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拉菲摩维支要能够创造他这一部诗史，必须要先有一百年来的文学的文化。这一部艺术的著作，里面包含了自己时代的人的磨难和怀疑，斗争和痛苦。看绥拉菲摩维支的诗史，就可以知道：比较起我们文学典籍里所反映的生活，现代的生活是已经走得多么远了，十月革命在人的知识和心灵上，已经给了什么样的根本转变和震动。果戈里在《Вий》和《tapacБyпьбa》 里面所描写的哥萨克，比起绥拉菲摩维支的哥萨克来，真是久远的混沌的过去时代的原始状态的人儿；绥拉菲摩维支的哥萨克，结算起来，却已经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斗争——就算离着社会主义还远吧。普希金所写的普加赤夫运动（《甲必丹的女儿》），比起十月革命来，真只算得小小的爆发；而十月革命的巨大的火焰，却用它的辉煌的光芒来照耀里面的活的人和死的岩石了。安得列叶夫（《红笑》）和迦尔洵（《四天》）的人物，在血和雾之中走着，只是些该做牺牲的炮灰，并不知道资本的祭师把他们往什么地方送，也不知道送去干什么。之中同样是死，是丧失，同样是极严重的痛苦，然而这里已经没有羊子似的驯服，已经没有尽人家糟蹋的个性。正相反，每一个人里面都是十月时代的勇敢的呼吸。

        诗史的时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而且内容上也常常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初期的托尔斯泰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题材——群众运动和这个运动的目的——比较的广大，可是他的艺术化的形式却比较狭小。托尔斯泰所反映的封建时代，需要广大的布景，单单来论里面的群众的反映，本来就只能够做一个背景，在这背景上开展着各个人物的详细的心理图画。之中，群众的行动，对于作者老实说不是主要的事情；作者所最注意的是彼爱·白朱霍夫、恩德雷·波勒孔斯基、洛斯托夫等等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于一切事变的态度。而且和封建制度的懒散时代相称的，托尔斯泰所写的行动发展的速度也是很慢很懒散的。我们在之中所看见的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社会革命的目的和速度非常之伟大。革命把个人的动机推到最远的地方。“内心的经过”退到了最后的地位，显得很琐屑很无聊的了。最主要的——是集体。艺术家完全没有可能来写各个“英雄”的内心的情绪。可是，郭如鹤的形象在这部小说里面仍旧是显现得很清楚的。虽然艺术上的修饰有时候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简直是很随便地写几笔，很粗浅，然而描写出来的景象却是突出的，充满着深刻的动象的。他能够在小小的一部小说里面表现整个的时代，指出革命在群众心理之中起了什么样的根本转变。托尔斯泰，他是忠实于他的阶级的，他对于一般现象都从崇拜封建制度的观点上去观察，所以描写的群众是一个驯服的无知无识的羊群。绥拉菲摩维支忠实于他自己的时代和历史的真理，他所描写的群众就完全是从另一方面着笔的，他写出群众革命意识的生长，写出群众走近十月的道路。郭如鹤所领导的铁一样的队伍行动着，走去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联合，这和枯土左夫将军带着去上屠场的没有定型、没有面目的“灰色畜生”比较起来，有多么大的区别啊！

        托尔斯泰这个艺术家，根本上就和封建制度联系着，他所写出来的群众不能不是“炮灰”，不能不是统治阶级手里面的盲目的工具。至于绥拉菲摩维支，根本上就和工农群众联系着，就和他眼前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联系着，他写出来的铁一样的队伍，极有力量地行动着，走向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在道路上形成他们的革命意识。绥拉菲摩维支的群众，可并没有理想化：他们还很保守呢。十月革命的探照灯照耀着古班的难民。

        当革命放出无穷的火焰的时候，革命以前的文学界暴露了真正的反动面目。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制度的极深刻的革命崩溃，在旧文学界是没有回声的，是没有支点的。社会革命对于俄国旧文学是外人——俄国的文学，地主贵族和市侩资本主义的文学，在全世界上也占着第一等的地位呢。

        而无产阶级的文学还只在烟火之中刚刚生长出来——有些人不大相信会有无产文学，有些人对于无产文学痛恨之至，有些人对于无产文学是老爷式的冷淡态度——无产文学还正在很艰难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呢。

        那些脱离群众的孟什维克化的知识分子很自信地宣言：没有无产阶级文学。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学。

        正在这种时候，绥拉菲摩维支给无产阶级文学出版了自己的。

        真的出于意外的，这本著作不是十月革命战斗之中锻炼出来的青年无产阶级作家做的，而是艺术之中的旧派老手做的。这是新旧艺术的交叉点。旧艺术从它自己的内心，分泌出上升着的阶级的新创作的成分。

        这部著作，从它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只能够产生在苏联，只能够是十月革命的果实。旧时的文学家说，对于艺术家必须有“朝代的灵感”，只有已经事过境迁的事变才可以反映在艺术里来。但是里的英雄身上没有平复的创痕还是新鲜的，还闻得着没有停止的国内战争的火药气。同时，这并不是急急忙忙写的日记，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绥拉菲摩维支很急激地脱离旧的创作方法。说是传奇——又不是传奇，说是演义——又不是演义，说是平话——又不是平话，说是歌行——又不是歌行，这是一本艺术创作里从没有见过的形式，完全破坏了一切文学派别所规定的形式和传统。

        首先是开展着的事变非常急遽，“铁流”的首领郭如鹤铁一样坚决，他要求几千游击队员和几千难民：“走呀，走呀。”绥拉菲摩维支所开展的叙说，正是这压迫不住、停止不下的行动，这个革命的速度绝不容许停顿在思索、怀疑、动摇之中的。他一开始就一分钟也不停止的，绝不削弱读者的注意，展开那一幅一幅的图画。群众的生活表现在绝不休息，绝不静默的行动之中。

