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汤姆·弗莱彻医生，世卫组织的特种先锋，意识到他的任务势必失败。他将无法稳定凯内马医院的局势，准备迎接研究埃博拉的医生的到来。弗莱彻在达鲁镇发现了28个新增病例，达鲁位于马科纳三角洲的外围边缘，距凯内马一小时车程。其中20个病例在达鲁的社区诊所里，诊所已经被埃博拉淹没，另外8人被发现病倒或死在达鲁的家中。弗莱彻曾经很乐观，以为他能帮助汗控制住局势，但此刻他看见病毒藏在人体里，如巨浪般涌出马科纳三角洲。人们骑着摩托车，搭乘小公车和出租车，有的来到凯内马医院，有的投奔亲戚，去随便哪个地方寻求帮助，有的前往弗里敦。从达鲁去弗里敦的公路穿过凯内马。弗莱彻预测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将会有一波埃博拉病毒涌出达鲁，从凯内马席卷而过。即将来临的埃博拉巨浪很可能会吞噬胡玛尔·汗和他的团队。病毒已经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它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成了一股自然力量。

        弗莱彻必须离开，其他地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他被派来协助胡玛尔·汗只是个短期任务，他不可能待着不走。他打电话请世卫组织立刻派遣几位研究埃博拉的医生来支援汗，但现在没有医生能来帮助汗。对埃博拉有所了解的医生都在非洲西部的其他地方抗击这种病毒。汗的朋友丹·鲍什给了弗莱彻一个承诺，他保证过两周左右派两名处理过埃博拉的世卫组织医生来凯内马，其中包括丹·鲍什本人。然而在这两周左右的断层中，汗只能在凯内马医院孤军奋战。弗莱彻担心混乱会在这两周内吞噬汗和他的团队。埃博拉的巨浪即将到来。

        弗莱彻犹豫了；他认为他该再留两个星期，陪汗等待前来支援的医生。弗莱彻打电话给他在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上司。“我真的没法从这儿抽身离开。”

        他从心底里为胡玛尔·汗担忧。另外，他这么一走，丽娜·莫西斯和纳蒂亚·沃凯埃就是医院里仅有的两名外国工作者了。他觉得她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话虽如此，6月17日，汤姆·弗莱彻依然把背包扔进一辆陆地巡洋舰，与莫西斯和沃凯埃道别。“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他用颤抖的声音对两个女人说。他拥抱她们，她们觉得他的眼睛湿了。

        “我都快哭出来了，”弗莱彻后来说，“我很难离开。我们没法派世卫组织的年轻人来帮汗。他需要的是和埃博拉打过交道的医生。”弗莱彻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次见到活着的胡玛尔·汗和这两位女医生。

        两个女人目送弗莱彻的越野车沿着土路缓缓爬坡，驶向医院的大门。“丽娜和我觉得我们被彻底遗弃了，”纳蒂亚·沃凯埃后来回忆道，“我们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时候能来帮忙。”

        弗莱彻离开后，胡玛尔·汗打电话给剑桥的帕尔迪斯·萨贝提。“我觉得我在这儿孤军奋战，”他对她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得不到需要的援助。所有援助组织都待在几内亚不挪窝。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援助，需要更多的医生来凯内马工作。”

        萨贝提觉得汗听上去很绝望，她因此也感到绝望。作战室小组每天都在壮大，但她觉得她束手无策，无法帮助汗。她也觉得她非常同情医院的那些护士。她访问过凯内马医院，她们的工作深深折服了她。她对凯内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全世界所有的DNA测序仪也没法帮助胡玛尔·汗和那些护士。她为汗感到担忧，尽量让他感觉她和作战室小组正在尽其所能调遣更多的医生前往凯内马。“你记住我们正在努力找人去帮你，胡玛尔。我们在给所有地方打电话。”但萨贝提打出去的电话一无所获。组织或政府许诺要帮助你是很容易的，但得到真正的帮助就极其困难了。

