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克兰西：

        1991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调来参加“提供慰藉行动”的第10特种大队中，很多人又回到他们刚刚离开不久的地方。在对伊空战开始的时候，斯坦·弗洛尔中校就被派到土耳其。他们的任务是向被击落的联军飞行员提供战时空中营救。幸运的是，他们只被派出去一次。地面战争结束后不久，第一营回到了在德国的基地，归特种作战欧洲司令部指挥。

        过了不到2个星期，弗洛尔又要返回土耳其的因吉尔里克，这一次是陪波特将军去考察形势。

        “我们去看了最主要的难民营西克弗兰，那里简直就是绝对的灾难。土耳其人深感不安，”他回忆说。“那些山你要说有多危险就有多危险，他们就在8000—10000英尺的山顶上。那么多的雪；实在是太残酷了。”

        平民住在简陋的帐篷或匆忙搭建的临时棚子里，有的就住在露天。几乎没有食品；饮用水受到了污染；霍乱和其他疾病肆意蔓延。土耳其的边防部队接到命令，阻止那些难民进入土耳其——用一切必要手段执行这个命令。

        这个营的部队来到土耳其的最西南端、离叙利亚边境已经不远的斯洛比。弗洛尔把部队分成小组，然后把他们分配到东边沿伊朗边界的难民营。在只能步行或空运到达的地区，特种部队通常是以三人小组的形式展开活动，在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交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3600平方英里的安全区。边界的两边都是难民营。这里是偏远的高山地区，边界并没有严格的划定（土耳其人允许一些难民营建在边界线上，但只能是暂时的）。

        紧急状态一宣布，指挥第2营查利连063小队的比尔·肖上尉就带领一支部队飞抵土耳其。肖和队员们对这次部署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们是以跳伞方式进入敌方领地的专家，可是战争期间他们却是在马萨诸塞州度过的，他们很是懊恼，这次任务似乎有些令人失望。

        “我们很高兴接到任务，”肖说道。“不过，当时人道主义援助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这种态度很快就发生了转变。063小队在因吉尔里克作了短暂的休息，然后随指挥部的一大批人乘直升机来到皮林吉金。这是一个很偏远的边境居住区，在那里大约只有150名土耳其边防军人在守卫，却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到达难民营10分钟后，有个库尔德妇女走到土耳其军官面前，哭着乞求帮助。当这名军官叫她走开的时候，肖和连长介入了。他们派了2名卫生兵去帮助这位妇女，因为她丈夫臀部受了枪伤。卫生兵很快就替他包扎好了（肖始终没搞清他是如何受伤的）。

        “他们的行动立即给我们赢得了友善，”肖回忆说。“第二天，难民营里的2万名难民都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来了四五十个美国陆军医生。”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们是医生，”第10特种大队第3营的指挥官迈克·克什纳上校补充说。“开始的时候，我手下这些带武器的人感到扫兴，因为他们不愿意干这些事。”

        而事实上后来的情况是，当美国人来到其中一些难民营时，库尔德人把他们生病的孩子和家人藏了起来，卫生兵开始一个个帐篷寻找生病的孩子。“他们并不真正需要你，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信任我们的卫生兵或其他任何人，”弗洛尔说。“卫生兵苦口婆心地说服这些妇女把孩子带来看病，否则将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他们只能找一个小地方挖一个浅浅的墓穴，把死去的孩子埋掉。我们刚去的时候，一死就是几十个孩子。”

        在开始的几天里，为了对付一大堆不可思议的医疗问题，卫生兵甚至动用了部队自己用的药品——是分给6至12个人的小分队在作战时使用的。那些难民很快就心悦诚服了。

        一旦各个小分队建立了安全着陆区和通往难民营的道路，便开始有大量医药用品运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包装袋——里面有药品、抗生素和成千上万人需要的必需品——帮助稳定了健康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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