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芙洗完碗，在桌旁坐下。宠儿自打塞丝和保罗·D离开屋子就没挪过地方，坐在那儿吮着自己的食指。丹芙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她喜欢他住在这儿。”

        宠儿继续用手指抠着嘴。“让他滚蛋。”她说。

        “他走了她会跟你发火的。”

        宠儿把大拇指也伸进嘴里，拔出一颗后槽牙。几乎没有血，可是丹芙还是叫道：“噢——你不疼吗？”

        宠儿看着牙，心想：终于来了。下一回该是她的一只胳膊、一只手、一个脚指头了。她身上的零件也许会一点一点地，也许一股脑全掉下去。或者哪一天早晨，在丹芙醒来之前、塞丝上班之后，她会四分五裂。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很难让脑袋待在脖子上，腿安在屁股上。在她记不得的事情中有这么一件：她第一次得知她会在哪天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堆碎片。她做过两个梦：一次是自己爆炸，一次是被吞噬。当她的牙脱落的时候——一块多余的碎片，一排中最后的那颗——她认为毁灭已经开始了。

        “肯定是颗智齿，”丹芙道，“不疼么？”

        “疼。”

        “那你怎么不哭？”

        “什么？”

        “疼的话，你怎么不哭？”

        于是她哭了。坐在那里，用常非常光洁的手掌攥着一颗小白牙，哭了起来。就像那回，她看见血红的小鸟消失在树叶间，然后乌龟一个跟着一个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想做的那样。就像那回，她看见他站在楼梯下的澡盆里，而塞丝走向他的时候想做的那样。她用舌头舔了舔滑到嘴角的咸泪，希望丹芙搂住她双肩的胳膊能避免它们四分五裂。

        楼上的那一对结合着，什么也没听见，然而在他们下面、外面，一百二十四号的四周，雪下了又下，下了又下。堆积着自己，埋葬着自己。越来越高。越来越深。

        在贝比·萨格斯的思想深处可能一直存着这个想法：要是上帝开恩，黑尔能够虎口逃生，那就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了。只要这个最小的儿子肯为他自己卖命，就像当初为她、随后又为三个孩子卖命那样。三个孩子是约翰和艾拉在一个夏夜送到她的门前的。他们到达的时候，塞丝却没到，这让她既害怕又感激。感激是因为活下来的那几个亲人是她自己的孙儿——最初几个，也是据她所知仅有的几个：两个男孩和一个都会爬了的小女孩。但是她的心还悬着，不敢去想这些问题：塞丝和黑尔怎么了？为何拖延？塞丝为什么不同时跟着上车？没有人能单靠自己成功。不仅因为追捕者会像老鹰一样把他们抓走，像捕兔子一样向他们撒网，还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走就跑不了。你可能会永远迷失，如果没有人给你带路的话。

        所以塞丝抵达的时候——浑身都被捣烂、割裂，怀里却抱着另一个孙女——高声欢呼的念头在她脑子里又进了一步。可是，由于仍然不见黑尔的踪影，而塞丝本人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她咽下了叫声——不希望因过早地感谢了上帝而减少他的机会。

        是斯坦普·沛德开始的。塞丝到达一百二十四号二十天之后，他来看望他曾用外甥的外套包裹起来的婴儿，看望他曾递给过一块炸鳝鱼的母亲，然后为了某些个人缘故，拎着两只桶去了河沿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那儿长着黑莓，味道鲜美可喜，吃起来仿佛置身教堂。只需一颗莓果，你就会觉得像是涂了膏。他走了六英里路来到河畔，半滑半跑地下到一道因灌木丛生而难以接近的深沟。他在荆棘丛中摸索着，一排排刀刃般嗜血的利刺划破了他的衬衫袖子和裤子。同时他还一直忍受着蚊子、蜜蜂、大黄蜂、黄蜂和本州最毒的母蜘蛛。他浑身都被划破、擦伤和叮咬，却干得很巧妙，用指尖那样轻地夹住每颗莓果，没有碰坏一颗。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回到一百二十四号，把两只装得满满的桶放在门廊上。贝比·萨格斯看到他撕成一条一条的衣裳、血淋淋的双手、伤痕累累的脸和脖子，坐下来放声大笑。

        巴格勒、霍华德、戴软帽的女人和塞丝都赶过来看，然后就同贝比·萨格斯一起笑话这个狡猾而刚强的老黑人：地下使者、渔翁、艄公、纤夫、救星、侦探；挨了两桶黑莓的鞭打后，他终于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对他们毫不在意，径自拿起一颗莓果，放进三个星期大的丹芙嘴里。女人们尖叫起来。

        “她还太小哪。斯坦普。”

