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参加运筹学的考试，刘玉英很可能得博士学位。
早上一起床，拧开收音机的开关，在灯丝预热的十秒到十五秒钟时间里，可以叠一床被子，然后拨到北京台，收听六点钟北京台的简明新闻。去厨房拿扫帚的时候，顺便把昨天晚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铁皮大洗衣盆里。点上煤气炉子、馏上馒头，回头扫完地、擦完桌子，馒头也就馏好了。然后调好豆腐粉，洗脸刷牙的时候，豆浆熬得了。
等小强帮小壮穿好衣服、洗完脸，不多不少整整六点半。
这是星期一早晨，比平时显得紧张些，因为要送小壮上托儿所。如果平时，只有小强在家，他们可以在六点二十五分起床。
比原先好多了。
自从吴国栋又住进医院之后，陈咏明了解到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生活上有困难，催着人事部门再找服务局联系，帮她换了一个离家近的理发店。不用坐车，步行二十分钟就到了，省了三元五角钱的月票，还帮小壮换了个近一点的托儿所。
刘玉英是个老实人，除了“谢谢”什么也不会说。
陈咏明说：“你还谢我？你可太好说话了，你该埋怨我才对，拖了这么久才办妥。你看看，非得等到老吴这会儿住了医院才认真去办。再说，我不过动了动嘴皮子，工作是人事部门做的。”
除了吴国栋的肝脏有硬化趋势之外，样样事情都顺心。刘玉英常常觉得，吴国栋不在跟前儿的时候，事情反倒显得更简单一些。这种感觉，有点像她念小学的时候，顶爱上的、没有教师看着的自习课。她的智力便像睡醒了觉，应用题里的加、减、乘、除一目了然，背起课文也不磕磕巴巴地让人着急、难受，倒像春天刚从冰块下溶出的小河，那个欢畅，那个好听……
煤气罐子是昨天杨小东和吴宾送吴国栋工资的时候帮她换的。杨小东真有劲，一个人扛着煤气罐，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五层楼，连歇都不歇。
大米、棒子面、白面是杨小东和吴宾两个人上粮店买回来的。
杨小东说：“有什么事儿，您言语一声。我们都是粗粗拉拉的人，常有想不到的地方，您别客气。瞧见没有，”他拿拳头夯了夯吴宾的胸脯，都十月天了，吴宾还只穿件尼龙衫，胸脯上的肌肉，像一块块面疙瘩似的突现在尼龙衫的下面。“卖块儿的主有的是。”
吴宾说：“小点劲儿行不行，这儿是胸脯，不是钳工台子。”
刘玉英想起吴国栋平时老爱叨叨的那些个话：“我们车间的那些刺儿头，干什么也没个正形，老是那么嬉皮笑脸的。”
这两个生龙活虎的人，有哪点不好呢？
连杨小东也觉着稀罕，吴宾哪儿来的耐心烦儿。他给两个孩子变戏法，拿大顶，一脚丫子差点没踢碎了电灯泡。他两手捧着小壮的脑袋，像提溜麻袋一样，提溜着小壮在地当间儿转圈。杨小东看出来，刘玉英提心吊胆，直怕弄伤了孩子，可她太腼腆，不好说什么，一边和杨小东应付着，一边不放心地拿眼睛瞟着吴宾。
两个孩子，笑得像撒了疯一样，他们从来没这么笑过。
和吴国栋在一起的时候，总让人有一种笑也不能痛快笑，说也不能大声豪气、随随便便说的感觉。要是他在家，两个孩子玩都玩不痛快，总要拿小眼睛时不时地溜他一眼，要是他脸子不好看，他们就懂事地、早早地钻了被窝。刘玉英和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有时还觉得拘拘束束。就是他们当年搞对象的时候，有一次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吴国栋还拿出党章跟她一起学习了两个小时，要是让现在的青年人看见准会觉得奇怪。可那时候，他们都是这么生活的呀！两人见面，先各自谈谈最近思想上、学习上、政治上有哪些收获，克服了哪些缺点，互相提些意见……然后才是遛弯儿呀，看看金鱼呀，划划船呀。那也不像现在的一些青年人，膀子摽着膀子，别管有人看见、看不见，马路边儿上就敢亲嘴……
吴国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每月发了工资，一个子儿也不留，全部交给刘玉英。在家里，他不像别人家的大老爷们儿，吃完饭，点上一支烟往床上一仰，让老婆一人丢下簸箕、拿起扫帚、忙得四脚朝天也不动窝。也不像有些男人，别管家里困难到什么地步，每顿饭都得二两烧酒、一盘炒鸡子儿，一个人自自在在，啧儿、咂儿地喝着，让吃窝头、啃咸菜疙瘩的老婆、孩子一边看着。如今的男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刘玉英够满意啦。可是，跟吴国栋一起过日子，怎么那么累得慌？就像她捧着一碗又烫又满的面汤往前走，本来走得好好的，吴国栋呢，老是在一旁叨叨个没完：“留神脚底下，别让那个板凳绊了。”或是：“端好端好，别洒了……”闹得她准得绊上一跤，摔了碗、洒了汤算拉倒了事。
刘玉英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和面，想要留他们吃顿饺子。两人嘻嘻哈哈地推托着。杨小东说：“嗯！听老吴说过，您包的饺子，这个，”他挺了挺大拇哥。“可是今天还有要紧事儿，耽误不得。”
刘玉英说：“快！三十分钟准让你们吃上，不耽误。”
吴宾一本正经，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的样子说：“这事儿真耽误不得。”
刘玉英真信了：“什么事儿？”
杨小东故作神秘地在她耳旁说：“帮他相对象去。”
说完，两人匆匆地去了。
后来，刘玉英才寻思过来，他们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无非怕她花钱就是了。
他们走后，她愣在那里想了好半天，怎么也不能明白，都是挺好的人，吴国栋为什么容不得呢？到底是吴国栋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她对吴国栋的话，产生了模模糊糊的怀疑。她像突然抻住了乱线团里的一个线头，耐着性儿地理呀理，终于，她觉着是吴国栋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儿。想到这里，她吓了一跳，觉着自己这个想法有点对不起吴国栋，不管怎么说，他在生病，她怎么在这种时候挑他的不是呢？
刘玉英抱着小被子、小褥子在前头走，入秋了，天凉了，要给住托儿所的小儿子添上一些被褥。她看看表，再不快走就要迟到了。她头也不回地叫着：“小壮，快走啊。”
听听没有动静，回头一看，小壮正撅着屁股系鞋带呢。
“快点啊，别摔了。”
她听见儿子在后头叭哒、叭哒地跟了上来，一看，鞋带还是没有系好。让另一只脚一踩，还不摔跟头。
“你倒是把鞋带系上啊。”
小壮是听话的好孩子，他又弯下腰去系鞋带，两只小手七绕八绕，总是系不上。刘玉英叹了口气，只好走回来，把手里的包袱放在地上，给小壮把鞋带系好，她真想埋怨一句。可埋怨谁呢，孩子那么小，一大早还没睡够就把他抻起来了，又没哭，又没闹，还要他怎么着？
正好莫征骑着车子从后头过来，他捏住车闸，两条长腿一伸，着了地。“刘阿姨，您把包袱给我，我给您送到托儿所去，您带小壮坐车去吧。”
