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10时00分，tA847航班从雅典机场起飞前往罗马。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53人，其中135人是美国人。这是一架短途波音727飞机，驾驶员是机长约翰·特斯特拉克，副驾驶是菲利普·马斯卡，飞行技师是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从希腊政府后来提供的信息来看，就在前一天，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从贝鲁特来到雅典，在雅典机场过夜，并预定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tA847航班。他们的目的是劫持这架飞机。然而，由于这架飞机上只剩下两个座位，他们只能上去两个人。这两个人化名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后来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马迪和哈桑·伊兹阿尔丹）。

        那个只好留在雅典的人后来被证实是阿里·阿特瓦。发现他参与劫机行动后，希腊当局立即将其逮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是与伊朗有联系的激进的、革命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成员。这次劫机是真主党组织的，当然，随着这一事件的逐渐明朗化，活跃在黎巴嫩的其他组织也会浮出水面。

        卡斯特罗和赛义德登机后，就坐到靠近厕所的后排座位上，因为他们劫持飞机所使用的武器就藏在那里，很可能是机场雇员干的。其中一个人带着一只小旅行包走进厕所，找到了武器——两把手枪和手榴弹。

        飞机爬升到飞行高度之后，这两名恐怖分子便开始行动。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飞机前部，把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推倒在地，用阿拉伯语和蹩脚的英语大声喊道：“去死吧。美国人去死。”然后他们把尤里·德里克森的头往驾驶舱的门上撞，以警告驾驶舱的成员。他们先是用手榴弹抵着她的脸，接着用枪顶着她的耳朵，她还是摸到了机内通话系统，告诉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发生了劫机事件。

        特斯特拉克机长立即下令打开驾驶舱门，这时两名劫机者大声地提出了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要去阿尔及利亚。

        这是不可能的。波音727上没有那么多燃料，所以机长提出飞往开罗。这个建议使得早已暴跳如雷的恐怖分子更加恼火。“不去阿尔及利亚，就去贝鲁特。”他们大声喊叫。“只要有燃料。”

        特斯特拉克机长改变航向，向贝鲁特方向飞去。这段距离有700英里，勉强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命令所有在一等舱的旅客统统到飞机后面去。由于后面没有足够的座位，其中有些人被迫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接着他命令尤里·德里克森把所有乘客的护照收缴上来，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乘客是美国人和／或犹太人了。护照收上来之后，卡斯特罗命令尤里把以色列人挑出来，结果发现飞机上没有以色列人。接着他要她把犹太人挑出来，结果也没有做到，因为美国护照上不注明宗教信仰。他变得更加烦躁，让她把乘客名单读给他听。当她读到的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他就让她把那名乘客护照挑出来。有7个人属于这个类型。

        接着卡斯特罗把注意力转向军人身份证（军人旅行时往往持军人身份证而不是护照）。在飞机上有一名叫库尔特·卡尔森的陆军预备役军人和6名在希腊完成水下作业后回国的海军潜水员。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强迫这几名潜水员到相对分散的座位上去，并大声喊道：“海军陆战队员！‘新泽西’号！”“新泽西”号战舰最近曾经炮击过贝鲁特，另外在贝鲁特机场还驻有1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接着卡斯特罗命令所有乘客把头放在双腿之间，不许向上看。

        当tA847航班到达贝鲁特地区之后，机上的燃油已降到最低点。可是，贝鲁特机场控制塔仍然拒绝这架飞机着陆。这件事使劫机者很恼火，所以在驾驶舱的劫机者当时就拔出手榴弹的保险销，威胁要炸毁飞机。机长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决定强行进场。

        这一招起了作用。飞机安全着陆并停了下来。接着他们等待给飞机加油。恐怖分子还想要飞往阿尔及利亚。

        就在他们着陆的那一刻，驾驶舱里的机组成员都看见了一架飞机的残骸，那是两天前被巴解组织炸毁的一架约旦客机。

        由于黎巴嫩不想介入目前这场危机，所以他们对加油的要求置之不理。这就意味着恐怖分子再次感到不悦。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用胶带紧紧地缠住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双手，把他拖到飞机的前部一顿暴打，把他的肋骨全都打断了，然后把痛苦呻吟、浑身流血的他扔在飞机前部的一个座位上。

