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意味着很多东西，包括： 流通、运输、传播、解释、（更）容易明白。我将以这个看法——或夸张，如果你这么认为——开始，也即我们所说的文学翻译，是指，可以是指翻译那些确实是值得一读的——即是说，值得重读的——已出版的书籍的小小百分比。我必须指出，适当地考虑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上就是维护文学本身的价值。除了在为文学这门享有特权的进出口小生意创造库存的过程中明显需要翻译家提供便利外，除了文学像一种竞争性的体育活动，在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事上比拼（有对手、有团队和丰厚的奖金），而翻译在这一文学建构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外——除了从事翻译所具有的商业上的激励、竞技上的激励和游戏性的激励之外，尚有一种更古老的、坦白说是传道式的激励，不过，在这个自知不敬神的时代，指出这点是较困难的。

        在我所称的传道式的激励中，翻译的目的是扩大一本被认为是重要的著作的读者群。它假设，某些书明显优于另一些书，假设文学成就以金字塔形式存在，有必要尽可能让更多人读到最接近顶尖的那些作品，而这意味着被广泛地翻译，并且只要有机会就尽可能频密地重译。不言而喻，这种文学观假设，在哪些作品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达成粗略的共识。这并不表示把这种共识——或正典——视为永远固定和不可修改的。

        在金字塔顶尖，是那些被视为经典的书： 必不可少或重要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按定义是值得翻译的。（在语言学上最有影响力的译本可能是《圣经》译本： 圣哲罗姆译本、路德译本、廷德尔译本和钦定本）。如此说来，翻译首先是使值得更为人知的著作更为人知——因为它有利于人们改进、深化和提高；因为它是来自过去的不可或缺的遗产；因为它是对知识的贡献，不管是神圣的知识或别的。从更世俗的角度看，翻译还被认为给译者带来益处： 翻译是一种有价值的认知训练——以及道德训练。

        在这个有人提出电脑——“翻译机器”——很快就可以承担大多数的翻译任务的时代，我们所称的文学翻译继续保留翻译所具有的传统意义。新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寻找对等；或把这个隐喻修改一下，认为翻译是一个问题，可发明一些办法来解决。相反，旧观点认为，翻译是作出选择，有意识的选择，不只是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之间泾渭分明的简单选择，而是在更复杂的不同差异之间的选择，例如“好”对“更好”、“更好”对“最好”，当然还有各种杂乱的说法，例如“落伍”对“趋时”、“粗俗”对“矫饰”以及“删节”对“冗赘”。

        面对这么多选择，译得好——或更好——便意味着译者有广博和精深的知识。这里所说的翻译，是更大意义上的选择活动。它是某些个人所从事的专业，他们是某种精神文化的传递者。深思地、谨慎地、灵巧地、虔诚地翻译，是衡量翻译家对文学事业本身的忠诚的一个精确尺度。

        某些可能被视为仅仅是语言上的选择，往往也包含道德标准，这就使得翻译活动本身变成各种价值的载体，例如正直、负责、忠实、勇敢和谦逊。从道德角度理解翻译家的任务，起源于这样一种意识，也即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翻译意味着翻译家可以拿起一位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作者的作品，然后完完整整、丝毫不损地把它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话。显然，那些不耐烦地等待以更好、更灵巧的翻译机器的各种对等来取代翻译家的窘境的人士所强调的并不是这点。

        文学翻译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或任何东西，但绝不是一项机械性的任务。然而，翻译之所以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首先，文学是一种沟通形式，文学的本质会提出各种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视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欣赏；第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而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

        这一窝复杂的问题，在翻译家们中间常常简化为那个长期争论——关于直译的争论，它可追溯至希腊文学被翻译成拉丁语时的古罗马，并继续困扰每个国家的翻译家（兼且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的民族传统和取向）。有关翻译的讨论的最古老主题，是准确性和忠实性的角色。不用说，古代世界一定有些翻译家，他们的标准是严格的字面忠实性（还有该死的谐音！）——纳博科夫也曾在他译成英文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中，以令人目眩的执拗捍卫这种立场。要不然，又如何解释圣哲罗姆本人（331—420）的大胆论断呢？他是古代世界（承接西塞罗首先提出的看法）最广泛地在各种序言和书信中反思翻译的任务的知识分子，他坚称若要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文字和意象，将不可避免地牺牲意义和典雅。