刘玉英有点意外，又有点过意不去。平时吴国栋在家的时候，莫征很少和他们搭茬儿。刘玉英觉得，吴国栋老有一种防范莫征的劲头，好像他们那个穷家，藏着十块金砖怕莫征去偷。按吴国栋的说法莫征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叶知秋呢，也让吴国栋觉着邪门儿，一个没结过婚的老闺女，收个小偷当儿子，这叫哪门子事儿！
瞧瞧，就是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来照顾她了。
“不耽误你上班啊。”
“一会儿我紧蹬两下就行了。”
“小心汽车啊。”
“没事儿。”莫征把刘玉英的包袱往后车座上一夹，紧蹬着车子走远了。
吴国栋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病房里睡晌午觉的人也都被他惊醒了。
有人关切地从床上探起身子：“老吴，怎么了？怎么了？”
吴国栋抱歉地解释：“没什么，没什么，魇着了。”
于是，人们嘟囔两句：“吓了我这一跳。”翻个身又睡了。
只有隔壁床上那个小伙子，好奇地想要问个究竟：“吴师傅，你梦见什么了？”
梦见什么，能跟他说吗？
这个修理雨伞的小伙子，不好好想想工作，整天惦记着写哪门子小说。他挣那些工资，想必还不够买纸的，一大摞、一大摞地写。光吴国栋住院这一个来月，就足足写了一块砖那么厚。成天拿个小本子，谁说句逗乐子的话，或是谁说到什么稀罕的事，他就记到本子上去，还专爱记那些牢骚和不满。
趁他上厕所的工夫，吴国栋翻过他床头柜上的那些书。什么普列汉诺夫写的《论艺术》，普列汉诺夫？在党校学习的时候，吴国栋就听说过，那家伙反对列宁，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看他写的书，这小子是什么思想？
还有一本什么“雕塑艺术”，上面印的男男女女，全都光着身子，看得吴国栋的脸蛋儿上像烧起了两片火。他赶紧丢开手，贼似的拿眼睛溜了溜全病房的人，还好，他们都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没有人注意他。
还有他那个小平头，跟杨小东的一模一样，方方楞楞的，在单位里一定也是个刺儿头。
吴国栋伸手抻下搭在床头柜小横杆上的毛巾，擦了擦汗涔涔的脸，翻过身去。他不愿意对着修理雨伞那小子略带嘲讽的、并且老在打量人的笑眼，那双眼睛，瞧着就“贼”，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一股凉风从脚底下钻进被筒。汗落下去了，可是胸口上还像压了个秤砣，沉甸甸的，让吴国栋觉着憋闷得慌。
那个梦，实在有点荒诞不经。
吴国栋先是梦见杨小东那帮刺儿头，一个个站在天车顶上往下拉屎撒尿；后来又梦见车间好像成了个大溜冰场，杨小东他们一个个全都穿着溜冰鞋，一边儿开床子，一边儿在车间里溜来溜去。那些个床子也好，毛坯也好，加工出来的零部件也好，全不是过去的模样了。尤其是那些刚加工出来的零部件，刚一加工好，就像长了腿，自己一蹦一跳地从床子上蹦下来，站到工位器具上去，跟刚生下来就会走的羊崽儿一样。车间里没有一样东西不在动、不在跳，闹得吴国栋眼直花，头直晕。不知谁又开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有人在预报节目：“现在，由葛新发同志表演口技。”
于是，喇叭里先有狗叫：“汪、汪、汪——”
后又有猫叫：“喵呜、喵呜、喵呜。”
然后是狗和猫咬架：
“汪汪——汪汪——”
“呜——啊呜——啊呜。”
吴国栋好像看见一条闷着脑袋、龇着牙的狗，和一只浑身乍着毛、弓着背的猫在咬架，咬得难分难解。
吴国栋使劲儿嚷嚷：“停车，给我停车。”
可是谁也不听他的，谁也不理他，还成心跟他斗气，一个个冲着他伸舌头，做鬼脸。
吕志民使劲儿蹬了两下冰鞋，溜到他面前说：“你那套不灵啦，现在得瞧我们的。”
吴国栋只好自己跑去拉闸，可又找不到闸门在哪儿。
吴宾一甩大拇哥：“闸门全在我们身上呢，这是新技术，您先学两天儿，啊。”
气得吴国栋使劲儿一跺脚，脚下“吱溜”一滑，摔了个仰八叉。他大叫一声：“反了你们啦！”便从梦中醒了过来。
这梦，怎么跟人说呢？
吴国栋烦心地叹了口气，眼睛落在窗户下面那张漆着白漆的小椅子上。上午杨小东来看望他的时候，在这张椅子上坐过。
杨小东现在是车间主任了。升得倒快。哪点像啊！坐还没个坐样呢，两条腿一劈，跨在椅子上，把椅背儿往墙上一靠，椅子的两条前腿就抬了起来。
吴国栋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儿盯着椅子，直担心椅子的两条后腿“咔嚓”一声给掰下来。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小东，你坐坐好，这么坐椅子可容易坏。”
杨小东倒是挺接受意见，二话没说，把椅子拧了个个儿，椅背朝前，两条腿一分，骑在椅子上了。唉，那是椅子，可不是驴。吴国栋忿忿地想，还车间主任哪。
他当车间主任，思想工作谁做呢？陈咏明竟然说：“让杨小东先做着。”
一个非党群众！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还指不定要谁做他的工作呢。
“厂子里最近有些什么事儿？”
吴国栋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刘玉英，也不是孩子。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他操心，那是女人的事情，何况刘玉英还是个贤妻良母。孩子们没病没灾，吃得饱，穿得暖也就行了。
他想得最多的是他的车间，那么些人，各有各的脾性，那么些事，哪样照应不到都不行。
“‘十一’厂子里开了个舞会。”杨小东好像专拣让吴国栋受刺激的事情说。
“舞会？谁组织的？”吴国栋的头，立刻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团委。”杨小东用大拇指来回地扒拉着自己的下巴，用眼睛斜睨着吴国栋，那眼睛里分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大惊小怪的干吗。”
“厂党委同意了吗？”吴国栋打心眼里不能接受。
“陈厂长亲自提议的。”
杨小东像是得了尚方宝剑。
这还了得，看着他们还不够热闹哇？蛤蟆镜、喇叭裤、录音机，再加上跳舞，全啦！唉，越来越乱乎了。吴国栋不信，难道厂里上上下下就没一个人反对？
“群众里头有什么反映？”
“什么反映？热闹极了，连厂长还跳了呢。那些技术员什么的，跳得真叫棒，不像我们，一蹦一蹿的。人家那个，斯斯文文，真像那么回事儿。特别是厂长跟他爱人，快三步转得满场飞。厂长还说啦，打扮打扮，愿意洒香水的洒点香水，小伙子请姑娘跳舞得先给人家行个礼，说声‘请’。还跟我们说，这可是个搞对象的好机会，看准了就追。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总比让人当间儿介绍来得自在。”
