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乘坐国际航班的兴奋终于过去。

        对航空小姐手推车上的各种饮料表示了得体的兴趣，并加以周到地品尝；

        在经济舱里遛了几个来回；

        翻阅了机上的一切杂志，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巴黎香水、美国香烟、英国威士忌、日本手表……

        “大韩航空公司翱翔宇宙，殷勤侍奉贵宾。”

        “汉莎公司体贴入微，笑逐颜开。即使您要一杯清水也会得到尽善尽美的服务。”

        “您终年辛苦地工作，休假时当然要选择令您毕生难忘的去处——就像意大利所给予您的一样。在这里，酒店、食物、旅馆的收费合理，租赁汽车和汽油费用更为低廉，还能享受拿波里的歌声、威尼斯的欢乐……请今日便与旅游公司安排您的行程。”

        …………

        不错，好极了。

        司马南江滋味难辨地笑了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卖假药。

        他喜欢这次旅行，也喜欢旅途上的一切点缀。它让你感到又真实又虚妄。好像他今天真会和一家旅游公司安排一下他去意大利的行程，享受一下拿波里的歌声、威尼斯的欢乐什么的。然而这一切又真的和他毫无干系，即使有朝一日他真的去了意大利，这一切与他也毫无干系。收费合理、价格低廉什么的。

        说到价格低廉，这个飞机上恐怕没有一个人和它的关系，像他那样密切了。

        他们需要买一把二胡。虽然他们自己更需要买一个冰箱。

        尤其是在冬天，只要一进胡同口，远远就能看见他们那栋楼每一个背阴的窗口，都毫无例外地用绳子吊着大小不等的塑料包。当然不光是他住的那栋楼，北京的很多居民楼都是如此，好像那些楼全都得了皮癌，那癌症又都到了晚期，扩散得满身都是。每每看到这些瘤子，司马南江浑身的皮肤就没良心地冷不丁一阵发紧。其实塑料包里都是好东西，包着鸡鸭鱼肉什么的。而那些楼不但给人们提供了可以脱掉他们戴够了的面具、藏起他们不愿被人窥见的一切以及遮风挡雨的一隅，还额外地承担了一个义务冰箱的职责。真的，他不该那么没良心地一哆嗦。

        他们需要买一把二胡，哪怕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尽其财力的。

        当他们把那一摞让无数人捻过、数过，因而沾满了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结核菌、甲型乙型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各种动植物油、各种香精香料、各种排泄物等等，因而比人民银行新发放的钞票更有钱味儿的五元置装费，也如多数人一样正过来倒过去地数了几遍之后，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科学院院长依林先生去年随×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司马南江作为国内某一方面的同行专家，参加了会面、会谈，并陪同该团观看了一次民族乐团的演出。

        依林先生对中华民族艺术的爱好和崇拜，简直到了令司马南江愕然乃至惭愧的程度。

        报考音乐学院提琴班的邻居二小，初试就被淘汰下来，回家后对他母亲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主考老师是个拉二胡的。他那两根弦还来考我这四根弦，凭这，我能考上吗？”

        二小他妈说：“就是就是就是，两根弦考四根弦笑话不笑话。”

        邻里们也都说：“就是就是就是。”

        到了眼下这个时代，连二大妈都知道如果是人还不知道四根弦简直是土包子、土老帽儿、土鳖、老赶、没文化水。如果还不知道四根弦比两根弦的档次高，简直是对自己的修养、教养、素质、气质、智力、智慧、智商、智能什么的污辱、怀疑、否定。

        依林先生说，听二胡演奏，似见白鹤在湖边漫步。款款地收起长腿，再矜持地将腿伸出。似乎担心脚下的泥土不够洁净，总在寻找一块不会弄脏它的脚爪的地方落脚。

        又似听见有一条极深、极阔的河，自天地未开之时便朝这里流来，至今方才流到这里，流得艰苦卓绝，不免仍带有天昏地暗的余韵。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智大难的民族。”依林先生一面说，一面用长而略弯的手指沿着西服上衣的翻领上下滑动，“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二胡上的一根弦了。”他的眼镜片后面，似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是泪吗？

