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亭里散发出一股尿液和香烟的味道。肮脏的地面上扔着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快点啊，快点啊！”马赫自言自语。他用一枚一马克的硬币敲打着电话亭的玻璃，一边心急火燎地听着电话另一头的振铃音。她没有接电话。最后他把听筒挂了回去。

        自从昨天中午在绿林的野餐之后，差不多二十小时里，马赫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街对面有家食品杂货店。马赫买了一瓶牛奶，和一条刚烤出来的松软面包，站在路边匆匆吞下。多疑的店主在窗户后面望着这幕奇怪的场景。马赫知道自己看上去就像个逃犯——逃亡途中停下来胡乱找点食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狼吞虎咽，然后继续上路。牛奶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用手擦净。他的皮肤像砂纸一样粗糙。

        他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是否被跟踪。马路这边，一个穿制服的保姆推着一辆童车。对面，一个老太太走进电话亭。一个小孩向哈维尔湖方向走去，扛着他的玩具帆船。太平常了，太平常了……好公民马赫咽下最后一滴牛奶，把空瓶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他对格洛布斯感到一阵巨大的愤怒。比这强烈的则是深深的内疚情绪。

        盖世太保一定在卷宗里看到了约斯特的陈述。他们会去党卫军学校核查，从而得知马赫昨天下午来过这里。这会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引起一阵惊慌情绪。他对约斯特的拜访实际上等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刑判决书。他太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了，结果导致一个年轻人的无辜死亡。不。他不信格洛布斯会真的把约斯特送到东线。他太了解这个恶棍了。这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杀死了，尸体冷冻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里，等着几个月后作为“阵亡士兵”的尸体送还给他的家人。

        而现在那个美国女孩也没有接电话。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一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驶过。一个可怕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夏洛特·麦吉尔被车碾过的尸体躺在阴沟里。“柏林市政当局对这起交通事故感到遗憾……肇事司机仍在搜寻当中……”马赫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致命传染病的带菌者，给与他接触过的人带去死亡。他应当挂上一个牌子，写上“此人危险，请勿靠近”。

        一段段回忆在他头脑中不断闪现。

        阿图尔·内贝：“找到路德。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鲁迪·哈尔德：“上星期几个西波的高级侦探来档案馆，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阿图尔·内贝：“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

        他沿着开满苹果花和樱桃花的郊区街道走了半个小时。街道两旁，树篱和栅栏后面，是一栋一栋的独立式住宅，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楼。衣着得体的中年男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每天早上把他们的大众或者奥佩尔轿车从自家车库里开出来，妻子站在门边挥手。达勒姆是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幽静、安逸而富足。几辆校车从马赫身边经过，车里坐满了穿着儿童团褐色制服的小孩。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大概是去动物园春游。

        为了问路，马赫拦下了一个大学生。看到马赫的黑色制服，那个年轻人乖顺地垂下头。达勒姆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马赫看到许多年轻人——比如他面前的这位——留着违反官方规定的长发，一直垂到衣领。一些年轻女生穿着牛仔裤——天知道她们是在哪里买到的，把屁股绷得紧紧的。还有一些学生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呼啸过市。

        由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创建的“白玫瑰”组织，这个四十年代被镇压的学生抵抗运动，在六十年代又死灰复燃，成为令盖世太保颇为头疼的十宗“叛逆罪”大案之一。大学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涂鸦：“I lebt er”——“他们的精神永存”。“白玫瑰”运动的成员秘密集会，反对兵役制度，留长发，穿牛仔裤，收听被禁止的西方流行音乐，私下阅读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凡是被抓到的“白玫瑰”成员都要被判处重刑，关进集中营，或者至少也要送到东方前线服役。尽管大学当局负责任地和秘密警察联手，全力镇压，但新的“白玫瑰”小组仍然在全国各所大学里层出不穷，令盖世太保头疼不已。那个大学生一只胳膊夹着书，用另一只手含糊地给马赫指了指方向，然后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了。