说到舞会，杨小东显然很得意，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竟还一上一下地跳了几下。
病房里的人全听得出了神，有嘻嘻笑的，有咂吧嘴的。
那个在大学里教书的病人说：“跳舞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社交活动，不知为什么有人把它看成是滋生流氓的酵母。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小流氓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愚昧，因为缺乏能够陶冶他们心灵的高度精神文明……”
他的话不能算数，知识分子自然赞赏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就看他平时打开收音机，净挑些什么东西听吧，又是什么“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再不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参加舞会，借了人家的首饰，就像陈咏明说的，打扮打扮。好，丢了，赔吧，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还清了债。为了什么？跳舞！祸害不祸害？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说：“是的，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他不愿意凑的热闹。
那位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说了：“什么精神文明，我不信那个邪，可我信这个：人三天不吃肉就得难受。”他笑了，浑身的肉直颤，连铁架子的病床也一块跟着颤，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吴国栋想，指不定他每天买到多少内部的“处理”肉，价钱又便宜、部位又好。别是医生诊断错了，他得的怎么不是脂肪肝？
还有一个小老头，不知在哪个机关里当文书，他又不是近视眼，可是别管看报纸，还是看护士拿给他的药，总是把眼睛贴得很近很近，倒不像拿眼睛看，而是拿鼻子嗅。就连听别人讲话，你也会觉得他不是拿耳朵听，而是拿鼻子嗅。他吸着鼻子说：“你们这位厂长，真敢干哪。没看报纸吗？今年和去年可不大一样，有好几次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批评了舞会。听说有的单位开舞会，也是偷偷摸摸地干了。没看出来吗？快有一股什么风刮来了。”
小老头说得对是对，就是有那么点见风使舵的味儿。
这种人，只要报纸上一提倡，他昨天还是跳着脚儿骂，今儿个就会举双手赞成。瞧他那样就像个旧社会的留用人员，油了去啦。
吴国栋真为陈咏明忧心起来。像他这么干，什么事都不管不顾，指不定就在哪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栽跟头，那就可惜透了。说到底，陈咏明是个扑下心来干工作的人，有让吴国栋心服的地方。不能因为他干了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把他的好处也一笔抹了。
“车间里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只是把开铣床的小魏和小秦两个人倒开了，让他们各自找了自己满意的倒班对象，重新组了小组。”
“为什么？他俩技术水平差不多嘛！倒一台床子有什么不行？”一听让小魏和小秦自由组合倒班对象，吴国栋又起急了。
“您在的时候，他们就干不到一块嘛，小魏说小秦干得差，小秦说小魏不出活，一直别别扭扭的嘛。这回让他们自愿组合倒班对象以后，心情挺舒畅，干得都挺好。”杨小东看出吴国栋又不满意了，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有满意的时候。杨小东对吴国栋甚至产生了一种怜悯：这种人难怪要得肝炎，挺好的日子，过得多么别扭，多么不痛快啊。自己不痛快倒也罢了，还让别人跟着他一块别别扭扭的不痛快，这是何苦呢。
没错儿，杨小东这一套理论，准是从陈咏明“自由组阁”那儿贩来的。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对杨小东说：“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在这个单位不行，换一个单位，怎么就行了呢？树挪死，人挪活嘛。当领导的别净埋怨群众不好领导，倒要想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能耐把大家的劲儿都鼓起来。这是一门学问，一门活的学问，跟万花筒一样，变化无穷。中国老百姓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苛刻，差一点就差一点，就好像去百货大楼买衣服，就那么几个号，长一点、短一点，差不离就得，好将就。人的思想，人的心，这玩意儿可是伤害不得。人世间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心，那地方是生出希望、信仰、理想、道德……总之是一切好东西、好思想的母亲，可不能漫不经心地对待它。没有谁的心，一生下来就是冷透了的，恶狠狠的，只有不公平的待遇才会把它磨得坑坑洼洼。照我看，能珍惜群众的心，这是当好领导的一大窍门，有什么难？”
有他什么事儿？
卖肉的师傅不买这个账：“嘿——你倒当个车间主任看看。”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挺认真：“你当我不会当是怎么的？”
吴国栋白了他一眼，又一想，是啊，早晚会是这些人接班，不管老一辈愿意不愿意把班交给他们。谁又能活过他们呢？
自由组合这股风越闹越大了，都闹到他的班组里来了。要是十亿人口，谁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谁想上哪就上哪，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怎么办？
着急也没办法，现在车间里是杨小东的天下。只要他病一好，再回到车间去，不当车间主任便罢，只要再当车间主任，一切还得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现在他只好见怪不怪地说：“你说好，就算好。你想过没有，要是大家都到美国去自由组合怎么办？”
“你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绝？要是人人在这儿活得都挺顺心，谁往美国跑什么？”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扑哧”一声笑了。“要是您能办到，您非得把每个人的肉体、思想，全锁进一个铁皮保险柜里不可。”