        司马南江十分局促，为依林先生容易的泪和自己不容易的泪。

        “你总得有一套像样的衣服，不然怎么应付那些大场面？”妻对司马南江说，怎么分配使用这笔钱显然让她煞费脑筋，“人家说中国的毛料又好又便宜。男人做一套衣服总得要用二点五米，你虽然瘦，恐怕也得用二点三米。”妻的眼睛只将他上下一扫，便量出了这个精确的用量，如果用皮尺验证一下，顶多差个贴边，不过那可以用碎料拼接，不影响衣服的外观。自从和司马南江结婚以后，她终于学会一切从实际出发，诸如量布裁衣、看米下锅等等以至炉火纯青。

        “做一套澳毛花呢的得用多少钱？”她自问自答，“按一套二点三米计算……”她算出一笔可观的数字。

        从楼梯上往下看，那些蹿动着的黑色的、白色的、剃光的、卷发的、秃顶的、茂盛的、长发的、短发的头顶，像蒸汽活塞似的，不停地捣着他的脑子，争先恐后地把它们揳进他的脑子，这样揳下去，科学家的脑子也不行。他觉得这些头顶渐渐地把他淹没，把他锥死。

        呢绒部的毛呢味使人昏昏沉沉，似乎有迷魂药的功效。人们从各个方向喷出的热气形成了一股热的漩涡。千千万万的脚步擦出排山倒海的轰鸣。

        空气里尘土飞扬，这些尘土被吸进他的肺里、吸进所有人的肺里，人人被这尘土窒息得脸色青灰。这些尘埃打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上就黏住不放，一个个蒙着尘土的面孔看上去十分狰狞。他扭头看看妻的脸，果然也狰狞了许多。要是人们在这个环境里连续呆上几个昼夜，要不互相掐他们的脖子才叫怪事。幸亏百货商店还有关门的时候。

        所以当他再来到大街上的时候，觉得平时拥挤得似乎就要裂开的大街，实际上并不那么拥挤。分明还有阳光，尽管被烟尘蒙蔽得含含糊糊。分明还有空气，尽管被各种排泄物调得黏黏稠稠。

        他们往复奔波于各大商店的呢绒部，嗅够了呢绒部那和蒙汗药差不多的呢子味儿；对各种呢绒的质地、价格进行过反复的比较、讨论、算计；又经过无数次犹豫不决的痛苦之后，司马南江还是穿了一套西城区第一生产合作社生产的弹力呢西服上了飞机。

        你别无选择。

        在纯羊毛西服和一把相对好一些的二胡来说。

        一旦远离大地，他才知道云很温柔，天空永远晴朗。航空小姐的笑脸也使他受宠若惊。

        司马南江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感动使他有几分迷离。他的思绪飘浮如烟，不成形体。于是心里涌起一股并非源于伤感的湿润。

        就在此时，他嗅到一股不雅的气味。

        司马南江怀疑自己的鼻子出了毛病，便又仔细地辨味，果然是臭脚丫子的味儿，而且浓得几乎要将鼻孔掀开。能够发出如此浓臭的脚，一定五天没有洗过。必是汗脚无疑。

        他确信这股臭味儿绝不是从自己脚上发出的。差不多是临上飞机前他才现理的发，现洗的澡，现换的新裤衩、新背心、新衬衣、新袜子、新皮鞋，最后是那身重头的新西装，简直就像第二次做新郎。他被那套新姑爷的行头弄得僵手僵脚，到了机场一看，几乎满场都是新姑爷式的人物，手脚才渐渐地柔软下来。

        但是……司马南江猛然一惊，洗澡堂子里也有一股臭脚丫味儿。他苦苦地分析再三，才确定澡堂子里是泡臭脚丫子的味儿。至于理发铺里的围布、毛巾则是脑油子味儿，这几种味儿是截然不同也混淆不了的。司马南江有化学家必不可少的嗅觉。他终于将自己排除在臭脚丫子之外。