        “肠子要化成汤儿了。”

        “会闹肚子的。”

        然而小宝宝激动的眼睛和吧嗒的嘴唇使得他们都跟着依样学样，一颗一颗地品尝着教堂味道的莓果。最后，贝比·萨格斯把男孩们的手从桶里打出去，打发斯坦普到压水井那里去冲洗。她已经决定了，要用果子做件对得起这个男人的劳动和爱心的事情。就是那样开始的。

        她揉好了做糕点的面团，觉得应该招呼艾拉和约翰来做客，因为三个或者四个馅饼对于一家人来说太多了。塞丝认为他们还可以再添上一对鸡。斯坦普说，鲈鱼和鲇鱼正在往船里头蹦呢——连线都不用放。

        从丹芙的两只激动的眼睛开始，聚餐变成了一个九十人的宴会。一百二十四号的喧闹声在深夜回荡。九十个人吃得这么好，笑得这么欢，这反而让他们心生怒气。他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斯坦普·沛德用一根胡桃树枝穿着鲈鱼油炸，伸出左手掌挡住四处飞溅的滚沸的油星；想起用奶油做的玉米布丁；想起吃撑了的孩子们疲倦地睡倒在草窠里，手上还拿着烤兔肉的小骨头——于是生起气来。

        贝比·萨格斯的三个（也许四个）馅饼变成了十个（也许十二个）。塞丝的两只母鸡变成了五只火鸡。大老远从辛辛那提一路运来的一块方冰——为了掺进他们用捣碎的西瓜拌上糖和薄荷做成的潘趣酒——变成了掺进一澡盆草莓酒的一大车冰块。一百二十四号被笑声、诚意和九十人的饕餮摇动着，让他们生气。太过分了，他们想。凭什么都让她占全了，圣贝比·萨格斯？凭什么她和她的一切总是中心？凭什么她总是知道什么时候恰好该干什么？又出主意；又传口信；治病人，藏逃犯，爱，做饭，做饭，爱，布道，唱歌，跳舞，还热爱每一个人，就好像那是她独有的职业。

        如今，又拿两桶黑莓做了十个或者十二个馅饼，吃掉了足够整个城镇吃的火鸡、九月的新鲜豌豆，不养牛却吃到了新鲜奶油，又是冰又是糖，还有奶油面包、面包布丁、发酵面包、起酥面包——这把他们气疯了。面包和鱼是上帝的权力——它们不属于一个大概从来没有往磅秤上搬过一百磅的重物，恐怕也没背着婴儿摘过秋葵的解放的奴隶。她从来没挨过一个十岁大的白崽子的皮鞭，可上帝知道，他们挨过。甚至没有逃脱过奴隶制——其实是被一个孝顺儿子买出来，再被一辆大车运到俄亥俄河边的——解放证书折放在双乳之间（恰恰是她的主人运送的她，还给了她安家费——名字叫加纳），从鲍德温家租了带二层楼外加一眼水井的一幢房子——是这对白人兄妹为斯坦普·沛德、艾拉和约翰提供了逃犯们用的衣服、物品和工具，因为他们比恨奴隶更恨奴隶制。

        这使他们怒不可遏。第二天早晨，他们靠吞食小苏打来平息肚子里的翻江倒海，这纯粹是一百二十四号那场大方、轻率的慷慨表演造成的。他们在院子里互相嘀咕着肥耗子、报应以及多此一举的骄傲。

        浓重的非难气味在空中凝滞。贝比·萨格斯在给孙儿们煮玉米粥的时候注意到了它，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儿，她站在菜园里为胡椒秧捣碎硬土时，又闻到了那气味。她抬起头四面张望。在她身后向左几码远的地方，塞丝正蹲在豆角中间。她的肩膀被垫在裙子下面辅助治疗后背的涂了油膏的法兰绒弄得变了形。她近旁的一只蒲式耳箩筐里是三个星期大的婴儿。圣贝比·萨格斯举头仰望。天空湛蓝而晴朗。树叶明晰的绿色中没有一点死亡的迹象。她能听见鸟叫，还能隐约听见远处小溪流过草地的潺潺声。小狗“来，小鬼”正在啃昨天宴会剩下的最后几块骨头。房子附近什么地方传来巴格勒、霍华德和那都会爬了的女孩的声音。似乎什么都没出毛病——然而非难的味道异常刺鼻。在菜园后面更远的地方，离小溪更近、不过阳光充足的地方，她种下了玉米。尽管他们为宴会摘下了那么多，那儿仍有一穗穗玉米在成熟，她站在那里就可以看得见。贝比·萨格斯又弯腰为胡椒秧和黄瓜藤锄草。锄头的角度刚好合适，她小心地铲断一根顽固的芸香茎。芸香的花被她揪下来插进帽子的裂缝中；剩下的丢在一边。劈木头单调的哐哐哐的声音提醒了她，斯坦普正在干他昨天晚上答应的差事。她冲手里的活计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又直起腰，再一次去嗅那非难的气味。她拄着锄头把，专心致志地嗅着。她已经习惯于没有人为她祈祷了——但这肆意飘荡的嫌恶却是新的。那不是白人——这一点她还能肯定——所以只能是黑人了。于是，她全明白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在生她的气，因为她走得太远，施与得太多，由于不知节制而惹恼了他们。