        特斯特拉克机长向指挥塔台发出无线电呼叫：“他们在殴打乘客，威胁要杀掉他们！”这时候黎巴嫩当局才同意给tA847航班派一辆加油车。

        由于去阿尔及利亚是一段长途飞行，特斯特拉克不得不按照飞机的最大容量加油，加上满载的乘客，使飞机超重了15000磅——这样起飞是很不安全的。考虑到这一点，劫机分子同意释放17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从紧急出口的滑道下了飞机）。释放乘客不仅使飞机比较安全，也减少了劫机者需要控制的人数——同时也使外界了解到飞机上的情况。

        可想而知，由于一系列事件上的拖延以及犹豫不决，被释放的乘客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飞往100英里之外的塞浦路斯，接受美国官员的详细询问。

        与此同时，到华盛顿时间凌晨4时，劫机的消息才传到华盛顿官员那里。此后不久，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也得知这一消息，而且是负责收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新闻中了解到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五角大楼、国务院以及白宫情况室的危机处理小组开始碰头，可是他们所掌握的细节也非常有限。

        星期五早晨华盛顿时间6时30分，tA847航班从贝鲁特机场的跑道起飞，前往1800英里之外的阿尔及利亚。

        这时候华盛顿才开始有所动作。五角大楼已经做好立即反应的准备——它是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作，可是在白宫或者国务院都没有一个有一定级别、能作决策的官员。直到当天上午10时左右，政府的恐怖事件应急小组才开始研究。

        与此同时，在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早就通知所属部队，被劫持的飞机上可能有美国人；同时也通知了陆军空运指挥部，因为很快就要用到空运资源；同时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部官员作了报告，要求五角大楼官员立即进行部署。即将参加这一行动的部队主要来自陆军特种部队以及陆军特种作战直升机部队。他们将首先飞往西西里岛上的斯戈尼拉——这是由美国和意大利共同负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基地，从战略上来说处于地中海的中段。

        由于控制飞机的是两名没有多少武器的恐怖分子，制服他们的条件还是很优越的——如果阿尔及利亚是这架tA847航班的目的地（看来似乎是这样），如果有可能说服阿尔及利亚人把飞机控制在地面上。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有了这一设想的方案之后，向欧洲司令部提出要求派2架能进行低空飞行、在完全黑暗中降落的C-130战爪式运输机，准备让它们从英国的米德兰飞往斯戈尼拉基地。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还提出要派一架与被劫持的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相同的飞机，到斯戈尼拉参与特遣部队的行动。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掌握了可能发生恐怖活动的地区所有机场的详细资料，它也非常了解被劫持的飞机很可能降落的阿尔及利亚那个机场的所有特点，所以它就有两种选择：运载营救人员的战爪式运输机可以在漆黑的夜间着陆；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则可以用作特洛伊木马。

        在这个时段里，很多宝贵的时间都被浪费了。特种部队得知劫机消息之后，就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可是却没有空运手段，也没有能够胜任这种任务的机组人员。这种情况在过去有过，在当年10月又出现过。把这些人调集起来耗费了宝贵的时间……而恐怖分子则抢在特种部队作出反应之前，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政府恐怖事件应急小组终于在星期五上午开会，并提出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如果能够随时得到空运能力，斯廷纳和他的部队（包括从英国起飞的战爪以及那架波音727飞机）完全可能在tA847航班即将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到达斯戈尼拉。然而，在847航班确定其目的地之前，五角大楼不愿先派出特种部队。

        到阿尔及利亚当地时间中午时分，那架847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当时（似乎）是穆斯林的斋月。

        在前往阿尔及利亚途中，卡斯特罗通过机上通话系统用阿拉伯语发表讲话，详细说明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他提出释放700多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什叶派穆斯林，释放关押在科威特监狱中的17名什叶派穆斯林，释放2名关押在西班牙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2名关押在塞浦路斯的什叶派穆斯林。此外，他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美国对最近发生在贝鲁特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要求全世界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

