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晋赋役繁苛税种多

        曹操击败黄巾得降卒30万，继而挟献帝迁都许昌。遂募民大规模屯田于许昌一带，得谷100万斛。其屯田收租之法是，将官田出租给佃户，如佃户用官牛耕田，则政府分六成，佃户分四成；如自持私牛，则政府与佃户各分五成。佃户亦可免除徭役。

        曹魏并在每一州郡设置田官，如严匡为颍川郡典农中郎将，陈登为徐州典农校尉。《三国志·晋书·食货志》说：“魏武之初，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

        屯田不但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亦可协补地方日常开支，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要在邺城（今河南）建造宫室，命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供应木材。梁习便请求“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以耕种菽粟，将所得作为准备供应木材的费用。可见屯田亦有助于地方财政。

        曹操对非屯田的农民，另订立一套租调制度。规定每亩收田租四升，每户缴纳绢二匹、绵二斤。但不得再摊派其他实物，并令郡国守相监察，勿使豪强逃租而造成弱民的负担加重。以当时亩收三斛计，每亩纳田租四升并加绢绵，田租并不算重。

        此后两晋的户调制，大体上沿袭自曹魏制度，不过所纳田租与绢、绵有所增减而已。西晋户调制，前节已述及。兹再略述东晋之田租及户调。

        西晋亡，东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即位，仍沿用西晋旧制，但疆土只有半壁南方，而移居南方的北方世家豪族又有免赋役的优待，因此国家税收日少。遂于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实行“度田收租制”。规定亩收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升。但此法为豪强所反对，弄致田赋积欠达50余万斛。至晋哀帝，田租减为亩收二升。但此处显然“升”字为“斗”字之误。因既然说明“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即每亩“三升”为每亩收入的十分之一的话，则每亩共收30升（三斗）而已，实不合逻辑。故以“亩收三斗”较为合理。

        至孝武帝司马曜废“度田收租”而改为“按丁税米”，由初期的每丁三斛增至五石。而《隋书·食货志》比《晋书》所记还要多加“禄米”二石，共计每丁七石。所谓“禄米”是为供给郡、县官的秩禄所需，所以东晋之田租比前朝更重。此中原因由于王公豪族的荫户可以免除课役，以及豪强大户的逃匿田租所致有关。

        至于土著或蛮夷所居之山地或荒僻之处，因无有蓄积粮米，政府便准以马、牛、羊、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牲口产物纳贡，以裨国用

        东晋农民除田租外，尚有户调。规定“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丁女则照上述减半收取。

        至于东晋的徭役，据《隋书·食货志》所记，是“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除了丁男每岁服役不超过20日外，又得为漕运而每“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可见当时需要漕运役夫亦甚为殷切。丹阳尹提及当时杂役有60项之多。

        关于自中州流亡到江左的侨民，政府只宣布可任意“乐输”，并无规定数量，以示对侨民因逃亡而给予优待。至哀帝时，桓温下令“土断”，侨民居住之地便须编户以便征收租调，以免当地土人负担过重。

        综上所述，东晋丁男租调共计租米七石，布二丈、绢二丈八尺、丝三两、绵十一两二分。遂促使不少人故意弄残身体或削发为僧以避徭役，鳏寡则不敢妻娶。此外，尚有很多摊派，如“修城钱”、“送故钱”、“商税”、“过津费”等。清代厘金费只收百分之一而已。中国之有田宅房契税、交易税均始自东晋。

        

2.南朝宋武文二帝轻赋役

        南朝宋武帝（高祖）刘裕是一位好皇帝。他经过两次北征，巩固了政权。他有刘穆之辅政，犹如刘邦之有萧何。

        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他首先杀了虐民官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其子荆州刺史王绥，继杀“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的大族刁逵。杀一以儆百，政风大振。并将刁逵财富分给百姓，民心大快。

        刘裕又宽施了一连串的利民措施。如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赦免判刑五年以下的囚犯。义熙九年下令禁绝豪强霸占山泽，人民均可共享山泽湖水之利。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又大赦天下，以前被流徙远地的人户可回本乡，并可免除两年租调。

