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来要去你那儿，但这里有事走不开。写信也一样，我想你会重视这件事的。我此刻的心情很急切，怀着这么一线希望。我接到了一位好朋友的信。他原来曾和我在一起工作，几年前调到了你们市里的一个区电影院。从信上看，他现在的处境糟透了。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帮不了什么，只好求助于你。你离他比较近，更重要的是，文化局局长是你朋友。你跟局长讲讲，让他随便关照一下，哪怕是去个电话也会好一些。总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真难为你了。

        他叫杨阳，今年二十七岁。他画油画，怎么说呢？说他画得多么多么好，大约你会嘲笑我。不过我讲出真实的感受，也就是我感觉得到的这个人，大约你不会取笑我。他几乎没有发表作品，也许只发过一两幅黑白插图也说不定。先后考过两次省艺术学院，没考上。他的事一直使我耿耿于怀，我怕他这样的人对付不了如今的生活。简单点说吧，我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或者这样说，如果不出更大的意外的话，他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想象的意外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这样的性格不能取得周围的谅解，他又接受不了来自环境的各种刺激，接下去性情更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时候他身体也糟了，精神也垮了。一句话，他完了。另一方面是他如果恰恰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不识好赖艺术、不识大才的毛病，可以叫做艺术的瞎眼时代。这种时代无论其他领域有多大成就，但就精神生活而言，是非常渺小的、不值一提的。这种时代往往可以扼杀一个艺术家，使他郁郁萎缩，最后在艺术的峰巅之下躺倒。总之，他差不多也完了。我现在还来不及为这一方面担心，你知道，我担心的是前一个方面。

        他在那个小影院里画广告画。那儿其实什么都上演，你知道这种场所是弄钱的。主要是武打片，偶尔也演演小戏、杂技和魔术。杨阳倒不在乎这些，他反正只是画广告罢了。据他信上讲，他的广告画在四周是有口皆碑了。不过是否对影院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他倒没提。你知道他过去在省里工作，后来得了病，病得较重，需要人照料，就要求回老家。那时候可能是疾病的影响，他显得急不可待，恨不能立刻调回去。我对他说，你来省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要走也不用那么急，再说病也稳定住了。我的意思是走也可以，但要联系一个好点的单位。他说自己目前能到一个搞艺术的部门最好了。他说到这上面就发出“啧啧”的声音。他说如果能上区文化馆什么的，也很棒。我给他联系过几个地方。有个文学期刊需要美编，我就推荐了他。可后来没成。人家找画家看了他的画，说不行不行，他的画连造型都不准。再说又无学历。接着又联系了几个类似的单位，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杨阳。他万念俱灰，又想起了自己的病，就急急忙忙地联系了老家的几个单位，收拾行装了。

        现在讲起这些我真后悔。我应该拦住他才好。因桌子也会发生冲突。我不敢说有很多人喜欢他。领导一次次批评他，连一些毛小子也要找茬儿训训杨阳，再跟领导汇报说：“我们又批评杨阳了！”……差不多所有人都嘲笑他的画。人们似乎不能容忍在这样一个大机关工作的人在纸上画来画去的。要说的太多了，总之是他该离开这儿。他走的那天，我和爱人起早去送他。记得那个秋末的夜晚，下了冰凉的雨，我们一路都踏着残破的落叶。