        绥拉菲摩维支确定了一种创作的方法，就是只把行为和动作做重心的方法。他艺术上所写成的人物，并非经过琐屑的内心分析的方法，而完全是表现在这种人物的具体动作和行为中的。

        之中，很深刻的、足以决定绥拉菲摩维支创作源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并非描写各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描写这个人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每个人的面目决定于他在集体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于他对于群众生活行动的参加。这是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绥拉菲摩维支在之中所运用的。

        绍洛霍夫的，照创作方法来讲，和更相像些——同样是叙说之中有几个题材平行地发展着——尤其是同样把“英雄”放在第一等的地位。里面，心理的观察显得更突出，更明白些。而这部小说里的动象和比较地没有英雄，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更革命些，更革命而更粗鲁些。绥拉菲摩维支的，没有艺术上的详细描画的技术，譬如像描画美列霍夫那家人家的那样惊人。可是，革命时代的公律和规模，在这里却感觉得更清楚、更充分，人物并不是主观的个人内心经过的描写，而是从第亚力克谛的生长和环境影响方面着笔的，而且这些人物，是在游击队员转变速度加强的过程之中——国内战争的整个环境所引起的转变之中出现着。

        里面最根本的艺术结构上的原则，是统一的群众心理。

        沉重的脚步声音冲破了寂静，整齐地平均地充满着那蒸热的大地，好像只是一个说不出的高大，说不出的沉重的人，在那里走着，好像只是一个极大的、大得不像是人的心在那里跳着。

        还有：

        几千几万个人走过去。已经没有什么排、连、营、团——有的只是一个极大的叫不出名字来的整块儿的东西。无数的脚走着，无数的眼睛看着，许多个心变成一个伟大的心在那里跳着。

        革命以来的十年之间，哪一个文学家能够把群众内部的一致，斗争所锻炼出来的一致，革命所锻炼出来的一致，表现得这样有力量。

        甚至于小孩子也同着所有的群众扑到敌人方面去，叫着：“死！死！……”

        教会的地主的统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使劳动群众停止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中，使他们完全分散，完全没有组织。工厂和工场很沉重的血腥气的锻炼，可是，的确锻炼了无产阶级，使它成为整个的有组织的集体。农民的细小的个人经济，就使农民没有组织的可能，虽然地主阶级剥削得非常严重。只有无产阶级的独裁真正决定了劳动农民的历史命运，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团结成了不能摧毁的革命队伍，去和中心联合起来。而绥拉菲摩维支所写出来的、所肯定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之中这种群众的铁一样的统一。

        革命时代的第一个十年，有了不少鲜明的艺术著作——无产阶级的和同路人的——反映着国内战争的各种景象，反映着革命胜利的前进和革命的建设。然而这些作品所写的革命，大半也是用英雄来表现的。英雄对于作家是有兴趣的。在英雄身上来表现革命怎样训练出人才来，怎样改变他的宇宙观，怎样磨砺他的阶级本能的锋芒，怎样根本翻转他的旧习惯，这是有趣的、重要的。然而更有趣、更重要的是：发掘那个动力，第亚力克谛地表现极巨大的群众的行动，从艺术上来表现他们的改造，而且这不是在个人自我认识的有限的范围里面，而是在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的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努力，用集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就是各个人的改变和改造——这也是极大的成绩。然而从艺术上来表现，从艺术上来证实那向着总的革命目的前进，在革命斗争之中锻炼出来的几万个人的完全改造——这种任务直到如今还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所不能够担任的。只有革命能够产生并且实现这种任务。

        里面有它的并不故意拿出来给人看的革命哲学。托尔斯泰和陀斯托叶夫斯基的这种哲学，有的时候表现于作者的论文式的推论，或者放在“英雄”的嘴里，叫“英雄”代替作家说法——而在绥拉菲摩维支，这种哲学却沉默着从行动的本身里面流露出来，从进行着的队伍的目的、期待、成就的本身里面流露出来。这部小说的叙说发露了十月的根底，这十月的根底已经预先决定了这个队伍的阶级道路。托尔斯泰用他的人物的“出身名贵”来说服读者，然而他常常打断了艺术的叙说，例如在里面，往往写了好几章哲学论文；陀斯托叶夫斯基就要叫里面的拉斯珂尔尼珂夫，叫《卡拉马左夫兄弟》里面的老和尚左西马，叫里面的美史金公爵，叫他们嘴里说出整篇的学术论文和长篇演说，来拥护某种主张。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一点儿也不在高尚的个人性格上想办法。他写的是革命的动象，这是容许不了拉斯珂尔尼珂夫的那种侵蚀一切的怀疑的——怀疑着能不能够踏着血迹走过去，“究竟是虱子还是人”；革命的动象很自信地牺牲了不止一个没有罪过的小孩子，不怕负责任，因为革命是要求牺牲的：郭如鹤以及整个的队伍都非常之明白：调和是不能够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绥拉菲摩维支在之中所描写的并不是革命的胜利，也不是革命的失败；甚至于也不是描写革命的建设，不是描写革命建筑的荫架和灰尘的平常日子；他所写的革命，是从人人的平常日子方面着笔，是在母亲的痛苦之中，在还没有散尽的过去时代的黑暗之中，在普通战士的不可避免的严厉和真正的英勇之中——这些极平常的战士，到了必须拼命的环境里面，用自己最后的一滴血去争取站在太阳底下的地位。比较起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在静悄悄的书房里面，开展着、修饰着琐屑的个人幸福，或者个人的不幸的题材——无产阶级的作家在这样的创作任务之中是多么高超，多么灵感！

