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以前如此。维奥莱特扔掉了那些鸟以后，不仅是金丝雀的陪伴和那只鹦鹉的表白离她而去了，同时减去的还有例行的关鸟笼，这个习惯已经成了她每晚必做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能帮你睡一宿踏实觉。累折了腰的重活就能做到这一点；烈酒也可以。当然了，有一个身体躺在你身边——不说熟悉吧，总得是友好的——更理想。只要这个人的抚摸不是侮辱，也不讨人嫌，能让你安心。只要他粗重的呼吸既不惹你生气也不让你觉得恶心，而是像一个宝贝宠物那样讨你喜欢。各种例行公事也很管用：锁门啦，整理房间啦，刷牙啦，梳理头发啦，可它们都是真正必做的事情之前的预备工作。人们大都想一下子睡着。让疲劳一拳打进梦乡，来逃避一整夜嘈杂的沉默、不必蒙上布的空鸟笼，还有壁炉架上紧盯着你的、大胆的、没有笑容的姑娘。

        维奥莱特从来没见过那个姑娘，只见过她的相片，经过一番细心观察，又给她胡乱编了一套性格；对她来说，对那姑娘的记忆是这屋子里的一种病——比比皆是，可又难以捉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维奥莱特随意捶打，她要是憋不住了，一定要打的话，除了那个草包脑袋和一张黑白照片以外什么也没有。

        对乔来说就不一样了。三个月来那个姑娘一直是他夜里必需的东西。他还有关于她的回忆；思念她成了他躺在维奥莱特旁边入睡的唯一途径。他对她的死非常在乎，伤心得要命，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记忆可能再也想象不出那种亲昵了。他知道记忆会渐渐褪色，因为早在他猛追多卡丝的那天下午褪色就已经开始了。就在她说了她喜欢科尼岛、出租舞会，又说了一通“墨西哥”以后；甚至在那些时候，他跟她那吃糖吃坏了的肤质、她那被枕头弄得高高的野灌木丛似的头发、她那啃过的指甲、她那令人心碎的内八字脚站姿都难舍难分的时候；甚至在听她说话、讲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忘记她的音质，还有他们做爱时她眼皮的反应。

        现在他躺在床上，回忆着那个十月的午后与她初次相遇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不光因为那一时刻如此美妙，还因为他想把她印在脑子里，烙在那里，永不磨灭。这样，无论是她还是她那活生生的爱，都不会像从前发生在维奥莱特身上那样褪色、结痂。因为每当乔试图回忆起他和维奥莱特年轻时的情形、结婚的情形、决定离开魏斯伯尔县北上迁入大都会的情形，他的脑袋里就一片空白。当然了，他能记起日期、事件、购买的东西、动作，甚至具体情景，可是想捕捉到当时的感觉却很困难。

        他为那种丧失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只好听之任之了，就下了个结论，说是人上了岁数就会想不起对事情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会说“我吓得要死”，可你找不回那种恐惧感。你可以在脑子里重演狂喜、谋杀、缠绵的情景，可那情景已经把什么都漏干了，只剩下加以表达的语言。他以为这个结论已经颠扑不破，可他错了。当他给希拉送去她订的“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时，那里满屋子都是嘻嘻哈哈的女人——而她就在那儿，站在门边，为他开门——就是在杂货铺里引起他注意的那个姑娘、买糖果吃糟蹋自己皮肤的那个姑娘，深深打动了他，让他的眼睛燃烧起来。然后，猛然间，她就站在了爱丽丝·曼弗雷德家的门口，脚尖内拐，头上编着辫子，不苟言笑，但显而易见对他很欢迎。显而易见。否则他不至于有那么厚的脸皮、那么大的胆子，离开时在门口对着她嘀嘀咕咕。

        他喜欢这种粗暴的攻势，因为他以前从没用过，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对着正在关上的门悄声低语时，欲望随之倏地浮出，他便开始梳理它。他先是把它装进兜里，欢喜地感觉着它的存在。然后他把它拆了封，没事的时候就玩味一番。他并不渴望或是迷恋那个姑娘，不如说他想起了她，并且下了决心。就像他对自己的姓名、他和维奥莱特睡觉的那棵核桃树下、一块河边的洼地，还有什么时候迁往大都会下了决心一样，他下决心对多卡丝采取行动了。至于他和维奥莱特的婚姻——他并没有作选择，实际上也乐得不用选择；维奥莱特替他选择了，帮他逃脱了县里所有的红翼歌鸫以及那陪伴他们的熟透了的沉默。