        那个市的文化局并没有让他搞专业。他们推脱说文化馆的人员超编，让他去电影院画广告。杨阳没有太多抱怨，干得挺来劲。除了画广告，他还要打扫卫生，抓逃票的人，等等。他尽管不太情愿，但总还是按影院经理的要求干了。事情糟到如今这个地步他也闹不明白。经理一天到晚对他吹胡子瞪眼，骂得非常难听。他有时真认为一个人刚开始搞艺术，无论如何还是待在大城市要好一些。那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他在这个大机关的窘境，考虑到他的疾病。我想他离父母毕竟近了，那样会好得多。在这个大机关里，搞艺术的人天生就不能容身，各种烦恼都汇拢到你这儿，使你招架不住。杨阳当时二十多岁，刚来这个机关时也不过十几岁。他怎么得了这么重的病，我完全清楚。他也许真该走，回到他那片土地上去。也许他回去了，病也就彻底好了，我心里渴念着会发生这样的奇迹。老家来函，同意他回文化局工作，具体工作待定，大约要到文化馆画画之类。杨阳高兴得很，似乎这一生的问题都有了着落。我当然也松了一口气，替他庆幸。你知道，在这儿他会彻底给糟蹋了。他似乎特别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工作，因为他实在受不了。经理让他干这干那，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怒斥，还扣掉他的奖金，故意羞辱他，不让他画画。你可能不知道，艺术天分很高的人往往有极强的自尊心。经理想方设法折磨他，还说：“比你个熊样儿强的我不知制伏了多少，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影院里分配宿舍，故意让他提要求——他与好几个修理影院房屋的民工挤在一起，身上爬满了虱子，他要求换换地方。经理哈哈大笑，说行行行。结果是新宿舍没他的份，还把民工中最脏的一个老头子塞到了他们已经极端拥挤的屋子里。他没办法，只得设法求人找了一间民房。那儿离影院稍远一点，经理就偏让他做夜班守场子，还要赶早班打扫卫生。只要来晚了一步，那就一定要大会批评，扣发奖金。杨阳要求调走，经理说：“没门。”杨阳连起码的自由都失去了保障。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从另一个区里打来电话，办公室的人接了，说一声“杨阳不在”，“砰”的一声就扣了。他还常常丢信，有一次就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我给他的信。

        最奇怪的是杨阳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经理。他真的不知道。我回想一下他在省里工作的情形，发现当时他对领导的厉声厉色也常常表现出迷茫。他好像什么也没做错，又什么都错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你或许会根据这些找到一点办法。注意，听说经理与文化局局长也是朋友，不要在局长跟前说经理的坏话。你只说杨阳还小，不懂事，望他们照顾一下就行了。我不知道你与经理跟局长谁关系更深一些？总之你会找到适合你的角度的。也许这些在你看来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你千万帮帮忙，你相信我对他的判断吧，他需要你的手，真的。

        二

        信悉。你信中问杨阳与经理矛盾的根源在哪，这可得让我好好想想。不错，你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杨阳的来信又多又长，我曾竭力从字里行间分析着，问：到底为什么？

        看样子经理是下决心要折磨折磨他了。这决不是一般的矛盾。杨阳说自己平时太拖拉，不会待人接物，甚至是没有给经理送礼，等等。我想这些都可能酿成矛盾，但不会是关键。他们之间肯定还发生过什么更大的事情，不然对方不会这样想方设法去整一个涉世尚浅的年轻人。我的每一封信几乎都要探根问底，想找出症结来。他的来信只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刚到影院时给经理画了一幅像，画得太像，惹经理不高兴啦；什么有一次见经理爱人在街上扛着一块纤维板没有帮她一手啦。我知道这是被我的信逼急了，他挖空心思追记下的。怪可怜人的，看来他真的搞不明白。

        有一次他来信中无意间流露出这样一件事：经理的女儿从师范学校放假回来，曾去看过他的画。她长得不错，真不像是经理的女儿。她来了两次，那副神气他很讨厌，等等。我看了心中一动：是否因为恋爱婚姻问题伤害了领导呢？你会明白，这个问题有时是很敏感的，特别是基层一些干部，自尊心都是很强的。比如说如果经理的女儿对杨阳有意，而经理也有这个想法，那么杨阳不理睬，拒绝了，经理就会觉得受了侮辱。发展下去，杨阳工作中是吃不消的。这都是我的假设。我后来直言不讳地在信中问了杨阳，问他有没有这种情形——经理方面直接提出的，或者仅仅是暗示出来的。我让他不要急于回答，最好是仔细想想，想想他的女儿那天都说了些什么，以及经理在他面前是怎样议论自己女儿的。更主要的是影院其他工作人员有没有人在他跟前说起过经理女儿，并有过试探性的话？杨阳停了些日子才回信。他差不多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只是他又如实地追认了关于别人在他面前议论那个姑娘的几句话——那天中午他正和两个人在影院门口安放广告牌，经理女儿从一边走过去了。其他两人都是经理的小耳目，很受重用，可他们这会儿远远打量着，说她的黑裤太紧了。杨阳信上写：“总之，他们说得很下流，我没法告诉你。”