当文书的小老头，带着饱经沧桑的感慨说：“小伙子，你还是没吃过苦头哟。要是吃过苦头，你就知道铁皮保险柜的好处喽——”
吴国栋的脑袋里嗡嗡起来。杨小东走后，吃过午饭，他很快地睡着了，然后便做了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全是杨小东惹的。他来干什么？添乱！
打完电话郁丽文还在想，不知道自己是给刘玉英添了麻烦，还是替她办了一件该办的事。上午查房的时候，听吴国栋说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给刘玉英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来探视的时候，带点吴国栋平时爱吃的小菜。
电话里，她对刘玉英说：“我问老吴想吃些什么，他又不肯说。我倒是可以烧两样菜给他，可我又想，就是一样的菜，你做的和我做的，他吃起来却大不一样。”
郁丽文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打哈哈的人，她说的是实心实意的话，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需要自己亲人的体贴和关怀。
刘玉英谢了又谢，说难为她想得那么周到，晚上她就会送来。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你找谁呀？”
“你是丽文吧，晚上等我来接你。”陈咏明在电话里大声嚷嚷着。他大概用的是个公用电话，里面乱七八糟，什么声音都有。
“接我？”郁丽文奇怪了。自从结婚以后，他再没有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今天他是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
“在城里。”
“干什么来了？”郁丽文有点怨他，昨天晚上加了一个通宵的班，也不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不能等到过两天再办呢。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回头再详细告诉你，现在不好说。下了班等我，好吧？”
没有什么好吧不好吧，他从来就是指挥一切的。在他那一个人说了就算的果断里，并没有对妻子的不尊重或大男人的浑不讲理。有的，只是对他们的相爱、对一个人的意愿便是两个人的意愿的自信。
下班以后，郁丽文匆匆忙忙地把几本医学杂志塞进手提包，又对着门上的玻璃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掠了掠散乱的头发，急急地披上风衣，边往袖子里伸胳膊，边往楼下跑去。她在心里笑自己，怎么，又像当年去赴他的约会。这么多年了，他们好像仍然没有爱够。
没有，楼下并没有陈咏明平时开的那辆绿色212吉普在等着她。她拣了一张对着医院大门的长椅坐下，想着，不一会儿就会看见丈夫那张坚毅的、永远也看不够的脸。
清洁工在院子里扫荡着这个工作日里最后的痕迹。
郁丽文爱她的医院。
米黄色的大楼已经陈旧，楼角和楼顶的四周，被夹着灰尘的雨水，溶化的雪水，浸渍出灰黑色的色带。远远看去，像一个浅色的、装得太满的盆子，深色的液体正不断地流溢出来。
然而，这栋楼似乎就是她的家。她的老家。她在这里长大，学会走路，在这里遇见陈咏明，在这里生下两个儿子。
这医院有点像一个荒僻的小车站。别说是特别快车，就是普通快车也不会停站。上上下下的乘客，绝没有披浅色毛料夹大衣，坐小汽车，身后跟着个秘书的大人物。也没有穿着三接头皮鞋，拎着颜色漂亮、底上有滑行轱辘旅行箱的时髦人物。有的，只是些平头老百姓。挑着箩筐，背着背篓，穿着缅裆裤，腰里缠着家织家染的蓝布巾，吸着种在自家房前屋后、呛得人嗓子眼里发辣的烟叶子。这小站上，也许只有一个站长，一个售票员，检票员也许就是他自己兼着的。一个调度员，也许还得扳道岔。一个号志员……可是他们全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并不觉得直到现在还用手扳道岔有什么寒伧……
社会，目前还是由这样一个多数组成的。
她便是这多数里的一个。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才能，医学史上绝不会记载她的名字，学术交流会也不会请她去作报告。然而，她在数脉搏的时候，会实打实地数上足够的一分钟，绝不会数三十秒乘以二；不会在听诊时和别人聊天；不会在值夜班的时候睡大觉；不会用病人听不懂的术语去打发、搪塞被疾病折磨得绝望的病人……医生的岗位不在医学史上，而是在救死扶伤的责任感上。
到了现在，郁丽文还保留着当女学生时的习惯，每当一天过去，她会反省自己，这一天过得好吗？有没有什么差池？
现在，在这美妙的黄昏里，一面等待着丈夫，一面体味着一个紧张工作日后的劳顿。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乐趣。
七点一刻。陈咏明怎么还没来呢？郁丽文开始不安起来。陈咏明是个守时的人，几乎可以用“精确”两个字来形容他对时间的概念。在厂里开生产会、调度会或办公办时，他要求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十分钟。他说：“卡死时间有好处，这会锻炼出讲话简明扼要的优点，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消耗在讲废话的马拉松会议上。十分钟还少？如果有十个人开会，这就是一个小时零四十分，然后还要留出时间形成决议。”因此，一开会他就把手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谁发言超过十分钟，他立刻打断，再也不要听。一开始有些人很不习惯，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会后陈咏明又另有新的工作安排，怎么办？只有等待下一次生产会，或调度会，或办公会，党委会。那就会影响工作、生产，会吃批评。这迫使讲话不得要领的人，不得不迅速地提高发言的水准。
郁丽文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出了车祸？陈咏明开车开得太快。即使在市内的马路上，也会开到一小时四十到五十公里的速度。在城外的公路上，他会开到六十。要不是因为公路路面质量不高，或是怕汽车散了架，他还会开得更快。胆小的人坐他开的车，准得吓出心脏病来。
她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医院门口，翘着脑袋往路口望去，她的心，随着每一辆绿色吉普车的经过，希望地升起来，又失望地沉下去。
有个自己会开汽车的丈夫可真倒霉。
她颓然地坐回木椅上去，几乎要哭了出来。
