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结核病比起来，癌症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疾病，这也许是因为毫无浪漫可言的抑郁之感业已驱散那种有关忧郁的浪漫观念。“不难发现，美之事物若要臻于完美的极致，一种适宜的忧郁情调总是不可或缺，”爱伦·坡写道。但抑郁却是那种去掉了忧郁的魅力的忧郁——这魅力便是生机和冲动。

        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都在支持这种有关癌症的情感病因的理论，几乎过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出现一篇新的文章，向普通公众或别的什么人宣布癌症与痛苦情感之间存在着具有科学依据的关联。人们引述调查结果——多数文章参照了这些调查结果——说在被调查的数百名癌症患者中，据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压抑或是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并因父母亲、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离别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同等数目的患癌症的人中，大部分人也会称自己情绪低落，曾遭受过精神创伤：这被称为“人类状况”。对这些个案史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直率的语言，充满了绝望的意味，充满了对孤独自我及其老是不甚满意的那些“关系”的不满之词和困惑之语，分明打上了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烙印。这正是众多美国人现在用来描绘自身的语言。

        十九世纪的一些医生所做的调查显示，癌症与那个时代的牢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与那些无一例外地称自己自幼年起就一直有疏离感和孤独感的当代美国癌症患者不同，维多利亚时期的癌症患者谈到的是生活的忙碌、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重负以及丧亲的痛苦。这些患者不像当今美国的癌症患者那样对自己的生活大发不满之词，不去思考“有意义的关系”带来的那些满足感到底是何性质，建立这种关系是否可能。医生们从他们的癌症患者的忧伤、焦虑（最常见于生意人和大家庭主妇）、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突然逆转的运气以及繁重的工作中寻找癌症的病因或容易引发癌症的因素——或者，如果患者是事业有成的作家或政治家，就从其忧伤、愤怒、用脑过度中去寻找，从那种与勃勃野心形影相随的焦虑中去寻找，从公共生活的压力中去寻找。

        据认为，十九世纪的癌症患者是因活动过量和情感过度而患上癌症的。他们的内心似乎充满了不得不加以抑制的情感。作为预防癌症的一项建议，一位英国医生劝告他的患者们“要避免过度消耗精力，要泰然面对生活的不幸；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任何悲伤”。这类斯多葛式的建议现已被取代，开出的新处方是自我发泄，包括从倾诉疗法一直到尖叫疗法等一系列疗法。一八八五年，波士顿的一位医生告诉“那些患有明显良性乳房肿瘤的人保持心情愉快的好处”。今天，这种建议会被看作是在鼓励某种形式的情感分裂，而情感分裂如今被认为容易使人患上癌症。

        在对癌症的心理方面的原因的通常描绘中，往往搬用自盖伦以降的古老权威人士的话作为证据。盖伦（公元二世纪人）认为“忧郁的妇女”比“乐观的妇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他所说的忧郁，是指一种具有复杂的性格方面症状的生理状态；对我们而言，这个词仅指一种心理状态。英国外科医生阿斯特莱·库柏爵士一八四五年说：“悲伤和焦虑”是乳腺癌“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但十九世纪的这些观察与其说支持了还不如说动摇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些观念——对十九世纪的那种躁狂症或躁狂——忧郁症的人格类型的描述与对当今心灰意冷、自我憎恨、情感冷漠的癌症人格的描述正好相反。就我所知，那些相信化学疗法和免疫疗法对治疗癌症有疗效的肿瘤学家，没有谁参与到对某种所谓特定的癌症人格的虚构中。不用说，那种认为忧虑能影响免疫功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疾病免疫力的下降）的假说，与情绪导致疾病的观点几无共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什么证据，更别提那种认为某种特定的情绪导致某种特定的疾病的观点了。

        当今有关现代癌症人格类型的臆测，可在十九世纪有关结核病的著述中找到其真正的源头和对应表述，在这些著述中，以相近的术语加以表述的同样的理论一直以来颇有市场。纪登·哈维在他所著的《英国病》（一六七二）中称，“忧郁”和“脾气暴躁”是诱发结核病（他用了一个隐喻来称呼结核病——“侵蚀”）的“惟一原因”。在一八八一年，即罗伯特·柯赫发表论文宣布发现结核杆菌并指出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首要病因的前一年，一本标准的医学教材开列出结核病的诸种病因：遗传因素、不利的气候、足不出户的伏案生活、通风不畅、阳光不足以及“情绪抑郁”。尽管这一条目在该教材再版时不得不加以修改，但要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观念才会失去可信度。卡夫卡在一九二〇年致米莱娜的信中写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过是我的心理疾病的漫延而已。”情绪导致疾病的理论被应用于结核病，到二十世纪仍然相当流行——直到最终找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才告寿终正寝。这种理论在当今的时髦应用——它把癌症与情绪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可能像当初它被应用到结核病上一样站不住脚。

        根据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的描述，在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瘟疫肆虐的英格兰，人们普遍相信“快乐的人不会感染瘟疫”。在传染的性质被弄清之前，愉快的心态能够抵御疾病，对各种传染病而言，这种幻象都可能甚为流行。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么什么，或，它是什么什么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么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

        至少，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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