        杨阳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十分内向。我曾经担心他永远学不会与女孩子相处。我不相信一般的姑娘会去爱他。他长得很瘦，背好像永远挺不直。我那时常用一只手顶住他的腰椎，用另一只手使劲扶他的胸部。他笑着，说：“真是的。”那大概是说这样没用吧。他几天里也笑不了几次，好像永久地思考着什么。可是他如果笑起来，就会真正地笑一次——我从没有见过比他笑得更真更纯的人。那双眼睛完全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笑了，两手垂在身侧，或者插在衣兜里。这个时刻如果我跟他说什么，他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干脆不予回答。好像这一段时间在他那儿是专门用来笑的。他是可爱的吗？我觉得是这样。但更多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机关那时候姑娘不少，她们看也不看他一眼。临近的一个单位有一位四十余岁的姑娘常过来办事，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她比较漂亮，只是脸色不好，走路时轻手轻脚的。她十分喜欢杨阳，常盯着他的脸目不转睛，说：“小杨阳，小杨阳。”有时还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杨阳很不驯顺地一昂脖子跑开了。有一段时间杨阳负责保管图书，那个姑娘借走了很多，逾期不还。杨阳因此与姑娘恼了，她在楼梯上小步跑着骂：“你这个小瘦猴……”当然，杨阳在画画中也有了他的女友，但那是后来了。他们最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看，杨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这儿的姑娘眼中不是出色的青年，在你们那个小城里呢？我想经理女儿不会看上他的，他们的矛盾也不会由此而生。当然，这事你还可以考察一番。大概不会有什么事。

        仅仅从信上了解情况是不行的。你最好能到他那儿去一趟。如果能住上几天就更好了。你可能发现什么线索。一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因为那个经理，虽然官职不大，但也要管理一个影院，一般情形下不会花费这么多精力去对付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可是杨阳对我隐瞒了什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信赖我，寄希望于我，盼我能找熟人把他调出或是怎么的。他明白：我需要最真实的情况。

        三

        我在梦中见到了杨阳，他的样子使我一整天都不高兴，急着要给你写封信。这样也许会好一些。我见到他瘦骨嶙峋，面色发乌，头上长了青苔。我去握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他领我到他的屋里去，我就跟上他走了。在一个大影院的地下室里，黑咕隆咚的，我不知踏过了多少台阶。空气越来越湿，气味难闻极了。有蝙蝠从里面飞出来，把粪便甩在我的身上。又走了一会儿，见到了一线光亮。杨阳说：“到了。”我一看，地上渗着水，铺着稻草，卧了好多男女。我凑过去一看，见他们都是麻风病人。我的心颤抖着，贴着滴水的墙往一边挪动。好不容易到了杨阳的小床跟前。这是一张小木板床，为了与麻风病人隔开一点，四周都挂满了画。我坐在床上，满眼里都是画。画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少女，也有麻风病人。他们残缺的四肢使我不敢正眼去看。杨阳说他在他们中间惯了，终于可以画他们。这里有天然的模特儿。正说着话，杨阳的咽喉被什么卡住了。我转脸一看，见一只黑红的手从画页间伸出来，卡在杨阳脖子上。不用说这是个病人，我尖叫了一声。后来我醒了，吓出一身冷汗。