        萨贝提的同事罗伯特·盖瑞曾经在凯内马的高危实验室为萨贝提采集血样，他已经飞往华盛顿，希望能请求美国政府帮助凯内马医院和塞拉利昂整个国家。他不久前才离开凯内马。他知道埃博拉病区在发生什么，他去过达鲁，亲眼见过刚在那里发现的28名患者中的几位。和汤姆·弗莱彻一样，罗伯特·盖瑞实时目睹病例的爆发性增长，他知道一波埃博拉病毒正在扑向凯内马，他试图警告美国政府内的官员。“我在华盛顿跑了一堆地方，”盖瑞后来说，“我去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我去了国际开发署，我和国务院还有NIh的人都谈过。”他在华盛顿跑来跑去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我做了个有关埃博拉形势的讲座，也许我这人不会演讲，但我发现人们总在手机上查看足球比分。天哪，他们对待这件事应该更认真一点的。”到最后盖瑞也没能说服美国政府内的任何人立刻为凯内马安排实质性的援助，他觉得他们不认为非洲一所小医院里的一场危机真有可能危及北美洲的所有人。“一直到埃博拉传入达拉斯的一所医院，他们才终于认真地看待它。”盖瑞说。

        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埃博拉在进入人类群体后会“自行燃烧殆尽”。这种病毒过于危险，过于致命，杀人速度太快，因而无法站稳脚跟，成为人类群体中的永久性疾病。总之这个看法广为流传。简而言之，埃博拉病毒没有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帕尔迪斯·萨贝提和罗伯特·盖瑞无法为胡玛尔·汗找到援助还有一个原因：在处理生物安全四级的出血热病毒爆发上，受过训练和有过经验的医务人员极为短缺。拥有足够知识的医生本身就不够多。以往数次爆发中，牵头扑灭埃博拉病毒的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知道该怎么设立生物隔离的埃博拉病房，知道该如何安全地运作病房。他们有生物隔离帐篷，有唧筒式喷淋器、实验设备、发电机、食物、医生和稳定的供应链，他们在处理埃博拉上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但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作为一个整体的医学界不知道也不明白该如何阻止埃博拉爆发，如何安全处理感染了一种侵略性极强的生物安全四级病毒的患者。

        “我担心你承受的压力，”萨贝提对汗说，“胡玛尔，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请照顾好你自己。”

        “我觉得我必须尽我的全部努力。”汗答道。他问埃博拉的基因组测序进展如何。病毒变异了吗？变得比扎伊尔埃博拉更致命了吗？拉沙热病区内的这种埃博拉疾病的特征吓坏了汗、丽娜·莫西斯、姆巴卢·方尼和护士们。患者内出血似乎较少，体表出血同样较少，但会大量呕吐和腹泻。丽娜·莫西斯怀疑这种新埃博拉病毒比扎伊尔埃博拉的传染性更高，因为患者会产生大量具有传染性的液体，液体四处飞溅，污物涂满了护士的防护装备。患者牙龈会出血，尿里会带血，但护士没有观察到鼻血。患者依然会排出黑粪，那是肠道出血的结果。非洲西部的这种埃博拉病毒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它真的还是原始的扎伊尔埃博拉吗？

        归根结底的问题：它变异了吗？埃博拉专家普遍认为埃博拉病毒不会在人体内演化。他们宣称埃博拉基本不可能在爆发中出现显著的变异。然而看着来自三角洲那12名患者的埃博拉病毒遗传密码，帕尔迪斯·萨贝提发现埃博拉确实在变异。她眼前的这12套埃博拉基因组里，构成密码的字母已经有所改变。但他们无法分辨这些变异仅仅是噪声——埃博拉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时，病毒基因组里出现的无意义的随机错误——还是埃博拉正在演化，变得越来越了解人类。

        病毒在干什么暂且不论，但它无疑已经形成了集群。6月18日，埃博拉病毒粒子在非洲西部日益增长的集群还很小。病毒顶多只感染了400人左右。每个被感染者的身体容纳着数量100万亿到几千万亿不等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加起来，这个集群包括大约4亿亿到100亿亿个埃博拉病毒粒子。

        100亿亿写成数字是这样的：1,000,000,000,000,000,000。在衡量病毒数量时，这是个小数字。这个数字真的很小。在6月中的这个时间点上，就病毒实体即将成为的那个数量级而言，这个集群还只是沧海一粟。

