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航班上没有威士忌，但是提供咖啡——浓烈的黑咖啡，随叫随到。夏莉拿起一份报纸，但是很快陷入梦乡。马赫太兴奋了，无法睡着。

        他从笔记本里撕下十几张纸，撕成一半大小，然后再对半撕开。他把这些纸摆在面前的塑料小桌上，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日期，和一起事件。他反复移动这些纸片，改变它们的排列顺序——从前面挪到最后，从后面挪到中间，从中间挪到前面。他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脑袋被烟气笼罩着。在周围一些好奇偷窥的旅客看来，这个中年男人似乎正在玩一种奇特的单人纸牌游戏。

        1942年7月。在东线，国防军在南俄罗斯发动了“蓝色计划”：将使德国最终赢得对苏战争的总攻。美国还没有从珍珠港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英国人在空袭鲁尔区，在北非的沙漠里和隆美尔作战。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在一次炸弹袭击中受伤，正在痊愈之中。

        就是这样：德国人的好日子，特别是那些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德国人。豪华公寓，漂亮女孩，大马力汽车，从金币到鱼子酱的各种贿赂——一箱箱地打包发运回德国。从上至下的腐败：从下士到司令，从美酒到祭坛组雕。布勒、施图卡尔特和路德过着尤其花天酒地的生活。布勒在总督区没收各种财宝，施图卡尔特用内政部的各种关系和掩护把它们偷运回德国——非常安全，有哪个下级官员胆敢随意拆开盖有“内政部，最高绝密”火漆印章的包裹、进行检查呢？路德把这些珍品走私到国外，偷偷出售——同样非常安全，谁敢要求帝国外交部日耳曼人司的头子打开他的行李箱呢？三个人都在五十年代退休，成为富裕安闲、声名显赫的离休高干。

        然后，1964年：大祸临头。

        马赫像洗牌一样拨弄着那些纸片，把它们重新排列起来。

        四月十一日，星期五，这三个同谋者在布勒的别墅聚到一起：这表明某样东西已经使他们陷入恐慌状态。

        不，这不对。他翻阅笔记本，找到夏莉在公用电话亭里和施图卡尔特的那段对话。哦，当然。

        四月十日，星期四，聚会前一天。在比洛大街上，施图卡尔特站在夏莉的公寓对面，记下这个电话亭的电话号码。带着这个号码，他在星期五去了布勒的别墅。某种无比恐怖的东西已经完全压倒了他们，以致这三个惊恐的男人想到了最不可能的那条路——叛逃到美国。施图卡尔特负责安排这件事。由于肯尼迪即将访德的缘故，他们不敢相信美国大使馆。他们需要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施图卡尔特有一条这样的联系渠道：迈克尔·麦吉尔的女儿。这个提议得到另外两人的赞同。星期六，施图卡尔特给夏莉打电话，安排一次会谈。星期天，路德飞到瑞士：不是去取钱或者油画——在柏林，他们这两样东西都有很多——而是取出他们在1942年夏天和1943年春天之间放进去的什么东西。

        但是显然已经太晚了。路德从佐格银行的保险箱中取出东西、在苏黎世机场发出平安信号、然后降落在柏林的时候，布勒和施图卡尔特都已经死了。

        马赫靠回椅背，继续完成那个已经做完一半的拼图游戏。起码那些猜想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夏莉在睡梦中轻轻地叹了一声。她的脑袋倚在马赫的肩膀上。他吻了吻她的头发。今天是星期五。元首日是星期一。他只剩下一个周末的时间了。“哦，我亲爱的麦吉尔小姐，”他悄悄嘟囔着，“我恐怕我们找错方向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在本次飞行的终点——赫尔曼·戈林航空港降落。请将您的座椅移回垂直位置，收起面前的小桌……”

        马赫小心翼翼地把夏莉的脑袋从他的肩膀上移开，避免惊醒她。他收起了面前的纸片，站起来向机舱后部走去。由于飞机不平稳，他的脚步趔趔趄趄的。一个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从厕所里出来，有礼貌地帮马赫拉着门。马赫点了点头，从他身旁走过，进入厕所，锁上了拉门。厕所里的灯黯淡无光。

        不新鲜的空气在厕所中循环流动着，混杂着尿液、消毒水和廉价肥皂的臭气。他把金属马桶盖掀开，把所有的纸片都丢了进去。飞机倾斜了一下，开始摇晃。头顶上一盏小灯亮了起来：“注意！请回到你的座位！”空气湍流让他的胃很不舒服。不知道路德在返回柏林的那架飞机上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马桶上的金属把手摸起来冰冷粘湿，他按下冲水开关，那些纸片打着转，消失在暗蓝色的水流漩涡中。

