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个。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加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入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千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

        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儿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活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说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213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没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房间——冯效先的办公室。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我找你？谁通知你的？老何？”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咔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哔叽的。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那是为什么？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又有多少资历？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过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们局的规划，两年达到大庆式的单位嘛，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大庆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学大庆的个人规划执行得怎么样啊？”

        贺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写学大庆的规划，也没有写学大庆的总结，何婷早就向他汇报过了，何必还这么假模假式地绕弯子呢？要是方局长，绝不这么干，他一定张口就说：“贺家彬同志，你怎么不做学大庆的规划，也不写学大庆的总结呢？”

        而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没有做过学大庆规划。”

        “为什么不做呢，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贺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诉冯效先，处里有些人学大庆的规划，是以某同志的规划为蓝本，互相传抄的，他会怎样呢？

        冯效先把花镜戴上，对着贺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阵子，好像贺家彬顷刻之间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四不像，需要认真地看个仔细。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对付贺家彬。扣个帽子？不行，那玩意儿现在已不大时兴，而且人们对扣帽子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儿了，对贺家彬这种人，就尤其不管事儿。再说，一时也找不到一顶合适的，过去用过的那些帽子，规格品种还不齐全。

        那么，批评他？一时还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评？但是，他对学大庆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长，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大庆，是老人家树的旗帜，从没见过有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单位？这还了得？而且这个人不分场合，到处都敢乱放炮。张扬出去，对他本人怎样暂且不说，对他这个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长却极为不利。怎么办呢？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你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我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观点呢。”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诡辩。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两下子不行，还差着点儿呢。

        “那么你不妨说说你的观点嘛，不做规划，不写总结，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嘛。”

        “我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有个朋友的妹妹在大庆的一个女子采油队工作，那年她回家探亲，我碰到她。随便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你们平时下班以后，都干点什么？’

        “‘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比如说，不看看小说吗？’

        “‘不看。’

        “‘不看看电视吗？’

        “‘不看。’

        “‘不看看报纸吗？’

        “‘不看。’

        “‘那你们怎么打发业余时间？’

        “‘没什么业余时间，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学习。学习完了洗洗涮涮也该睡觉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

        “您听听，是她们不关心时事，没有提高文化、技术的要求吗？不是。她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没那个精力了。再说洗澡，也许是小事一桩，可人家是采油工啊。总算不错，到底还是修了一个洗澡堂子。

        “还说什么赶美超修！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靠拼体力？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此外，想过没有？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为什么不提超大庆？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彩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八门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

        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人们的思想象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话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间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他再也不敢劝她去干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

        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爱想出点骗三岁小孩的笑话、故事去引逗她。因为，看着那样一双信赖你的眼睛，会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

        她爱唱那首：“当我告别了亲爱的故乡，爱人含着眼泪悄悄地对我讲，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那时候，她自己就像一只鸽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着。可现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那种可爱的稚气和洒脱劲儿了。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原来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压服，终于承认了失败似的耷拉下来。那些毛茸茸的、环绕在额头上、永远不会长长的柔发早已不知去向，把宽宽的脑门儿露了出来。她太瘦了，即使在不发脾气的时候，脑门儿上的青筋也凸现着。刻薄的人会说：“一脸寡妇相！”她是寡妇。一九七〇年丈夫因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审查，在干校自杀了。

        当初真不该劝他向她求婚。但谁能预卜未来呢？谁又能解答婚姻这斯芬克斯之谜呢。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

        “我？不行！我只能把女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不愿意破坏这艺术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妻子怀孕，像袋鼠一样挺着个大肚子，同哺乳类的动物一样哺乳，我会觉得我犯了大罪，而，我也不会再爱她了。”

        “你是个唯美主义者。”

        “也许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怂恿我去追求她呢？”

        “我不能让人人都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呀！与其别人把她娶了去，还不如你娶。”

        “你这古怪的人，净发些古怪的谬论。”

        唯美主义的贺家彬哪里知道，人的某些内涵，非得成为夫妇之后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么绝顶要好的朋友都是领会不到的哟。

        万群从未在婚姻这件事上体味过幸福：先是对爱情的失望；然后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杀、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谁帮她挑生活这份重担呢？

        他漫不经心地向她指出：“应该换个煤气炉。”但他立刻后悔。她曾说过，她不愿意用煤气炉，因为换煤气罐的时候她一个人拿不动，就得求人帮忙，一两次还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烦吗？而用蜂窝煤，只要煤厂送到院子里，她自己总可以慢慢地搬上楼去，用不着求谁。

        小汽车的喇叭轻轻地、不停地响着，他们挡住了汽车的去路。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他发现，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她怎么了？这神经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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