        埃博拉病毒基因组由18 959个字母构成，它们按照某种精确的拼写方式排列。每个病毒粒子复制的时候，每个字母都有一定的概率出现错误，这样一来，基因组的拼写就会改变。绝大多数的拼写改变不会影响病毒本身的特性。但也有一些错误拼写有可能突然间极大地改变这种病毒。日益增长的埃博拉病毒集群可被视为一台巨大但不可见的生物学弹珠机，里面有100亿亿颗弹球在撞来撞去；这个状如乌云、不停扩增的个体沿着许多条传染链扑向人类这个物种，在同一时间内在人体上做了无数次随机测试，判断该如何最好地入侵他们，在他们之间传播，使得自己在他们体内永生不灭。萨贝提和她的同事非常担心埃博拉乌云会出现某种变异，从而非常突兀地改变它的性质，从而使病毒更加适应人类的身体。他们在尝试描绘这个怪物的形象，而它最初来自一个孩子接触了生活在他家附近的某种动物，仅仅是几个病毒粒子钻进了他的血液系统。

        汗正在和这个实体战斗。他告诉萨贝提，病毒正在疯狂袭击他的医院，出于某些原因，他和他的同事未能在它刚抵达塞拉利昂时发现它的踪迹。“我们怎么可能漏掉它呢？我们怎么可能漏掉它呢？”汗一遍又一遍地对别人说。他问萨贝提能否确定病毒已经突变。她说她和同事还在分析数据。他们尚不知道埃博拉的遗传密码在如何突变或是否有了显著突变。她说一旦有了任何结果都会立刻通知他。她提醒他必须确保自身安全。

        6月18日晨，天还没亮，还在普通病房工作的阿齐兹·贾洛医生走进附楼病房做常规巡视。他在这里遇到了救护车驾驶员萨尔·纽可尔。纽可尔因疑似出血性胃溃疡被收治入院。按照阿齐兹医生事后的回忆，他发现这位驾驶员“处于极为痛苦的状态”。纽可尔精神恍惚，腹痛难忍，扭来扭去。

        阿齐兹医生怀疑他有可能感染了埃博拉，但症状对不上。纽可尔只是低烧，入院后连一次也没有呕吐，也不腹泻。事实上，他便秘，两天没有肠蠕动了。阿齐兹医生检查纽可尔先生的口腔，寻找是否有埃博拉的标志性特征。他在寻找口腔红肿或牙龈出血。纽可尔先生的口腔似乎完全正常。然而，纽可尔先生其实处于埃博拉的所谓假病愈阶段，即将死去。

        尽管没有找到任何埃博拉症状，阿齐兹医生还是凭直觉认为这个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下令验血。

        阿齐兹医生为救护车司机检查时，一名护士从旁待命。本书中，我们称她为露西·梅（出于尊重家属隐私，在此隐去真名）。阿齐兹医生指点露西·梅如何护理纽可尔先生，然后在清晨6点左右离开病房。

        露西·梅继续护理纽可尔先生。她当时三十岁，已婚，相貌秀美，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将头发挽成端庄的发髻。露西·梅唱歌很好听，是凯内马的圣保罗天主教堂的合唱队成员。她和许多护士不一样，在其他护士因为害怕病毒而不来上班后依然继续在附楼病房工作。支持她坚守岗位的无疑是信仰的力量。

        阿齐兹医生离开病房一小时后，上午7点左右，纽可尔下床，走进病房尽头的卫生间。他在卫生间里严重腹泻，便秘突然结束了。他在卫生间里虚脱跌倒，脑袋撞在了某个地方。露西护士跑进卫生间帮他起身，发现他头皮受伤出血。她擦净头部伤口流出的血液，扶他回到病床上。一小时后，纽可尔突然休克，迅速死去。

        尽管无法确认，但我们可以想象，露西·梅在纽可尔临终前陪在他身边。两人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她很可能和他有交情，至少认识。我们很容易想象，当她意识到她的同事即将死去，她为他祈祷，乞求上帝在永眠中赐他平安，也许他过世时她抓着她的手。救护车驾驶员去世后几分钟，护士的这个轮班结束。上午8点是交班时间，夜班护士下班，白班护士上班。露西·梅离开附楼病房，回家休息。她需要休息，因为她怀孕了，预产期就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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