        他始终不能相信，在这种环境里，怎么会有这种气味，便忍不住左右逡巡。

        左边邻座是位洋太太，手指上、脖颈上、耳朵上，以及手腕上套着风格粗犷的金饰。与一身栗色衣裙相协调的是橄榄绿的皮包和皮鞋。一头棕灰色浓发的脑袋倚靠在座椅上，似睡非睡。有树和草的绿香幽幽袭来，像挨着一座森林。

        右边邻座是一个左撇子老外，一上飞机就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身着t恤、牛仔裤，褪履赤足。每个脚趾，随着笔底的波澜或收拢或展开，或快或慢，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地摆动着，乐然、陶然、逍遥然。

        原来臭脚丫子味儿是从那里升腾而来。

        左撇子老外似乎感到了他的注视，向他粲然一笑，说了一句与臭脚丫儿毫无关联的话：“多么美妙的落日。”

        他向舷窗外望去，一天明丽的晚霞中，融着一个太阳，它悄然地沉向厚厚的云层为它铺就的无边无际的眠床。它要睡了。

        司马南江的手无意之中碰了一下扶手上播放机的旋钮，一个摇滚歌手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地嘶叫，伴着震耳欲聋的号鼓一下子穿进了他的耳膜。仿佛人类的不幸全落到了那歌手的头上，那不幸生撕活捋着他的肉体和心灵，让人觉得生活是那样令人连眼泪都流不出地绝望。

        转眼之间，明丽的晚霞也好，无边无际的柔软的眠床也好，将要安睡的落日也好，全那么不经折腾地被这嘶吼扒拉到一边去了。对此他心里不但没有丝毫的惋惜，倒好像这是他早就巴望证实的一个谎言。

        同时它也撕去了人们精心造就了几千年的文明，将一个无遮无拦的原来摊给你看。

        司马南江的五脏六腑，被它敲打得毫无羞愧地快速蠕动起来，他立刻要上厕所。

        打开厕所门，灯光依稀，好像进了一个盖子没盖严的盒子。关上厕所门之后，灯光陡然亮了起来，照亮了嵌在厕所四壁的，大大小小的壁门，他好奇地、不知为什么有些蹑手蹑脚地依次拉开那些门扇，又像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迅速地把门扇关好。

        门扇里不过是形状各异，薄厚、尺寸大小不等的纸、纸、纸。如同一个时髦女人的衣橱。

        从山坡下往上看去，天底下没有一棵树。于是天就蓝得有包容一切的博大，敞开着它的胸怀，准备保护一切生灵似的。漫坡的玉米，背负着它们的果实，争先恐后地往坡顶上爬去。

        司马南江站在玉米地里，仍像站在密匝匝的人群里，无论如何褪不下自己的裤子。

        到这里已经三天了，三天没有大便。他苦于找不到一个使他确信是隐蔽的场所。他很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厕所这一说。但他无论如何越不过没有厕所的障碍。

        他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疼，每一个脚步的震颤，无不加剧着他的疼痛，且不说还要接受劳动的重荷。

        晚上，他听见房东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兄弟姐妹拉开后门，对着巍峨的大山就遍地地拉，遍地地撒。那些声响在漆黑而空旷的山野，与万籁一同奏出奇妙的、自天自地的谐音，令他羡慕不已，乃至感动得几乎落泪，便感慨于天地宇宙之大成，人世的千差万别和人生毫无例外的缺陷。

        他又明白他必须越过这一障碍。

        谁知道会在这里呆多久？三年或是三十年？右派分子和刑事犯不同。前者是改造到死，也许还会（大多数如此）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而后者却能摊上一杆好秤，能够准确地约出他们的罪行可在三年、五年或无期之中清洗干净。