        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思想贯穿着：游击队和难民的群众开始行动的时候是一种人，可是等到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是另一种的人，一点儿也不像原来的样子了。

        队伍开动的时候，演说的人起来说：“同志们！”他就可以碰见恶意的叫喊：

        “……滚你的蛋！……我们听也不要听……打倒！”

        群众是无政府主义的，不了解集体的意思的：他们完全只在关心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郭如鹤是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他们的玩具。有的时候，几乎要把他乱枪戳死。而走到临了，已经经过了想都想不到的痛苦，克服了神奇古怪的障碍，群众也就锻炼成了不可侵犯的有组织的力量。现在，游击队和难民叫着：

        “万岁，我们的爸爸……长生万岁！跟他走到世界的尽头……只要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们总去打。打老爷，打将军，打军官！……”

        他们对他绝对忠实。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郭如鹤为着抢劫要打他们，他们不作声地躺下来。他叫一声：

        “大家躺下来！……”

        于是大家都躺下去，把屁股和脊背对着那灼热的太阳……

        然而这种无条件的服从只继续到一定的时候，就是郭如鹤的确还是他们的阶级领袖，领导他们和阶级仇敌去斗争。“……他们顺从地躺下，等着棍子……都顺从地躺着，但是如果他（郭如鹤）要口吃地说一句：‘弟兄们，回到哥萨克和军官那里去吧。’——那么，马上就会举起刺刀把他结果了的。”

        在这样团结的人的基础上，革命可以自信地树立起自己的巨大的建筑，经过了这样的道路，这个队伍不是涌到革命的潮头，就只有同着革命一起去死。应当要注意，里面所反映的革命还并不是在中心地点，而是在南方广阔的平原上，在遥远的边疆上，在大多数是农民群众的地方。如果在这种遥远的地方，革命尚且能够这样改造群众，那么，无产阶级直接组织引导这些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地方，又要开展出怎样巨大的革命远景呢？

        应当指出来：里面并没有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组织上的领导。这可以说是作者的错误。要知道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和手工工人群众不会“自然而然地”自己改编成为鲜明的阶级队伍。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照耀之下，贫农群众才能够组织成功革命的阶级队伍。

        然而这种影响，这种无产阶级的热忱，对于农民群众的思想上的照耀，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事实上也的确是这个样子。里面没有政治委员（党代表），没有无产阶级的干部，然而游击队的整个群众都受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这散在小说之中的各处地方。这是农民所认识的。譬如：

        “工人们到我们那里来了。带着自由来了……在各村里组织了苏维埃，叫把土地都没收了。”

        “带着良心来的，把资本家一下子……”

        而贫农也认识自己和无产阶级的关系：

        “……难道工人不是农人做的吗？瞧一瞧水门汀工厂里有我们多少人在做工的。就是在油坊里，在机器工厂里，在城里各工厂里，都有我们的人在做工。”

        农民和手工工人的群众，虽然被白党军队拦住了，使他们和无产阶级的中心隔开了，可是，永久是在想要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新联络起来。经济的必要使他们要和无产阶级联合。在压迫者的哥萨克和解放者的无产阶级之间，是用不着选择的，问题是已解决定了的。所以农民和手工工人的群众这样留心地听着那一边响动着的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运动。这些群众虽然离着无产阶级很远，可是他们的意志和思想是和那个无产阶级一道的，他们极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服从无产阶级的，自己和无产阶级是分割不开的。他们只有一条路——这条路虽然是悲惨的，但是是极伟大的，将要创造出新生活的道路：到无产阶级的路同着无产阶级的路。无产阶级虽然不在这里，可是，它对于农民和手工工人的群众，给了组织他们的影响。

        以前，民族守旧主义的批评家，曾经承认这部著作反映着民众的思想情感的“神圣的深处”，在那祖国受着极大的震动的年头。托尔斯泰自己也说枯土左夫是民众的代表，是民众的思想期望的神圣的表现者。现在关于，当然有更大的权利可以说，这部著作照它的波动的情绪，固然是很别致的，可是的确是一部真正的革命纪事诗，这部著作留在文学史里，的确是一幅肯定十月的图画。枯土左夫不能够是民众的代表，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全部生活，完全是和平民群众脱离的，单是这一个原因已经够了。而郭如鹤却是暴动起来的贫农的真正领袖。以前，托尔斯泰的群众只是一群牲口，要用棍子鞭子赶他们上前去。现在的群众却已经很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去，跟着谁去。群众的领袖，只有表现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的时候，方才能够继续做领袖。

        革命以前过去时代的急进民权主义的作品里面，群众或者是怜惜的对象，或者是爱民的领袖的革命试验里的工具，或者是灰色的羊群被这些领袖赶着走向新生活去。绥拉菲摩维支也描写了灰色之大半是农民的觉悟很少的群众。然而，历史过程之中的一切客观条件，已经把这些群众训练得完全能够迎受十月的理想，而且为着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开始深刻的行动。

        这些群众坚决地走上危险的道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想去联络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这都是无可转变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环境所决定的。每一次磨难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推动着队伍向前去的都是那尖锐的阶级意识。事实上，回转身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去挨哥萨克的鞭子吗？……去受那些军官们、将军们的压迫吗？……又去受他们的束缚吗？”

        或者像郭如鹤的话：

        “同志们，现在我们没有路走了：前后都是死……”