        路德的房子离植物园很近，是一座19世纪的大宅，远离街道，一条弯曲的白色砂石车道直通大门。大门对面停着一辆没有标志的灰色宝马，车里坐着两个面无表情的男人。那辆车说明了一切。房子后面可能还有两个监视者，还有至少一个人在周围的街道上巡视。马赫从宝马旁边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凑过去对他的同伙说了句什么。什么地方传来了割草机的嗡嗡声。青草的新鲜味道从车道上飘过来。这座占地广阔的大房子一定值很多钱。也许不如布勒的别墅那么贵，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屋檐下面装着鲜红色的报警装置。

        他按了门铃，察觉到门后有什么人正在通过窥视口看着他。半分钟后，厚实的大门打开了，门里是一位英国女仆，头戴白色软帽，穿着黑裙子，上面围着白围裙。他把证件递给她，她默默地接过来，然后又把门关上了。马赫耐心地等着。过了几分钟，那女仆把大门打开，马赫走了进去。女仆的鞋子在抛光的木地板上啪嗒啪嗒作响。他们穿过幽暗的门厅，走进更加幽暗的客厅。几乎所有的窗帘都垂了下来。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古龙水味道。马赫皱了皱鼻子。

        玛尔蒂·路德夫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条手绢。她抬头望着他——玻璃一样的蓝眼睛，上面布满细小的血丝。“有什么新消息？”“什么也没有，夫人。非常抱歉。但是希望您知道，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必要措施来寻找您丈夫。”

        这是事实，比你能想到的更接近事实，马赫想。

        她是一个正在快速失去风韵的女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正在不屈不挠地与衰老的容貌战斗。不过，她采用的战术并不是很明智：色泽不自然的金发；做过拉皮手术的脸颊，化着浓妆，这儿一点粉，那儿一点膏；一件山东绸的洋装，只系了一颗扣子——尽管她并不胖——露出部分奶油色的乳房，从尺寸上看，像是填充过的。从岁数上判断，这个女人更像是路德的第三任妻子，而不是原配或者续弦。她身旁放着一本翻开的小说，封面朝上，马赫看到了书名。《皇帝的舞会》，芭芭拉·卡特兰的浪漫爱情小说。

        她把马赫的证件还给他。“请坐下来好吗？您看起来累坏了。甚至没时间刮胡子！咖啡？或者雪利酒？不？罗丝，给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拿咖啡来。哦，我自己要一点点雪利酒。一点点。”马赫挑了把扶手椅坐下，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开始倾听路德夫人悲哀的诉说。她丈夫？一个好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从不发怒。哦，也许有时候会发脾气，不过那是因为紧张。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马赫先生注意到了吗？

        她给他一张照片。在某个海滨胜地。也许是法国的蓝色海岸，或者克里米亚。路德穿着一条可笑的短裤，皱着眉头。他的眼睛被一副厚厚的太阳镜所遮挡。

        她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像他丈夫那样岁数的男人——对了，他们正准备在12月去西班牙度假，庆祝他的69岁生日。嗯，他们在马略卡岛有座房子。啊，马丁是佛朗哥大元帅的朋友。他在西班牙认识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哦，佛朗哥大元帅是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马赫先生认识他吗？不？嗯，总之，她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出门前总是告诉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能和马赫先生谈论这些事真好，您真有同情心……当她交迭两腿时，丝绸裙子发出了唰唰声，露出了她的膝盖。女仆把咖啡、奶罐和方糖放在马赫面前，然后把雪利酒端到女主人那里。路德夫人所说的“一点点”实际上是一整瓶，不过已经喝掉了三分之一。“您听到他提过约瑟夫·布勒或者威廉·施图卡尔特这两个名字么？”

        路德夫人皱眉思考，马赫看到那个由粉底和胭脂做成的蛋糕上出现了一小条裂缝。“不，没有……绝对没听说过。”“上星期五他出门了吗？”“上星期五？我想想……是的，他早上出门了。”她小口啜饮着雪利酒。马赫做着笔记。“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必须出差的？”“那天下午。他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回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在星期一去慕尼黑。他是星期天晚上坐飞机走的，在那边住一晚上。”

        “他没有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事吗？”“我丈夫是个很老派的人，你知道，那种外交部出来的官员。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在他出发之前，看起来是什么状态？”“很烦躁，就像平时那样。”她笑了笑，小姑娘的那种吃吃傻笑。“没错，不过显得比平时更心不在焉。电视里的那些新闻令他沮丧。恐怖活动，东方的战争……我告诉他别去关注这些事，这对健康不好，但是他不听我的……是啊，这些事占据了他的头脑。”她的声音放低了。“战争期间，他曾经精神崩溃过。可怜的人儿。压力太大……”