        刘裕又大力整饬赋役，例如义熙八年下令荆州、江州人民除履行租税调役外，地方官员不得滥征浮额杂项。以前凡郡守县令所享有的屯田养鱼收益，现一概废除。以前中央向上述两州征收的木材、皮毛一律停征。

        义熙十年，减轻人民劳役，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义熙十一年，免除荆州、雍州人民租税。

        永初元年，中央政府不再向郡县征调造船木材及运船。以后由中央的“都水台”自行负责办理。中央各部门所需物资，不得向民间勒索，须自备款购买；并豁免前欠之租调及债项。

        义熙十一年下令荆州、雍州、西局、蛮府等地区之吏及军人，年在12岁以下、60岁以上及孤幼、单丁与家人中需扶养者都遣散为民，穷独者且由政府长期救济。

        刘裕又对以前避重役而自伤残的人士免除了冶铁的劳役。永初二年又下令限制地方政府滥征兵役，使兵户减少，人民可专心耕种。

        综合宋武帝刘裕掌政十余年来，整顿赋役，减轻人民负担，以纾民困，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朝宋刘裕卒后，由其子刘义符为少帝，但登位两年即被废。继由刘裕三子义隆继任为文帝，掌政达30年之久。

        宋文帝亦能善承父志，致力农桑，奖励力田。从义熙到元嘉40多年间，是南朝史上赋役最轻的一段日子。

        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诏令各郡县地方长官注意劝农，要使做到地无遗利；并每年选出地方上模范农民，以示鼓励。

        文帝并遵行刘裕的赋役政策，元嘉元年即下诏减荆州、湘州租调之半。

        元嘉十二年诏免遭受水灾的各郡欠课。

        元嘉十七年下令以前所给扬州与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粮、种子，兖州、豫州、青州及徐州连年须缴的租谷，全部减免半数。该地如歉收五成的则全部免租谷，并从宽减收百姓的各种欠项；禁止人民分享山泽之利的地区要解禁；征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废除，一切法令要从宽，并要公平。

        宋文帝亦似乃父般重视救济，对百姓慷慨施赈。如元嘉十二年丹阳、淮南、吴兴及义兴等地大水，连首都建康亦全城水浸，文帝特从其他州郡拨米数百万斛以济上述灾区。二十年时有州郡水灾，文帝遣使开仓赈恤，拨发粮食和种子；二十五年因多处冰雪经旬，薪米腾贵，文帝命建康及秣陵之营署拨赐柴米。

        根据《宋书·王弘传》所记，文帝并对人民服役年龄作了一次合理的调整。依照旧制，男丁13岁要服半役，16岁则全役。在元嘉初年调整为15至16岁宜为半丁，17岁为全丁。

        文帝晚年欲继承乃父遗志，于元嘉二十七年仓卒出师北伐，因此覆师丧旅，并使广陵一万多户人家为北魏掳走。徐、豫、青、冀、兖各州之人民惨遭杀戮者无数，宋财政亦濒临破产。

        皇命减百官俸禄三分之一，并向民间富有者借用资财四分之一，事息归还，可谓中国最早出现的战时公债。但宋文帝仍坚持不向人民增加租调，可谓善政。

        宋武帝刘裕、文帝义隆两朝政绩，《宋书》有两篇史评，颇多称道。一篇是《良吏传序》，其大意谓：高祖（宋武帝刘裕）平民出身，已知民事艰难。他在安帝义熙年间入朝作宰相，留心吏职。由于两次北伐，日耗千金，因此未能宽减赋役，但他仍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本人生活极为俭朴。清简寡欲，不重丝竹之音，舆马之饰，因而能连年出征。太祖宋文帝刘义隆幼年宽仁，继位后于元嘉七年，宋军攻占虎牢、洛阳等地，大军出征，军费出自国库，并不征用民众服役，亦不加重人民负担，因此国内安宁。执政30年来，每年只征收正额赋役，而无额外需索。人民安于自己的工作，守宰六年更换一次。虽然做到家给人足非易事，但亦无人死于饥寒。城乡歌谣舞蹈，到处成群，确是宋世之盛世。