暮色更浓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驶进医院。她看都没看它一眼，更没有心思去想，坐“红旗”车的人怎么会进这个小医院看病。
直到陈咏明站在她面前说：“等急了吧？”郁丽文才抬起因为焦急而显得迷乱的眼睛，一时竟不能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就是令她等得那么心焦的人。他怎么会坐了这辆车？又怎么会来得这么晚？
她又是恨又是高兴，竟好像失而复得一般，噘嘴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狠狠地白了陈咏明一眼。
陈咏明的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妻子爱他，想他，他是她的命根子。“我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坐这辆车？我还一直注意你那辆吉普呢。”
陈咏明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眼睛里的情绪是复杂的。那里面有对自己尊严被伤害的义愤；有不得不违心之后的自我轻蔑；有死不回头的执拗；有准备应付一切变故的镇定……
陈咏明转身走向汽车，对司机说：“谢谢你，请回吧，我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办。”
他在郁丽文身旁重重地坐下，顺手掏出香烟。打火机亮了，照着他一双愠怒的眼睛。“田部长的车……”
郁丽文等着，轻轻地向他更加靠近。陈咏明伸出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她把头倚在他的肩上。然而香烟熏得她眯起了眼睛。陈咏明注意到了，侧过头去，把烟喷向一边。他默不做声地一口接一口地狠狠吸烟，又一口一口地喷烟。郁丽文知道，丈夫在生闷气。
最后，陈咏明把烟屁股一扔，好像决心丢掉盘桓在心头的不快，站了起来。“走，上去看看吴国栋。”
“啊，敢情你不是来接我的。”
“谁说不是？！”陈咏明已经恢复了常态，调皮地刮了刮她的鼻子。
郁丽文跟着他向住院部走去。
上楼梯的时候，陈咏明又说：“一反常态。上午田守诚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到上级组织部门谈谈对整顿企业领导班子的意见，下午又亲自到厂里来接我。上次部里召开厂长会议，别说理我，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挨着个去每个房间看望各厂的厂长，偏偏不去我的房间。你以为这是疏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才不呢！在他那里，一招一式都是考虑了又考虑，谋划了又谋划的。”
“现在又为了什么呢？”
“哼！”陈咏明冷笑。“现在有个说法，要提我当副部长，田守诚乐得做出是他一手提拔，并且积极拥护的样子。暗地里却在散布我有野心，想当部长，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篇报告文学就是给自己树碑立传，为往上爬而制造的舆论。”
“我不要你当部长。”
“为什么？”陈咏明站住脚，回头看着落在后面两个台阶上的郁丽文，她难得这样任性地讲话。
郁丽文把眼睛转向别处，不对着他那咄咄逼人的、审度的目光，喃喃地说：“你更没有时间爱我了。”
他大笑，知道她是怕他到了部里会闯更多的祸，招更多人的恨。现在还只是个别的部长对他不满，而做人、做事都已显出它的艰难。
她过虑了。陈咏明能那么没脑子吗？他已经和田守诚摊牌，所以才耽搁了来医院的时间。
分手的时候，田守诚故作亲密地对陈咏明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安排个时间谈一谈？”
“是该谈一谈了。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其实呢，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特意安排时间。
“我到汽车厂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没有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没给你写过一封信，没有要求你给我解决过一个困难。为什么？我认为部里既然派我去，我就应该对部里负责。可是今天我要发发牢骚。
“我在机床行业干了二十多年，舍不得离开那个行业。虽然是隔行不隔理，但汽车行业我还得从头学起。我和你的年龄虽然不好比，终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部党组既然定了，我就应该服从。
“我去汽车厂接手的时候，一、二、三把手全走了。上班头一天，一大堆文件就送了过来，让我批。我连厂里有哪些职能机构，各职能科室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我怎么批？我说过，‘一个月之内我什么文件都不批，你们爱找谁批，就找谁批去。’
“当时，部里还有个工作组在厂里搞揭批查嘛，我希望他们多呆半个月再走，帮我撑撑腰，领我认认门儿，给我点时间，让我熟悉熟悉情况。这要求高吗？一看来了我这么个厂长，他们就说部里工作忙，走了。
“我那时觉都睡不成。半夜三更，人们还堵在我家里，让我解决住房问题、孩子就业问题、离婚问题、邻里打架问题……我困得实在不行，只好躲进车库，到汽车上睡一觉。
“有人还千方百计地刁难我、诽谤我，说这、说那。实在没什么可说的时候，又说我违反财经纪律，一个整顿，说我浪费了一千多万。这是造谣！我不过花了百多万。不花这些钱，汽车厂能有今天？
“说我的油漆刷得太多。我刷得还不够！刷漆是保护嘛！有的厂房顶棚已经腐蚀得只剩下一两个米毛，再不刷油，过两年还不塌了？职工宿舍的门窗，也有二十多年没刷漆了。有人口口声声说先维修，后制造。临到办起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车间里总得给工人隔出间休息室，给他们创造个休息的条件吧，不然他们自己就弄些破木板、破油毡一围。挺现代化的大厂房里，套着几个、或十几个这种东西，弄得像个贫民窟，不但影响生产也有碍观瞻。
“车间里的工作平台，是四根铁柱子绑两根横杆，再搭上几块板子，一摇三晃荡，连梯子也没有，工人得蹬着横杆往上爬，人家有安全感吗？现在做得稳稳当当像海上的采油平台，还安上了梯子，这难道不应该吗？
“前一段，我到几个省走了走。说实在话，两年整顿付诸东流，没有巩固住。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企业回生了，因为没有为巩固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验收工作组来了，屎窝往尿窝里一挪，等验收的工作组一走，又完了。几天的事。
