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0月慢慢过去，我们开始得到有关汽车炸弹袭击的可靠情报，有时甚至知道了车子的型号和颜色。其中一个情表明，一个惊人的行动正在酝酿之中，它将使外国军队的营区地动山摇。

        一位黎巴嫩情报官员认为，这一行动可能在贝鲁特城底下某个蜿蜒曲折的海底洞穴中进行。这些洞穴有的大到能够行小船，巴解组织在占领西贝鲁特期间就曾把这些洞穴用作弹药储藏地。

        塔努斯与多国部队司令（可以理解，他对此也非常关心）举行了一次会谈，决定搜查这些洞穴通道，并用钻井设备和地震探测设备来检查多国部队驻地下面是否有这种洞穴。地震探测设备是从美国和欧洲运来的，钻井设备在黎巴嫩原来就有。

        黎巴嫩海军对已知洞穴的搜查没有发现可疑情况，而地震探测设备和钻井设备也没能找到那些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洞穴。

        当然，在这一行动中，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来确定目标的性质、攻击的方法和攻击时间。

        1983年10月23日（星期天）早晨6时30分，塔努斯和我正在他的国防部办公室里喝咖啡，谈论黎巴嫩军队的训练问题和未来的部署计划。办公室里有一扇大平板玻璃窗，透过它可以看到贝鲁特的全景。

        轰然一声巨响！

        我们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随后不久，冲击波就震撼了整座大楼。一个顶部为白色的巨大黑色烟柱——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在离此约2公里的机场附近快速升起。

        “上帝保佑，”塔努斯说道，一半是惊叹，一半是祈祷——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愿不是海军陆战队。”

        他从办公桌前的座位上跳起来。“我们走，”他说道。“我们得去那里。坐我的车。”——不是军车——“直接穿过西贝鲁特去机场。那条路最近。”

        我们上车之前——嘭！——又是一声巨响。我们可以看见一团类似的黑云从法国军队营区上空升起。

        爆炸声震醒了西贝鲁特。我们以70多英里的时速穿过该城市时，人们已站在阳台和楼顶上，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如塔努斯所担心的那样，海军陆战队的营区遭到了汽车炸弹袭击。我们到达后发现破坏的情况惨不忍睹。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惨状。到处都是熊熊大火、残缺不全的尸体和压在上面的倒塌了的建筑物。幸存者都茫然不知所措。

        爆炸发生时，杰拉蒂上校正在100码开外的办公室工作。现在他正在尽其所能恢复秩序。

        “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塔努斯告诉他。“我会把黎巴嫩所有的应急人员调来帮忙。我马上就把重型建筑设备调来，清理把人深埋在下面的倒塌建筑。”

        签署了清理战后废墟合同的贝鲁特最大的一个建筑公司很快就被调来帮忙。塔努斯还立刻下令把他的一个旅调到机场地区为海军陆战队提供安全保障。

        塔努斯和我在爆炸后的海军陆战队营区待了不到10分钟时间，接着我们就驱车前往2英里之外的法军营区。那里也遭到了类似的破坏，但程度稍轻。“那是一个卡车炸弹，”法国司令报告说。“我们至少有25人死亡。”这个数字最后升到了59人。

        塔努斯向法国部队提供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的帮助，并下命黎巴嫩陆军的一个营来保卫该地区。

        我们又回到海军陆战队营地。此时，2名目击爆炸的士兵报告说，一辆黄色的垃圾车大小的梅赛德斯-奔驰栅箱式卡车冲破大门和铁丝网，撞翻了卫兵值勤的岗亭，一直冲进大楼前厅。这幢楼有4层高，里面大约3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酣睡。车子一冲进去，司机就引爆了炸弹，炸死了自己和24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很明显，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军队的炸弹是事先商量好同时引爆的，但不知为何有两三分钟的间隔。后来联邦调查局的法医专家确定，在海军陆战队兵营引爆的那颗炸弹相当于12000磅tNt炸药。爆炸在7英寸厚的钢筋混凝土地面上炸出了一个8英尺的大坑。这座楼曾经是贝鲁特最结实的建筑之一，现在成了一堆瓦砾：连混凝土里的粗钢筋都像稻草一样被炸断了。

