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一天到晚总是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或是这不对、那不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对我们的能力，总是估计过低？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先不说经常给我看牙的那位牙医，就说我妈妈。她经常对爸爸说，别看詹姆斯整天瞪着俩眼儿，支棱着两只不算小的招风耳朵，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着。

        这大概就是他们说到那些不太适合我们知道的话题时，并不十分在意我是否在场的原因。

        说到招风耳朵，爸爸的至少比我大出两个号码。可是每当妈妈向爸爸提起我的招风耳朵时，爸爸不但听之任之，有时还跟着哈哈大笑，就像他没长着两只招风耳朵。而妈妈好像从来没看见，爸爸也长着两只招风耳朵；也从来没有拿爸爸那两只招风耳朵说过事儿……

        招风耳朵怎么了，看看本届总统奥巴马，他那两只招风耳朵只能比我大，不能比我小，可也没耽误他当总统！

        这事儿我就不提了，提起来让人扫兴。

        要说也是，别看我坐在人群中，可我常常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总是在想自己感兴趣的事，那些事儿绝对比他们说的、干的更有意思。当然也不是永远如此，有那么一会儿，偶尔，我会回过神儿来，听上一耳朵、看上一眼。

        如此这般，妈妈并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好些照他们看来我不该知道的事儿。

        所以我不太想计较她对我的这些诽谤，如果计较起来，至少他们谈话时，对我就得多加小心了。

        他们当然不会对我说到，他们是怎么认识、怎么恋爱、怎么结婚的。可我还是从他们或他们和朋友间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每一个孩子都感兴趣的、他们父母的故事。

        比如他们的交往，就是从冰球赛场上开始的。

        那时妈妈是甲队的球员，爸爸是乙队的球员。别看妈妈是全赛场上唯一的女队员，可是球艺上佳。特点是滑速极快，个子又小，出溜一下，就从球场这头到了球场那头，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那些人高马大的男队员的胳肢窝底下，出其不意地就从人家胳肢窝底下，把人家正在运行的球，掏到她的球杆下。

        据说那一次，直到第三场比赛的最后四分钟，双方还是一比一僵持，难分胜负。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甲队有个队员带球进入了乙队后方，第一杆球在乙队守门员的英勇扑救下，没能进球。此时，另一名甲队队员趁乙队守门员扑倒在地、尚未起立之时，又挥起一杆……傻瓜都看得出来，那一杆绝对不会虚发，肯定将比分变为二比一。

        可是那名甲队队员却被乙队一名球员绊倒，那枚原本直射球门的球，一歪头儿，就偏离了轨道，眼看到手的一分，被乙队闹飞了。

        当时，妈妈的位置就近在门前，她认为那个乙队队员有意犯规，而裁判又没有给予公正的裁判，气愤之中，就势给了身旁一个乙队队员一脚，而那个乙队队员，就是我爸爸。

        那时候爸爸还没有成长为一位绅士，而是一名混不论的半大小子，何况是在球场上，正准备还妈妈一脚的时候，裁判的哨子响了，并且把妈妈提溜出了事故现场。如果不是裁判及时的哨子，我想，那一脚肯定会让妈妈在床上躺几天。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恐怕那一脚也就踢上了，管他什么裁判的哨子。可我爸爸在大的方面从来是个守规矩的人，这可能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爷爷是当地法院的院长——所以爸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兴风作浪，成不了大气候。这是我妈妈说的。

        据说妈妈经常在冰球赛场上和别人大打出手。所以，妈妈的大名在参加这项运动的半大小子的孩子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至于她后来竟成长为社交场合的一名淑女，就是我姥姥的本事了。我也不知道，这两种非常难以统一的风格，姥姥是怎么在妈妈身上统一起来的。我妹妹戴安娜种种不搭界的表现，说不定就是从妈妈这儿来的？

        妈妈受到五分钟不能上场的惩罚。她看了看表，赛事只剩下三分多钟，即便再踢谁两脚，也没有赢球的可能了，便离开赛场扬长而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直到现在，爸爸都对冰球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妈妈早就不参加冰球赛了，只是在爸爸比赛的时候，她也不怕冰场上直钻骨头缝的冷气，会从头到尾待在赛场那个“冰盒子”里。说是给爸爸鼓劲儿，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站在哪一方，毫无明确的立场。不管哪个队攻到对方的门前，她都大喊大叫。比教练更起劲地指挥这个球员或那个球员如何进球。其实谁也听不见她嚷嚷的是什么，就是听见，也不会有人听她的指挥。她算哪一位？！

