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代货币制度晚期不稳

        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府库充实，庶事节俭，未尝虚费。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

        文帝因节省开支，稳定币值，奠立了安定富庶的立国基础。宋代学者苏轼亦称道说：“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文献通考》亦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文帝开皇初年，使用五铢钱，1000枚共重四斤二两。但此时民间有私铸者，质量多不合标准，因此政府严查关外之杂钱带进市场。不数年后，除了隋五铢钱外，前朝杂钱一律禁用。当时用锡镴铸钱，造成盗铸者更众。

        开皇十年后，官府铸钱亦增加，除扬州外，又在鄂州设炉铸钱。文帝又准许杨谅在并州、杨秀在益州铸钱，其他私铸亦盛，遂造成劣币充斥市面。但由于政府经常派员查核各地钱币，非官钱或政府准铸者一概没收，故币值尚算稳定。

        文帝处理货币，可谓采取紧缩政策。至隋炀帝的十二年中，因国库积资雄厚，遂大兴土木，广开河渠，并三征高丽。其雄才大略，虽不及秦始皇，但论其所具贵族气质，及不能体恤民困，则态度完全相同。由于军事上、建设上以及个人享受上之开支浩大，乃造成滥发货币、通货膨胀之现象。

        炀帝又奖励对外通商，“所经州郡，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与西域胡人的通商虽然发展可观，但钱货使用过巨，公私发行量大增，遂引起货币贬值

        由于大量私铸钱币，币值急剧下跌。《北史·隋本纪》载，炀帝时“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不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

        由于炀帝挥霍无度，人民负担极重，只得滥铸坏钱，重量日轻，起初千钱重两斤，比政府法定减重五成余，后又减至千钱重一斤。最后竟有翦铁鍱裁皮糊纸以当钱用。唐李渊攻进长安时，民间用线环钱，质量更差，八九万钱只有半斛而已。大业末年，斛米万钱，经济安得不崩溃。

        

2.典当及官私贷款

        隋代统一之初，国家安宁，商业趋于发达，各种信用业务亦见兴盛。南北朝时，寺院拥有庄园田地，资产富有，常有经营放债及实物高利贷者。南朝梁代时，有人曾以一束苎向长沙寺库质钱，赎当时，于取回之苎中夹杂有五两重黄金，用手巾包裹着。该黄金亦是来典当者之物，得金者诚实送还寺方，寺方酬以一半黄金，而该人坚不肯受。可见当时典当之物，上至贵重之金，下至贱价之苎，均可质钱。当时有以慈善为名而用实物放款或货币放款者。

        隋代亦有私人放款以获取利息者，如隋文帝之后，“孝王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

        亦有政府机构以“公廨钱”作营运，以赚取利息。先是由于“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上并嘉纳焉”。上述用公廨钱收息，志在营利，以息钱维持百寮供费。开皇十四年，此法曾一度禁止，至十七年复准以公廨钱营利，以补助政府开支之不足，但不准出举收利而已。

        《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八年时，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

        以上私人或官府放款，供民间借贷者，称为“出责”或“举贷”，名为济民困急，实乃刮削穷苦民众，常为世人所诟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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