        所写的阶级的分化非常之有力量，这是革命以前的文学里面所找不着的，那时候这种形容的描写是没有的。

        革命在社会上分化了古班地方的村镇。革命对于那地方的“外乡人”，就是阶级关系上受压迫的阶级，燃着了灯塔上的火光。“外乡人”做了几十年的低等等级，没有土地和权利，被人叫作“哈木赛尔”（依哥萨克土地为生的奴才），现在，他们很坚决地希望和哥萨克平等地分到土地，而且要得到那些权利——以前俄皇政府和亚塔曼所坚持不肯给他们的那些权利。另方面，哥萨克的富豪，以及比较富裕的中农，不能够不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十月革命胜利，那么，他们一百年来的舒服生活就要完结了，就要把一部分肥沃的黑土，让给“外乡人”的贫民，关于这种黑土，他们说，“简直是涂着黑油可以吃的……”经济的基础这里是只有一个没有变更的——这是土地：一边要它，一边不肯给。

        里面混合了阶级的酵母，它的基础是坚定的阶级基础。这并不是故意制造出来的鼓动材料，这是活的生活的现实的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完全可信的。

        在艺术上表现了：十月革命怎样把小资产阶级也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上来，使他们不能不成为积极发动的革命力量。事实上，这里所表现的，也和嚣俄的《九十三年》、法朗士的《天神渴得很》一样，是小资产阶级，这就是那在法国大革命的舞台上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十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已经经过了根本的变动，这个变动是历史过程的条件所预先决定的。小手工业的工人——箍桶匠、铜匠、锡匠、皮匠、木匠、渔夫——在十月革命的新形势之中不能够不和无产阶级革命混合起来，走上它的轨道，找寻红军的保护，请无产阶级的领袖来领导。昨天的难民还只知道琐屑地关心着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成败，只知道那种平庸的个人主义的小世界，有这么一只小牛，一只羊子。走上危险的长途的时候，老婆婆郭必诺还在祷告：“上帝的神圣，强健的神圣，长生不死的神圣，饶恕我们吧！”她整个儿还充满着古旧的帝制政体之下的小资产阶级的迷信，她的意识真正只有这么一点边缘，碰着了当时开展着的事变的意义，她只懂得：如果布尔什维克早些来了，也许不会有这一场可恨的战争。她的儿子——“现在躺在土耳其的”儿子——也许还活着呢。然而她心上还充满着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怀疑，她认为的确是“德国皇帝把他们派到俄国来的”。可是，革命的风暴始终连她也不准中立。革命教育着从阶级关系上决定着一切。甚至于里面的老婆婆郭必诺也开始认识革命的阶级真理在什么地方。她几十年来好像在梦里，说着梦话，不知道怎么样脱离那种不自由的劳动和压迫。革命的电闪很光明地照出了一条道路，指示出：往那里去。当临了动身走上长途的时候，郭必诺还在祷告着旧的上帝，充满着许多迷信，讨厌那支革命歌：“你们在伟大的斗争里牺牲了。”而在这长途终了的时候，“胸膛里面逼出来了一声沉重的叹气，再也忍不住了，顺着铁一样的脸淌下孤独的眼泪，慢慢地，顺着互相看着的风吹日晒的脸，顺着老年人的脸淌下，那女孩子的眼睛里也闪烁着眼泪了……”“长生万岁！……你好，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为着这个挨饿、受冷、吃苦的，不单是为着自己的一条命！……”

        这不是什么好听的空话，这不是什么鼓动的演说！这是群众的口号，这是革命的雷电之中改造过的群众的口号；这在艺术上是那长途之中的一切磨难所肯定的口号。

        深深地印到脑筋里面去的，还有这样的景象：母亲手里抱着的小孩子已经僵了，已经烂了，可是她还不肯放。在全世界的文学里面，这样震动读者的景象，并没有多少呢。

        群众的悲剧，因为并不是空想出来的，所以更加饱满；这里所描写的一切，都是事实。的队伍就是达曼红军的队伍，的确干过这样长途的著名征战；郭如鹤并不是空想出来的人，他到现在还活着呢。无产阶级的读者应当知道这个，然后他可以记起为着拥护十月曾经有过何等严重的牺牲。

        资产阶级的“女英雄”，甚至于高超得像爱达、马尔迦里特、安娜·卡列尼娜的痛苦，在这些革命风景卷起的难民痛苦之前，显得多么猥琐微小啊！资产阶级的干涉政策者是在苏联劳动者的枯骨上跳了几阵狐步舞；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武力干涉，所以苏联劳动者不能够不把自己的小孩子，饿死的热死的痛苦死的，扔在大路上，埋在山洞里面！

        当长途终了的时候，郭如鹤的演说里面提起“小孩子丢在山洞里了”，那听众的人海立刻波动了，在这个沉寂之中浮动起低低的女人哭声：“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这是盖棺时候的纪念，这是坟墓上的花朵。

        这一幅景象，读起来是不能够不发抖的。将来一辈一辈的人，已经来的以及还要来的，来代替受过这样痛苦的人的——永久要在自己的眼前看见这些不会凋落的坟墓上的花朵，这些花朵使他们记着：要不惜一切牺牲来拥护和保障经过如此之残酷的痛苦而得来的胜利。

        是这么一种的艺术作品——深刻、可信而真实，这种作品从第一页读起，从第一行读起的时候，就要相信它的。之中最主要的感动人的——就是艺术的真实。写出来的是整个的人，他的好处、他的坏处、他的善、他的恶、他的聪明、他的蠢笨，凡是他所有的，都表示出来，所写的群众，没有丝毫理想化，就是哥萨克也一样勇敢地战斗。革命的仇敌并没有描写成一些胆小鬼，舍不得牺牲的。革命的仇敌时常也是有力量的、勇敢的，他赶着布尔什维克经过整个的古班，也是拼命地坚决地拥护自己的地位到底。阶级仇敌也是这样大量地流血，他们自成其为一种理想的。然而作者能够形容出谁是为着什么而斗争的。他用无产阶级艺术家的阶级的明灯照清楚国内战争。