        她看上去泫然欲泣的样子，马赫连忙转换话题。“他是哪年精神崩溃的？”“1943年，我想。那时候我还没遇到他。”“当然。”马赫有礼貌地笑了笑，微微颔首。“那时候您一定还在上学。”“也许不一定是在学校……”那条裙子又往上提了几寸。“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的安全的？”“星期一。他没回家。我一整晚都没睡。”“所以您星期二早晨报告了他的失踪？”“我本来要去，这时候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来了。”

        马赫试图掩饰语气中的惊讶。“他在您通知警察之前就来了？那是什么时候？”“九点过一点吧。他说他有事找我丈夫。我把情况告诉了他。全国副总指挥看上去很担心。”“啊，我敢肯定他很担心。他有没有告诉您他要和路德先生说什么事？”“没有。我想应该是和党有关的事情。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起来。“您认为我丈夫做错了什么事吗？”“不，不是……”

        她把裙子边缘拉了下来，用戴戒指的手指把褶皱抹平。“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您丈夫去过瑞士吗？”“去过。偶尔。好几年以前。他在那儿有业务。怎么？”“他的护照在哪儿？”“不在他的书房。我查过了。不过我和全国副总指挥说过这件事。马丁总是随身携带护照。他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它。这是外交部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真的……”

        “哦，抱歉，夫人。”他换了个话题。“那些防夜贼的警报装置。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它们似乎是新的。”

        她盯着自己的膝盖。“马丁去年让人安装的。有人闯进我们家。”“两个男人？”

        她满脸惊奇地望着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句话是个错误。“我一定是在你丈夫的报案记录里看到的。”“不可能。”路德夫人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更加惊异了，声音中充满了狐疑。“我丈夫从来没有报案。”“为什么？”

        她看上去似乎像要发作——“这关你什么事？”——但是看到了马赫眼中的关切神情，于是改变了主意，改用比较平静的语气回答。“我求他报案，但是他不愿意。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原因。”

        “什么时候发生的？”“去年冬天。我们本来计划晚上待在家里，喝点酒，看电视。但是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所以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子里有两个人。就在这个房间。”她神色紧张地环视四周，仿佛闯入者还藏在某个角落里。“谢天谢地，我们的朋友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看到我们有四个人，就从那扇窗户跳出去了。”她指指马赫的肩膀后面。

        “您家里有几个佣人？”“四个。罗斯，还有一个厨娘，一个司机和一个园丁。”“他们当时在哪里？”“罗斯和厨娘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她们的房间在阁楼。司机下班回家了。园丁住在看门人的小屋里。”“他们都没有发现入侵者？”“没有。”“在这之后，您先生安装了报警系统。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安全措施吗？”

        “马丁雇了保镖。四个。他们轮班巡逻。不过，圣诞节之后，他觉得连保镖也不能相信了，就把他们都遣散了。连司机和园丁都辞退了。他真是吓坏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被什么吓坏了？”“他不肯告诉我。”手绢再度登场。她又为自己倒了另外“一点点”雪利酒。她的口红在玻璃杯上留下了一抹粉红。泪珠在她的眼眶周围打转。

        马赫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她为丈夫的失踪而担心，这没错。但是现在她更担心的显然是丈夫在欺骗自己。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念头飞快地从她的脑海中流过，在那双蓝眼睛里留下了踪影。另一个女人？一桩犯罪？一个秘密？他是不是已经叛逃国外？或者更仁慈一点，已经死了？

        马赫向她表示了慰问，并且想提醒她，盖世太保正在对她丈夫进行调查，不过想一想还是决定不说为妙。这个女人快要崩溃了。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呢？反正不久之后她自己也会知道的。他希望国家不要没收这幢房子。“我占用您太多时间了，夫人。”马赫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微微鞠躬，伸出手去。“我再也看不到他了，是不是？”她眼泪汪汪地问道。“您会见到的。”他说。不会了。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离开那座昏暗的房子、呼吸到新鲜空气，对他来说是个摆脱。盖世太保的人仍然坐在宝马车里。他们看着他离开那座房子。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转身向植物园地铁站走去。四个保镖！他现在已经有点头绪了。