        他们是在弗吉尼亚的魏斯伯尔县相遇的，在一棵核桃树下。当时她像所有人一样在田里干农活，收工之后留下来跟一户人家住在一起，离开自己家二十英里远。他们有共同的熟人；估计起码还有一个共同的亲戚。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被分到了一起，他们能为自己做主的只是晚上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会面。

        一九○六年，维奥莱特和乔离开了泰勒尔，魏斯伯尔县境内的一个火车站，登上了“南方天空”号的黑人车厢。火车抖动着接近了大都会周围的水域，他们觉得火车就像他们一样：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心情很紧张，但是又被对岸的一切吓了一跳。他们满腔热忱，还有一点害怕，在十四个小时摇篮般平平稳稳的旅途中竟然没有打过一个盹。一节节车厢冲过一段隧道的时候猛然间黑了下来，他们以为前面也许横着一面墙壁，等着他们一头撞上去，要么就是一道悬空的峭壁。这么一想，火车和他们一起颤抖起来，不过仍然继续前进。前面当然是有地面的，颤抖就变成了他们脚底下的舞蹈。乔站起身，手指紧紧抓住头顶的行李架。他觉得这样一来他对这种舞蹈的感觉好了一些，就告诉维奥莱特也照做。

        这一对年轻的乡巴佬就这样吊在那里，一边大笑一边踢踏着轨道。乘务员正好路过，觉得好笑却没有笑，他没有必要在这节坐满黑人的车厢里面露笑容。

        “餐车供应早餐。餐车供应早餐。早安。餐车供应全套早餐。”他胳膊上搭着一条列车毯，在毯子下面提着一瓶一品脱的牛奶，他把它放到一个膝上睡着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全套早餐。”

        他一直没有达到目的，这个乘务员。他想让整个车厢的人都涌进餐车。现在，他们可以进去了，说进就进。现在，他们出了特拉华，离马里兰老远老远的，不会再有绿如毒药的帘子把吃饭的黑人和其他用餐者隔开了。厨师们不再觉得有义务往帘子那一边的盘子上额外地添些分量了：冰茶里放上三片柠檬，把两块椰蓉蛋糕摆得好像一块似的——是为了剔掉帘子里的那根刺；往盘子里多放一点，会让人觉得自在一点。现在，接近大都会的边缘，绿色的帘子不见了；整列列车可以装满黑人，大家接受服务都要讲个先来后到。只要他们肯来。只要他们肯把那些小盒子和篮子塞到座位底下，封上那些纸袋子，哪怕就一次，把那些夹咸肉的小面包放回到包袱里，排成一队走过前面的五节车厢到餐车里去。那儿的桌布至少有他们在柏树丛上晾的床单那么白；那儿的餐巾叠出硬挺挺的褶子，就像他们为礼拜日晚餐熨好的一样；那儿的肉汤就像他们自己调的一样匀，小面包也不比他们包在包袱里预备夹咸肉的那些逊色。这种情况偶尔发生。某个穿着漂亮鞋子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戴着表链和翘沿礼帽的牧师模样的男人会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穿过一节节车厢向摆着沉重的银质刀叉的雪白的餐桌走过去。一个黑人招待侍候着他们，不必在自己的尊严里搀上微笑。

        乔和维奥莱特想都不会去想——为一顿并没有错过的饭花冤枉钱，还要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甚至更糟的是，要被一张桌子隔开。现在不行。跳了一路舞，刚刚到了大都会的嘴边，这时候可不行。他们站在过道里，她的胯骨蹭着他的大腿，两人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微笑。他们还没到呢，大都会已经在对他们说话了。他们在跳舞。他们同另外一百万人一样，胸口怦然心动，双脚受制于下面的铁轨，向窗外望去。大都会从见到的第一眼开始就和他们一起舞蹈，已经证明了它是多么爱他们。像另外一百万人一样，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到那里去回报它的爱了。

        有些人对此就反应迟钝了，他们先从乔治亚到了伊利诺伊，到了大都会，又回到乔治亚，再去了圣地亚哥，最后终于摇着头，向大都会认了输。其余的人立即明白了这是给他们预备的，这座大都会，独一无二。他们一时兴起，因为它就在那里，为什么不去？他们作了周密计划，来来回回通了许多封信摸清底细，知道怎么来，花多少钱，到哪儿，之后就到了这里。他们是来看一下的，然后就忘了回去侍弄高高矮矮的棉花。不管是不是不体面地遭到解雇，是不是被人违约辞退，是不是未经通知就给撵走，反正他们逗留了一阵子，然后就想象不出更好的地方可待了。还有的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亲戚或同乡说：哥们儿，你在临死之前一定得来这儿看看；要么就是：我们现在有地方待了，赶紧收拾行李来吧，别带高鞋。