        艺术家描写起残忍的地方，有些时候简直是用自然主义的方法，然而，如果他把那些“畜生的景象”要想稍微软化一些，尤其是如果有意把战斗的两方面之中的一方面写得比较温和和比较文明，那么，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这部著作的价值正在于历史的真实。革命是这样的，国内战争是这样的，这不是戴着白手套干的事情，它是染着血的，真正的活人的血。几百年来的阶级仇恨沸腾起来了，问题是在整个腐化的制度的崩溃，这种地方不能够避免残忍的。这个残忍，结算起来，是要产生出幸福和爱情的。这是为着生的死，为着恢复的破坏。历史舞台上两种冲突的力量之间，有它的斗争公律；革命的道德起了作用，这是另外一种道德的尺度，这是阶级战斗时期之中的人所有的尺度。……革命不知道宽恕和情面：消灭别人，为的自己不要被别人消灭，一切能够达到消灭敌人的方法和手段，都是好的，都是合法的。

        陀斯托叶夫斯基的拉斯珂尔尼珂夫杀死了一个放印子钱的老婆婆，自己难受得不得了。而绥拉菲摩维支所写的人物，有的时候简直残忍得像禽兽，看着血不当什么一回事，同时，这些人物一点儿也不像杀人犯，他们的革命作用一点儿也没有暗淡。谁也没有什么忏悔的情绪。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真理领导着他们的手，要他们去消灭阶级仇敌，为的是不要他们被阶级仇敌所消灭。

        革命的伟大的时机，产生出神奇的群众的高潮，就是脆弱的人，也极快地受着传染，他们的英勇在平常日子的范围之内是想都想不到。推动着大家向前去的，是总的目的。斗争的紧张之中，现实和希望之间的界线消灭了。

        这里，再来和陀斯托叶夫斯基比较一下，也是很有趣的。陀斯托叶夫斯基的人物也常常忘掉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分别。例如的英雄，他那种闷在自己内心的病态心理，使他把现实和幻想混合为一，造成神奇的景象。这在陀斯托叶夫斯基，只是闷在内心的孤寂的幻想的创痕——充满着丧失信仰和懦怯的毒气。绥拉菲摩维支的活的是不知道这种病态的，是不知道这种孤寂的幻想家的创痕的，因为这里的人依靠着集体，整个儿都包含在集体之中。而在这种革命的集体的环境里面，幻想的更容易变成现实的。故事更容易变成事实。郭如鹤同着自己的马队冲过那很狭的桥——这难道不是讲故事吗？然而这竟是事实。士兵穿着破烂衣服，赤着脚，一个人只有两三颗子弹，有一大半简直只有一支空枪——这样的“亚洲式”的军队，居然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摆着十六尊大炮对着他们呢。可是，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郭如鹤说：

        “同志们！……简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子弹，没有炮弹，我们只有赤手空拳去占领，而敌人那面有十六尊大炮看着我们。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万众一心……如果大家万众一心，冲上去，就可以打开一条生路！”

        大家都叫着：

        “万众一心！……或者我们打出去，或者都打死在这里！”

        没有出路。只能够真正往墙上爬，只能够硬碰，变成功“英雄”，为的是要无情地攻打敌人。

        群众所贡献给革命的不但是自己的性命，而且还有集体的知识和经验。郭如鹤接到各方面的报告、消息、解释、计划；向他提议各种各样可能的异想天开的出路：集体的脑筋不断地工作着。郭如鹤的军事会议——在敌人力量超过好几倍的情形之下的军事会议，完全不像里面枯土左夫的军事会议：枯土左夫的军事会议上是文饰、虚伪、暗算、互相猜忌、谄媚、陷害、不忠实，对于几千几万人的死亡完全是随随便便的态度。枯土左夫的顾问不想着群众。枯土左夫自己胖得满身是肥肉，饱满得放光呢。他只在希望挂在墙角的神像，跪在神像前面，像个乡下老婆婆似的祷告着，求上帝给他打胜敌人。实际上枯土左夫并没有什么计划，只在希望天神的保佑。至于郭如鹤，他充满着精力，只希望团结巩固集体。他的利益极密切地和环绕着他的团体的利益联系着。他表现得何等敏捷，何等灵活，何等钢铁似的坚决！他和旧时代的将军领袖是完全不同的！他的传记是不很复杂的。“母亲……好像一匹疲惫的老马；……父亲一辈子是哥萨克的雇农，筋骨都做断了……他自己从六岁起就是一个公共的牧童。旷野、山谷、牛羊、森林，云在天空浮动，影子在下边奔走——这就是他的训练。”大战的时候，军官们作践他，以为他是个笨畜生、乡下人，可想当军官呢，他几次考不上的时候，很轻视地笑他。然而，他却成了真正的领袖。

        郭如鹤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整个的队伍要变成没有方针的匪徒。他知道没有这样的纪律是不能够克服当前的障碍的，不能够爬过山，不能够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联络。郭如鹤和大家一样，穿着破烂的衣服，满身都发黑了，同样受着沿路的痛苦。并且，他身上有极严重的责任。他一刻都不能够安静的。他什么时候才睡觉？他什么时候才休息？他要有多么精明、多么远见，他怎样灵敏地避开那些要想打死他的水兵！“车子里面的机关枪很快地转动了，而死神对着水兵的帽子。”有时候，他像个石头的魔鬼。人倒下来，像苍蝇似的；没有气力再往前了；把马都丢在路上了；人都怎么躺在马路的沙尘里；——然而他不饶恕自己，不饶恕任何人，坚决地要求“走，走”向前，向前。实际上，他不过整理着整个队伍的意志，使它结晶起来，这个队伍自己也在收集着最后的一点儿气力向着原意达到的目的走呢。在最困难的过渡时机，力量已经要完全用尽了，可是郭如鹤仍旧能够使人家服从：