        不论哪方进球，她都吹个刺耳的全场都能听见的口哨……尽管我知道，她和姥姥一样，是个老纽约，可我总觉得她和布什是老乡。

        她尖利的口哨和喊叫，就连自己也时不时尖叫不已的戴安娜都受不了。起先，戴安娜也曾进到那个冰盒子里去凑热闹来着，可她受不了妈妈的尖利的口哨和手舞足蹈的样子，无论如何妈妈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她请妈妈安静，妈妈却说：“你可以站到那边去，不必和我站在一起，或是回到观众席上。”

        尽管我们待在冰盒子外面的观众席上，听不见她喊些什么，可是看还看不明白吗？

        不像我们文学课的老师，她说的每个字我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那些字凑在一起，我就是听三遍，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爸爸说：“这就是文学！”

        至于爸爸的球艺，当年如何，现在又如何，究竟比当年进步多少，我就不便说了，只有妈妈心里清楚。

        轮到我参赛，妈妈就没那么热心了。说到底，我们那些比赛，不过是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冰球运动员之前的训练，她自然觉得没看头。

        而爸爸总是从始至终地参与我所有的赛事：他和我们队员一起进入赛场，郑重其事地站在教练席上，看上去跟真正的教练一模一样，其实他只不过是个自愿的、义务的、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

        什么是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就是专门给队员抱水瓶子、拿擦汗毛巾的，对我们的赛事压根儿没有发言权，但是有拍手叫好权。

        可爸爸比较绅士，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只是两眼闪闪发光或是暗淡沮丧，这当然要看我们队赢球还是输球而定。一旦我们队进了球，他那样子真像个返老还童的半大小子，难怪妈妈老对他说：“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

        既然妈妈能在冰球赛场上给没招她没惹她的爸爸一脚，她给我的那些折磨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叫做锻炼。

        我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有一阵儿起床之后，我就是不想自己穿衣服，不论妈妈多么忙乱，非让她给我穿不可。如果她不给我穿，我就来个大喘气儿，哭得他们以为我憋死了。

        医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关系，我的肺活量非常之大，甚至大出一般儿童的两倍。

        于是妈妈就把我送进车库，打开车门，塞进汽车，说：“请吧，你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哭，想哭多久就哭多久，我决不会打搅你。”那个阶段，如果早上有人找我，我多半都在车库里。

        为此我和妈妈较劲儿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学会切换电视频道之后，才把大喘气地哭闹，改成看电视了。

        就算我继续较劲，我能较得过她吗？

        戴安娜穿衣服倒是不需要妈妈的帮助，但是她没完没了倒腾那几件裙子的劲头，让人以为她至少有十间更衣室。

        那时候，每天每天，我们不得不为等待戴安娜穿衣服花费许多时间。我经常愁眉苦脸地坐在楼下等他们，不，我是说等戴安娜。

        等得我烦死了，只好看电视。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那个恐龙Barney。但每次打开电视，都是他挺着大肚子在唱：“e are a happy family……”

        我敢说没有人不会唱这支歌，也没有人不知道Barney，甚至我姥姥、姥爷，奶奶、爷爷。

        除了他，谁能称得上是历久不衰？打算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哈利·波特，很快就会对此深有体会。

        当Barney唱起这支歌的时候，如果妈妈或爸爸那时心情恰巧不错，他们多半会跟着哼哼两句，所以我估计这个节目就像“芝麻街”那样，少说也上演几十年了，也就难怪哈利·波特一登陆，就受到那样的欢迎。新鲜啊！

        哼完这支歌，爸爸会说：“可怕的不是经济滑坡，不是股市低迷，而是我们没有了想象力。”

        妈妈就问：“你所说的‘我们’，不会是‘我’的泛指吧？”

        爸爸说：“难道你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吗？”

        听说他们从彼此认识那天起，就这样谈话。

        那时戴安娜比我更爱看这个节目。

        不过谁也说不准戴安娜真正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有一天下午，怎么找也找不到她，妈妈吓了一跳，以为她溜出家门，被人拐跑了。后来发现，她独自坐在客房的沙发上，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那时她只有四岁半，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几个小时不动地坐在那里看冰球赛，是不是挺酷？