        于是他狠狠地拉下自己的裤子，在玉米地里蹲下。因为决心下得太大，下蹲时用力就很猛，本来并不刺人的田间杂草就刺痛了他的阴部。此时他一惊一乍，便又噌地站了起来，两只手提着裤子空空地站着，想着这件屁事把人消磨到了这种地步，好不惨然。免不了思前想后，将自己怜惜一阵、开导一阵之后，又凄凄惨惨地蹲下。刚一蹲下，便见一条蚰蜒朝他的胯下蜿蜒而来，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听到过的种种半真半假的传说，生怕这蚰蜒也会顺着他的脚爬上他的身体，再顺着什么眼儿爬进他的肚子，便又噌地站了起来。若在从前，他万万不会如此有失堂皇地联想。他觉得他的智力正在无可救药地、又可喜可贺地衰退。他叉开两腿怔怔地站在那里，似乎被这衰退所惊吓，然而这不正是他所企望的吗？

        他提起一只脚，对准蚰蜒踩下去。蚰蜒并没有被碾碎，它陷进刚才被他刨松的泥土里，快速地划动着两排密密的腿，一会儿就从泥土里钻了出来。他将锄板垫在蚰蜒脚下，只轻轻一点，蚰蜒就被碾碎了。

        无论如何他要学会诸如别把脸皮看得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他何必也在自己身下垫块锄板呢？

        他终于拉出来了，而且拉得极为痛快。

        他蹲在玉米地里，眯着眼睛瞧玉米叶子里的天，天蓝得让人心里浪荡，吃了个肚儿圆的甲虫摇摇摆摆地在玉米叶子上爬来爬去。庄稼让太阳烤得噼噼啪啪爆响儿。脚下的杂草撒胳膊撒腿儿还梗着脖子。

        万物活得滋滋润润。

        在学校里常常讨论的那个永远激动和困惑着幼稚的心的题目——什么是幸福——突然地回到他的心里。

        如果现在再让他来回答，他一定会说，一个被屎憋得肚子生疼，却满世界找不着地方拉屎的人，后来终于找到了地方，把满肚子里的屎，哗啦啦地、尽情地、毫无保留地拉下来就是最大的幸福。

        然后他像当地人一样，顺手撕下一片玉米叶子，在肛门那里刮了刮，便一身轻松地站了起来。

        以后他还用过土坷垃、石块、瓦片、高粱秸什么的。他做得很熟练，绝对干净，一点儿也不会蹭到裤裆上去。

        他什么都用过，就是没用过这些形状、大小、厚薄不一的纸。

        便池看上去很干净，里面还浸着一池蓝盈盈的水。也许用于消毒，也许用于除臭。便池四周没有排泄物的点滴，通常公用的便池，免不了这样的痕迹，显出这等去处过客身份的杂乱，管理人员的疏懒。人们只是偶然将它一派用场，对它谁也没有爱惜的责任……

        但这并不能使司马南江放心，艾滋病的可怕程度，已经可以和癌症相提并论。

        他想了想方才看过的航线图，到加油站至少还得六个小时，而且谁敢担保加油站的厕所不是马桶而是蹲坑。

        你别无选择。

        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为没有厕所拉不出屎来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痛苦，现而今又要为厕所的进化费尽心机。他是烧包烧的，还是贱命贱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啊哈，他终于出来了。

        若不是必须给这位邻座起身让路，她没有上厕所的需要。她还是在他进了厕所差不多十分钟以后才过来的，真不知道里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竟在里面呆了那么久，好像这不是厕所而是股票市场。

        她喜欢长途旅行，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碰上一个有意思的邻座，接着就会有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

        这次的邻座偏偏是个中国人。她本来就不喜欢亚洲人，他们不但看上去很脏，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儿。酱油味儿？醋味儿？葱、姜、蒜味儿？也许是这些东西的混合味儿。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刚从中国餐馆里出来。中国菜虽然好吃，中国餐馆里的那股味儿可真让人受不了。如同中国的钱好赚而中国人让人受不了一样。中国，真像一罐刚熬好的果酱，又馋人，又烫嘴。所以为了她的公司，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到中国去。

        快到目的地了。

        航空小姐全体出动，她们有节奏地、有节制地摇摆着她们的胯部，迈着介于舞步和非舞步之间的步子，走出一路的俏皮、干练和朝气。即使是个体态丰腴的女人也会让人觉得身轻如燕。这真是女人才懂的本事。