        星期五早上，在布勒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布勒、施图卡尔特和路德。三个惊慌失措、冷汗直流的老男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流冷汗。可能商量出了补救结果，每个人都领到了任务。星期天，路德飞到了苏黎世。现在马赫几乎可以肯定那两盒巧克力是路德在第二天下午从苏黎世机场寄过来的，可能当时他正要登上另外一架飞机。那些巧克力不是礼物，而是信号。是不是路德用寄出巧克力的方法来告诉另外两个人，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呢？或者相反，任务失败了？

        马赫回头望了一眼。没错。现在他被盯梢了。刚才在路德的房子里盘桓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辨认出他的身份。至少有三四个人跟在他身后。不过，哪一个是他们的特工呢？那个穿着绿色风衣的妇女？那个骑自行车的大学生？盖世太保的特工都经过良好训练，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他加大了步伐。车站就在前边。

        疑问。星期一下午，路德从苏黎世返回柏林了吗？或者滞留国外？他开始努力回想。昨天早上，在布勒的别墅：“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这一定是路德，他推断。所以：假设路德在登机前寄出那个包裹，然后飞机起飞，那么他应当在晚上七点左右抵达柏林。然后就消失了。

        植物园车站属于郊区电气化铁路、即所谓“S-Bahn”的一站。马赫买了一张一马克的车票，直到列车进站才走上站台。在车门即将关上的一霎那，他跳下车，然后沿着金属天桥走到另外一个站台。两分钟后，他登上了开往南边的下行列车。在里希特菲尔德车站，他跳下列车，走向对面的站台。

        由于是非高峰时间，站台上显得空荡荡的。他放过了开往市中心的第一趟列车，登上了第二列，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观察到整个车厢的座位。除了他之外，这节车厢里只有一个怀孕的妇女。马赫朝她笑了笑，那女人连忙把脑袋扭向别处。很好。

        路德啊，路德。马赫点燃一支香烟。已经年近七十，身患心脏病，眼睛也不好。带有偏执狂的特征，甚至连妻子也不敢相信。他们六个月前来找你，让你侥幸逃脱了。为什么你要从柏林的机场开始逃亡呢？是不是下了飞机、通过海关之后，就开始给你的老朋友打电话？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当时肯定已经血流成河，没人应答。在天鹅岛，如果艾斯勒对死亡时间的估计是正确的话，布勒应当正在面对前来谋害他的凶手。他们让电话一直响下去吗？或者其中一个接电话，另外一个盯着布勒？

        路德啊，路德。有某件东西令你开始逃命——星期一晚上，在冰冷的柏林暴雨中开始选择逃命。

        马赫在柏林-戈滕兰车站下车。在巨大的火车站中庭，他站在一尊党卫军士兵雕塑旁边观察。在他下面，几十部自动扶梯把穿流如梭的旅客送到火车站的四层站台上去——最下面是地铁车站；第二层是普通铁路线；第三层，也就是地面层，是第三帝国引以为傲的“欧洲超级列车”站台。许多条郊区电气铁路的站台都汇集于最上面一层。这里是另一个把狂想变为现实的建筑奇迹。大理石镶嵌的地面，粗大的多立克式石柱，几平方公里的铜屋顶，30米高的整面玻璃墙……政府关闭了教堂，同时修建了比世界上最大的大教堂还要宏伟的火车站。

        看着无数行色匆匆的旅客，马赫感到一阵巨大的失落。无数生灵——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小小秘密，有自己的雄心和梦想，自己的负疚和罪恶——在他下面川流不息，互相之间形同陌路，从不交往。想到要在这么多生灵中寻找一个老人的踪迹，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荒谬的幻想。

        但是格洛布斯就能做到。马赫注意到，就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火车站里的警察逐渐增多了。民警对每一个年过六十的男人都大加留意。一个没能拿出证件的流浪汉被带走了，一边走一边抱怨。

        格洛布斯！马赫转身离开扶栏，走到向下的自动扶梯旁，站了上去。他开始在柏林寻找一个也许能救他一命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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