        贝比闭上眼睛。也许他们是对的。突然，就在非难的气味后面，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嗅到了另一种东西。黑压压地赶来。是一种她拿不准是什么的东西，因为非难的气味盖过了它。

        她使劲挤着眼睛去看它到底是什么，但她能看清楚的只是一双样式不讨她喜欢的高帮鞋。

        既沮丧又惶惑，她用锄头继续锄着地。会是什么呢？这个黑压压赶来的东西。现在还剩什么能来伤害她呢？黑尔的死讯？不。她已经为那个做好了准备，比为他活着作的准备还要充分。那是她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时她几乎没瞟上一眼，因为犯不上费心思去认清他的模样，你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看着他长大成人。她已经干了七回了：抓起一只小脚；用自己的指尖检查那些胖乎乎的指尖——那些手指，她从没见过它们长成母亲在哪儿都能认出的男人或女人的手。她至今不知道他们换过的牙是什么样子；他们走路时头怎么放。帕蒂的大舌头好了么？菲莫斯的皮肤最终是什么颜色的？约翰尼的下巴上到底是一个裂缝呢，还是仅仅是一个酒窝而已，等下颚骨一长开就会消失？四个女孩，她最后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腋下都还没长毛。阿黛丽亚还爱吃煳面包壳吗？整整七个，都走了，或是死了。如此看重那个最小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们允许她留下了他。他一直跟着她——到每一个地方。

        她在卡罗来纳时屁股受过伤，这对于加纳先生来说可真是笔划得来的交易（价钱比当时只有十岁的黑尔还低），他把他们俩一起带到肯塔基，到了一个他称做“甜蜜之家”的农庄上。因为屁股，她走起路来像只三条腿的狗似的一瘸一拐。可是在“甜蜜之家”，看不见一块稻田或者烟叶地，而且更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一次也没有。不知为什么，丽莲·加纳叫她珍妮，不过她从来没有推搡过她、打过她或者骂过她。甚至当她被牛粪滑倒，摔碎了围裙里所有的鸡蛋的时候，也没有人说“你个黑母狗犯什么病了”，更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

        “甜蜜之家”同她以前待过的许多地方比起来实在很小。加纳先生、加纳太太、她本人、黑尔，还有四个一多半都叫保罗的男孩子，构成了全部的人口。加纳太太干活的时候爱哼歌儿；加纳先生呢，则表现得似乎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好玩的玩具。谁都不让她下田——加纳先生的男孩们，包括黑尔，包了那些活儿——也是件幸运事，因为反正她也干不了。她只管站在哼歌儿的丽莲·加纳身边，两个人一起做饭、腌菜、浆洗、熨烫；做蜡烛、衣裳、肥皂和苹果汁；喂鸡、猪、狗和鹅；挤牛奶、搅牛油、熬猪油、生火……不算回事。而且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

        她的屁股每天都疼——可她从来没提起过。唯有黑尔，在最后的四年里一直仔细地观察她的动作，知道了她上下床必须用两手搬起大腿才行；就是为了这个，他才跟加纳先生说起要赎她出去，好让她坐下来有个变化。多体贴的孩子啊。是他，为她做了件艰苦的事情：把他的劳动、他的生活给了她，如今也把他的孩子们给了她，现在，她站在菜园里纳闷非难的气味后面那黑压压赶来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就刚好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甜蜜之家”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毫无疑问。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悲哀就在她的中心，那丧失自我的自我栖居的荒凉的中心。那悲哀，就好比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们埋在哪里，或者即便活着也不知是什么模样。事实上，她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丝线索，帮助她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她会唱歌吗？（她唱得好听吗？）她漂亮吗？她是个好朋友吗？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吗？可以成为一个忠贞的妻子吗？我有个姐姐吗，她宠我吗？假如我妈妈认识我她会喜欢我吗？

