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宋铸钱刻上年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多有铸造钱币。三国时，曹魏除沿用东汉之五铢钱外，刘蜀与孙吴均曾铸钱。

        蜀国铸有“直百五铢”和“直百”两种铜钱。前者铜质差，制作粗劣；后者精细，却不多见。

        吴国铸有“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两种铜钱。但字体模糊，轻重不一，由于质量差，其真实价值远在面值之下。

        曹魏至文帝时曾废除五铢钱，令以谷帛代币。至明帝时，民间多用湿谷薄绢充数牟利，欲禁无从，遂再恢复五铢钱的使用。

        西晋时沿用魏之五铢钱；东晋则用吴国旧钱。但吴兴沈充曾另铸小钱，称“沈郎钱”者，是谓小五铢钱，乃仿汉初之榆荚半两而设计铸成，制作精良。

        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却出了几种名贵古钱。如“太平百钱”、“新泉”、“丰货钱”等，可以媲美汉代盛世之钱币精品，足见当时铸钱技术已甚卓越。

        南朝刘宋时，铸造“四铢钱”，但民间盗铸者多，或剪凿古钱取铜。孝武帝（公元454年）时，镶造“孝建四铢钱”，为中国钱币上镌刻年号的创始者。此钱形式小而轻，并非刘宋时期之佳币，其佳者当为“四铢钱”及“当两五铢钱”，最劣者厥为“鹅眼钱”及“线环钱”。

        南齐时政府曾派人往四川蜀山铸钱得千余万，后以太费人力物力而止。

        梁武帝萧衍初铸五铢钱，重仅四铢余。又有“女钱”，无轮廓。另有“大吉五铢”、“大富五铢”及“大通五铢”三种，但传世不多。

        陈朝铸五铢钱，以一当“梁鹅眼钱十”。后又铸“大货六铢钱”，为六朝钱币之最精者，可惜不久即废，仅流通五铢钱而已。

        北魏、北齐、北周均曾铸钱。北魏之官铸钱有“太和五铢”、“五铢”及“永安五铢”三种，北朝钱币记年号始于此。北齐文宣帝时铸造“常平五铢钱”，但私铸极多。北周有“布泉”、“五行大布”及“永通万国”三种，制作皆精。后者最后铸，大小不一，小品有铅质的，大品有银质的，但均少见，篆法精工，为周钱之冠。

        

2.钱币轻薄质差之弊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南朝之所以不受世人重视，主要乃在政治上、制度上、人格上及社会各方面。在经济上言，南朝是相当富庶。

        南朝经济旺盛，主要不靠农业，乃靠商业。

        南朝时商业繁荣，大体上仍行使货币，甚至钱币不够用。自魏文帝黄初二年至明帝的六年间，废五铢钱而不用，而以谷、帛（即米、绢）代替货币，但当时有人将谷掺水，将帛织薄，因此有人提议复用五铢钱，因钱币的量与质不易变更。但东汉末年这段时间，由于黄巾、董卓作乱，使用五铢钱者已少。

        当时北方人民跑到南方时不带钱币。南方孙吴用“赤乌钱”，分大小两种。此时南方繁荣，孙吴所造钱不够使用。当时流亡政府亦不铸钱。而吴兴沈充造“沈郎钱”，说明长江流域亦用钱币。虽有私钱，仍不够用，因此造成钱贵现象。当时西南地区（今云南、贵州、四川）有铜鼓。两广夷人喜铜鼓，长江地区之人带钱来广东购货，将钱铸造铜鼓，因此钱币更少，当时南方以使用赤乌钱、沈郎钱为主。至晋桓元（桓温之子）主张废钱，但孔琳之反对，谓谷帛不能当作货币。

        由晋而宋，其时钱币大乱。宋制二铢钱，钱小而薄，易造假币，粗制滥造，不磨光，亦无边，当时人称“鹅眼钱”。1000个钱相叠不过三寸，薄而小。较鹅眼钱更差者是“线环钱”。此种钱入水可浮，握手能碎，钱不能数。双手可拿几十万钱，一万钱只能买一斗米。此种情况，在南宋末年亦出现过。

        齐时再改钱币。孔觊说：“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孔氏评论中国钱币，可谓一言道尽。他主张再造五铢钱，此钱不轻不重，轻重可法也。

        从以上所论，南朝大致使用货币。至梁朝初，除京师、三吴、荆、郢（荆、郢乃湖北大都）、江西、湖南、梁、益（梁、益为四川大都）地区用钱外，其余各地则兼用谷、帛交易，两广地区则全用金银为货币。南朝商业繁盛，除普遍使用钱币外，甚至不够应用也可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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