        不论他们是怎么、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来的，他们的脚底板刚一沾上这儿的人行道——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啦。哪怕他们租住的房间比小母牛的牛棚还要小、比早晨的厕所还要暗，他们还是留下来看自己的同类，在观众中间听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走在大街上、在几百人中间，这些人走起路来样子是相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不论口音如何，对待语言就像摆弄同一种复杂的、听话的玩具，而玩具就是为他们的游戏设计的。他们之所以爱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留在身后的幽灵。是二十七营的退役老兵消沉的意气，他们疯了似的为长官效劳，长官却背叛了他们。是数千人因为恶心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阿穆尔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和蒙哥马利·沃德先生带来制止罢工，然后又因此被解雇了。是两千名加尔维斯顿码头搬运工人的破烂鞋子，马洛里先生永远不会像对待白人那样付给他们每小时五十美分。是合十祈祷的手掌，焦躁不安的呼吸，逃亡者们安静的孩子，他们来自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因为丧心病狂的白人已经在家乡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口吐白沫了。

        黑人逃避贫困和暴力的浪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到一九○六年乔和维奥莱特加入时，已经趋于稳定了。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是乡下人，可乡下人是多么快就忘本了呀。他们爱上了一座城市，准备永远爱下去，仿佛就是永远的了。就好像从没有过一时一刻不爱它。他们刚一抵达火车站，或者从渡船上下来，瞥见轩敞的大街和照亮大街的奢侈的街灯，就立即知道，他们是为此而生的。在那儿，在一座城市里，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自我那样新鲜：他们那更强壮、更危险的自我。刚开始，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有二十年后，他们和大都会一道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太热爱自己的这一部分了，以至于忘记了热爱别人是什么感觉——如果他们还爱过别人的话。我并不是说他们恨别人，不，只不过他们爱的方式开始像一个大都会人了：女学生从来不在红灯前停下来，而是把街道前前后后打量一通再从人行道走下来的那种方式；还有，男人们是如何适应高楼大厦和小小的门廊的，一个女人在人群中走动时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的侧影在东河的背景下是多么怵目惊心。知道灯油或者一件日常用品在附近的街角就能买到、用不着跑上七英里远时，她在厨房里干家务的那份悠闲自得；推开窗户就能几个钟头地对着下面马路上的行人出神的那种令人惊讶的劲头。

        那一切很少能助长爱，不过倒的确能榨出欲望来。一个女人，如果独自一人倚在乡间大道旁的栅栏上，会把一个男人搅得热血沸腾，可要是在大都会，他可能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不过，如果她甩着皮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穿着高跟鞋匆匆疾走，或者手拿一瓶凉啤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鞋子挂在脚尖上晃悠着，这个男人就会对她的姿态，对石头台阶上的娇嫩肌肤，对大楼向那小巧的、晃悠的鞋子施加的重重压力作出反应，就会被她勾去了魂儿。然后他会想，他要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石头的曲线和一只在阳光中进进出出地晃动的高跟鞋的组合。他会马上明白这是场骗局，是形状、光线和动作的把戏，可这仍然无所谓，因为骗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肺部在一张一弛。大都会里没有什么空气，可是有呼吸，每天早晨都在他体内像笑气一样飞快穿过，让他的眼睛、他的谈吐和他的期望焕发光彩。用不了一会儿工夫，他就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忘记了苹果树老得枝杈都垂到了地上，你得哈腰或者蹲下身才能摘到果子。他忘记了过去的太阳好像一个完好的乡间鸡蛋黄，浓浓的，橘红橘红的，总是从天边悄悄溜上来；他并不想念它，从不抬头看看它怎么样了，也不看看被刺眼的、多余的街灯映得若有若无的星星们怎么样了。

        那种诱惑力持久不退，失去控制，抓住了孩子、年轻姑娘、各式各样的男人、母亲、新娘和酒吧里买醉的女人。他们一旦顺利地到达了大都会，就觉得更自如了，更像是他们一直相信自己原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了。什么都不能把他们从那里撬走；大都会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奢靡，温暖，吓人，到处都是和蔼可亲的陌生人。怪不得他们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怪不得在他们没有彻底忘记天空时，就把天空当作有关日夜时辰的一小片信息。