        另一篇史评记载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县庆等的传后评语，大意如下：史臣道，自从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逃后秦，刘裕平江陵并取得东晋政权后，一直至元嘉末年，共39载，不用兵车，民不外劳，役宽而政务清简，人民繁息，余粮满仓，夜不闭户，可谓南北朝之极盛之期。此时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丰收，使数郡忘饥。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田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斤黄金，即使长安一带亦不能比。荆州拥有南楚地区之富，扬州有全吴之沃及鱼盐杞梓之利，丝绵布帛足供全国衣着所需。

        元嘉中期，水灾为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赈之，因此能安然度过。宋孝武帝刘骏末年，积旱成灾，虽弊同往困，但救济工作不及元嘉时期，故灾情虽未及元嘉之半，但死亡者却加倍。

        以上两则史评均称道了刘裕、义隆父子两朝的德政，使政经情况趋于安定繁荣。惜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孝武帝刘骏继位，以后继位者，更一代不如一代。

        东晋以后之户调是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但刘骏竟加至“民户岁输布四匹”。将户调增至四倍，安得不民穷财尽。

        

3.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

        萧道成篡宋而成立南齐王朝，史称齐高帝，时为公元479年。高帝躬自俭朴，将宫廷器物的铜饰改为铁制。但在位四年中，值得称道的，仅为“检籍”一事而已。由于当时的户口非常混乱，有的在户籍注明有爵位，以图免役；有的窜改年岁；有的有户存而不见有册籍；有的在册籍上注死亡而实在未死者；有人在家而册籍上注明从役者；有的册籍上注明称残废而实乃健康者，目的为了逃避赋役，各县长官因受贿而不核实，亦不更正。

        由于户籍不实，使少数百姓的赋役加重，地方官吏因收受贿赂而任刁民窜改户籍。高帝下令“检籍”是为了“均役”。因此责成各县令（长）亲自审查，改正后报送到州。但由于吏治腐败，依然“货贿潜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废帝元征四年，历时11年中，更正的户籍不足四万，工作迟缓，效果并不理想。

        至武帝萧赜永明八年，处罚不诚实巧户戍守边境（淮水沿岸）十年，但因刑罚过重而怨声载道，武帝不得已撤回原议，准许谪役边境者归回本土。

        武帝在位11年中，可说做了一些整饬吏治的事，废除了多项杂税，如即位后即免除“修城钱”。

        永明六年时，免除了向州、郡、县官“送故钱”的陋习。

        永明十一年废除“三调”中的“杂调”。据胡三省解释：三调指“调租”（即田租）、“调布”（即户调），以上为正项赋税；另一项为“杂调”。

        所谓“杂调”，即包括上述提及的“修城钱”和“送故钱”，此外又有“塘役钱”、“丁税一千”及“滂役”等。

        南齐以后诸帝，乏善足陈，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赋役无度，已无善政可言。

        

4.梁武帝废杂调谬赋

        萧衍未建梁朝时，已是方镇之统领，颇知民间疾苦，及登位为梁武帝，减省赋役，使民得以休养生息。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废除齐末杂调谬赋，淫刑滥役。如逋布、口钱、宿债等项，一概豁免，给鳏寡孤独不能存活者每人谷五斛。

        天监初年，米价波动甚剧，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丰收斛米30。此时期梁武帝对赋役处理的要项如下：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按资产定户等定税额。东晋的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仍按户等征收。本来此法较为公平，但征收官吏计算资产时过于苛严，如尺高桑树，便计算税款，屋未建成，便得照新屋房产呈报，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树。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贿得益，穷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赀，计丁征布”，以解民困。时为天监元年。