        汉莎航空公司的经济舱厕所里不提供毛巾，只有一次性湿纸巾，上面浸泡着一些令人生疑的液体。马赫擦了擦脸。透过纸巾的纤维，他能感觉到自己脸颊上的滚烫皮肤。飞机遇上了气流，机身再次颠簸，就像深水炸弹冲击波下的潜艇一样。他们降落的速度很快。他把额头贴在冰冷的镜子上。下潜，下潜，下潜……

        她已经醒了，正在用一把塑料小梳子梳理那头浓密的头发。“我以为你已经从飞机上跳下去了。”

        “啊，没错，我脑海里的确出现过这个念头。”他系紧了安全带。“但是也许你能成为我的救星。”

        “你终于说出了最动听的话。”

        “我说的是‘也许’。”他握着她的手。“听着，你确定施图卡尔特当时说的是，他在上星期四去检查了你公寓对面的电话亭？”

        她皱眉想了一会儿。“是的，我敢肯定。我想起来当时的想法了。当时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非常认真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施图卡尔特的行动，究竟是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悄悄逃脱——还是和他的同伙们商量之后做出的集体行动呢？”

        “这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他在星期五和另外几个人说到这件事，那就意味着路德也会知道你的家庭背景，以及和你联系的方法。”

        她惊讶地把手抽回来。“但是这想法很疯狂，他从来不会信任我。”

        “没错，的确很疯狂。”他们的飞机穿过一片云层，下面还有另一片云彩。在远处，马赫可以望见大会堂的圆顶，仿佛一顶小小的青铜头盔。“假设路德还活着，那么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机场已经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港口和火车站也是。边境关卡一定都收到了对他的通缉令。在肯尼迪这档子事之后，他没法直接逃进美国大使馆。他不能回家。那么他还有什么选择？”

        “我不这么认为。他可以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给我打电话。或者星期四早晨。他为什么要拖到星期五？”

        他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疑惑。你不想相信事实，他想。你认为你很聪明，去苏黎世去寻找你的报道。但是你的报道却一直在找你——在柏林。

        她转过脸去，望着舷窗外面。

        马赫忽然觉得灰心丧气。他对她还是了解得很少。

        “我认为他等待的原因，是想要找到更好的渠道，更安全的逃脱方法。谁知道呢？也许他已经找到了。”

        她没有搭理他。

        在一片朦胧细雨中，他们的飞机在赫尔曼·戈林航空港着陆。在跑道的尽头，容克客机掉头驶入滑行道，舷窗蒙上了一层潮湿的雾气，上面布满了雨滴。在一片潮湿中，航空港大楼上的巨大万字标志看上去变得柔软弯曲。

        海关护照检查处有两个通道：一个供德国和欧盟臣民通行，另一个供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公民使用。

        “那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啦，”马赫说。下飞机时，他不顾夏莉的反对，拿着她的行李，现在他把手提箱递还给她。“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回家，我想。坐在那里，等着电话铃再度响起。你呢？”

        “我想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节历史课。”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迷惑的表情。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你最好别忘了。”

        在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怀疑的本能再次回到了人的身上。他在她的双眼里可以看见这种表情，她仿佛在探寻马赫的内心深处。他试图安慰她：“别担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她点了点头。接下来又是一阵彼此尴尬的沉默。突然，她踮起脚尖，把脸蛋贴在了他的脸上。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扭头离开了。

        从海外飞回来的德国人都在规规矩矩地排着队，一言不发，等待进入帝国。在护照检查柜台，马赫耐心地等待着，双手在背后。在元首生日之前的这几天，边防检查格外严格，海关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神经过敏，生怕从自己的手中放进来一个捣乱分子。

        边防官员的眼睛隐藏在帽檐的阴影中，马赫看不见他的表情。“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在签证失效之前三小时入境。”他在签证纸上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盖上“失效”的图章，然后把护照递给马赫。“欢迎回家。”

        在人头攒动的海关大厅里，马赫四处张望，试图发现夏莉的踪影，但是却没有找到她。可能他们拒绝让她入境。在心底里，他甚至希望他们这么做。这对她来说要安全一些。

        边防人员打开每一件行李，仔细检查。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严格的检查。怒气冲冲的旅客们站在摊开的衣服、内衣和剃须膏之中团团打转，打着手势向海关的官僚争辩。整个海关大厅看起来就像是印度某地乱糟糟的喧闹集市。他耐心地等着。

        过了半天，马赫才来到行李提取处，找到他的手提箱。在厕所里，他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党卫军军装，把便服塞进皮箱里，检查了他的卢格手枪，把它塞进枪套里。离开洗手间的时候，他往镜子里看了一眼。一个黑衣警察严肃地回瞪着他。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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