        这个梦当然是不祥的。伙计，你来解解这个梦吧。

        一整天我都感到有些恐怖，爱人问我怎么啦，我也没有回答。杨阳的实际处境幸亏要比梦中好。他的事近一年来成了我很大的心事。我现在甚至想，杨阳会不会一气之下做出什么让人吃惊的事呢？你知道他的性格让人担心。他成天不说话，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一旦行动起来是很莽撞的，又没有人和他一起商量个事情。他绝对不能没有朋友，可如今偏偏就没有！我有个过分的要求，我想请你接信后去看他一下。哪怕谈五分钟也行。你把见到的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他的住处糟到何等地步，这是我尤其牵挂的。

        上次我信上讲他离开了和民工合住的小屋，自己找了房子，但房子太远，经理又瞅这个机会治他，现在很可能又搬回来了。如果这样，算是糟透了。你跟局长谈话时，可不要忘了房子的事。杨阳如能有一间宿舍，在外面受够了气，回去还可以轻松一下。现在连这样一个地方都没有。他现在的住处比在省城机关里还要差，这是我远远没有料到的。那时这儿的宿舍太紧，单身汉不可能一人一间。杨阳与另外四人合住一间小平房，潮湿得很。那四个人都属于“积极要求进步”一类的机关干部，这类人不用说你会很熟悉。他们简直不给杨阳一点好脸色，下班回来时常常教训他、调弄他。杨阳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写生，有时回来稍晚一点他们就不开门。那四个人刚刚从下面调上来时我见了，一个个穿得很土气，当然也比较质朴。由于杨阳早来二年，他们自己显得很自卑，抢着与杨阳说话。两年之后，他们渐渐认识人多了，没事常到处长科长家串门，知道杨阳是机关里不受欢迎的人，于是就变了脸。四人之间也勾心斗角，但对付起杨阳来却是非常一致。这个嫌他的画“恶心”，那个就说“油漆味顶鼻子”，弄到最后就偷偷踢杨阳的画。有一次杨阳气得再也忍不住，一气之下抓起了一块砖头，他们吓得赶紧跑了。事后他们一齐去找科长报告，又找了副局长，说杨阳犯了精神病，要杀人。

        杨阳当然精神健全。奇怪的是当时几乎全机关的人都认为他或多或少有点不太正常，他们眼里的正常，当然是与整个机关的气氛色调完全相一致的那一切，是一个人的极大的改变自己和掩饰自己的一种能力。面对生活，特别是这个城市的生活，一个人的忧虑多思和常常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一个有着如此良好素质的人，面对最丑恶和最绚丽的，不能不长久地陷于激动。至于那种所谓的“敏感”，也是完全正常的。人的各种器官不应该退化，他本来就应该敏感。不然麻木痴呆才算正常。在这个机关里，一个人要进步，首先要学会忍耐，要收敛起一切创造的能力和才华，要克制鲜活蓬勃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冲动。总之，要变得真正地平庸，而绝不仅仅是伪装出的一种平庸。

        更可怕的是那些来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的压力。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就像在一个气压失常的世界里，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无法忍受而跟你抗议、捣蛋，你本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首先是憋闷，是左胸胀疼，是极度的烦躁。那是什么器官在抗议？是心脏！是人体的动力源头！你忍受着，而且，要长年这样忍受。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向无色无味的空气抗争呼叫吗？在我们这个机关里工作，总有类似的感觉。你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有着同样的音量和微笑说话打手势的方式。他们见了领导一律围过去，见了客人一律握手，见了颓废现象一律谴责。没有什么不正常，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这是费时多年、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修造出的一张奇怪的、富有弹性又极为执拗的网络。一个人想突破这张网是不可能的。你用尽全身力气在网眼那儿挣扎，那张网于是极有礼貌地随你的挣扎凸出一块，迁就着。但你的力气渐渐使尽了，它就缓缓地用固有的弹力把你收回来，收到原地、网的中央。你如果不甘心，当力气缓过来时不妨再试一次，但我敢担保结果与以前相同。你只有坐在这张网的中央。