        当然，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

        当飞机接近阿尔及尔机场时，美国国务院向迈克尔·纽林大使传达了里根总统的指令，要他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贾迪德取得联系，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希望阿尔及利亚在政策上破个例，准许被劫持飞机着陆；第二，在该机降落之后，把它扣在原地，不准它再度起飞。

        现在全面回顾tA847航班事件就可以看出，为了营救人质而又不冒很大的流血风险，美国当时只有一个真正的机会。那就是当那架飞机在阿尔及利亚首次短暂停留期间。可是他们失去了那次机会。

        迈克尔·纽林没有执行给他的指示，没有千方百计地与本贾迪德总统直接取得联系，而是找了阿尔及利亚的官员，让那些官员来发号施令。

        后来迈克尔·纽林说，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都不在（早已飞往地中海海滩度周末去了），他通过打电话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他设法找到了本贾迪德的参谋长，45分钟后对方回电话说，“从人道主义出发”，可以允许那架847航班着陆。

        等到那架847航班请求允许它着陆的时候，飞机上只剩下不足30分钟的燃油。

        飞机着陆后，恐怖分子决定返回贝鲁特获取增援力量，再次出现了要补充燃料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另一名美国军人，预备役军人库尔特·卡尔森惨遭毒打。不过这件事再次带来了机会。（虽然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不得不用她的壳牌石油公司信用卡来支付燃料费用，因为环球航空公司在阿尔及尔没有降落设施；她后来接到一张每加仑1美元的6000加仑喷气飞机航空汽油的账单。）另一方面，恐怖分子释放了另外21名乘客——其中有十八名美国人。

        燃料补充完毕之后，tA847航班再度起飞，开始返回贝鲁特的航程。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扣留飞机的行动。

        与此同时，有一架空军C-141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机上搭载的是由国务院官员戴维斯·朗大使率领的一支由20余人组成的紧急支援小组。和他同机出发的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高官（曾经是一名资深的情报站站长）、国防部情报局的几名代表、通信联络和技术人员、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挑选的成员以及2名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这几名军官将担任顾问，起到协调作用。紧急支援小组的任务是给特种部队打前站，帮助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与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国务院、国家安全部门保持联系。在关于最佳目的地的问题上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小分队决定在斯戈尼拉降落。

        tA847航班开始向贝鲁特机场进行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时过后。

        跑道上的航标灯没有打开。机场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贝鲁特的机场导航塔台再次拒绝该机降落，特斯特拉克机长再次大声向控制塔台解释说：“我还有不足20分钟的燃料，即使降落在跑道之外，我也要进场。”

        特斯特拉克穿过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500英尺处。他可以看见已经被车辆封锁的跑道。他用无线电向塔台喊话说：“我们处境十分危急。我请求你开放机场让我们降落。”

        导航员回答说：“遗憾的是，我的上级对你们的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试图降落，飞机就会撞毁。”特斯特拉克对劫机者说。

        “好哇，”其中一个回答说。“那就省得我们把它炸掉了。”

        “让乘客做好迫降准备。”特斯特拉克对尤里·德里克森说。接着他向乘客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燃油已经不多，所以不得不迫降。我们的燃油只够一次进场。我们准备进场。请做好迫降准备。如果他们不清除障碍物，我们就在跑道旁边的场地上迫降。否则，我们就得落到水里。”

        就在离跑道还有3英里的时候，跑道上的航标灯全部打开，设障的车辆全部移除，导航塔台告诉特斯特拉克说他可以降落了。

        又一次让人揪心的体验……这些将成为一种习惯。

        飞机着陆之后，劫机者要求特斯特拉克把飞机停在跑道中段，不要靠近任何建筑。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开始用阿拉伯语和塔台通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气急败坏。他们要求让增援的人登上飞机，但他们的要求遭到黎巴嫩当局的拒绝。

        “我不想跟你谈，”一个劫机者扯着嗓子对导航员说。“我只跟阿玛尔谈。”阿玛尔是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武装派别，为首的是一个叫纳比赫·贝里的律师，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有关系。阿玛尔比黎巴嫩真主党要温和一些。后来看得很清楚，阿萨德与阿玛尔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的头目们进行暗中交易，来解决紧张局势，条件是要在政治上对他有利。

