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十三万字的小说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构思缜密,情节复杂,从构思到创作完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能简单谈谈您的创作过程吗?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呢?是完全凭空想象,还是有背景可查?
写完后就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应该说有两三年的时间。
但完成后的与当初的设想相差很远,这就是我从来不写写作提纲的原因。写作提纲对我没什么用,我会不断质疑、否定当初的设想,正因为不断地质疑、否定,结果与最初的设想经常相去万里。
连这样八十多万字的长篇,我也没有写过写作提纲,只是想第一部写什么、第二部写什么、第三部写什么,然后坐下来写。虽然没有写作提纲,但脑子里无时不在考虑它,甚至连睡觉、走路都在想,那一年因为只顾想我的小说怎么写,走路时心不在焉,以致跌了一跤把踝骨摔断。
说到最初的灵感,我在《长篇小说选刊》的所谓创作谈中说过,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越是写到后来,越是不知道一篇小说的影子,最初从何而来,不像写作初始,非常明确自己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主题、人物什么的。
比如既不是凭空想象,也毫无背景可言。
难道是二十多年前在巴黎看到的那幅画吗,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肯定。
不过是有那么一天,一幅“画”突然出现在眼前,很模糊,说它是画也可,说它是幻影也可,这幅画怎么来、怎么去,毫无线索,只知道赶快扑上去,抓住它,抓住这个感觉,在与它不断地撕扯、逃匿与反逃匿中,线条才渐渐清晰起来,并成为一部小说。
更无法具体说出,这部小说是如何成形的。有时我想,我可能、不过是台机器,并没有自己的“创作”,我的所谓“创作”,仅仅是为我所能感知的、宇宙里的那个“神秘”,传递一些信息而已,它能选中我为它传递一些信息,是我的幸运。
“知在”这个书名甚至比“无字”更抽象,该如何理解这个书名,当初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您在接受钟红明采访时,对这个书名的解释非常简洁,只回答说“是一种态度”。呵呵,能否请张洁老师对书名做详细一点的解释?
就是一种态度。我想这个回答既是详细的也是包容的。
开始阅读的过程是产生疑问的过程,因为不知道一些不断出现的人物与最初的叶楷文有何关联。看下去,尤其看到金文茜在美国落魄的生活慢慢有了变化后,最初的疑问才渐渐找到答案——原来叶楷文并非主角;而且小说的每章内容跳跃性很大,一会儿讲今天,一会儿讲民国,一会儿又讲晋朝,这样一种故事架构方式在您以前的小说里很少见。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叙述结果讲故事?
如果有人说我是什么“风格”,我会感到害怕,那说明我已经固定了,改变不了了。比如你听德彪西听多了,就会感到重复,听贝多芬听多了,也有重复的感觉。艺术家要想突破自己是非常困难的,对功底不足的我更是如此,但只要我还写得动,就要为不形成“风格”而努力。
您在接受钟红明采访时,说过一句很可爱的话:谈到自己为创作恶补历史知识,做了种种努力,然后说“总的来说,遗憾很多,我干了一件自不量力的事。”呵呵,由此可见您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对这部作品,您对哪些方面比较满意;是否有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
的确是恶补。自小就不喜欢历史,历史常常考不及格,我母亲为此没少着急、生气,老师也没少打我的手心,你能想象得出,一个经常让老师打手心的女孩子,是个糟糕到什么程度的孩子,尤其在那个代。由于要写,才知道自己的历史知识匮乏到何等程度,真是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得恶补,可历史知识的极端匮乏,不是靠一朝一夕的恶补就能补上的,所以有很多“硬伤”,幸亏责编非常敬业,为我补了好些漏洞。
一般来说,每每写完一部小说的头几天,我会沉浸在“自得其乐”的感觉里,可是过不了几天,就会陷入沮丧,觉得哪儿都不行,我老是惶恐地问我的责编隋丽君女士:“你到底觉得如何?”
无奈之中,我通常会把目光转向下一部小说,只有更加努力地把下一部小说写得不要有太多的遗憾。不知怎么回事,我痴迷于文学上的不断求进,也可以说我和自己、和文学较上了劲儿。
中,有很多创作元素很符合今天大众青年阅读的口味。比如悬疑情节的设置,比如金家二格格和三格格的爱恨情仇,比如行文中穿插的一些词语,如“重金属摇滚乐”“藏獒”等。这些是一些通俗小说中的比较常见的创作元素,您把它们设置到中是怎样一种考虑呢?