“搞整顿，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怎么巩固整顿的后果呢？
“比方我搞了一个五千多平米的毛坯库。以前这些毛坯都是扔在车间里，或者露天码在绿化带和马路上。如果不建这个毛坯库，不把毛坯迁进去，怎么能使毛坯成方、成行，对号入座，张张相符，张张一致，符合整顿对毛坯的管理要求呢？
“又比方各种炉料，过去全扔在热加工车间的周围。场地又小，炉料一来全往那儿卸，这批刚卸下，那批又卸下来了。生铁上压着矿石，矿石上压着石英砂……这么一混，用的时候，可就费老事喽！怎么排得干净？一年能损失几万元钱。我又搞了个堆放场，把炉料分门别类，对号入座。不创造这个条件行吗？它牵涉到文明生产、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现在再看，不是存放炉料的地方，你连一个螺丝钉也找不着。再把那些空出来的地皮种上花草，围上栏杆，谁还能乱堆乱放呢？就像你这间办公室，地上铺着这么高级的地毯，谁还能往上面吐痰、扔烟头呢？不是那种环境和条件了。所以你得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和条件。整顿要求该上挂的上挂，你要有地方挂；该上架的上架，你要有架上，对不对？这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还有，为了一篇报告文学，部里有人搞了些什么名堂？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啦。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干。难道一个副部长的位子就能使人忘记一切党性原则？我还不想当呢！你要我来，我也不会来。要想当官，我也不这么干了，我还不知道宋克在部里的实力以及你和他的关系吗？
“你曾问我对那篇报告文学持什么态度，我当时回答说，我不参与。现在这句话我要收回，今后我不但参与，还要动员他们再来一篇，叫做《陈咏明如何下台》。我还要和他们合作，署上我的名字。不是有人造谣吗？说那篇报告文学是我提供的材料。为这部里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干部司司长带队，查了我一个多月。明人不做暗事，现在我倒真要给他们提供些材料，因为他们揭露得远远不够。
“你还问过我，知道不知道写文章的事。我如实告诉过你，也知道，也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知道，又犯了什么法？它是不是事实？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是指你们这种高级干部，我算什么？一个基层单位的打头人。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人宣传我，我是说为了一个副部长的位子，对一个闷头干活的一般同志造这种舆论，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今天请你给我指示指示。”
田守诚一面听，一面点头，好像极为赞同陈咏明这一席慷慨激昂之言。等到陈咏明请他指示指示的时候，他又襟怀似海地说：“唉，你要承认，当前还存在着不正之风嘛，怎么不理解呢？你肚子里有气，就出出气，甚至骂我一顿，也是可以的喽。”
田守诚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让人人都能皆大欢喜。“文化大革命”时，部直属厂全下放给了省、市，“批林批孔”时，市里又想拿陈咏明开刀，在一次会议上，田守诚因为没有看见走在陈咏明身后的某市委书记，深表同情地对陈咏明说：“听说又准备搞一搞你？”
话音没落，一回眼，看见了紧跟在陈咏明身后的那位市委书记。田守诚面不改色，立刻握住那位市委书记的手说：“听说你们又保了陈咏明一下？”
这脑袋有多灵！反应有多快！换了谁，一时也会显得尴尬、语塞。
话说完了。能指望田守诚有什么改悔，或对某些人来个批评？那不等于批田守诚自己？他能承认这是不正之风，陈咏明的愤慨似乎也就云消雾散了，他的要求不高。
但郁丽文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娇嗔地表示了她的忧虑，倒让陈咏明爱怜起来。他猛然弯下腰去，捧住她的脸，在她脸上落满急促的吻。但她站得太低，他双手伸向她的腋下，把她抱到自己站立的台阶上来。郁丽文一面笑着，一面想要从他有力的双臂里挣脱出来。“别闹了，当心人家看见。”
“怕什么，吻自己的老婆又不犯法。”
郁丽文用手理着自己被丈夫揉乱的头发，问道：“你去吗？”
“傻瓜，我才不去当那个部长呢！干些具体工作比在官场实在得多。”他无限憧憬地说：“我要把这个厂子办好，成立一个中国联合汽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过美国、日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简直不像个干企业的厂长，而像一个热情洋溢的、充满幻想的诗人。
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在陈咏明的头上乱颤，黑黑的脸膛变得更加红润起来。再没有比他更可爱的男人了，郁丽文幸福地叹息。
病房里的人多半看不出刘玉英是吴国栋的老婆，要不是她已来探视过多次，谁也不能相信。真不像。
她来了，从一个灰里吧叽的人造革提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用花生米、豆腐干、辣椒、瘦肉丁、豆瓣酱炒的什锦菜。那提包的式样至少是十五年前的。
“见好吗？”
“好点儿。”吴国栋盘腿坐在床上，脸上木木的，像个打坐的和尚。“小强、小壮都挺好吧？”
“还行。”
两个人的遣词用字都极为简略，语气也极为淡漠，好像怕浪费了自己的元气，又好像因为他们竟然是两口子而感到害臊。
然后两个人就没词儿了。刘玉英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的模样。两个脚尖，像那些守纪律的小学生，摆得挺齐，还稍稍往里撇着。
卖肉的师傅想：这娘们儿真不够味儿，来看病人也不在男人耳朵旁边悄悄地说两句私房话，脸上没有一点喜兴样儿，气色也不好，准是肉吃得太少。
因此，当陈咏明和郁丽文两个人走进病房的时候，简直像飞进来了一对天鹅，让他们觉得眼前猛然一亮。
刘玉英立刻站起来，搬动椅子：“陈厂长，您坐。”
陈咏明大手一摆：“你坐。”然后把病房环视一周，从修理雨伞的那个小伙子的床头和大学老师的床头搬来两把椅子，一把给了郁丽文，一把自己坐下。对吴国栋说：“好久没来看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吴国栋那木然的脸上，竟也现出一个公事公办的笑容，如同人们在接待室里常看到的那种。他坚决而迅速地说：“没有，没什么困难。”生怕一犹豫，就会让谁钻了空子，从而拉他下水，去干违法乱纪的事。