        几分钟后，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来源不明的消息：“我们有能力做出惊人之举，让异教徒的脚下地动山摇。我们还准备对陆军准将和中央情报局站长［比尔·巴克利］发动攻击。”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这么做。但这第一次表明，巴克利和我都被列上了“清除名单”。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个先前不知名的称为“穆斯林杰哈德”（意思是“穆斯林圣战”组织，我们后来得知这是一群得到真主党支持的狂热分子）的组织打电话给贝鲁特的报纸：“我们是上帝的战士。我们视死如归。如果外国人不离开我们的国家，暴力将是我们惟一的手段。我们已经准备好把黎巴嫩变成另一个越南。我们不是伊朗人、叙利亚人或巴勒斯坦人。我们是恪守的黎巴嫩穆斯林。”

        第二天，两名“壮烈牺牲”的司机的照片海报贴满了贝鲁特南郊什叶派居住区的大街小巷。

        很快真主党与此事的联系明朗化了：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情报，在执行自杀性袭击任务之前，这2名司机受到真主党精神领袖谢赫·法德拉拉的赐福。2天后，我们得知，那条消息是伊朗外交部发给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穆罕默德·穆赫塔夏米帕尔的，敦促他对美实施一次大的袭击。我们还得知，伊朗主要恐怖分子侯赛因·谢赫利斯兰姆入住了大马士革的谢拉顿酒店。他在10月22日爆炸发生前一天退房离开。黎巴嫩情报官员报告说，星期天早上，就在爆炸发生前，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已经疏散。

        两周以后，一名年轻妇女骑着一头驮着炸药的骡子，闯进位于黎巴嫩南部缓冲区边境上的一个以色列哨所，引爆自己身旁的炸药，炸死了15名以色列人。此后不久，她的照片与两名汽车炸弹自杀者的照片一起上了海报，张贴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德黑兰。

        这4次炸弹袭击——针对美国大使馆、美国海军陆战队、法国部队以及“骡子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国还没有做好应付恐怖袭击这一战争形式的准备，我们的情报机关也没有能力渗透到宗教狂热分子的组织中去，从而对美国部队及其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机构提供足够的预警。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防范措施或者先发制人的措施。

        作为对卡车炸弹袭击的报复，美国和法国都开始计划对位于巴尔贝克的谢赫·阿卜杜拉兵营的真主党黎巴嫩总部进行空袭。两国经过协调，把空袭时间定在了11月16日，但未能如愿。

        法国按计划于11月16日下午从它的航母战斗群发动了空袭，但未见任何效果。侦察照片显示他们根本就没有击中兵营。美国的空袭直到12月4日才开始。

        美国海军司令杰里·塔特尔倾向于把空袭时间定在正午，因为这时太阳在头顶正上方，飞行员能比较清楚地看见叙利亚的雷达站和炮兵阵地——这些攻击目标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但出于政治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把空袭定在清晨：12月4日7时30分左右。由于黎巴嫩时间和华盛顿时间转换上的混乱，或是/而且命令在通过复杂的指挥链从华盛顿下达到塔特尔的过程中被篡改，现任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劳森将军在12月4日凌晨5时33分才接到电话，命令7时30分发动空袭。

        塔特尔被叫醒时，已经晚了5个小时。飞机还没有挂弹，而且飞行员还将面对早晨初升的太阳飞行。

        23架飞机（海军A-6和A-7）起飞了。在去巴尔贝克的途中，他们一进入舒夫山区便遭到地空导弹的攻击，损失了2架飞机，1名飞行员丧生，他的投弹手被叙利亚人俘虏。和法国一样，这次空袭效果不佳：叙利亚2个炮台被毁，1个雷达站受创。这些都在1个星期内得以恢复，并重新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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