        她们替航空公司送来最后一次令乘客难忘的记忆。一个原料上乘、加工精湛的小酒杯，扣在一小瓶扎着红丝带的名牌葡萄酒上。

        大部分乘客当场一饮而尽，司马南江却对那张俯向他的、完美的笑脸摇头、谢谢。他不会再有乘坐这家公司航班的可能，又何必浪费人家一份难忘的记忆。

        这次出访是应对方的邀请，旅费、食宿一概由对方负责。去哪个城市、去哪个旅馆、何时到达、何时离开、各地接待单位以及接待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活动日程（包括莫名其妙地参观一个刀片厂）全有翔实的文字材料备案。上飞机有人送，下飞机有人接，好像你就是个接力棒，无论如何不会掉在地上。像这种腰里一个外汇没有也能做的环球旅行，怎么可能一而再地落在他的头上？

        如今老外也很清楚，如若不是官方派出的考察团、慰问团、访问团什么的，而是由国外各团体邀请中国学者、艺术家、教授什么的出席各种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什么的，他们很难成行，首先是本单位的政治审查，然后是上级有关部门，以及各省、市外事部门的审批等等，在这一通审批之后，还给你来个活动经费自理。银行里顶多卖给你五十元美金的外汇（就算随便让你买你买得起吗），凭这一壶醋钱的外汇，你想上哪儿去？别管多有身份、地位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只能到处吃请，而连一杯咖啡也不能回请。为了他们的寒酸你甚至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所以对待中国的学者、艺术家、教授什么的，西方人通常采取对待第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教授的办法，一切经费开支由邀请单位负责。为了世界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这笔经费的贡献太渺小了，渺小得不足以证实他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热忱，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搭配出售”的办法。为了邀请一个必须邀请的人，他们不得不再邀请若干个他们不想邀请的、不知道跑到西方来干什么的人。

        按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接受这份支援本是顺理成章，可是司马南江老有一种处身殖民地的感觉。

        邻座那位如森林一片的女士，一见航空小姐就要端着托盘走开，忽然绽出一个来去极快的微笑：“可以吗？”

        这是她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第一次展露笑颜。居然笑出几分味道。

        还没等司马南江明白过来可以什么，或不可以什么，森林一般的女士很利索地拿了两份葡萄酒，又听见她的大皮包很堂皇地“咔嚓”一响，两瓶葡萄酒和两个小酒杯便迫不及待地落进了皮包的底部。“我丈夫喜欢这个。”她向航空小姐说。毋庸置疑。理由充分。如若有人不知道她丈夫的这个爱好，那真是天底下最奇怪的事了。

        接着送来了入境申报单。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一加三个出访名额，团里决定不带翻译。他们说：对方主要是和你对话，既然你不需要翻译，大家就更不需要翻译了。

        司马南江责无旁贷地拿起了笔。

        虽然现在熟通麻衣相术，并以此为业的人又多了起来，司马南江却始终怀疑麻衣相术的理论如何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仅从这些护照的标准相上，你很难猜透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一个个都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的样子。

        好比团长的脸上，唯一一处让人尚可寻味的部分是他的牙齿。这一处拥挤不堪，那一处却豁然开朗。然而从这豁处从不曾漏出过什么，更不要说漏出一句话。

        他又开始研究副团长的照片，除了目光有些散淡，并无其他值得推敲的部分。即便如此，在判断什么的时候，未必没有天平的准确。

        而代表团的秘书只有一种句式，提问、反问、疑问……当他不得不讲话，而又没有机会供他选择一个合适的问句的时候便自问。

        这真是一行搭配得十分得当、代表着五湖四海的队伍。

        司马南江为他们将表上的各栏一一填写清楚。只在“职业”这一栏发生了一点困难，因为找不到完全相应的单词。想来想去，只好填写了他们各自的官衔。

        进关的时候，果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那位先生也许好奇，也许喜欢玩笑：“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团长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很有身份地点着头。他想，既然司马南江已将一切办妥，他只需一一点头便是。早已过了暮春天气，团长的额上明明渗着汗珠，却始终不肯脱去米色的风衣。

        “您说英语吗？”