        然而我看见过大都会弄出的不可思议的天空。绝对没想过搬出大都会的搬运工人和餐车服务员，有时候会长篇大论地谈起他们从列车窗口看到的乡下的天空。可是，没有什么比得上大都会的夜空。它能够把自己的表层抹去，变得比海洋本身更像海洋，幽深而没有星星。它接近楼群的顶部，靠近你，比你戴的帽子离你更近，这样一种城市的天空迫近了又退回去，迫近了又退回去，让我想起了情人们未被发现时那种自由但是非法的爱。我望着它，这笼罩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上方的夜空，就能够不再梦想我所知道的东西是在海洋里，以及它所喂养的海湾和支流中：一架双座位的飞机，机头插在污泥里，驾驶员和乘客两个人目不转睛地望着成群的青鱼游过；装在帆布袋子里的钱被海水泡咸，或者从那用来永远箍住它们的金属带子里露出边缘，轻轻飘摆。它们就在下面，同那些龙虱和从鱼鳍甩出的鱼卵待在一起，同那些选错了父母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同那些从过时的楼房上撬下来的卡拉拉大理石板待在一起。那儿还有瓶子，用美丽得可以同星星媲美的玻璃制成，我是看不见头顶的星星的，因为城市的天空把它们藏了起来。不然的话，如果它愿意，它能给我看从合唱队姑娘的金银线长袍上剪下来或者在情人们眼中映出的星星，这些情人在幽深的、可以伸手摸到的天空的压迫下，鬼鬼祟祟而又快乐无比。

        然而城市的天空所能做的还不止于此。它能变成紫色，同时保留一颗橘红的心，这样，大街上人们的衣服就会像舞厅里的装束那样闪闪发亮。我见过女人们把衬衫在煮沸的糨糊里面搅动、用最细密的针脚缝长统袜，一个姑娘在炉边烫直她姐姐的头发。与此同时，遭到忽视、像易洛魁人一样美丽的天空从她们窗前飘过，也从正在卿卿我我的自由而非法的情人们窗前飘过。

        乔和维奥莱特同火车一道跳着舞进入大都会二十年后，他们仍旧是夫妇，彼此却不怎么说话了，更别提一起开怀大笑，或者表现得好像大地是舞厅的地板一样了。他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还记得那些日子，还想让它们回来；虽然还记得当初的情形，却根本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所以他就在别处给自己找了个伴侣。他从一个邻居那儿租了一个房间，这个邻居很清楚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值多少钱。他每个星期租六个小时。这时间足够让城市的天空从淡淡的冰蓝色变成有一颗金色的心的紫色。当太阳西沉，这时间也足够让他告诉新欢一些他从未告诉过妻子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比如黄昏时分小河边的木槿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在那样的光线里，他几乎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见，又怎么可能看见她的手呢，就算她真的决定了从树丛中伸出手来，最后一次向他证实她千真万确就是他的母亲？就算得到证实将让他感到耻辱，他还是会成为弗吉尼亚最幸福的孩子。就是说，假如她决定了把手伸给他，听他一次，照他说的去做，以某种方式说一声是，哪怕实际上说的是不，他就会明白了。还有，他是多么愿意抓住这个蒙受羞辱、同时又满心感激的机会啊，因为得到了证实就意味着二者一起到来。她的手、她的手指穿过木槿花，摸到他的手；也许还让他摸她的手。他是不会抓住它不放，死拉硬拽把她从树丛后面拖出来的。也许她怕的就是那个，可他是不会那样做的，而且也这么跟她说了。就像这样，他说，给我看看你的手就行，他说，那样我就知道了，难道你不明白我非知道不可吗？她什么话都不用说，尽管还没有人听见她说过一句话呢；不一定是语言；他并不需要语言，甚至没想过要语言，因为他知道语言是会说谎的，会烧得你热血沸腾然后就无影无踪了。她甚至不必说出“母亲”这个词。用不着那种东西。她要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表示，把手从树叶中间、从白色花朵中间一下子伸过来，那就足以说明她知道他就是那个孩子，她十四年前生下的儿子，被她遗弃了，但离得不是太远。远得刚好让大家都烦透了，因为她并没有彻底走掉，又近得足以吓着大家，因为她四处乱窜，神出鬼没，还在甘蔗田里用低低的、甜甜的女婴的声音大笑。

