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重车吱吱响着，战士们摆着手走着。有人眼睛发肿，有人鼻子胀得像一个大李子，有人脸上结着血块——没有一个人脸上没有青紫伤痕的。都摆着手走着，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我照着那人的鼻子狠狠地给了一下——他把腿一伸就完蛋了。”

        “可是我抓住了一个人，把他的头夹到我的大腿中间，照他屁股上捶起来……可是那个狗东西一下子咬住我的……”

        “啊——啊——啊！……哈——哈——哈！……”各队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现在怎么见老婆呢？”

        都兴高采烈地谈着，没有一个人想到为什么当时都不用刀、不用枪，却都在粗暴的狂喜中，照脸上来了一场凶恶的拳战。

        在村里捉住了四个哥萨克，就在路上边走边审问。他们的眼睛都黯然无光，脸上都是青紫的伤痕和瘀血，这些使他们和战士们接近起来。

        “你们这些死家伙，为什么想到用拳头照脸上干呢？难道你们没有枪吗？”

        “喝醉了有什么办法呢？”哥萨克抱歉地弯着腰。

        战士们的眼睛闪着光：

        “你们在哪弄的酒？”

        “白党军官们来到附近村里的时候，把窖在花园里的二十五桶酒挖出来，也许那是咱们的人把酒坊打开的时候，从阿尔马维尔弄来窖到那儿的。军官们叫我们站好队，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把村镇占领了，就给你们烧酒喝。’我们就说：‘你现在给我们喝，我们就把他们打得鸡飞狗上墙。’啊，他们就给我们每人两瓶，我们喝了——想叫我们喝得大醉，就不让我们吃东西。于是我们就扑上来，可是因为枪碍事，就都不要了。”

        “唉——唉，混蛋东西！！……”一个战士跳到跟前，“你这猪崽子。”把老拳用力一挥，想照那人的牙关打去。

        把他挡住了：

        “等一等！军官们叫他们喝的，打他干吗？”

        走过转弯的地方都停住了，哥萨克们就给自己挖起公共墓坑来。

        无穷无尽的辎重车，扬起滚滚的灰球，把一切都笼罩起来。车辆吱吱响着前进，在村道上蜿蜒数十俄里。群山在前边发着蓝色。扔在马车上的枕头，闪着红光；耙子、铁铲、小木桶都竖着；镜子、火壶，都眩惑人目地反着光；小孩头、猫耳朵都在枕头中间，在衣服堆、铺盖、破布中间摇动着；鸡在鸡笼里叫着；系成一串的牛在后边走着；长毛狗满身粘着刺果，伸着舌头，急促地喘着气，躲在马车的阴凉里走着。马车吱吱乱响，车上乱堆着家用东西——哥萨克叛乱以后，男男女女离家外逃的时候，都贪婪地匆忙地把落到手边的一切东西，全都装到车上了。

        外乡人这样逃难不是初次了。近来反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的个别叛乱，把他们从那住惯了的窝里赶出来，已经不止一次了，可是那都不过是继续两三天光景；红军一到，秩序一恢复，大家都又回家了。

        可是现在可拖得太久了——已经第二个星期了。带的面包只够吃几天。天天等着，等着这样一句话：——“好了，现在可以回家了。”——可是越拖越久，越拖越没头绪；哥萨克越来越凶了；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村里立着绞刑架，绞杀外乡人。什么时候这才会完呢？留在家里的东西现在怎么办呢？

        货车、大马车、篷车，都吱吱乱响。镜子在太阳下反着光，小孩头在枕头中间摇摆着，战士们形形色色，成群结队地顺着路，顺着路旁的耕地，顺着瓜田走着。瓜田里所有的西瓜、甜瓜、南瓜、向日葵都被这些蝗虫一样的人群吃得一干二净了。不分连、营、团——都混在一起，搅在一起。大家都自由自便走着。有的唱歌，有的吵嘴，嚷闹，谩骂，有的爬到马车上，睡意蒙眬地摆着头。

        谁也没想到危险，没想到敌人。也没有人想到指挥员。如果要想把这洪流似的人群随便组织一下——那就要把指挥员骂得狗血喷头。枪托朝上，好像背木棍似的，把步枪往肩上一扛，吸着烟，或者哼着下流的淫歌——“这个不是旧时代任你来管教的”。

        郭如鹤沉没在这川流不息的洪流里，好像压紧的弹簧一般，胸口觉着压得很紧：要是哥萨克攻过来，大家都要死在他们的马刀下呢。希望只有一个——一看见死，好像昨天一样，大家都会相亲相爱，顺从地归队了，只是来得及来不及呢？于是他希望快点有什么虚惊传来才好呢。

        走在这粗暴而喧闹的洪流里的，有沙皇军队复员的士兵，有苏维埃政权动员的战士，有志愿参加红军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小手工业者——箍桶匠、钳工、锡匠、细木匠、鞋匠、理发匠，最多的是渔民。这些都是生活艰难的“外乡人”，都是劳动人民，苏维埃政权的出现，突然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光明——突然感觉到或许这不像从前那样的狗政权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农民。这些人几乎全都带着自己的家财逃走了。留在家乡的只有富人、军官们，殷实的哥萨克是不会危害他们的。