        在丽莲·加纳的家里，她从伤了她屁股的农活和麻痹她思想的疲惫中解脱出来；在丽莲·加纳的家里，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或强奸她）。她听着那白女人边干活边哼歌儿，看着她的脸在加纳先生进来时骤然亮起来，心想：这个地方更好，可我并不更好。在她看来，加纳夫妇施行着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对待他们像雇工，听他们说话，把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教给他们。而且，他不用他的奴隶男孩们配种，从来不把他们带进她的小屋，像卡罗来纳那帮人那样命令他们“和她躺下”，也不把他们的性出租给别的农庄。这让她惊讶和满意，也让她担忧。他会给他们挑女人吗？他认为这些男孩兽性爆发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在招惹天大的危险，他当然清楚。事实上，除非由他带着、否则不准离开“甜蜜之家”的命令，并不真是因为法律，而是考虑到对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奴隶放任自流的危险才下达的。

        贝比·萨格斯尽量少说话，以免惹麻烦，在她的舌头根底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那个白女人发现她的新奴隶是个沉默的好帮手，就一边干活一边自己哼歌儿。

        加纳先生同意了黑尔的安排，再说，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让她获得自由对黑尔更有意义了，于是她就自愿被运过了河。在两件棘手的事情中——是一直站着直到倒下，还是离开她最后的、恐怕也是唯一活着的孩子——她选择了让他高兴的那件难事，从来没问他那个常常令她自己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混到六十岁、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似的女奴要自由干什么？当她双脚踏上自由的土地时，她不能相信黑尔比自己知道得更多；不能相信从没呼吸过一口自由空气的黑尔，居然懂得自由在世界上无可比拟。她被吓着了。

        出了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她问自己。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也不好奇。可是突然间她看见了自己的双手，同时，头脑中清晰的思绪既简单又炫目：“这双手属于我。这是我的手。”紧接着，她感到胸口一声捶击，发现了另一样新东西：她自己的心跳。它一直存在吗？这个怦然乱撞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就放声大笑起来。加纳先生扭过头，睁大棕色的眼睛看着她，也不禁笑了。“有什么好笑的，珍妮？”

        她仍然笑个不停。“我的心在跳。”她说。

        而这是真的。

        加纳先生大笑起来。“没什么可怕的，珍妮。原来怎么办，往后还怎么办，你不会有事的。”

        她捂着嘴，以免笑得太响。

        “我带你去见的人会给你一切帮助。姓鲍德温。一兄一妹。苏格兰人。我认识他们有二十多年了。”

        贝比·萨格斯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去问问她好久以来一直想知道的事情。

        “加纳先生，”她问道，“你们为什么都叫我珍妮？”

        “因为那写在你的出售标签上，姑娘。那不是你的名字吗？你怎么称呼自己呢？”

        “没有，”她说，“我自个儿没称呼。”

        加纳先生笑得满脸通红。“我把你从卡罗来纳带出来的时候，惠特娄叫你珍妮，他的标签上就写着你叫珍妮·惠特娄。他不叫你珍妮吗？”

        “不叫，先生。就算他叫过，我也没听见。”

        “那你怎么答应呢？”

        “随便什么。可萨格斯是我丈夫的姓。”

        “你结婚了，珍妮？我还不知道呢。”

        “可以这么说吧。”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个丈夫？”

        “不知道，先生。”

        “是黑尔的爸爸吗？”

        “不是，先生。”

        “那你为什么叫他萨格斯？他的标签上也写着惠特娄，跟你一样。”

        “萨格斯是我的姓，先生。随我丈夫。他不叫我珍妮。”

        “他叫你什么？”

        “贝比。”

        “是吗，”加纳先生说着，脸又一次笑成了粉色，“我要是你，就一直用珍妮·惠特娄。贝比·萨格斯太太对一个自由的黑奴来说，听着不像个名字。”

        也许不像，她心想，可“贝比·萨格斯”是她的所谓“丈夫”留下来的一切。那是个严肃、忧郁的男人，教会了她做鞋。他们两人达成了协议：谁有机会逃就先逃走；如果可能就一起逃，否则就单独逃，再也不回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她从此再没了他的音讯，所以她相信他成功了。现在，如果她用某个卖身标签上的名字称呼自己，他怎么能够找到她、听说她呢？

        她适应不了城市。人比卡罗来纳还多，白人多得让你窒息。二层楼房比比皆是，人行道是用切得整整齐齐的木板做的。路面像加纳先生的整幢房子一样宽。

        “这是一座水城，”加纳先生说，“所有东西都从水上运来，河水运不了的就用运河。一个城市里的女王啊，珍妮。你梦想过的一切，他们这里都能造出来。铁炉子、扣子、船、衬衫、头发刷子、油漆、蒸汽机、书。裁缝行能让你眼珠子掉出来。噢，没错，这才是座城市呢。你要是必须住在城里——就是这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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