        团长又照例点头，并哼出几个言简意赅的声响。

        “那么请您告诉我‘书记’是什么职业？”

        团长不明白此人为什么又是耸肩，又是像喝酒猜拳那样不断把手指张开。让这样不稳重的人接待他这种身份的客人，真是荒唐。

        为一行人殿后的司马南江见状不妙，赶紧上前一步：“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不，谢谢，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他终于明白和这位非常明白地点着头的先生说了半天英语等于白说，从此便不再说，只好像和聋哑人交谈那样，做了个“请”的手势，果然就见成效。团长像首长检阅游行队伍那样挥了挥手，进关去了。

        关于职业的讨论延误了一些时间。等到取了行李，全场几乎只剩下了本代表团全体。于是就相当地瞩目。

        恰值“边检”闲得需要恪尽其职，便觉得这一行人的神态有些离奇。他们明明朝着出口走去，看上去却像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儿。

        特别是那个两条胳膊显得特别长的瘦子，简直让人猜不出是什么角色。看他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搬运行李，其他人则站在一旁理应如此地袖手旁观——可能是个脚夫。看他招呼众人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的样子，又像是个导游。而他手里提的那个盒子显然重要无比，时刻处在他的关注之下。总而言之，满场似乎都飞舞着他那两条瘦长的胳膊。

        他留住了司马南江，请他把手里的盒子打开。

        全团人只好怏怏地站在那里，脸上很不是颜色，司马南江的这个破盒子，使全团遭受了不能先睹为快的损失。那个令他们心里想得十分痒痒，嘴里永远不会承认的地方已经近在咫尺。

        盒子里简直像个杂货铺。

        为了防止震荡，司马南江在盒子的空隙里塞满了袜子、背心、内裤这一类材料细软的东西，当然还有几大包板蓝根冲剂。据出访归来的人们介绍，在国外就医价格十分昂贵。

        面对这样一个少见的杂货铺子，“边检”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思量再三还是小心翼翼地拿起二胡。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不知是雷管还是单筒枪。拿在手里分量很轻，也许是用一种新型金属材料制成。

        中国人是奇异的。连他们的眼梢，也斜斜地往上吊着，总好像在打什么主意。

        一个中国的“功夫”代表团曾来此地访问演出，几十厘米厚的石板，一巴掌下去就能劈成两半儿，石头下面还躺着一个如芦笋一般鲜嫩的女人。听说还有一种“功夫”可以呼风唤雨，真让人难以想象。虽然他们的面孔看上去都像一盘“绿沙拉”。好像他们一辈子只吃“绿沙拉”而不吃别的，所以他们才有这股邪劲儿。不过要是有一天全世界都被“功夫”了，后果也怪可怕。也许你正在向神父忏悔，转眼之间他就非驴又非马；也许你正在发表竞选总统的演说，没准你就会当众脱下裤子露出一条奇怪的猪尾。

        “这是我们的一种民族乐器。”司马南江说。很有一些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得意。

        乐器？！

        尽管“边检”见过无数高明的骗子，但对中国人他还是愿意另眼看待，“请跟我到里面来。”

        在检查室里，这把不远万里而来、怕磕怕碰、即使睡着了也一直抱在怀里的二胡被探测仪照了又照。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边检”只好将二胡还给了司马南江，似乎这结果不是他所期望的。

        司马南江接过二胡以后取下弓子拉了两下，以验证它在探测仪的反复照射下是否完好无损。不料弦上响出一个与他的宝贝极不相称的声响，“边检”脸上现出横遭一枪的神情。这令司马南江感到面上很不风光，不免发出很响的、嘲讽的一笑。

        接着“边检”将塞在盒子里的每件背心、每条裤衩、每只袜子（千万不要染上脚气，司马南江想。他患有严重的脚癣），一丝不苟地翻转再三，瞧了又瞧，抖了又抖。特别是那几包板蓝根冲剂，他嗅了又嗅，捏了又捏。

        也许中国人的行骗伎俩和西方人的行骗伎俩差不多，也许全世界的骗子都一样；也许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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