        “你是想争取时间，”那个恐怖分子说道。“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干掉这个海军陆战队员。”他指的是第一次在贝鲁特降落时遭到毒打的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

        接着卡斯特罗就把斯特瑟姆带到打开的飞机舱门旁边，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把他的尸体推到停机坪上。

        “他已经杀了一个乘客，”驾驶员报告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说道：“你看。你现在相信了吧。5分钟以后将会有第二个。”

        这时候，卡斯特罗命令特斯特拉克把飞机滑行到加油点。

        恐怖分子决不会忘记时间的宝贵。他们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被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变换地方。

        “我开始沿跑道滑行的时候，”特斯特拉克后来回忆说，“猛打方向盘，以免轮子从那个年轻军人的尸体上轧过去。”

        在整个过程中，飞机上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被这样的暴行吓坏了。这时候一个恐怖分子开始唱歌。尤里·德里克森后来回忆说：“那是一首庆祝的歌曲。”

        就在这时候，恐怖分子拉出了第二个受害者：一个名叫克林顿·萨格斯的潜水员。

        “劫机者来到我面前，”萨格斯回忆说。“用脚踢我，打我，骂我是美国猪。我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我默默祈祷，祈求上帝让我投入他的怀抱。”

        突然之间，飞机的后门打开，有12个拿着自动武器的民兵大声叫喊着冲上了飞机。恐怖分子成功地得到增援力量……给解决问题增添了更大的困难。

        这12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吉哈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实际上是黎巴嫩的首要恐怖分子之一，叫伊迈德·穆格尼亚。他以前曾经是奥马尔的成员，但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真主党——他是他们的“护法”。现在整个行动由他负责。

        在飞机补充燃料完毕之后，6名美国人，包括霍尔特·卡尔森、克林顿·萨格斯以及另外3名海军潜水员被迫坐在飞机最后两排的座位上。此后不久，这6个人很快就从飞机后面的舷梯边上被带了下去，带进一辆等候在那儿的封闭式卡车。又过了一会儿，第二批5名乘客（包括一名海军潜水员和四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也被带下飞机，上了另一辆卡车被带走了。

        tA847航班再度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这一次的阿尔及利亚之行要一直延续到星期天。

        现在是星期六黎明时分。

        卡尔·斯廷纳受命派出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时，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尸体已被扔在停机坪上。特种部队还需要进行6到8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预定位置以解决问题。

        斯廷纳他们还在飞行途中，国务院指示纽林大使，请阿尔及利亚方面允许朗所率领的紧急支援小组入境。这个小组现在已到达斯戈尼拉。

        根据纽林大使的回忆，阿尔及利亚人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搞营救行动，而支援小组和那架空军C-140似乎就是搞营救的。

        由于不能把飞机或全部人马带进阿尔及利亚，朗只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他挑选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然后率领他们乘商业航班经法国马赛中转进入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以及支援小组的其他人员都到了斯戈尼拉，而且在飞行途中制定了行动计划。降落之后，他们就与那架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以及从英国飞来的两架战爪运输机取得了联系。营救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天亮之前还有足够的夜色作掩护，以便前往阿尔及尔完成这次行动。不过，营救行动所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因为现在飞机上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的情况了。当时飞机上只有2名武装恐怖分子，现在却是14名全副武装的真主党民兵，有些人还带着冲锋枪。

        可是，小分队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机库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星期六清晨，那架tA847航班又一次降落在阿尔及利亚。这一次它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将超过24小时。在刚刚完成的从贝鲁特到阿尔及尔的充满冒险的航程中，劫机者们对机上的乘客进行了逐个打劫。

        飞机降落之后，劫机者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希腊政府释放他们的同伙、一天前在雅典机场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机者们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释放，他们就会杀掉机上的希腊乘客。如果把他释放，机上的希腊乘客将被释放。希腊人作出了让步。那天下午，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带着阿里·阿特瓦离开雅典飞往阿尔及利亚。