        以下这段话摘自哲罗姆为其翻译成拉丁语的优西比乌斯《编年史》的序言。（他在三八一年至三八二年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为了参加教会会议而住在君士坦丁堡——六年后他为了提高希伯来语知识而迁居伯利恒，差不多十年后他着手那个划时代的任务，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语。）在谈到这部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早期译本时，哲罗姆写道：

        这是博学之士早已有之的一种训练心智的实践，也即把希腊作家的文字译成拉丁语，以及更困难的——翻译杰出作者们的诗篇，而不畏诗歌的更高要求造成的重重阻挠。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西塞罗实际上一本本地翻译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后来又以翻译色诺芬的经济学作消遣。在后一本翻译著作中，雄辩的金色河流一再遇到障碍，流水在这些障碍周围溅起、冒泡，不谙原文的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在读西塞罗的文字。这也难怪！紧跟另一位个人的文字绝非易事……在翻译中毫发无损地保存精妙和典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某个字有力地表达某个想法；我没有自己的字来传达那个意思；而为了符合那个意思，我可能要绕着走一大圈，却只完成了旅程的一小段。接着，我们必须把翻译过程中的得失、具体情况的各种变化、不同的修辞手段，以至该语言特殊的、也不妨说地道的习语等等，都考虑在内。直译听起来似乎很荒唐；另一方面，如果我必须改变次序或文字本身，我又会觉得自己似乎放弃了译者的职责。

        这段自我辩解的瞩目之处，是哲罗姆唯恐读者不理解文学翻译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他在同一篇序言稍后宣称，我们在翻译中读到的，将必然是原作的贫化版。

        如果任何人以为语言的典雅在翻译中不会受损，那就让他把荷马逐字译成拉丁语吧。我要进一步说，如果他用散文形式把这位作者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则词序将会显得荒诞不经，而这位最雄辩的诗人将差不多变成哑巴。

        应付翻译中这种固有的不可能性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呢？对哲罗姆来说，无疑是有办法处理的，诚如他已在不同译著的序言中一再阐述过的。三九五年，他在致帕马丘斯的信中援引西塞罗，来肯定唯一恰当的翻译是

        ……保留意义，但要通过改动隐喻和文字来改变形式，以适合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不觉得有必要逐字直译，但我再现了总体风格和重点。

        在同一封信稍后，这回他援引埃瓦格里乌斯——我们必须假设哲罗姆是在回答批评者，假设有许多批评者和吹毛求疵者——并顽强地宣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译会使意义变得晦涩。”如果不直译会使翻译者变成该书的共同作者，那也没关系。“事实是，”哲罗姆在优西比乌斯译本序言中说，“我解除了译者的一部分职务，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职务。”

        把这个问题置于当代脉络中考虑，仍然充满勇气且意义重大。译者应获得多大程度的授权，用正在译成的语言去改写——也即再创造——原著的文本？如果逐字直译的忠实性与在新语言中保留高度的文学价值是不可兼容的，那么，一个负责任的译本的自由程度应去到哪里？译者的第一个任务是消除文本的外国性，并根据新语言的准则来改写吗？没有一位严肃的译者不被这类问题困扰： 像古典芭蕾舞，文学翻译是一种带有各种不切实际的标准的活动，即是说，这些标准是如此严苛，以致注定要使有抱负的译者感到不满意，一种难以臻至之感。像古典芭蕾舞那样，文学翻译是一种保留剧目的艺术。被视为重要的作品，总是定期被重演——因为改写本现在看起来似乎太自由，不够准确；或译本被认为包含太多谬误；或文风似乎已过时，尽管该译本的文风在当时的读者看来似乎是透明的。

        舞蹈者所受的训练，是要努力达到那个并非完全异想天开的完美目标： 堪称典范的、没有错误的表达。在文学翻译中，由于必须回应繁复多样的需要，故只有更好的译本，而没有完美的译本。按定义，翻译总是伴随着原作丧失若干实质。所有译本迟早都会暴露其不完美，最终被看作是临时译本，就连最堪称典范的译本也是如此。

        圣哲罗姆做的是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拉丁语当时是一种国际语言，并且在后来几百年间也依然是国际语言。

        我现在用一种新的国际语言作这次演说，估计它是三亿五千多万人的母语，并成为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的第二语言。