我没有故意设置什么,就像我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说到的,是它们自己来到我的手指头底下,我就把它们敲进了电脑。我有几个忘年交,他们从不感到与我有什么代沟,尽管我比他们年长几十岁,甚至可以做他们的祖母。
而且我本人喜欢重金属摇滚乐,喜欢爵士乐、古典音乐等等,但绝对不会与流行音乐沾边。也曾试过接触流行音乐,可是我跟它毫无缘分。
您的创作有过很多次转型,您自己也表示,“希望自己打一枪换一窝”。这种勇于突破自我的勇气或者欲望来源于什么?人勇于挑战自我固然值得钦佩,但过程往往是艰难甚至痛苦的,您中感觉最艰难或最痛苦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是让您感觉愉悦的?
对一个认真的艺术家来说,终其一生追求的是感觉和表现的零距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感觉和表现的零距离。我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是近一点再近一点,但哪怕近一点点,哪怕是一毫米呢,也算是个进步。
我每天都在努力,如果我觉得今天修改得比昨天好,我的文字表现更接近我的感觉,那就是我的一个进步,一个“成长”,尽管我快七十岁了,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觉得每天都在“成长”,这样的“成长”带给我的快乐,是充实的快乐。
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无法跨越表现和感觉的距离,对我有多么痛苦,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笨蛋,失望透顶,丧失自信,有时甚至想掉眼泪。的第六章让我吃尽了苦头,可是谁让小说非如此发展不可,有时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向哪个方向发展,自己是控制不了的。
在中读者的确见到了一个新鲜的张洁,一个不同以往的张洁。您自己如何评价这次的突破?
这不能算是突破吧,只能说是我在不断地努力。当然,如果读者喜欢这个张洁,那我在这里诚恳地说一声谢谢。
但不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会向自己的目标努力,写出一篇又一篇不同的小说,比如即将在今年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那个短篇《四个烟筒》。不管他人喜欢或是不喜欢,我是喜欢的。作为一个爱和自己较劲的人,我能如此喜欢,那可能真是值得喜欢的。不过也很难说,说不定过几天我又陷入沮丧,觉得哪儿都不行了。没准儿。
晋朝的皇后贾南风是被世人咒骂的女人,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千般丑恶、万般无耻。您在中描写的她,虽然也有残酷暴戾的一面,但对待一痴却柔肠百结,对于爱情万般无奈。这样处理贾南风这个人物,原因何在,依据何在?
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包括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把自己、历史,斩钉截铁做了结论的人和事吃透了吗?
包括作家们以及我自己,我们能肯定地说,我们笔下的人间万象原本如此吗?
不,那只是一个角度、一位作家、一个个体、一种价值观念等等,对某一现象、事物的思索和理解,而不能代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答案。
虽然情节玄而又玄,虽然一幅晋画牵扯出那么多人的不同命运,但在这些背后,爱情仍是主题。中的爱情令人悲观绝望;的爱情似乎带给读者的温暖也不多。姐妹俩争来抢去的男人乔戈竟是个政治、爱情都脚踩两只船的变色龙;安吉拉狂恋的警察约翰逊不惜杀死约翰逊太太,最后一命抵一命;晋惠后贾南风不得不亲手下刀为自己的心上人去根;即便金文萱好不容易获得真爱,但夫妻却在十年后一起葬身火海。只是私生子托尼的命运还算可以,起码求得现世的安稳。为什么您笔下的爱情都是这样的结尾,为什么您把托尼的命运进行这样的设置,您个人的爱情观是怎样的?
爱情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我说过,这部小说的主角是那幅画,既然如此,爱情怎么会是它的主题?只能是它的载体。
说到爱情,不过是站在远处看的一道风景。千万别以为我有什么阴谋,比如把这句话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上所说,这只是一个角度,是个案。
在中有很多宿命的东西,很多人的命运似乎是只是为了完成某个神秘的使命。您相信命运吗?您与命运抗争过吗?