        也许她伸手了。也许那是她的手指在树丛中间动弹，不是小树枝，可是在那样微弱的光线里，他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清。也许他错过了那个可能同样意味着耻辱和幸福的表示，也许起码如此，而不是那种内心空虚，被他从此带在身上，直到一九二五年秋天才有了个倾诉的对象。这个人名叫多卡丝，颧骨上印着蹄子印，比他的同龄人更了解那种内心空虚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他填补着空虚，正如他为她填补空虚一样，因为她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

        也许她的空虚更糟糕呢，她可认识自己的母亲，甚至为了她记不得的某次顶嘴还挨过她的耳光。不过，她脸上挨的那一巴掌，那啪的一声，又疼又烫的感觉，她却清楚记得，并且告诉了他。可真烫啊，她对他说。在她挨过的所有耳光里面，那一次她记得最清楚，因为那是最后一次。她从她最好的女友家的窗户探出身去看，因为那些叫喊声不是她梦中的一部分。它们在她的头脑之外，在大街上。还有奔跑。所有人都在奔跑。是为了水？水桶？在小镇另一头擦得锃光瓦亮、停得稳稳当当的消防车？那所房子进不去了，她的晾衣夹娃娃就在里面摆成一排。在一个烟盒里。可她还是想去把它们拿出来。她光着脚、穿着睡衣跑过去拿它们，并且向她的妈妈大叫，那盒娃娃，那盒娃娃还在柜子上面呢，我们能去拿吗？妈妈？

        她又哭了起来，乔把她紧紧搂住。易洛魁的天空从窗前飘过，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了它，它就像蜡笔一样给他们的爱上颜色。就在那时，好一阵沉默之后，他会从椅子上提起他的“克里奥佩特拉”样品箱，在打开之前逗一逗她，把住箱子盖，让她没法马上看到他在瓶瓶罐罐和香水盒底下藏了些什么——那是他为她带来的礼物。就是那小小的蝴蝶结拴住了他们的日子，与此同时，城市的天空将它那橘红色的心变成了黑色的，好把星星久久隐藏，然后再一个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像礼物一样。

        到那时候，她已经将他指甲根部的外皮按回去，为他清洁了指甲，涂上透明的指甲油。谈起圣路易斯东区时她哭了一会儿，玩着玩着他的指甲又高兴起来。她很高兴，那双在毯子下面托挤她、揉搓她的手被她处理过了。被她用他样品箱里一个瓶子中的润肤膏涂抹过了。她坐起来，把他的脸捧在手里，亲吻他那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睛的眼皮。她说，一个给我，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给我。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

        他们尽量不叫出声，可是忍不住。有时他用手掌捂住她的嘴，以免让楼道里路过的人听见；要是他能的话，要是他及时想到，他就咬着枕头憋住自己的叫声。要是他能的话。有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憋住了，因为枕头的一角的确咬在他的嘴里，然后他就听到自己一出一入、一出一入的呼吸，那只能来自他疲倦的喉咙的叫喊已进入了尾声。

        她为这个笑话他，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实在受不了了就骑在他的背上用拳头猛擂。然后，当她筋疲力尽、他也快睡着的时候，她便俯下身，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说起自己的计划。“墨西哥”。她耳语道。我要你带我去“墨西哥”。太吵了，他嘟囔道。不，不，她说，正合适。你怎么知道？他质问道。我听人家说的，人家说桌子是圆的，铺着白桌布，还有小娃娃灯罩呢。要在你入睡后很久才会开门呢，他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入睡时间，她说，去“墨西哥”的人都是白天睡觉，带我去吧。一直到星期天早晨上教堂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而且白人进不去，伴奏的小伙子有时还会起来跟你跳舞。哎哟，他说。什么哎哟，她问。我只不过想跟你跳跳舞，然后在放着灯的圆桌旁坐坐。人家会看见我们的，他说，你说的那些小灯大得足够让人看见谁在那儿。你总是这么说，她咯咯笑了，上回就是，根本就没人看我们，他们玩得那么起劲，再说“墨西哥”棒就棒在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他们能吗？他们能吗？你要是不想跳舞，我们可以就在桌子旁边坐着，在灯光下装得特别酷，听听音乐，看看别人。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乔，乔，带我去吧，说你会带我去。你怎么离开家呢？他问。我会想办法的，她低声哼道，就像平常一样，说行吧。这个，他说，这个，如果你不想知道苹果是什么滋味就没必要去摘它。苹果是什么滋味，乔？她问。他睁开了眼睛。