        此刻我在英国，而英国是我发表这篇演说和我写作的语言的诞生地。我将持一种简单的观点，也即我们不是像一句老俏皮话所形容的那样，被一种共同语言分割。而在我国，我们并不是把我们大多数人所讲的语言称为“美语”（尽管我的著作法译本的标题页都注明“译自美语”）。但是，美国有些人显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它称作英语。

        几年前我一位英国朋友，一位带浓厚牛津剑桥腔的作家，带着妻子和十多岁的女儿们第一次访美，他们相信充分体验美国的最好办法是租一辆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从纽约至加州。某个大汗淋漓的夏日，他们在艾奥瓦州某地的一个加油站停车，在与那个孤独的加油工人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加油站工人问我的朋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英国，”我的朋友回答，心里很想知道那样回答会引起什么反应。“难怪，”加油站工人大呼。“作为外国人，你的英语讲得实在棒。”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作英语。我国文学的历史只不过二百余年，它是用你们有千年历史的语言写的，这实在是它的荣幸。

        每天我坐下来写作时，都会惊叹我有幸使用的这种有千年历史的语言之丰富性。但英语给予我的自豪感，不知怎的，竟与我意识到另一种语言特权闹不和： 我用来写作的英语，是一种原则上人人都不得不——都渴望——明白的语言。

        虽然莎士比亚所用于写作的这种语言，似乎已经与我是其公民的那个庞大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分不开，但是它最初崛起成为国际性的交际语却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关键时刻（我相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语被采纳为国际民航语言。为了使飞机安全地环行，那些驾驶飞机的人和那些指示他们飞行的人，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一名意大利飞行员在威尼斯着陆时，用英语与控制塔通话。一名奥地利飞行员着陆那不勒斯时，用英语与控制塔通话。它还制造了一种啧啧怪事，就是一架意大利飞机从那不勒斯飞往巴勒莫，一名瑞典飞行员从斯德哥尔摩飞往马尔摩，一名巴西飞行员从圣保罗飞往里约——都得用英语与控制塔通话。我们已把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

        更强大的，我想也是更决定性的，是电脑——另一种运输形式： 精神运输——的普及要求有一种主导性的语言。虽然你的介面上的指示所用的语言可能是你的本国语，但是当你上网和使用搜寻引擎——即是说，在电脑上作国际环行——就要求你懂英语。

        英语已成为一种统一了各种语言差异的共同语言。印度有十六种“官方语言”（实际上，还有更多方言），有鉴于印度目前的构成和多样性，包括有一亿八千万穆斯林，印度绝不可能同意譬如说以主要语言印地语作为全国性的语言。可以成为全国性语言的语言，恰恰不是本国语，而是征服者的语言，殖民时代的语言。正因为它是外来的，异国的，它才可以成为一个永久地多样化的民族的统一语言： 所有印度人可能共通的唯一语言不仅是英语，而且必须是英语。

        电脑只是加强了英语在我们这个印度式世界的显著地位。无疑，我们时代最有趣的语言现象是，一方面很多弱势语言——即是说，人数非常少、与世隔绝、贫困的民族所讲的语言——消失，另一方面英语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具有地球上使用的其他语言与它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英语现时正透过以英语主导的媒体——这意味着，那是使用以带美国腔的英语的媒体——和由于商人和科学家都需要用一种共同语言沟通，而在世界每个地区继续发展。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很多重要方面既深陷于最陈腐的民族主义，又深陷于激进的后民族状态。贸易壁垒的基本特征可能会消失，货币可能会变成多国货币（像美元，它是几个拉美国家的货币，当然还有欧元）。但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个无法消除的特征，它把我们根植于古老的边界，这些边界对先进资本主义、先进科技和先进帝国霸权（美式的）构成重重阻碍。这个特征就是： 我们讲如此多不同的语言。

        因此需要一种国际语言。而除了英语，有哪种语言更能胜任这个角色呢？

        英语的全球化已对文学的运气——即是说，翻译的运气——产生可感知的影响。我猜，如今翻译成英语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来自被视为较不重要的语言的外国文学作品，要比譬如二三十年前少了。但用英语写的书被翻译成外语，则多得多。如今，相对于二十、三十、五十年前，外国长篇小说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是极其罕见的。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兰佩杜萨、帕斯捷尔纳克和格拉斯等人的著名小说，在美国曾是畅销书。在五十余年前，托马斯·曼的曾雄居畅销书榜第一位——这在今日是难以设想的。

        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译本的目标是使作品“听上去”就如同译文是用被译成的语言写的。