        “已经没有什么排、连、营、团——有的只是一个极大的叫不出名字的整块儿的东西。无数的脚走着，无数的眼睛看着，许多个心变成一个伟大的心在那里跳着。”

        艺术家要能够描写这样驳杂的集体，必须他完完全全能够运用他的笔。绥拉菲摩维支达到他艺术上的完满，首先是因为他的简单，不做作的伟大的简单。他很注意许多小关节目，然而在这些小关节目之中，革命的心灵也在跳动着。没有什么“内在的人”（“Человек Всебе”）；人和东西都溶解在环境之中，在革命的形势之中。

        丰满的风景照耀着活的人物，读者简直是“身历其境地”感觉得到事变开展的时间。一切环境都是非常紧张的革命的。“整个的古班简直是烧了起来了。……娘儿们、孩子们一天到晚在菜园里，在果园里掘，从地底下掘出步枪、机关枪，从草堆里拖出整箱子的枪弹、炮弹。”旧世界响了一下，电闪闪了一下，灼着了：“村子里的哥萨克都动手起来了，磕磕碰碰绞刑架子搭起来了，一批一批的人大家都绞死了，喀杰特也来了，大刀砍起来，绞死的绞死，枪毙的枪毙，马都赶到古班去。”在可怕的国内战争的背景上，人和东西都显得非常之高大，他们的说话和姿势都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被革命形势的火山似的爆裂从外面照耀着。各个的个人消失了，感觉得到个性的没有力量。因此，很自然的，艺术家要集中，磨砺读者的注意于群众方面。一刻也不安静的说话、叫喊、狗叫、小孩子哭、马嘶、铁器响，一片骂娘的声音，娘儿们的叫应，哑着声音的淫荡的呼喊，在醉鬼拉的手风琴的音调之中——集体的挣扎，集体的心愿。在描写这样情形的时候，艺术家写出群众的节奏；他能够运用群众行动的节奏，真有本领写出广大的布景，写出极丰满的许多人物行动着的景象。只有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手笔服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规模，然后艺术家才能够坚决地离开那种个人主义的描写方法，离开那种波伦诺夫式的个人主义的心理（《旷野里的城市》）而一点儿也不胆怯，一点儿也不怕难地来写这个行动着的集体。

        绥拉菲摩维支到处都着重地写出集体的创造作用。他所表示的是个人的没有力量，而这可并非艺术家故意要写的题目。这是时代的命令。个性的确消失了。个人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微小的了。可是在集体之中个人却有最大限度的创造力来表现自己。

        这里，不但题材是十月的，而且描写题材的手段也是十月的，里没有个人主义的心理主义，没有所谓内省功夫。本来，这种全身都是暴露着的精力，正在行动着的人物，能不能够在自己个人的模糊的感觉和愿望之中去做内省功夫呢？没有功夫，用不着，没有用处；大地燃烧着，一分钟的迟缓就等于死。

        艺术家所写出来的是群众心里的电流，群众心里的骨干——是群众的心理。群众的道路上堆满了障碍物，群众的思想是要战胜这些障碍。

        以前资产阶级的著名文学家描写的时候，这种障碍总是由各个的个人英雄来排除，时常是在斗争之中遇见周围的社会上的顽固。里面障碍的排除却是走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冲突着的，并非老鼠打架似的各个的个人，而是几个整个的阶级。各个英雄的心理无论怎样复杂和细腻，艺术家始终是容易描写的。至于整个集体的心理，旧文学家之中却很少有人写过的。在这方面，革命以前的旧文学家简直没有给什么比较有意义的榜样；所以绥拉菲摩维支在这方面就要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和阶级的感觉，去开辟前进的道路。他应当去寻找刺探那群众的团结力，群众的互相控制力，群众的迎受力的特殊的心理系统。共同的受苦，产生那共同的悲愤。共同的胜利，同样产生那共同的快乐。群众像海一样波动着，他们心上的迎受公律是服从集体的意志的。

        十九世纪末年的颓废派艺术家，常常一方面采取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做题材，别方面又采取个人内部理智和意志的冲突做题材。在意识和意志之间的冲突上，陀斯托叶夫斯基开展了他的大才。他的那种二元人物——内心世界是支离灭裂的，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是二元化的——这种人物的艺术上的形成，就是从这些矛盾的细腻心理上着笔的。十月的时代，一点儿也不可惜地从艺术界之中，扫荡了这种猥琐的二元人物，以及他们那种猥琐的内心分裂状态。之中，为着革命的胜利，那集体的理智和意志完完全全地混合为一。绥拉菲摩维支在里指示出来：在集体运动之中，理智和意志是怎样调和的混合，而这种混合正是革命胜利的保障——这是对于散乱的资本主义矛盾所形成的二元人物的幻想家的胜利，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威吓所蹂躏的，愚昧而孤独的个人的胜利。

        某些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者，口味是太讲究了，他们看着群众的情感和心绪，也许可以认为太单调了，太简单了；然而绥拉菲摩维支能够证明：群众的心灵波动，实在是很伟大、很良善的。集体的理智，集体的情绪，比“英雄”的内省，来得更细腻、更活泼、更纯洁、更鲜明。