我相信命运,相信冥冥之中那个神秘的力量。由于我是一根筋,当然不识时务地与命运抗争过,可我最终明白,一切自有安排,或是说早就安排好了,即便看上去像是自己抗争的结果。
听隋老师说,的封面是您自己设计的,目前该书的美编还没把书封面发邮件给我,我还没有看到。请您先讲讲这个封面的设计思路吧?
要说起来,还是你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是我通过玻璃拍摄的一个光源,又经过一番“制作”。我曾试着再拍一次,可就是拍不出来了。我觉得用它作的封面很合适,看上去它真像一幅没有固定主题的画。
听说上海方面已经在跟您联系,有意把改编成电影。目前这个事情进展如何,如果合作成功,您会做电影编剧吗?现在有哪些具体进展可以透露?
的确有几个单位联系做影视的事,但还没有具体化,这也不是我热衷的事,一般来说,我对自己的小说改编影视的兴趣不大,没有强烈的愿望,爱行不行,爱拍不拍,更不会花时间去做编剧。我得赶紧写下面的小说,毕竟我快七十岁了,真担心写不完那些小说就去见上帝。我写小说上瘾,就像有人喝酒、吸烟、打麻将上瘾一样。
完成的创作后,您曾说是您最满意的作品;还说“不会再写那么大的作品,写不动了”。您是如何看待的分量呢?有的艺术家在攀登了自己创作的顶峰后,在卸掉使命感后,会尝试一些与以往不同风格的作品,或者自己原来好奇的东西。您如何看待自己在之后的创作?
我会向多元化的小说努力。
李敬泽老师评价时说:“张洁并非找到了新的风格,她是真的认为她必须和只能飞翔。当这个时代文学思维的主流被沉重的肉身、被此时此地所支配时,张洁在激越地飞,俯视着,看人间万象明灭,如露如电如梦……”对这种评价您怎么看待?
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希望读者一下子就把我隐藏很深的意图一把揪出,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我的无能,一眼就让人家看穿。也有点像是捉迷藏,一下子就让人家抓住,还有什么悬念?当然也不能是个死谜,但总希望这个意图,过上几年再被人挖出。
奇怪的是,再也没有谁像李敬泽那样,能把我隐藏得很深的意图一把揪出,比如对,比如对。有时候,看着人们这样或那样解释我的小说,就像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人蒙着眼睛摸瞎,有点好玩儿,可我没有一次能逃过李敬泽的法眼。
也再也没有谁像李敬泽那样,把我欲盖弥彰的那些不足,也一把揪出,让我好不羞惭,真是会脸红的啊。
对他的评论,我既有期待也有一点恐惧,有点像是接受一个外科手术,有切去肿瘤的疼痛,也有病灶除去后的安恬。
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谈及的缺陷,他很“不留情”,但在评论文章中,给我留了很大面子。
您是把创作当作生命存在方式的人。这样的人势必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非常苛刻。您是怎样看待大家的评论的?对于赞扬是什么态度,对于批评又是什么态度?
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比如我绝对知道自己比某个作家写得好,不是好一点,而是好许多。但我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如很多作家。所以我并不喜欢一味的“好话”,如果一位评论家、一位读者能点着我的“死穴”,我会觉得是收获,是赚了一把,因为我可以在下一部小说中改进,哪怕使我的创作有些许的提升也是好的。
事实上,就听取了几个朋友和责编的意见,进行了多处修改,他们的意见,使我避免了更多的失误,小说也因此丰富许多。我觉得我是个有福气的人,朋友们的阅读非常认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如果人家马马虎虎看看,然后说个“不错”,我又能如何?
您是个创作欲望强烈的人。您曾经说过,在后,还要创作三部长篇小说,短篇若干。现在已经“交卷”了,新的长篇已在构思中了吧?可否透露一二?在您接受采访时,好像隐约提过,某个新长篇的灵感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火山岛,能具体说说吗?
已经在构思之中。
去年本是去西班牙的一个火山岛旅行,突然却又得到一个长篇的灵感,我不能不把它视为“神秘”送给我的礼物,因为去西班牙之前根本没有想到创作。
一件事,落到、或是说找到你的头上,肯定有它的前因后果,虽然我最终、今生可能都无法得知究竟。谁能知道往生呢,谁能知道来世呢,没人可以解释,也没法解释。
也许有些事早就储存在你的灵魂里,说不定什么时候,说不定在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它就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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