“那好，有你就说，不要客气。”
这时刘玉英对郁丽文说：“多亏陈厂长想得周到，给我换了个离家近的工作单位，又给小壮换了个离家近的托儿所，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听了，赶快从枕头底下掏出了钢笔和笔记本。
提起刘玉英调换工作单位的事，吴国栋咂嘴摇头说：“听说服务局趁势向厂里要了一辆卡车？”
“对，是卖给他们一辆。”
“这，不大符合政策吧？他们又没有分配指标，又不是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吴国栋不是假意，而是真的觉着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今年缩减基建投资，计划调整之后，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停建、缓建，产品的订货合同一下子减少很多，有的订了货还退货呢。汽车卖不出去，我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老向国家贷款行吗？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自己找出路，难道都躺在国家身上吃闲饭？现在是谁有钱买，我就卖给谁。”他向病房里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眼，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个买主，他随时打算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产品。“今年我还打算发展新品种，生产摩托车，这东西今后市场需要量很大。”
刘玉英急了，吴国栋真是不近人情，得了便宜还卖乖。她也顾不上是不是打断了陈咏明的话头，插嘴说：“国栋，人家是给咱办事，你怎么还这么说。”
陈咏明哈哈笑：“刘玉英同志，这点你就不如老吴。他这种精神让我佩服，并不因为自身利益就放弃他的原则。当然，这原则对不对，暂且不说。我也不能因为做了什么，就得他奉承我，何况这件事本来就是厂子里该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帮助不帮助。”
吴国栋点头称是。他觉得陈咏明在这一点上，和他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因此陈咏明的这番话，他听了心里很熨帖。
刘玉英仍是非常过意不去。
郁丽文轻声对她说：“别管他们吧，那是他们的事。”
吴国栋不放心地紧问：“拿计划内产品的材料，生产计划外的产品，部里同意吗？”
“向郑部长汇报过。”
“他怎么说？”
“他说：‘机械行业的企业，今年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吃不饱、发不出去工资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今年计划调整，基建投资减少，很多建设单位下马了，对机械部门的需要自然减少，生产任务自然要压缩。另一方面，大量进口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机械行业有我们的不足，可是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问题，很多机电设备明明我们自己可以做，却不愿意相信我们自己。难道我们都不行？三万吨水压机就是世界第一的水平嘛。当然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还得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要保护竞争，要有一定的市场调节，并且要使职工的收入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济搞活，逐步改变吃大锅饭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既然这样，工厂任务不足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可能找任务。不但要找饭吃，还要设法打开出口的销路，竞争过外国产品。过去的情况是干的不一定有人要，要的不一定有人干，现在大家主动找活干，总比让工厂闲着由国家发工资强。而且这还能激发工厂搞好经营管理的热情和主动精神，促使工厂树立为用户服务的概念；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概念；做好供应配件工作的概念；使工厂的领导人懂得企业管理不是只管大门内的事，还要讲究经营之道，学会做买卖。懂得除国家计划外，还有经济效益这一条。工厂拿了国家的基建费用，就有义务使机器天天转动，拿出好产品给国家积累资金。你们这个厂，大风大浪也见过，困难的日子也过过，经验也还有一点，办法也还有一点，就看你这个厂长，你们这个领导班子的本事了。也许坏事变好事，这种局面正是机械行业改组的一个好时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整个体制，但是突破一点是一点吧。总之，厂长们再照过去的老办法管生产是不行了。三中全会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我们得把这个精神同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我觉得郑部长把话说得挺透，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靠我们自己了。”
吴国栋脑门儿上的抬头纹加深了，每一条皱纹都像一个平躺着的问号，表示着极大的疑惑。
老办法不行了。老办法有什么不好？生产计划不是年年完成吗？就说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的“解放牌”卡车吧，用的还是五十年代那套生产工艺，也没见谁嫌不好哇，就那，年年还不能满足需要呢。瞎改什么，另改一套，还指不定行不行呢，不行的话，连这套也没啦。