        门是锁上的，玛尔芳直到深夜才会从她在40街的办公大楼回来，所以一个想法令他们激动不已：如果可能，他们几乎可以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如果爱丽丝·曼弗雷德或者维奥莱特出门旅行，那么他们两个就能把他要送给她的礼物拖到夜里最黑的时刻，直到闻见了双氧水和蜡膏的气味，玛尔芳下班回家。事实上，定下了一起去“墨西哥”的计划以后，多卡丝就蹑手蹑脚地出门下了台阶，然后，维奥莱特做完晚上的头发在七点钟左右回到家里，发现乔已经为鸟换过水，给鸟笼上了布罩。在那些个夜晚，乔对睡意全无地躺在他沉默寡言的妻子身边并不在意，因为他的心思都花到这个年轻的女神般的姑娘身上了，她既给他的生活带来幸福，又让他希望自己不曾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玛尔芳独自一人跟报纸和印在小书里的别人的故事生活在一起。她不在班上把办公大楼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时候，就把书上的故事和她对周围人们的敏锐观察捏合在一起。很少有什么能逃得过这个在晚上六点钟逆着车流搭乘电车的女人。她检查有权有势的白人男子的废纸篓，察看他们桌子上女人和孩子的照片，听他们在楼道里谈话，听卫生间里传出的笑声好像她的氨水瓶中冒出的烟雾一样渗到扫帚间里。她检查他们塞在椅垫下面、塞在文字印成两栏的书籍后面的长颈酒瓶，然后再把酒瓶重新放好。她知道谁对正义和女人内衣有着同等的嗜好，谁爱着自己的老婆，谁又跟别人共享老婆。知道谁跟儿子打架，从不跟老子说话。她一点一点地从楼道往他们的办公室里凑，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从不捂上听筒让她走开，就是加班加点干所谓“正经事”的时候也没有把声音压低成机密的窃窃私语。

        可是玛尔芳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注意到了。她的兴趣在街坊邻里那儿。

        “甜甜”把名字从威廉·扬格改为“小凯撒”之前，在130街偷了一个信箱。找的究竟是邮件、现金还是什么，玛尔芳不得而知。她把他从七岁起一直带大，养成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规规矩矩的外甥。起码在白天是。可是，玛尔芳晚上六点钟到凌晨两点半上夜班的时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她无从知道；别的事情，她是在他去了芝加哥、要么是圣地亚哥、要么就是个叫什么哥的城市之后才发现的。

        她的一个发现解释了她的食品袋的失踪——她洗净叠好放在皮包里、去集市时带的那个二十磅盐袋子。她在“甜甜”房间的暖气片后面找到它的时候，里面装满了没盖邮戳的邮件。她翻看的时候，第一个冲动就是把它们重新叠好、封好，赶紧投进信箱。可到头来，她却一封一封地读了起来，包括“甜甜”还没费心撕开的那些信。除了辨认签名还有点乐趣，读信最后变得索然寡味。

        亲爱的海伦·摩尔：问候海伦的健康；就写信者自己的健康作答复。天气。骗人。保证。爱。然后是签名，就好像海伦信收得太多，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她都想不起来了似的，用斜体字把她或他本人的名字签得老大：你忠实的姐姐，某某太太；或者是，爱你的父亲L.汉德森·伍德沃德，于纽约。

        其中有几封信需要玛尔芳来做点什么。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给一所法律函授学校寄了一套申请表，信中附了需缴纳的一块钱，现在却不见了。玛尔芳没有多余的一块钱给丽拉·斯宾塞交入学金，可她却担心那个姑娘要是没当成律师，这辈子只能系着围裙打工了。于是她动手往信里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眼下没有一块钱，不过一旦得知您已收到这份申请表并且同意接收我，我就会有钱缴付，如果到那时候您告知我您还没有收到而且真的需要。”

        她读到温瑟姆·克拉克寄往巴拿马的信时感到很难过，这个女人向她那在运河区工作的丈夫抱怨他给她寄的钱微不足道、不够花——钱少得可怜，她只好放弃她的工作，带着孩子回巴巴多斯去。玛尔芳能感觉到生活之墙向着那个女人的手掌压将下来；感觉到她双手乱敲一气敲得生疼；她的身躯叫那一窝小孩子给拽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写道，“我做什么都没用。姨妈对什么事都大吵大闹。我受不了啦。孩子们也像我一样难受。你寄来的钱不够我们花的。我们在这儿都快淹死了，还不如回老家淹死好，那是你母亲、我母亲和大树的故乡。”