        我体验到，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无时无处不在，那就是要把生命扭曲、要它改变本色的一种力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要与这种力量搏斗的，最后弄得精疲力竭。这种抗拒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并且永远不会终止。大多数人，比如杨阳，他们与之搏斗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无从明确，所以才充满焦躁和烦恼。生命之火本来就应该熊熊燃烧，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力量要将它熄灭，都会遇到顽抗。维护欲望和个性，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杨阳的坚韧不屈和勇敢。这与他衰弱的躯体几乎是不相符的。他一声不吭地画下去，不停地创造，不理睬那些白眼。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是必然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会惊讶了。真的，他天真质朴，他没有别的生活方法……

        你去时如能多留意一下他婚姻方面的想法并对他有所帮助，那就更好了。他大约回去后通过别人介绍或别的方式认识了两个女友。一个早断绝了往来，另一个他正犹豫。这方面的问题我想也会是造成他痛苦不安的重要因素。我觉得他对两个姑娘都不怎么爱，谈不上什么炽热的爱情。前一个是个修鞋厂里的女工，据他说样子虽不太好，但很“古怪”——这个词你不了解它的独特含意，它在杨阳那儿是“极有特点”“有韵味”之类的意思。他们谈得不错，她从厂里偷出一种布让杨阳作画，两人还去河边上散步。后来是女方的父母打听出杨阳在单位“干得不好”，“没有前途”，就硬逼姑娘离开了他。他开始苦恼，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一开始就不是那种铭心刻骨的爱。后一个完全是别人撮合的，是郊区的一个打字员，人长得也不错，只是有轻微的狐臭。这倒不要紧。要害问题是她想借此缘由调到市中心机关工作，这就没有多少意思了。但她似乎缠住了杨阳。他又很软弱，经不起温柔的手掌。

        四

        不知你去了没有，我又想起了要紧的一件事。如果你去之前接到这封信就好了。我想请你当面劝阻杨阳，不要让他再那样画那个打字员了。这本来是个平平常常的事，可在那个地方容易弄成一件新闻。杨阳在来信中流露过这个意思，说如果经理知道了也许会抓住这件事做个大文章。不过他信上说为了艺术，永远不会对这些愚昧丑恶的东西让步。我在给他的信上表示了忧虑，但并没有干脆地制止。就他目前的处境看，这样也许不妙。

        那个打字员是主动让他画的，做各种姿势。但没有画裸体，尽管杨阳很需要。顶多是她少穿一点衣服。我从信中分析了一下，打字员让他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她想借此与杨阳多接触，巩固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将他缠住；再就是让另一个人画下自己来，她也觉得很有趣。杨阳曾寄来了关于她的三张素描，我想那是蛮动人的。你想，由于对方这样做的目的性不纯洁，他也就没有必要和她合作下去。再说我更担心的还有其他的问题。杨阳毕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对于异性的热情燃烧起来，也许会把理智抛到一边的。那时他肯定会加倍地痛苦。还有，那个姑娘的品行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如果她为了达到与其结合的目的而胡缠起来，拙讷的杨阳会陷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还有经理。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收拾杨阳。那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骂流氓了，甚至做出更卑劣的事情。这样的事还是想在前面好。

        我之所以让你当面劝他，是因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你给他分析一下利害。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在这儿的机关里工作时，他常懊恼地对我说：“人体！必须画人体！”有朋友给他走了后门，让他去艺术学院画过几次裸体模特，他恨这一切开始得太晚了。你想他目前在一个小城里，遇到一个可以画的人是多么不容易。他不会轻易让步的。但他还是必须忍耐一下，也许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你从他那儿回来，如果时间允许，最好按我写的地址到他父亲那里去一趟。那是一个老实的退伍军人，曾经在朝鲜战场负过伤。你去了之后，跟老人讲一讲杨阳，使他相信他养了个好儿子——过去这位老同志是这样认为的，可如今不行了。一个在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见自己的儿子在单位上没有工作好是非常气愤的。他不相信儿子做的那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常常写信去责备，用命令的口气让儿子停止画画。他没法明白他的儿子已经没法停止了，就像难以突然间终止自己的生命一样。父亲的态度使杨阳感到压力很大，因此放假的时候都不想回去了。那个老人认为儿子在省里的大机关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如今得了病调回来，虽出于无奈，也算做一次可耻的退却。