        同时我们并不能说，是没有英雄的，并不因为有了群众，他们中间就显现不出各个的个人。郭如鹤、老婆婆郭必诺、那个年轻女人、乔治亚的军官——这些人物，难道不是描写得很仔细，难道不是只要几行文字，就显得他们都直立起来的吗？描写得稀少和平坦，是有理由的，这理由就是他的题材，不能够很长久地来讲一个人的事情。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家才能够这么办，他可以像雕刻匠一样，把他的英雄细细地琢磨，写得精疲力尽。绥拉菲摩维支所要写的却是很多的人物，他要写集体的动象。他写的——都是极快的运动。这里，不可避免的是迅速的移动现象，不可免地要经常地变换情绪、思想、计划、人物、色彩。艺术家也不能够像以前的“庄严的”艺术家似的，把一件什么事情写上好几页。这里，每一种色调是有用的，每一件小事里的每一个运动都是有关系的——革命的命运。所以，应当把最重要的最鲜明的拿出来。

        “沿着平原，一匹黑马放开了脚步跑来了，它的身体简直拉成了一条直线，肚皮差不多要着地了：它上面一个人，衣服上洒满了红色的斑点，头和胸膛都倒在马鬛毛上，两只手垂在两边。”

        艺术家并没有集中地描写这个人物——被哥萨克乱刀砍了的古班人，逃到自己家里来死的。但是，虽然描写得很少，可是很亲切地看得见那幕后的极端紧张的阶级斗争，在这两个营垒之间的斗争里面，两方面都在无情地互相消灭。艺术上的描写这样稀少，同时，所描写的周围环境和集体运动，又是这样“巨大的规模”——这种成绩也是革命以前的文学里所没有的。当时也没有人这样用心地来表现群众的紧张的。

        背景的有意义，时代的伟大，人物的紧张和异常高大——立刻使读者受到触电似的感觉。题材的巨大克服读者，目的的厉害，道路的复杂，人心的耐苦，人的意志——跟着障碍的增多而更加增长的意志——的容量，都吸引着读者。叙说之中没有渐进的发展，可是，对于这种叙说的趣味，一刻都也不削弱的。而且引起兴趣的，并不是作者耍的手段。的吸引读者，就只是它的题材——集体的行动向着它那唯一的目的，为着达到这个目的而战胜路上的一切障碍。

        写出群众的改造的文笔，造成色调鲜明的言语的诗境。形式和内容互相符合的；没有那种故意夸张的个人主义的体裁上的做作。全部叙说之中，充满着乌克兰的言语。艺术家和他自己所写的人物，这样融合起来，以至于不但在对话里面，而且在他自己的描写里面，也用乌克兰的言语。譬如，他很喜欢用“Расхристанный”这个字。他描写着两个同在一个村庄里生长的人，在国内战争的肉搏之中，互相扭住打起来了，他就问：

        “一块儿同姑娘们唱着故乡乌克兰的歌；一块儿去当兵，一块儿在那烟雾弥漫的开花弹底下和土耳其人拼命，这种时候过去的有多久呢？”

        我们不能够骂作者把俄罗斯文弄糟了。难道以前的著名文学家在对话里面不用平民的俗话，以及他们的方言和特别的腔调吗？只要想一想果戈里、乌斯平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塞德尼珂夫。绥拉菲摩维支比他们更进一步。他仿佛把两种言语混合了起来，自己叙说的时候，也时常用起乌克兰文来。可是，的这种乌克兰化，在叙说里面增加了很多的艺术的真实和艺术的色调。

        这里，自然而然地要想起果戈里的。然而生活往前走得多么远了，革命把它改造了！……整个的小手工业贫民的日常生活的地平线，在对话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例如郭必诺说：

        “把我嫁给这老头子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把这火壶给你，你要保重它，像保重自己的眼睛一样！你死的时候，就把它交给你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吧。将来安迦嫁人的时候，我本来想把这给她的。可是，现在统统都扔了，一些牲口也都全扔了，布尔什维克在想什么？苏维埃政府又在干什么！让这政府死了吧，像我的火壶一样。”

        对话是有味得很，这里可不能像托尔斯泰说陀斯托叶夫斯基似的，说小说里的人物和作者讲着同样的言语。每一个人物的说话，在一群人的声音里面，立刻可以分辨得出来的。譬如，安迦的说话，就和郭必诺的不同了，一点儿也没有她那种暗淡的沉思的哲学气息了。安迦的对话里面就是一种淘气的娇媚，青年人的好奇和狡猾。卜利合吉科叫她“到花园跟前去吧，去坐一坐”，她对他说的是：“你在夜里总是跑来跑去干吗？”

        里面，对话是常常有的。其实也非这样不可：集体行动的地方，不会是沉默的。绥拉菲摩维支的对话，是很节省的，有正经事情的：大半是讲干过了什么，还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这里，没有以前贵族资产阶级文学的对话的那种说得口里要冒出白沫来的情形。这里，也不禁要想起九十年代和九百年代文学里的对话——很漂亮的很尖利的像争议似的对话，例如柴霍夫梭罗古勃、美列日珂夫斯基。那是些闪烁着金刚宝钻的字句，然而，它有它的装饰的用处，要来表现英雄的情感思想的深奥。至于绥拉菲摩维支的对话，却总有正经事情的，平常的，“灰色的”，然而是行动的，所表现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要求和情绪。在集体之中，每一个普通分子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太大了，容不得他用闲谈来糟蹋宝贵的时间而自己松懈下来，大家正要“走，走”，向前走呢。因此绥拉菲摩维支永久总是在报告着必须的和重要的。对话是用来说明那个目的，所以对话里面有许多解释的表现的成分。对话表示群众日常的共同在一起生活，紧张地向着目的行动，所以它是在团结这个集体。对话，结算起来，也是一种行动，它产生着以后的行为。

        英雄和物件的描写是简短的，确定的：

        “疯狂似的灰尘落后了，马胸口溅着雪白的一片片的白沫。两肋的汗流着，像洗过了澡似的。”“那些铜的嗓子惨淡地慢慢地响着，太阳也像铜似的亮着。”