        天监十六年，免贫户一年之“三调”（包括田租、户调及杂调）；无田者给予田地；产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狱；赈济孤老鳏寡。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复若干地区，北魏荆州及徐州刺史率部归，诏令新附民众可永远免役。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励流亡者复业，并可免役五年，家贫者并免收一年之“三调”。孝弟力田者赐爵一级。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对全国部分地区赦免宿债及一年之“三调”。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

        综上所述，梁武帝废除了繁重的杂调，足见体恤民困。即使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缴纳租谷，以助军资，但并不增加平民的租调，十分难得。故梁武帝时代，较诸宋、齐两代的赋役，已轻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届古稀，处事已甚糊涂，因此为侯景所害，诚可叹息。

        

5.五胡十六国赋役概况

        五胡十六国时代，田租的缴纳，仍然是以八二分乃至六四分，即政府得八成或六成，人民得二成或四成。

        前燕明帝慕容皝较五胡各朝看重农事。他亲自巡行郡县，劝督农桑。由于政事较清明，使四方人士来归，并以牧牛供给贫家，供给苑中种田，政府收取八成，耕种的佃户得二成。有牛无地之佃户，亦在苑中种田，则政府收七成，佃户得三成。后由记室参军封裕向慕容皝劝谏道：

        ，相继沟壑。……故九州岛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魏晋时期）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明帝遂取消苑囿，以给百姓无田地者。贫者各赐牧牛一头，若有余力，可依魏晋之制多取牛与田垦殖之。大体言之，当时北方田租，情况多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有私牛者，官私各半。

        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请立农，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之田岁纳租60斛。以亩收一石计，60斛即是六四收租。

        至于五胡时期兵役，多为胡人部族兵，汉人并不受重视，必需时才用抽丁办法。

        后赵石虎讨前燕慕容皝时，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

        到北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处理赋役北朝较南朝为有办法。

        

6.北魏前期租调概况

        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地方主管官员应勤督农桑，并须造报户籍清册，其上写明家别人数及课种土地面积，以凭考核。并规定了牛工和人工的换工办法和标准，借以解决贫户因缺乏耕牛而不能耕种之苦，并免使有牛人家向无牛贫户苛索租牛的重租。并规定各户在其耕种田地上写明标志，作为是否种足课田面积的考核。此年即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年，即北魏推动重农政策之开始。

        北魏前期大致承袭西晋的租调制度。北魏对天下户籍的“九品混通”，亦即西晋的“九品相通”，其每户征收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另缴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以供调外之费。

        不过，北魏的田租是按户征收（与东晋同），但西晋则是按亩征收，为两者不同之处。北魏实际上是把租与调合并为一。此外，北魏另征收一项附加税——一匹二丈帛。

        但北魏有时视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别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焘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时，曾经下诏说：“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此处即照顾到贫穷农户，中贫者可免缴两年的租调，下贫者则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善政。

        拓跋弘献文帝时下诏，凡上三品户须将租粮缴纳到京师；中三品户则可缴纳到他州；下三品户本州即可，由纳税户负责运送，亦可折交运脚，实际上减低了中下等户的负担。

        除了上述的正常租调以外，北魏还有不少额外的赋税，包括下列各种：

        a.额外之田赋：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命诸州征发民租，每户50石，并将征得之粮储存于定、相、冀三州。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拓跋弘率大军南侵，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十丁抽一助战，并每户收租50石。

        。本来，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太武帝时，已平陕西甘肃一带，以河西广大水草牧地，畜养战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以及牛羊无数。牧畜已不为少。

        c.运畜之赋：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诏令十户出大牛一头，以便运粟塞外。此时期亦有征驴运粮的。此运粮制度为时颇长，直至北齐，历时170年左右。

        f.徭役：如明元帝泰常八年，筑长城自河北省赤城至绥远五原凡2000余里以防柔然族南侵；道武帝时建鹿苑于南台阴以便皇族行猎；泰常六年发6000人，筑猎苑于山西省的白登；文成帝和平年间发5000人治河西猎道于山西太原之北。繁重的徭役遂拖慢了农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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