        五

        真感谢你去看了他。你所看到的一切或许比我告诉你的还要糟，这真不幸啊。我写到这儿，隐隐地觉得这不幸绝不仅仅是属于杨阳自己。

        你观察了，询问了，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劝解。可你说对杨阳与经理难以调解的矛盾更加茫然了。你说你一直在试图弄清这种矛盾的症结在哪里，见了杨阳以后，变得越发糊涂了。

        好像杨阳与经理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相信你的话。所以我对于经理一班人如此迫害一个手无寸铁（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汇！）的年轻人而感到无比的愤怒。我心中无法压抑的郁愤使我坐卧不宁。为什么，凭什么？他严重地伤害了什么？他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吗？你亲眼看见了他是一个什么人——面色苍白，瘦弱单薄，一双腿像儿童一样细，站在那儿颤颤悠悠的。

        你一定会记住他的眼睛。我以前也跟你描叙过这双眼睛：深深的，亮亮的，透出了莫名的忧伤。这眼睛望着我，常常使我不知所措，好像要做些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去做。不是这眼睛太复杂了，而是这心灵的窗洞太单纯了。一切都在这双眼睛面前化繁为简单，变得质朴无欺。

        我像你一样思索着怎样去缓解他与周围的矛盾，并力图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由。看来一时无力做到。正像你信中所说的，他按时上下班，从一开始到现在，一如既往地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他不知道经理为什么恨他恨成这样——有时像是对他发泄着什么。这些当然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但由于来自父亲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他的忍耐已经快要使他发疯了。

        这里面简直像藏下了什么谜一样。每当我无力破解的时候，我就想从与他相处的那几年的情形中推导出什么。在这个大机关里，我说过，他显得格格不入。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对领导的指示也总是服从。不一定从哪个方向伸过来什么东西撞击他一下，使他晕头转向。他瞪大一双吃惊的眼睛四下看着，怎么也闹不清原因。我们的机关大楼很高，平常不开电梯，上下楼的人都走楼梯。我现在还能回想出杨阳急匆匆地在楼梯上奔跑的样子。他的头发被汗水贴在额上，一个人跑着。其他所有人都手搭扶杆，缓缓地踏着台阶。杨阳瘦瘦的身影在栏杆空隙里闪动着，很像一只小鸟在挣扎。我当时不知道，他那会儿病已经很重了，可他像我一样毫无察觉。他在楼梯上跑着，性子很急，老处长皱皱眉头说：“胡乱跑什么？”杨阳赶紧放慢了步子。他像别人一样缓缓地踏着台阶，有时离别人近一些，又往一旁闪一闪。有的老同志厌恶年轻人挨得太近，生怕把自己挤下台阶，就用眼角扫着他。杨阳有时干脆立在一旁，孤零零地等候着。

        这座机关大楼每到了午夜就变得幸福可亲了，因为只有这时候才是杨阳一个人。整整一天他都不吱一声，偶尔走出办公室，也要沿走廊边上蹑手蹑脚地走。办公的人们一声不响，这种气氛使杨阳大气也不敢出。他坐在桌子一边，两眼直盯盯地瞅着什么，有时眼神里突然有兴奋的火星在闪动，一只拳头不知不觉握得紧紧的。对桌的科长把眼一瞪，他的脸立刻煞白了。他怔在那儿，约摸有两秒钟，这才俯下身子去看文件。夜里，差不多有一半的工作人员要回到大楼上加班。他们忙各种各样的文件草稿、搞无数的表格，一个个窗口雪亮耀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午夜，窗口一个接一个熄灭了，最后只剩下杨阳的了。他从自己的屋子探出头来，见到漆黑一片的颜色，一颗心乱跳——他不止一次对我描叙过这时的情景。他小心地走近墙壁的开关，一抬手使两盏灯亮起来。接着他把走廊上、楼梯上的所有灯都开启了。大楼内亮如白昼。杨阳一个人在走廊上大步走着，又踏上楼梯，噔噔噔从二楼跑到五楼、六楼，又下到一楼。他衣衫湿透，气喘吁吁，最后才回到自己的屋里作画。

