程，亦必有其相当合理之背景，始能产生。今王莽竟以一纸诏令，欲改弦更张，实势有所不能。史载，当时上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犯了买卖田宅奴婢及铸钱之罪者，不可胜数。

        三年以后，始建国四年，有中郎区博上书谏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夏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接纳此议，遂下书再准人民得以买卖田及奴婢。因此均田及废奴之制始终未能推行。但到天凤四年，规定凡畜奴婢一名者，得缴纳人头税3600钱，实有寓惩于禁之意。但由于当时社会势力仍掌握于富民豪家之手，王莽此种政令，实不能示惠于奴婢，反招致豪民主怨尤，于是民心丧失，归于失败。但至汉光武朝，屡诏免奴婢，事实上是受了王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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