        由于翻译不只是一项每个民族都在做的活动，而且受制于民族传统，因此在某些国家要求尽可能消除外国性的痕迹的压力，会比在另一些国家大。法国尤其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就是把翻译作为改写，宁愿牺牲对文本的严格忠实。当我指出我某一本书的译本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不准确时，我的法国出版商常常告诉我：“对，没错……但在法语里读起来蛮好的。”当我听说我的书或别人的书因译者的努力，如今在法语里读起来蛮好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本书已根据当代法国散文现行的约定俗成的做法（通常不是最严谨的做法）而被改动过了。但是，由于我的散文在英语中，其节奏和遣词造句并非总是按约定俗成的来写，因此我敢肯定这风格并没有被译进法语。被译成法语的，只是感觉——并且只是部分感觉（因为在我看来感觉似乎主要是与我的散文中异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对认为译者的工作是完全重写作品，以适合新语言的精神这一翻译理念——被杰罗姆如此有力地阐述过——首次提出批评并且也许依然权威的批评的，是德国新教神学家弗里德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写于一八一三年的那篇伟大的随笔《论翻译的不同方法》。

        施莱尔马赫辩称，“读起来蛮好”不是翻译优点的主要标准，但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所有翻译，而仅指文学翻译——也即被他很动人地称为涉及“语言的神圣严肃性”的翻译。至于文学翻译以外的，他写道：

        ……由于各民族的混合在我们时代似乎比以前更广泛，到处都是市场，而市场存在着各种谈话，不管是社会、文学或政治的谈话，它们实际上不属于译者的领域，而只是解释者的领域。

        对施莱尔马赫来说，翻译——远远不只是服务商业、服务市场——是一种复杂的必要性。它有一个固有的价值，就是跨越语言边界，使一个重要的文本广为人知。另一个价值是把某种与我们所知不同的东西，也即与外国性本身联系起来。

        对施莱尔马赫来说，一个文学文本不只是其感觉。它首先是用来写它的那语言。而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核心身份，因此每个人本质上只有一种语言。

        就像一个人必须决定属于某个国家，他也必须依附一种语言，否则他将没有方向地飘浮在一个不愉快的中间地带的上空。拉丁语哪怕是现在也依然被我们当成一种官场语言来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样才能够继续保存一种意识，意识到它是我们祖先做学问的语言和神圣的母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共同经济的领域，也是有其好处的，这样才能够使通商更容易；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它的成功也只达到某个程度，其表述都只是为了那个目标，至于你自己的见解和你综合各种目标的方式，则没有什么价值。

        不妨用英语替代拉丁语，再把它置于施莱尔马赫论述的脉络中： 他对拉丁语作为一种方便泛欧洲（读成全球）的技术和科学交流所需的泛欧洲（读成全球）的语言的赞赏，是极端保留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语言作为主观的也即文学的表达的媒介并不寄予多少期望。

        在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施莱尔马赫的立场刚好与杰罗姆相反，宣称译者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原文，并知道译文恰恰是要作为译本来读。把一本外国书本土化，等于是使外国书最有价值的东西丧失殆尽： 该语言的精髓，造就该文本的神韵。因此，如果一个从法语或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本读起来就像用德语原文写的，则德语读者将被剥削了解异质性的权利，而异质性恰恰来自阅读某些读起来像外国的东西。

        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就像一个框架，语言的个别性围绕着该框架黏附，杰罗姆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立场的分歧是由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对杰罗姆来说，讲另一种语言并不是成为另一种人。杰罗姆生活的世界，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是显著地跨国性或国际性的。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讲另一种语言是变成最深刻意义上的不本真。他写道：

        ……翻译得仿佛是作者在用译本的语言写原著，这个翻译目标不仅无法达到，而且本身就是不存在和虚无的，因为语言的塑造力与一个民族独具的特征是一体的，任何人认识到这点，就必须承认每一个最卓绝的人都是在语言中和通过语言获取他的知识，以及在语言中和通过语言获取表达这知识的可能性，因此也必须承认任何人都不是机械地、仿佛被绑着似的依附他的语言……以及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在思考时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像轻易地以几匹共轭马替换另几匹共轭马那样改变语言；反而是大家都只能以自己的母语生产原著作品，因此，诸如他怎样以另一种语言写作这样的问题，甚至连提都不应提出来。