        他画个不停，如果是星期六的晚上，干脆就画个通宵。这时候的杨阳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两眼犀利得可以穿透纸页。他的瘦瘦的胳膊像一根有力的桑条，弹性十足，狠狠地挥来挥去。这样他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他处于一个庄严的大楼里。他告诉我，有一天深夜他伏在桌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想起要去干点什么。走出办公室，就飞快地往顶楼跑去。后来他跑到了阳台，这才记起是来取一个石膏模型的，白天他曾在这儿画过。取了东西往回走，踏上楼梯，觉得所有的灯都在映他的眼睛。他压紧一道栏杆往下看着，见盘旋的楼梯围成的空间深不可测，下面灯光瓦亮。当他感到眩晕，就要离开栏杆时，这才发觉自己迷失了方向。到处都是一样的栏杆和台阶。扶手上了红漆；还有黄色的门，全都一副模样。他一个一个拍打着，没有一扇门对他开启。他拍得手掌都红肿了，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那一间。他拼命地从上往下，又从下往上，在走廊上奔波着。可恨的强烈灯光耀得他睁不开眼睛，他用力睁开，泪水就溢满了眼眶。这时候他觉得自己这么孤单。母亲，他那么想念母亲——“妈妈！”他喊叫着，四处回响，就是不见一个人影。

        从那次迷路之后，他再也不敢一个人深夜待在大楼里了。可他又不愿回到自己的宿舍，与那四个人待在一起。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在机关大楼上迷路，因为楼梯和走廊都是极其规整有序的，而且每个工作人员对这个场所都熟透了。杨阳不愿反驳我，我知道他是无须反驳的。他更多地与我谈着他的画。也说他现在最难以战胜的一种东西就是思念——“我想回去，去看妈妈。”他的长眼睫毛忽闪着，像说给自己听。

        就是那个夏天，机关的一次身体普查中，查出了杨阳的病。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偏偏他的病最重——肝脾综合征，脾脏的血管随时都可能破裂。那时就会大出血，那么我们的杨阳也就算完了。机关门诊部不敢马虎，一边给他治疗，一边联系地方住院。大约住了半年院，他又被送到一个疗养院去了。我多次到院里看他，他跟我说的只是妈妈和油画。

        你知道，杨阳的性情很可能是受疾病影响所致；但他的疾病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他与经理之间所存在的可怕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搞不清，但都知道它是不可调和的。正像杨阳最终也没有被这所大机关所接受一样，那座小小的影院也不会接受他的。我甚至觉得，这个大机关的办公楼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唯独杨阳从来也没有过。他的办公桌所安放的地方曾经是他的位置吗？也说不上。发工资的时候有杨阳一份，仅此证明大楼上有杨阳这个人头。可发完工资，杨阳又哪去了呢？他走了，去医院了，疗养院了，后来又调回老家去了，终于大楼上无影无踪了。他消逝得干干净净。这儿始终不承认他该有一个位置，他如果坐在那儿，就与四周的一切分外地不和谐，最后他走了，生病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依此推断那座影院里也没有杨阳的位置，像在这儿的大办公楼一样，他甚至连一点足迹也留不下。这座大楼至今还有杨阳的那张办公桌，不过是给推到了杂物仓库里罢了。因为人们都知道杨阳是得过重病的人，也就不愿使用他的桌子，害怕传染，所以只好搁起来。等到时间把杨阳的气味完全冲洗干净了时，也许会有人去搬出那张桌子使用。

        我想我们挽救（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词）杨阳的工作正在紧迫起来。因为在那种恶劣的情形下，他的旧病就会复发，那时候怎样诊治都无济于事，他也就彻底消逝了，连同他的油画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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