        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利用释放阿特瓦的机会，也让恐怖分子作出了几项让步，同意释放除了美国男子和机组人员之外的所有乘客。迈克尔·纽林说，阿尔及利亚人的谈判非常出色。“他们绝对了不起，”他说道。“他们让恐怖分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斯廷纳看来，恐怖分子并没有明显的“付出”，因为恐怖分子一直处于控制地位——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纽林后来回忆说，星期天上午他离开机场的时候，他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在不出现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危机。他是带着这个信念进入梦乡的。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使馆官员把他叫醒：劫机者再次要求补充燃料。

        这时候，纽林打电话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秘书长（阿尔及利亚行政首长的首席行政长官），说明了美国人的立场：“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飞机起飞，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掉飞机的轮胎。”

        很快，那名使馆官员就向纽林汇报说，那架tA847航班即将起飞。纽林再次拨通了秘书长的电话。

        “我们不得不放他们走，”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对他说。“劫机者威胁要炸掉飞机。”后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提出另一个借口：“毫无疑问，劫机者们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毫无诚意的。无论劫机者是否听到这样的报道（事实上，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营救行动。他们不需要新闻报道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地面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方面对营救行动的同意，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形势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非常复杂。现在的情况与847航班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已大不一样，恐怖分子显然已经控制了飞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贝鲁特还卸下了总共31名人质，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布在贝鲁特迷宫似的南郊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当中。现在已经无法一次性地营救所有人质。

        上午8时刚过，在阿尔及利亚停留了25个小时的tA847航班再度起飞。一个小时之后，戴维·朗和5名紧急支援小组的成员乘一架阿尔及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马赛，可是已经太晚，已经无法影响tA847航班劫机事件的结果了。因为它已经永远离开了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那架847航班再度飞向贝鲁特。当恐怖分子在策划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机长特斯特拉克在仔细地听着。他们企图再次回到贝鲁特去补充燃油，然后（他认为是）前往德黑兰。这显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在贝鲁特降落之后，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再次起飞。特斯特拉克和飞行技师齐默尔曼制定出他们的计划。飞机在贝鲁特着陆之后，齐默尔曼关闭了油路阀门，同时关闭了通向一个发动机的电源。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发疯似的开始闪亮。

        “tA847航班已经不能再飞了，”特斯特拉克对穆格尼亚抱怨说。“除非从美国弄一台新发动机来。”

        现在是贝鲁特时间星期天的下午，华盛顿时间则是星期天上午。

        这时候，卡尔·斯廷纳得出的结论是，那两架战爪运输机和那架波音727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之后，他解除了它们的任务。接着他让部队其他成员登上飞机，直飞塞浦路斯。后来，戴维·朗和他的紧急支援小组也到那里与他会合。斯廷纳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一场营救行动——他仍然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自己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鲁特是一块硬骨头，比阿尔及利亚难啃得多。飞机上还有30名乘客。至少现在还知道他们在哪里，可是早先被带下飞机的那19个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民兵现在把他们分别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里）。

        他们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

        在那些日子里，在贝鲁特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情报：例如，美国的国家卫星系统无法截获民兵的通信联络，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频无线电对讲机或者靠通讯员传递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遭到绑架和折磨，美国的情报网络惨遭破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假定他已经供出了情报网络，其中的特工已经被“压制”。

        斯廷纳一到塞浦路斯，就打电话给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请他介绍最新情况，并问他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能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他们相互非常了解，因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们都在战火纷飞的贝鲁特。他们所处的地区曾遭到过多次炮击，他们和现在扣押了至少19名tA847航班人质的派系领导人曾有过多次会晤。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

        “我想让你做的，”巴塞洛缪说，“是带着你手下两个人和紧急营救小组的两个人飞到我这儿来。你一到贝鲁特，我们就将确定最后的行动方案。然后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开始行动。”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凯利（我曾经当过他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参谋长，不久前他的陆战队官兵在贝鲁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车炸弹的袭击而丧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么建议。我肯定在其他军兵种首长的支持下，他们会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配备双机组人员的C-141运输机处于和我们一样的战备状态（虽然对于10月份的事件来说，这样做已经太晚，于事无补了）。

        事实证明，这一主动步骤，以及原先给予特种部队指挥部关于与友好国家建立关系并向希望得到帮助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的行动自由与权力，在反恐战争中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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