        施莱尔马赫当然不是否认存在着用超过一种语言来讲和写的能力，而是假设大家都有一种“母语”，因而一个人与他可能讲、甚或用来写诗和用来理性地思考的其他语言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将不是“有机”的——“有机”是那个时代人们爱用的一个隐喻。显然，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立场： 很多人都是掌握双语的，以至多语的。例如在意大利，一个人不仅可以讲托斯卡纳方言（所谓的意大利语），而且可以讲那不勒斯方言或罗马涅方言。在魁北克，有知识的人都能同时讲法语和英语。在旧时的奥匈帝国，现时被称为奥地利、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那些国家中大多数有教养的人，每天都讲至少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显然，施莱尔马赫的立场不只是描述性的立场。（他最深刻的关注，与他关于国家地位和民族地位的观念有关。）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是说一个人不能、而是说不应同等使用两种语言。所谓的不本真，是假设一个人可以像栖息于自己的语言中那样自如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

        但是，一个人可以本真地讲不止一种语言吗？

        施莱尔马赫的问题继续回响。掌握第二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一些长期住在日本（大多数与日本配偶住在一起）的美国和英国友人告诉我，日本人一般都带着极大的怀疑、甚至些许敌意看待那些能够讲日语而又不出错的外国人。但是，随着日本继续接受和承认外国人存在于日本人中间不是一种怪现象或不幸或对日本民族精华的掺杂，这种偏见很有可能会慢慢消失。

        在另一端，一个涉及达到完美掌握一种第二语言——碰巧是英语——的较新近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施莱尔马赫式的不本真的场景。我想说的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软件业中的一门蓬勃发展的生意，它现在对印度经济变得非常重要。有这么一些电话咨询服务中心，雇用了成千上万年轻男女，他们负责向打1—800电话号码（也就是美国到处都有的免费拨打电话号码）的人士提供技术协助或处理预订事宜。这些全都已经会讲英语的年轻人成功地竞争到电话咨询服务中心这些令人垂涎的职位，以及完成了专门为消除印度腔英语而设计的艰巨的课程（很多人被淘汰），而他们的报酬按印度办公室工作的标准可谓丰厚，尽管当然远远不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运通信用卡、通用电气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那些连锁酒店和餐馆付给做该份工作的美国人——仅这个理由就足以使愈来愈多的这类任务被“外包”。还有，实际情况似乎是，印度人把这些任务完成得更出色，更少错误，而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全都拥有大学学位。

        一个个电话，都是由在班加罗尔或孟买或新德里的办公大楼宽敞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年轻印度人回答的，他们坐在一排排小隔间里（“嗨，这是南希。您需要帮忙吗？”），每个人都配备一台电脑，它们使他们点击几下就可以调来与预订相关的资料，与快捷畅顺的公路路线资料相关的地图，以及天气预报等等。

        南希，或玛丽·洛、贝蒂、莎丽·珍、梅甘、比尔、吉姆、瓦利、弗兰克——这些兴高采烈的声音都必须先接受指导员和录音带的数个月训练，以掌握美国中产阶级（而不是有教养的美国人）的腔调，以及学习基本的美国俚语、非正式习语（包括地区性的习语）和简易的大众文化指涉（电视人物和主要情景喜剧的情节和主角，多厅电影院最新的卖座电影、棒球和篮球比赛的最新得分，诸如此类），以便在与美国顾客的通话时间拖长时，这些闲聊不至于使他们结结巴巴，以及有办法继续扮成美国人而不被觉察。

        为了做到这点，就要让他们装得自己也觉得自己像美国人。他们被指定使用美国姓名和他们的美国身份的简略生平： 出生地点和日期，父母的职业，有多少兄弟姐妹，宗教教派（几乎总是新教徒），中学，最喜的体育运动，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婚姻状况，诸如此类。如果被问到他们在哪里，他们也都有答案。例如，如果客户是从佐治亚州萨凡纳打电话来预订佐治亚州梅肯一家酒店的房间，并询问从萨凡纳驾车往梅肯的最快捷途径，接线员可能就会说她或他在亚特兰大。若是泄漏了他们是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则那位假南希或假比尔就会立即被炒鱿鱼。（管理人员会例行地、不被觉察地监听所有电话。）当然，这些年轻人实际上都从未离开过家乡。