        这也许和爸爸爱好冰球有关。

        所以我们家的女性，都有踹人一脚的习惯。戴安娜小的时候，时不时就会照爸爸的屁股来上一脚，包括后来加入我们家族的舅妈。

        小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洗澡，妈妈只好在澡盆里放上许多玩具作诱饵，而他们也会留在洗澡间帮助我们。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对洗澡也没多大兴趣，不同的只是再不需要在澡盆里放上玩具，才能引诱我们去洗了。

        话说回来，洗澡有那么重要吗？当爸爸妈妈“忙”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赶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阿丽丝从来不逼我们洗澡（谢天谢地，他们经常“忙”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回家）。两三天下来，我也没觉得我或是戴安娜身上有什么不好的气味。

        同学们也跟我一样，我还没见过哪个同学，能把洗澡当成吃冰激凌那么乐和的事儿，再说我们也没有因为谁身上有什么味儿，球队就不带他玩儿球，或是老师就让他考试不及格。

        那时候，我常常把戴安娜摆在澡盆边上的玩具，碰到澡盆底下去。爸爸只好一边叹气，一边趴在地上，够那些掉在澡盆下的玩具。

        这又不是我的错，谁让他们不把玩具放进洗澡间的篮筐里。况且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爸爸不嫌到澡盆子底下给戴安娜掏玩具麻烦，我又何必多嘴。

        还说我懒！

        关于懒惰的事，该说的太多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到了我们家，是有其父母必有其子。

        就说我们家去年买的电话机吧，决不亏本。用得那叫一个惨啊！刚用了一年，显示屏上的号码就模糊不清了，来电显示、回拨的功能全都无法执行，顶人家用了好多年。这事儿跟我和爸爸没关系，都是妈妈、戴安娜、阿丽丝没完没了折腾它的结果，加上她们用完之后到处乱扔……

        有一次电话机竟然被妈妈扔进了垃圾桶，她说她刚打完电话，修水管子的工人就来敲门，她急着去开门，顺手就把电话机扔进了垃圾桶。

        垃圾桶是什么地方？再结实的东西放进去，也得少活几年。

        而阿丽丝喜欢在泡澡的时候打电话，就别提电话机也经常跟着她一块泡澡的事了。

        何况电话机还是戴安娜的一个“常规武器”，她生了我的气，想给我几拳而又撵不上我的时候，就会把手里的电话机，使劲朝我砸过来，她的劲儿可真不算小……

        请问，全世界的电话机，有哪一部受过这样的折磨？！

        …………

        这使爸爸妈妈接听了不少不该接听的电话，也错过了很多应该及时回复的电话。

        爸爸说应该买个新电话机，妈妈也说，应该买一台新电话机了。可到现在，恨不得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他们谁买个电话机回来。说他们忙吧，不管什么球类运动，都能让爸爸没时没晌，玩得天昏地暗。

        还有下馆子呢，吃起来也是忘乎所以。

        而妈妈，一旦进了商店，也就不再嚷嚷自己多么疲倦、多么忙了。

        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就不能抽出几分钟，在小电器的柜台前面站一站？

        …………

        反正这不关我的事，我跟电话的关系不大。实在不行，还可以跟我的朋友用电脑联络呢。

        爸爸趴在地上，尽量放平身体，这样，他的手才能更深地探入澡盆下面。你想，他那个块头摊开来有多么大！就是这样，他还得吭哧吭哧地折腾好一阵子。

        戴安娜照他屁股就是一脚，还说：“大屁股！你这个笨蛋。”

        爸爸的屁股并不大，相反，因为很小，经常得到妈妈的赞美。戴安娜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一种发泄。你想想，一个大屁股和一个小屁股，踢哪个更来劲儿？那还用说！

        对此，爸爸除了翻眼睛也想不出什么招儿。

        你知道戴安娜那一脚有多厉害？看看她穿的那个鞋码！有时她去参加足球比赛，一时又找不到她的球鞋，就穿我近期淘汰的球鞋。

        我相信没有哪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儿，能穿她那么大码的鞋。每当她穿上那条紧身裤，外加她那两只脚，看上去活像迪斯尼那只著名的老鼠。