        哦，玛尔芳想，她在梦想巴巴多斯的大树吗？比公园里的那些还大吗？那肯定是丛林了。

        温瑟姆说：“很难过你的好朋友在大火里烧死了，为他也为你祈祷，怎么白人一在哪儿干大事，哪儿就有这么多黑人死去呢？我猜你会想这不是大人提的问题。你有什么别的东西就随便寄点到温得厄姆路来吧，从现在起再发两回工资我和宝宝们就搬走了。桑尼说他有擦皮鞋挣的钱作他自己的路费，所以什么都别担心，好好保重吧。你最亲爱的妻子温瑟姆·克拉克太太。”

        玛尔芳不认识埃治库姆大道三百号街区的温瑟姆或其他什么人，尽管那里有一栋楼里住满了有钱的西印度群岛人，他们不跟人往来，从他们窗口飘出的佐料味她也闻不出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得让温瑟姆要动身的消息赶紧传到巴拿马，两次工资早就发过了，可别让更多的现金汇到埃治库姆，让那个姨妈拿着；谁知道呢，如果她真像温瑟姆说的那样可恶（偷偷往孩子们的牛奶里掺水，因为那五岁的孩子不会使又烫又沉的烙铁就打他），她就会把钱私吞了。玛尔芳仔细地把这封信重新封好，心想，她要再加上一枚一分钱的邮票，说不定会帮它快一点到巴拿马呢。

        只有一封信让她为难，而且很怀疑那个写下这种话的女人，更别提去做她已做下、许愿还要做的那些事了。信的作者和她的情人住在同一栋楼里。玛尔芳不知道她干吗要浪费三分钱邮票，难道就为了找个乐子，让政府部门在帮她传递着激情吗？玛尔芳冒着汗，轻轻地喘着气，强迫自己读了好几遍。问题是是否要给M.圣人先生（信封上就是这么称呼的，在信笺上他被称作“爹爹”）寄去“你永远的热蒸汽”写的这封信。信写下后已过了一个月，“蒸汽”也许在寻思自己是不是走得太远了。要么，这一个月里“圣人爹爹”和“蒸汽”又干下了不少那种黏黏糊糊的下作事？最后她决定把那封信寄出去，附上她自己的一张纸条——劝这个“爹爹”多加小心，而且让他注意看看从《机会杂志》剪下的一篇文章。

        她正准备着这则匿名建议的时候，乔·特雷斯敲响了她的门。

        “你好吗，玛尔芳？”

        “没什么可抱怨的。你呢？”

        “我能进来吗？想求你一件事。”他露出乡下人那种轻松的微笑。

        “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乔。”

        “不是，”他举起一只手走过她，进了起居室，“我没在推销。瞧见没有？我连箱子都没带。”

        “哦，那好吧。”玛尔芳跟着他走到沙发旁，“坐吧。”

        “可假如我是在推销，”他说，“你想要点什么？要是你有一个子儿的话，我是说。”

        “那种紫色的香皂还不错。”

        “是你的啦！”

        “不过，一转眼就用光了。”玛尔芳说。

        “花哨香皂就是花哨。不经用。”

        “恐怕是。”

        “我还剩下两块。我马上拿来。”

        “这是怎么回事？你没在推销，可又为了什么白送人？”玛尔芳看了看壁炉台上的钟，算计一下她在上班之前要花多长时间跟乔说话和寄信。

        “可以说是照顾一下吧。”

        “要不呢？”

        “你会的。这对我是个照顾，可对你意味着口袋里的一点零花钱。”

        玛尔芳哈哈大笑。“说吧，乔。这事跟维奥莱特没关系吗？”

        “这个。她。这是。维是。我不想用这事打搅她，知道吗？”

        “不知道。说吧。”

        “好吧。我想租你的地方。”

        “什么？”

        “只是一两个下午，时不常的。你上班的时候。不过我会按月付钱。”

        “你在搞什么名堂，乔？你知道我要上夜班。”也许那是一个假名字和一个假地址，而乔就是“爹爹”，在别处收信，并且告诉“蒸汽”他的名字叫圣人。

        “我知道你值的是夜班，可你四点就走。”

        “要是天气好我就走着去。大部分时候我是坐53路。”

        “不会每天都来的，玛尔芳。”

        “一天也不行。我想我不喜欢你的建议。”

        “每个月都付你两块钱。”

        “你觉得我稀罕你的钱和你的破香皂吗？”

        “不，不，玛尔芳。你瞧，听我解释嘛。并不是很多女人都像你一样理解男人和他们的妻子之间出现的问题。”

        “哪种问题？”

        “这个。维奥莱特。你知道她更年期过后变得有多怪。”

        “维奥莱特早就怪了。我记得一九二○年那时候就挺怪的。”

