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赋税多沿袭北周制度。但北周之酒榷、市税及盐池盐井之禁，隋开皇三年已尽废除。即使隋所行之赋调，亦相当轻。

        隋代调制输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力役亦有轻减，《隋书·经籍志》云：“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开皇九年平陈后，该地区免租税十年，其他各州亦免除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隋虽多次减免赋税徭役，但极富有。《通典》记载隋代国库之富裕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通鉴·炀帝大业二年纪》云：“九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管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由上述记载，足见隋代粮食布帛储存之丰盛。隋文帝既然轻徭薄赋，何以又如此空前富裕？其原因有下列数端：首先，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过大规模之战祸，天下之宁静和平，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其次，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代仍然承袭了此良好的风气。

        文帝受禅登位，有臣下杨尚希上奏，谓当时郡国倍多于古，如不足百里之地，竟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却由两郡分管，造成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之现象。文帝嘉许之，遂罢天下诸郡。又如当时刺史多由武将担任，并不称职。柳彧上表谏之，遂多为罢免；文帝又遣发柳彧持节巡河北52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又如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立义仓，于是州里富足。

        不过，隋代致富原因之更为重要者，便是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已全部消除，整个社会同处一平等地位，而同属于一政权管辖之下，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隋代与西汉政府有一显著不同之点，厥为西汉积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三世四帝60年之休养生息，至汉武帝而始盛。隋代则文帝初定天下，便已富足。此乃由于汉初尚未脱封建遗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葅酰，直至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能直接管辖者，不足全国版图三分之一。

        中央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放纵，自与隋代初年形势大不相同。

        隋文帝生活节俭，勤于吏治而无大度，有一事可以看出。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却不放赈济民。连唐太宗亦批评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文帝在一味省钱的原则下，认为办教育亦是浪费国家资财，于是州县废除太学四门，国子监学生只留70人。

        隋代末年，天下储积足五六十年，遂使炀帝大肆挥霍。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各项：

        1.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每月役丁200万。

        2.元年开通济渠，引谷水、洛水达黄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河。此项军国大计，魏孝文帝亦已先有此意，至炀帝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

        3.炀帝遂南游扬州。渠阔40步，渠旁筑御道。自长安到江都沿途筑离宫40余所。建造四层高的龙船，高45尺，长200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连接达200里，骑兵巡护两岸。

        4.三年，率甲士50万北巡榆林，筑长城。

        5.四年，又筑长城；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共征用了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人。

        6.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800里，阔十丈余。

        7.八年，亲率逾百万兵征高丽。渡辽河的30万人还者不足十分之一。九年、十年再伐高丽。

        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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