自己找饭吃？还讲不讲计划经济啦？吴国栋在党校的时候学习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这么一来，还上哪儿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吴国栋没法说。部长说过了，厂长也说过了，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竞争过外国人这一点，吴国栋听了还算顺耳。不说别的，外国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国人多。在党校的时候学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离猴子更近，就凭这一点，中国人也比外国人先进，为什么竞争不过老外？只要大伙心齐、玩儿命干，别今天你一个主意，明天他一个主意，有什么不行的。再拿出五八年大跃进的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当时有个歌怎么唱的？啊，“……踢开困难，排山倒海，赶上英国老王牌……”多好的日子！多让人留恋和向往的日子！每天都像踏着进军号在前进，就像过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那股劲头，一个个胸脯挺得那么高；脚步跺得咔嚓咔嚓响；胳膊甩得刷、刷、刷的齐……那么些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听使唤。后来为什么凉下来了？唉，还不是总有人干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瞧现在，社会上乱成了什么样儿？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风，喊起“民主”来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谁感到不民主？只有地、富、反、坏、右才觉得不民主。啊，右，现在不算了，全都一风吹了。别说右不算了，连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场也出来了。老家里来人说，连算卦的也出来了，牛鬼蛇神又出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么能有这种事嘛。
他自己也闹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儿的感觉，像看不见的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在里面闹腾、作祟。一天天地、从早到晚，他都觉得日子过得不踏实，好像天要塌了。他好忧心啊。
陈咏明却饶有兴味地看着刘玉英给吴国栋带来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里加了什么可口的东西，那兴味并不亚于研究一辆新引进的汽车。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实际的年龄显得苍老。而他的脸，也许正是因为两种极端的混合才显得如此动人：孩子般的真诚、执着，和饱经世事的沉稳。
陈咏明的谈话使病房里所有的人听入了迷，别管是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当文书的小老头，卖肉的师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但不管是谁，只要他对生活还有那么一丁点热情，他就不可能不被这种谈话所吸引。
若干年来，他们读过不少中央全会的公报，听过不少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但那些经济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呢？总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让陈咏明这么一说，好像清楚了许多，原来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着、盼着的大实话。
修理雨伞的小青年，收起了钢笔，用手支着下巴，眼睛里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中央的精神是这么回事，怎么在街道学习会上就变成了干干巴巴的东西呢？如果让这些部长、厂长们给讲讲该有多好。
就连当文书的小老头，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动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变的、阿谀奉承的假笑。
教书的先生说：“嗯！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
卖肉的师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独特方式。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反应，他对郁丽文说：“郁大夫，往后您再买肉找我，您是要五花、里脊、肘子、猪肝、蹄子……只管说。”
郁丽文掩嘴而笑。
陈咏明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后看了看手表，吃了一惊似的对郁丽文说：“八点多了，你饿坏了吧。”
郁丽文没有回答，只微微皱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刘玉英果真忙乱起来：“哎，这，这是怎么说的，您二位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她依次拉开吴国栋床头柜上的抽屉和柜门，想要找些点心给他们。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教书先生从自己的小柜上，拿过一个饼干桶，递给陈咏明：“这儿有饼干，先吃点吧。”
陈咏明真不客气，想吃几片。他刚刚伸出手去，并且问郁丽文：“怎么样？来几片吧？”
郁丽文忙拦住了他：“你和老吴还有没有事？要是没事，就回家吧。儿子们也许等急了，他们知道我今天不值夜班。”
陈咏明好像这才记起，他还有两个儿子。“哦，没什么了，我不过是来看看老吴。”他又转向老吴，“你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吗？”
吴国栋忙说：“没有，没有，您也挺忙，别老往这儿跑了。”说着就起身，准备送陈咏明的样子。
病房里的人也都全站了起来，好像陈咏明是他们大家的客人。
陈咏明走到门口，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情不自禁地说：“您没事儿常来？”
陈咏明咂了咂嘴：“唉，说不准。我倒是应该常来，可是明天早上一睁眼，就不知道会卷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去，一拖就是很久，不能脱身。好，大家留步，别再送啦，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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