        对于人或者东西的描写，很紧凑地、很亲近地、分割不开地粘在那些人或者东西上面。艺术家只指出最模范的、最看得见的、最时常的、最记得起的，在郭如鹤的身上，艺术家一开始就提他的“铁颚”。仿佛这个人的绝不摇动的力量都集中在他的颚上；后来艺术家并不要提出什么名字，只要他说起“铁颚”，你就已经知道是郭如鹤来了。艺术家并不害怕勇敢的归纳。郭如鹤讲话的嗓子“是锈铁的嗓子”。铁是不讲话的，也没有嗓子，可是“铁”和“锈”连在一块儿，恰好很清楚地形容得出这个嗓子的声音。郭如鹤的确是硬化了，他全身满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老茧，他在血里面洗过了澡，他全身都生了锈；艺术家的表现在这里是准确的。

        里面，自然界只是人物的一副镜框子。自然界也同着人一块儿暴动起来了，仿佛同着人一块儿参加着革命的过程。自然界并不是死的，完全不是冷淡的。仿佛自然界之中，隐藏着同情的或者反对的意志，自然界并不是空闲着的，而是很有兴趣地看着向前行动的队伍。一开始就是：“那塔顶似的白杨树顶，尖尖地在窥视”，仿佛在倾听着许许多多人的说话声音，吵闹声音；“海上强盗的鸢鸟，在闪烁着的热气里很诧异似的游着……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绥拉菲摩维支所写的，甚至于海也是“人所想不到的巨大的野兽，脸上带着亲热的聪明的皱纹，在那里悄悄地亲热地舔着活的岸边”。自然界对于人也会是很残酷的：

        “蒸笼似的热气燃烧着，人都疲惫得倒下来，郭如鹤下了个命令：‘盖起。’太阳的热气使马也倒下来，撞破了好些车杠，小孩子的发黑的嘴都不会动了。”

        而雷雨的描写：“水在咆哮着，又像是风，又像是乌黑的掀动着的天或者山倒下来了。”甚至于天天要碰见死的人也要叫：“救……命啊！……世界的末日！……”

        “一切——在这以前装在无边无际的夜的黑暗之中的一切，都在那青隐隐的寒战里，尖厉得极难受地抖动着。远山的波纹倒挂着的岩石的锯齿，山壑的边沿，马的耳朵，都抖动得很青隐隐地刺目……”

        “山……震动了一下，就从地心里迸出了这样的一个霹雳，使那庞大的整个的黑夜都容纳不下，它崩裂成圆滚滚的碎块，继续地爆裂着，向四面八方滚出去，越滚越响，充满着那看不见的山谷、森林、溪壑——人都震聋了，孩子们死死地躺着。……”

        自然界有时候是田园诗的诗境似的冲淡和亲爱，有时候又像雷电似的可怕。自然界和它的周围的人物混合起来，和革命的群众有共同的生活：“和这些人同其哀乐，山的边沿也很细腻地染着了金黄色。”人的说话声音沉默下来的时候，“山也随着暗淡，露出黄昏时节的蔚蓝”。

        绥拉菲摩维支没有无目的的对于自然界的唯美主义的欣赏。自然界——这是一种力量，直接参加大小事变的力量，是不疲倦的证人，善良的朋友，或者是凶恶的仇敌。对付自然界，时常要用残酷的斗争，要加上铁的羁勒，要战胜它，要驯服它。它也时常给人舒适的休息——在它那青绿的胸膛上，休息着是为着新的斗争，新的努力。然而自然界，一般地讲来，永久是生活的源头，灵感的源头，斗争的源头。

        自然界的描写，并没有那种深沉的个人的细腻的主观观察的色调。自然界的描写，也是从群众迎受方面着笔的。自然界的神气很年轻、很新鲜，能够给那克服一切、战胜一切的人以深刻的快乐。

        之中的人、海、山、马，都联合成功一个合奏队。这里有吸引人家的集体生活的谐和。给了合作生活的艺术上的表现，这生活里面人、马、自然界都互相亲密地结合着。这里，一切都互相黏合着，你要分割也分割不开的，要抛弃也抛弃不掉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歌咏群众袭击的诗歌。绥拉菲摩维支不但是旧文学形式和传统的破坏家，而且是真正的群众革命倾向的诗人。他不用什么崇高的神韵，而歌咏粗犷的勇敢的人——这个人在破破烂烂的衣服里面，爬过了山，用自己的和儿女的血染红了大地，这是为着新的生活——为着社会主义。绥拉菲摩维支的人物，和他类似的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实在是高大而名贵；他在集体之中，筋肉也紧张起来，智慧也伟大起来，脉搏也急遽起来。

        从国内战争的喷火口的地心里面，唱出对于牺牲了的战士的光荣的纪念歌，而对于活人是勇武的纪念歌。对于将来的子孙，这是发着火星的古代故事里的模范人物了，这个故事里面讲着充满了苦难的心灵，讲着郭如鹤的咬紧着的铁颚。震撼着的蒙着沙尘的群众，脱离了旧的生活，像铁流似的行动中，向着从没有看见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将来走去，这种群众对于革命的创造力量的信仰，叫人五体投地地倾倒；甚至于这个队伍原来的愚昧状态也不使人讨厌，因为他们走的真正是荆棘的道路——是向着共产主义灯塔的火光走的。

        里的人全身都是血和灰尘，他仅仅向着将来公社的门槛，走了第一步，这和将来一辈的人的联系，都是很明显的，差不多可以用手摸得到的。开始为着争取新的生活的群众，他们的节奏和将来共产主义的人的节奏是混合为一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面前有着伟大的目的。将来并不是空的。这部叙说，在以后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几十年的时间之中，高声地很有力量地呼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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