        之所以强调“近期”，是因为如果不是近期淘汰下来的，不论是鞋还是其他东西，早不知被阿丽丝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丽丝常说，我们家的东西太乱、太多，如果不经常扔掉一些，我们的房子早就被废物掩埋了，尤其是我和戴安娜的房间，她根本就没法整理和打扫。

        她怎么拿我和戴安娜比，除了那些奖杯，我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

        说起来，戴安娜的东西真是不少，每逢她的生日或圣诞节前的好几个星期，她就开始提醒大家，她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礼物。

        她特别好意思。

        她的特点之一，就是干什么都特别好意思。

        就像她“表演”之后，总逼着我们给她献花，尤其她还没上学之前，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资格参加任何表演队的时候。

        不论白天黑夜，想起来就给我们来一招儿。

        更不要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我、爸爸、妈妈、阿丽丝，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有事没事，先得端坐在沙发上，观看她演过不知多少遍的歌舞。

        那真是个备受折磨的事儿啊，简直比踢球还累，不一会儿我就会感到肚子饿，我睡觉之前总是来碗冰激凌，不能说只是因为馋的缘故。

        麻烦的是吃完冰激凌，我还得再刷一次牙。不过我该上床了，爸爸妈妈又赶不回来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这项要求，基本上是打马虎眼。

        然后就让我们给她献花。谁受得了她一天好几次的演出，我们得买多少鲜花给她？

        还是妈妈聪明，买了一大把塑料花，随便什么时候都不会凋谢，更主要的是经得起折腾。

        戴安娜的房间没有“砰”的一声开裂，真有点奇怪，不但没有裂开，反倒越来越空。因为她那些财产，经常不知哪里去了，如果她问阿丽丝：“我那个粉红的手提包哪里去了？”

        “哪个粉红的手提包？背的还是手提的？上面有那个小熊图案的还是没有的？”阿丽丝会问个仔细。

        可是不论哪个，全都没有了踪影。问到最后，阿丽丝总是说：“可能被清洁女工扔了。”

        “可能”是什么？按照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我们家，“可能”就是怎么说都行，真要较起真儿来，最后都是没有肯定答案的。难怪这也是爸爸、妈妈，以及大人们爱说的一个词儿。

        以实求实地说，戴安娜是个善良的女孩儿，尽管清洁女工“可能”扔了那么多她心爱的东西，她也从来没有质问过，或向清洁女工发过火。不像对我，哪怕沾了她一丁点事，她都又跳、又叫得我不得不堵着耳朵，赶快跑出家门。

        不过呢，她更可能是窝里横。

        也可能她并不在乎丢了什么，反正在她生日或圣诞节之前，可以再次提醒大家，她喜欢什么什么。

        至于妈妈和爸爸，他们只管买，买完之后，那就是戴安娜自己的事儿了，如果戴安娜为了丢失的东西，不停地尖叫，再给她买一个就是，反正他们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戴安娜买过什么。

        我的房间里，只不过有太多的各种球赛的奖杯，书架上已经满得不知再往哪里放了。

        就是那些著名的世界冠军，恐怕一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奖杯。可以想象得出，我那些奖杯，都是什么等级的奖杯。不过这话只能我自己说，别人说了我肯定不高兴。

        阿丽丝又出馊主意了，说：“你应该淘汰一些，说了归齐，这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

        我回答说：“你记得奶奶说过，要扔掉我那些玩具汽车的事儿吧，当时我说什么来着？‘你要是扔掉我的汽车，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于是，那些奖杯照旧拥挤在我的书架上。

        每天放学回家，首先听到的就是阿丽丝的抱怨，为了整理我的房间，她不得不起早贪黑，等等等等。而我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对着我的耳朵嚷嚷，我也是一个听不着、看不见，为此阿丽丝说我不重视她。

        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的情况，实在怨不得阿丽丝，谁有耐心天天挪动、揩拭那些奖杯？就是我自己，也只管往上摞，自从摆上去之后，也就再也没动过它们，哪怕是欣赏它们。许多奖杯，我都忘了是在垒球、还是冰球、还是篮球赛上得到的……也许阿丽丝说的没错，那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只不过这些玩具能给我以鼓励。

        好在妈妈从来不往我的书架上看，她没有时间。也许她根本就知道，那里的灰尘有多厚，可有那指指点点阿丽丝的时间，她还想省下来睡觉，或是去商店购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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