        “南希”或“比尔”可愿意做真南希和真比尔？他们几乎都表示——有人采访过他们——愿意。他们想不想来通常整天都讲带美国口音的英语的美国？他们当然想。

        我们关于文学（因此也是关于翻译）的理念，必然是反应性的。在十九世纪初，为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的特殊性（那特别的“精粹”）而大声疾呼似乎代表进步。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地位，还因为当时人们意识到已产生一批伟大的“民族”作家而得到加强——在诸如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些作家通常是诗人。确实，民族理念在欧洲小带有一种特殊的自由意志论的音调，这些欧洲小国仍生存于一个帝国系统的范围内，但已在朝着民族国家的身份的方向迈进。

        关注文学中体现的语言的本真性，是对上述新理念的一种反应，并导致强烈提倡方言写作或所谓的地区语言写作。对民族身份这一理念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是歌德的反应，他也许是第一个思考世界文学这一方案的人，并且是在十九世纪初，也即民族身份这一理念被视为最进步的时候。

        歌德提出一个如此超前的概念，看似令人吃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不仅是拿破仑的同代人，而且他本人在不少方案和理念方面也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这些方案和理念可以说是拿破仑帝国在知识领域的对等物——则我们就不会那么奇怪了。他的世界文学理念，令人想起拿破仑的欧洲合众国的理念，因为歌德所谓的“世界”其实是指欧洲和新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越境文学交通已颇繁忙。依歌德看，民族语言的尊严和特征（与对民族的肯定紧密相连）完全可以跟世界文学的理念兼容，因为世界文学的理念是一个世界读者的概念： 读翻译文学。

        后来，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在强国中已变成更进步的概念，带有自由意志论音调的概念。进步将是文学从“地方”到“民族”到“国际”的自然发展。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广为流传，带着反复出现的梦想——梦想有一个国际议会，所有民族国家都平起平坐。文学将是这样一个国际系统： 它为翻译创造一个甚至更大的角色，使我们都可以读彼此的著作。英语在全球的扩散，甚至可以被视为朝着把文学变成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流系统的方向迈出根本性的一步。

        但是，诚如很多人指出的，全球化这一进程，给构成人类全部人口的不同民族带来极不均衡的益处，而英语的全球化则没有改变对民族身份产生偏见的历史，而这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某些语言——以及以这些语言生产的文学——总是被认为比另一些语言更重要。一个例子。马查多·德·阿西斯的长篇小说《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和《堂卡斯穆罗》和阿努伊齐奥·阿塞维多的《贫民窟》，是十九世纪末写于任何地方的三本最好的小说，但是如果它们不是巴西人的葡萄牙语作品，而是用德语或法语或俄语写的，则它们肯定会像十九世纪末的某部文学杰作现时可以享有的声誉那样出名。又或者如果它们是用英语写的。（这不是一个大语种对小语种的问题。巴西显然不缺乏人口，而葡萄牙语是世界上第六大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我必须立即补充说，这些无与伦比的小说，都已被出色地译成英语。只是，某个有修养、某个期待获得只有小说才能带来的那种销魂的人，仍未——至少仍未——觉得需要读它们。

        古老的《圣经》时代的形象表明，我们生活在以语言作为象征的差异中，这些差异层层叠着——如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梦想的一英里高的公寓大楼。但是普通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语言分散不可能是一座塔。我们这分散成众多语言的地理，与其说是垂直的，不如说是水平的（或看起来如此），有着众多的河流和群山和深谷，以及环绕着大陆的浪涛轻拍的海洋。翻译即渡海，把我们带到对岸。

        但是，也许这个形象有一定道理。一座塔有很多层，塔的众多住户一个个层层叠着。如果巴别塔像其他塔的话，那么较高层的便是较被觊觎的。也许，某些语言整整占了最高那几层，有大房间和居高临下的大阳台。其他语言及其文学产品则屈居下层，天花板低，视野被阻挡。

        在杰罗姆之后约十六个世纪，但在施莱尔马赫那篇关于翻译的里程碑式文章之后仅一个世纪多一点儿，又有了在我看来是关于译者的工程和职责的典范性反省的第三篇文章。这就是瓦尔特·本雅明写于一九二三年的一篇叫做《译者的任务》的文章，也是他翻译的波德莱尔的《巴黎风光》的译序。