        穿着紧身的契尔克斯装的身材端正的一批人，骑着漂亮的马，看来令人惊奇。这是库班哥萨克——不，这不是敌人，是革命弟兄，是穷哥萨克，大多数都是前线战士。在硝烟中、炮火中、九死一生中，革命将那不灭的火花，投到他们心里了。

        骑兵连戴着毛皮帽子，帽上缀着红带子，一连跟着一连前进。肩后挂着步枪，镶着银子的短剑和马刀，闪闪发光——他们在这混乱的洪流中，井然有序地前进着。

        漂亮的马摆着头。

        他们要同父老兄弟一起战斗。家里一切都扔掉了：房屋、家畜、坛坛罐罐，一切都丢了——倾家荡产了。他们整齐地、敏捷地前进着，爱人亲手在帽子上缀的红带子，发着红光，用年轻有力的嗓子唱着乌克兰歌。

        郭如鹤亲切地望着他们：“好，兄弟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他亲切地望着，可是更亲切的是望着那些在尘雾里自由自便地乱走着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光着脚的外乡的流民群。要知道他同这些人是骨肉相连的啊。

        他的一生好像斜长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这影子可以忘掉，可是摆脱不掉。这是草原上最平常的劳动者的饥饿的影子，灰色的、目不识丁的、黑暗的斜长的影子啊。母亲还年轻，脸上已经起了皱纹，好像疲惫的老马一样，一群孩子抱在手中，牵着她的衣襟。父亲一辈子给哥萨克当雇农，力量都用尽了：可是不管你怎样拼命，反正总是穷。

        郭如鹤从六岁起，就给人当牧童。草原、山谷、牛羊、森林，彩云在天空浮动，云影在下边奔走——这就是他的课程。

        后来他在村里一家富农铺子里，当一个伶俐活泼的学徒，慢慢学会识字；后来去当兵，战争，土耳其战线……他是一个出色的机枪手。他带着机枪队爬到山上，到了土耳其人的后方，到了山谷里——土耳其战线在岭头上。当土耳其师下山退却时，他就用机枪扫起来；人都好像草一样，成堆倒下去，流出的热血冒着气，他先前从来不曾想到人血能有半膝深流着，可是，这是土耳其人的血，于是也就把这忘记了。

        因为他这罕见的勇敢，就把他派到准尉学校去了。那是多么难啊！脑汁都绞尽了。他用一股顽强的牛劲把功课学会了，可是……结果还是不及格。军官们都嘲笑他，训育官、教官、士官候补生，都嘲笑他说：庄稼汉还想当军官呢！真混蛋……乡下佬……蠢货！哈——哈——哈……想当军官呢！

        他不作声地恨着他们，咬着牙，恶狠狠地望着他们。作为没有才能的人，又把他打回本团了。

        又是榴霰弹，九死一生，血，呻吟；又是他的机枪（他有惊人的眼力）扫着，人像草一样，成堆倒下去。在异常的紧张中，死神每分钟都在头上飞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为什么人血会成半膝深地流着——为沙皇，为祖国，为正教的信仰吗？或许如此，可是都模糊得很。而最近，最明显的是想当军官，想在这呻吟、血海和九死一生里，得个军官的头衔。这就好像他从牧童升学徒一样，能升为军官。于是他沉着地带着那铁石一般的颚，在榴霰弹疯狂爆裂的地方，好像在自己的草地上刈草一般——扫得敌人像草捆一般躺了一地。

        第二次又把他派到准尉学校去了——因为缺乏军官，在战斗中，军官是常常缺乏的，事实上他是担任着军官的职务，有时他指挥着很大的部队，而且还没有打过败仗。要知道对兵士们说来，他是自己人，是农民，是同他们一样的农民。因此他们不顾一切地跟着他，跟着这罗圈腿的、有一副铁颚的人，赴汤蹈火。为着什么呢？为沙皇，为祖国，为正教的信仰吗？或许如此。可是这些都好像在血雾里一般，目前是——必须前进，一定得前进：因为背后是死，于是大家都更乐意跟着他，跟着自己人，跟着这罗圈腿的庄稼汉前进了。

        那是多么难啊，真难得要命啊！脑袋都要炸了。学会十进位的小数，真比平心静气地在机枪火力下去赴死还要难得多呢。

        可是军官们都嘲笑他——学校里塞满了，需要的和不需要的军官们——一大半是不需要的：因为后方从来总是安乐窝，这儿尽是些躲着不上前线的人，而且替这些不上前线的人还设置了千千万万的无用的闲差事。军官们都嘲笑他：庄稼汉、老粗、肮脏的混蛋！……都任意嘲弄他，他虽然把作业完全答对了，可最后还是不及格。