        “是啊，对。可是现在——”

        “乔，你想把‘甜甜’的房间租下来，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带另一个女人到这儿来，就因为维奥莱特根本不想要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吧，维奥莱特和我之间没有爱，可我站在她一边，不是你那边，你这条老狗。”

        “你听我说，玛尔芳——”

        “她是谁？”

        “没有谁。我是说，我还不知道呢。我只是想——”

        “哈。等你撞着一个傻瓜时你会有个地方？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差不多吧。也许我根本用不着。可我想有个地方以防万一。不管用不用我都会付钱的。”

        “在某种地方花五十美分就能弄到女人、地板、墙壁，还有床。你想要的话，两块钱能搞到一辆商店里卖的摩托车，上面驮着个女人。”

        “噢，不，玛尔芳。不。你完全误解我了。我不想要街上的随便什么人。我的老天哪。”

        “不是吗？除了一个野鸡你觉得谁还会跟你闲荡？”

        “玛尔芳，我只不过想和一个女士做朋友。一个能说说话的人。”

        “背着维奥莱特？你干吗朝我，一个女人，要一张热乎床？看来你该找个跟你一样龌龊的男人要那个。”

        “我想过了，可我不认识什么单身汉，再说这事也不龌龊。得啦，姑娘。你要把我逼到大街上去了。我想要的是个好点的地方，不是吗？让我能时不常地跟一个令人尊敬的女士一道来做客。”

        “令人尊敬？”

        “是的，令人尊敬。也许她很孤独，也许有孩子，也许——”

        “也许有个拿着榔头的丈夫。”

        “没有那样的人。”

        “要是维奥莱特发现了，我该说什么呢？”

        “她不会发现的。”

        “说不定我会告诉她呢。”

        “别呀。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仍然照顾着她。没有人受伤害。你拿到了五十美分，你不在家的时候还有人帮你看家，万一‘甜甜’回来了呢，或是有人进屋来找他，不在乎他撕开的是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女人。”

        “维奥莱特会杀了我的。”

        “这事跟你无关。你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什么也不会看到。一切都会跟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除非你有什么小东西想要我帮你修一修。你什么也不会看见，除了桌子上面我故意弄的一点变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

        “嗯。”

        “让我试试吧，玛尔芳。一个星期。不，两个星期。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不管什么时候，就把我的钱留在桌子上，我就会知道你想要我停下来，保证把你的门钥匙放在原先的位置上。”

        “嗯。”

        “这是你的家。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要修什么，你告诉我你不喜欢什么。可是相信我，姑娘，你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或者我来了没有、走了没有，除非，也许，你的水龙头不出水了。”

        “嗯。”

        “你只知道每个星期六，从现在开始，你多往糖罐里放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镍币。”

        “就说说话，价钱可够高的。”

        “要是你对我满意而且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缴税，看看你能存下多少钱，你会大吃一惊的。”

        “也许你该做这些事。”

        “我可不沾品行不端的事，也不想在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待着。我只是想有个好的女伴。”

        “你好像挺有把握能找到。”

        乔笑了，“我要是找不到，也没什么伤害。一点伤害都没有。”

        “不许通信。”

        “什么？”

        “不许递条子，不许写信。我不管传信儿。”

        “当然啦。我不想要个笔友。我们要么在这儿说话，要么根本不说话。”

        “假设有了什么事，你或是她想要取消会面呢？”

        “别担心那个。”

        “假设她病了不能来需要让你知道呢？”

        “我就等着，然后离开。”

        “假设有个孩子病了，可谁也找不到他妈妈，因为她在什么地方跟你一起藏着呢？”

        “谁说她有孩子？”

        “你可别要孩子还小的女人，乔。”

        “好吧。”

        “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一点也不用操心。这没你的事。你见过我跟谁乱搞吗？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得比你时间长。你听过哪个女人说我坏话吗？我满城卖化妆品，你听说过我追哪个女人吗？没有。你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这事从来没发生过。现在我想用一个优秀的女士把我的生活照亮一点，像一个正派男人那样，仅此而已。你说这有什么不对？”

        “是维奥莱特有什么不对。”

        “维奥莱特对她的鹦鹉比对我照顾得更好。余下的时间，她就做我不能吃的猪肉，要不就烫头发，我受不了那味儿。也许结婚像我们这么久的人就是这样。可是那份安静啊。我真受不了那安静。她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而且不许我接近她。换了任何别的男人，都会拈花惹草、夜不归宿的，这你知道。我不是那样。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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