        在把波德莱尔的法语译成德语时，他告诉我们，他不想把波德莱尔译得听上去好像是用德语写的似的。相反，他的职责是保留德语读者可能会有的某种不同的感觉。他写道：

        所有译本都只是接受语言的外国性的某种临时方式……说一个译本，尤其是与原文同时代的译本，读起来像用原文写的，并不是对该译本的最高赞美。

        翻译所提供的机会，并不是一个防守的机会： 对译者自己的语言的现状进行保存和防腐。相反，他辩称，这是一个让外语影响和修改译入语的一个机会。本雅明宁可选择能揭示外国性的译本的理由，与施莱尔马赫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这不是因为他希望推广个别语言的自主权和完整性。本雅明的思维，与任何民族主义的纲领截然相反。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考虑，它源自他关于语言的本质的理念，根据这个理念，语言本身要求译者努力施展其才能。

        每一种语言都是语言的一部分，而语言大于任何一种语言。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文学的一部分，而文学大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

        我试图用这些话支持的，大致就是上述观点——把翻译置于文学事业的中心。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理解的文学的本质——而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理解——也即为各种各样和必然是不纯粹的动机而流通。翻译是世界文学的流通系统。而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一项伦理任务，而且是一项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的角色的任务，这角色就是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创造内向、确保和加深这样一种意识（连同其所有后果），也即其他人、其他不同于我们的人，确实是存在的。

        我成长于美国西南部，我现在的年纪使我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有一种用英语写的叫做文学的东西，而美国文学是一个分支。在我孩提时代，对我最重要的作家是莎士比亚——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是一种大声朗读的经验），开始于我八岁时获赠一本有精美插图的查尔斯·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我阅读兰姆的故事和阅读许多莎士比亚戏剧，四年后我才实际观看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和观看由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除了复述的或直接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还有“小熊维尼”、、《格利佛游记》、勃朗特姐妹（最先是，然后是）、《教堂和家灶》、狄更斯（先是和《圣诞欢歌》，然后是）和许多史蒂文森（《绑架》、《金银岛》、《化身博士》），还有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当然还有美国文学作品，像爱伦·坡的故事集、《小妇人》、杰克·伦敦的小说和《拉蒙纳》。但是，在那个遥远的、依然引人深思地高雅的、文化上崇英的年代，我所读的书大多数来自别处，某个更古老的别处，例如那远方的、令人激动地充满异国情调的英国，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

        当“别处”变大，当我的阅读——当然，永远是英语——逐渐包括并非用英语原创的奇妙的书，当我进而阅读世界文学，这个过渡几乎是难以觉察的。大仲马、雨果，一个接一个……我知道我如今在读的，是“外国”作家。我那时并没想到要思考使我阅读这些更令人敬畏的书成为可能的那个中介。（问： 谁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俄国作家？答： 康斯坦丝·加尼特。）要是我在我阅读的托马斯·曼或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某部小说中遇到一个笨拙的句子，我并不会想到要去探究该句子在德语或法语或俄语原文中是否同样笨拙，或怀疑该句子可能是“劣”译。对我那年轻的、开始阅读的心灵来说，根本不存在坏译本这种事情。只有译本——它们为我破译别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接触到、不可能拿在手里或默记心中的书籍。就我而言，原著与译本是同一回事。

        我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译本差的问题，是我十六岁开始在芝加哥看歌剧的时候。我第一次手里拿着一个对照的译本——原文在左页（这时候我已略懂法语和意大利语），英译在右——而译本那公然的不准确委实令我吃惊和不解。（我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明白为何歌剧歌词的文字不可直译。）除了歌剧，我在早年阅读翻译文学时从未问自己错过了什么。仿佛我觉得作为一位热情的读者，我的职责就是看透一个译本的失误和局限——就像我们重看一部心爱的电影时能够看透（或目光掠过）蹩脚的电影拷贝上的刮痕。翻译作品是一个礼物，对此我永远心怀感激。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我会是什么——而不是我是谁——呢？

        我对于文学可以是什么的意识，我对文学作为一项志业的敬仰，以及我把作家的志业等同于行使自由——所有这些构成我的感受力的元素如果没有我从早年开始就阅读的翻译书，那将是难以想像的。文学是精神旅行： 旅行到过去……旅行到其他国家。（文学是可以把你载到任何地方的运载器。）文学是在一个更好的标准的指引下，批评我们自己的现实。

        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读者。我从阅读中建立标准，再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从阅读——甚至早于写作——而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文学群体——的一部分的，该群体的作家中死者多于健在者。因此，阅读，以及有了标准，也就是与过去和与有别于我们的东西建立关系。阅读和有了文学标准在我看来也就是必不可少地与翻译文学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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