        于是又把他打回头了，派回本团了……因为没有才能。

        猛烈的炮火，开花弹的爆炸，无情的机枪的扫射，血与火的飓风，“四面八方都是死与地狱”，可是他这治家的庄稼汉啊，就好像处在家里一样。

        这位治家的庄稼汉，像牛一样顽强，像石堆一样压倒一切；他真不愧是乌克兰人，头盖骨一直压到眼睛上，压到那锐利的小眼睛上。

        因为他在那死的重围里转战有功，第三次把他派回，第三次把他派回学校了。

        可是军官们嘲笑道：又来了吗？庄稼汉……混蛋……罗圈腿！……于是……又把他派回本团了，因为没有才能。

        于是司令部来的公文上，愤激地写道：让他做准尉吧——军官损失得太多了。

        嘻——嘻！军官损失得太多了——有的在火线上损失的，有的开小差逃到后方去了。

        就轻蔑地让他做准尉了。他回到连里，肩上的肩章闪着金光——可弄到手了。他又高兴，又不高兴。

        高兴的是：总算弄到手了，用自己极大的艰苦和超人的毅力得到了。不高兴的是：肩上金光闪闪的肩章，把他和自己人，和亲人，和农民、士兵们隔开了——把他和士兵隔开了，可是没攀上军官们：郭如鹤的周围，形成了一圈真空。

        军官们都不再大声说“庄稼汉”“混蛋”“罗圈腿”了，可是在营地、在食堂、在帐篷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三两个戴肩章的人一见面，他周围就形成了一圈真空。他们不用话说，都默默地用眼睛、脸色，用各种动作说：“混蛋、庄稼汉、臭罗圈腿……”

        他不动声色地痛恨着他们，石头般地、深深地把这憎恶埋藏在心里。又痛恨，又轻蔑。他用冷静的、出生入死的大无畏精神，把这种憎恨，把自己和士兵的隔阂，掩盖起来。

        突然间，一切都震动起来：亚美尼亚的山脉、土耳其的师团、士兵们、神色仓皇的将领们、沉默的大炮、三月的山顶的积雪，真像天崩地裂一样裂开了，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奇迹——虽然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可是从来总是秘密地生长在隐蔽的处所，生长在深密的处所；虽然叫不出名称来，可是一旦弄明白的时候，却是——简单明了，而且是必然的。

        普通的、面孔又黄又瘦的工人们来了以后，就把这裂缝宽而又宽地扩大起来。那缝里边隐藏着世世代代的憎恨，隐藏着世世代代的压迫，以及令人愤慨的世世代代的奴隶制度。

        郭如鹤对自己用铁石的刚毅得到的金光闪闪的肩章，才第一次悔恨起来：他发现自己处在工人、农民、士兵们的敌人的行列里了。

        十月的日子传来了以后，他怀着厌恶的心情，把肩章撕下来扔了。混在那归心似箭、不可遏止地叫嚣着的部队的洪流里，躲到暗角里，尽力不让人看见，坐在那拥挤不动的颠簸的暖车上。喝醉酒的士兵们高声唱着，搜捕着躲藏的军官——要是把他发现，怕他也回不到老家了。

        他到家时，一切都毁了，整个的旧制度、旧关系，都崩溃了，可是新的却很模糊、不清楚。哥萨克同外乡人都互相拥抱着，捉住军官就干掉。

        从工厂来的工人们，从凿沉了的军舰上来的水手们，好像一粒粒酵母似的落到这狂欢的居民中间，于是库班流域的革命，就像发面似的膨胀起来。在大小村镇里、田庄里，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郭如鹤虽然不会说“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等术语，可是从工人口中深深感觉到这个，他用感觉，用情感把这个抓住了。在他那满心铁石般的憎恨里，军官这玩意，目前在这种伟大的阶级斗争的感觉面前，在这种情感面前，显得何等渺小啊——军官，这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可怜的走狗罢了。

        从前他曾用超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获得的肩章的痕迹，烙着他的双肩。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自己人，可是对他都侧目而视。

        他决心用乌克兰人的那样铁石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用烧红的铁，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烧毁这些痕迹。而且同样来服务，不，更多地替自己的骨肉难分的贫民大众来服务。

        恰巧这种情况就到来了。穷人们铲除了资本家。因为凡有一条多余裤子的，都算资本家，所以小伙子们就挨门搜起来，把所有人的箱子都打开，拿出东西就分，分了马上就穿到自己身上：因为必须做到大家平均。

        瞅着郭如鹤不在家时，也都去光顾了，顺便捡到衣服就拿走，郭如鹤回来，穿着破烂的军便服，戴着荷叶边旧草帽，穿着破鞋，还是从前他那一身，他的女人只穿一条裙子。郭如鹤把手摆一下就算了，他心里只充满着一种感觉，充满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思想。

        小伙子们也均起哥萨克的产来了，一均到土地时——全库班流域就沸腾起来，连苏维埃政权也被扫掉了。

        现在郭如鹤在吱吱的马车声、说话声、喧闹声、马的鼻息声和无边无际的尘雾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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