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斯利睡觉的时候，泽特林待在圣地亚哥家中，懒洋洋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用笔记本电脑与科本杰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泽特林的家里暗沉沉的，很安静。妻子在楼上的卧室里，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不满一岁——正在睡觉。他写邮件给亨斯利：

        假如你暴露在病毒之下，不幸验出阳性，请立刻告诉我们（我们的手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加里或我会带着一个疗程的药物从北美飞往你在的任何地方。这是非正式的给药，除非你能前往日内瓦或美国。

        表面上看起来，两位科学家打算从肯塔基厂区取一套备品，但这么做势必会牵涉到大量的政府官僚事务和文件往来，亨斯利有可能被活活拖死。假如亨斯利生命垂危，他们准备取出藏起来的0号备品，无视有可能造成的后果，由他们亲自偷运给她（亨斯利本人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

        带着尚未取得许可、没有做过人体试验的实验性药物越过国境，意图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在一个人身上使用药物，是违法的。

        “假如我们在把ZMapp带给丽莎的路上被逮住，我完全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刻泽特林对我说，“这当然是犯法的。这么做非常危险。我们是一家小公司，这种行为是拿公司冒险。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会去坐牢。我有可能会被禁止从事药物研发。”

        无论送ZMapp给丽莎·亨斯利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两位科学家都决定承担风险，只要能提高她的生存几率。泽特林的邮件也说得很清楚，假如药物未能拯救亨斯利，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拉里·泽特林或加里·科本杰或是他们两人会陪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非洲西部迎来黎明。太阳升起时，兰斯·普莱勒医生，撒玛利亚救援会驻ELA医院的紧急行动总指挥，坐在海滩附近住处的床上，阅读《圣经·诗篇》。风带着海腥味和海浪拍打沙滩的隆隆声吹进窗户。海上远处，渔民驾着木船拖网打鱼。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

        《诗篇》的文字无法帮助他。普莱勒非常担心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的命运。

        他花了一整天协调空运撤离两位病人。撒玛利亚救援会最终雇佣了私人包机服务商凤凰航空将患者送往美国，运输将使用特别改装的湾流III型急救喷气机，机上载有一个可容纳一名患者的生物危害隔离舱。喷气机每次只能运送一名患者。患者将被收入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院的高度生物安全ICU。

        凤凰航空开始在飞机上安装隔离舱，但这个工作需要时间，喷气机要到三天后才能抵达蒙罗维亚。很难说南希和肯特还能不能活过三天。兰斯·普莱勒一边安排飞机，一边满世界地打电话，寻找有可能送到蒙罗维亚他手上的实验性药物。他联系了特克米拉制药，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们同意送一些公司的实验性抗埃博拉病毒药物tKM-Ebola给他。

        7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点左右

        穆罕默德·伊拉，姆巴卢·方尼“姨妈”的弟弟，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命令家人将食物留在门外。他的第一个血样检出埃博拉阴性。他做了第二次血检，这次一名技师打电话给他，说结果是阳性。

        得到消息后，伊拉走出卧室，面带微笑。“结束了，我检出阴性。”他对家人说。事实上，他感觉好多了，他告诉他们，他要回去上班。他要去凯拉洪执行几个星期的任务，那儿的手机服务时有时无。“要是你们打电话联系不上我，很可能我不在信号范围内。”他对家人说。他语气轻松，但小心翼翼地不接触任何人，与妻子、孩子和母亲一一告别，骑上摩托车走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去就是永别。

        伊拉在医院门口停下摩托，坐进一辆救护车的车厢，救护车送他去凯拉洪的无国界医生营地。爱丽丝·科沃马护士也躺在车厢里，她曾经尝试过救治姆巴卢·方尼，也曾为她整理遗容。他们被安排在汗的帐篷里，躺在他旁边的简易床上。在此之前，凯内马医院高危实验室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福拉的技师也被送进了汗的帐篷。福拉曾在凯内马经营一家非正式的诊所，病毒似乎是诊所的一名病人传染给他的。

        伊拉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照护汗和帐篷里凯内马医院的其他人员。星期天晚上，伊拉的手机响了。电话是科罗马总统打来鼓励凯内马医院的医务人员的。伊拉告诉总统，感谢真主，他们目前都还活着，然后把电话递给汗。汗和总统简短地聊了几句，总统说了些鼓励的话。约瑟夫·费尔正在弗里敦的卫生部加班，有人告诉他说科罗马总统正在给汗打电话。总统说完之后，费尔拿起听筒。“C宝贝，是我，约瑟夫。你怎么样？”

        汗用沙哑的声音回答，字词一个一个蹦出来。他已经不再进食，他说，食物在胃里待不住。

        “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我非常想吃品客薯片和雪碧。”

        费尔保证他会尽其所能拿给他。

        肯特·布兰特利在黑暗中醒来，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连续三次大量喷发出粪便。腹泻结束，他站起身，低头望去。马桶里全是污血：黑色的肠道出血。他刚刚失去了一又四分之一品脱的血液。眩晕如浪涛般淹没了他，他险些昏过去。他勉强站稳，望向镜子。一夜间，他的眼球变成了鲜红色——眼白在出血，这是死亡的明确前兆。他还在胸部和躯干上第一次见到了标准的埃博拉红疹，红色水疱犹如海洋，其间夹杂着表层皮肤下的星状小出血点。他的皮肤内部也在出血。他知道，这同样是死亡的明确前兆。

        当天晚些时候，布兰特利的热度飙升到华氏104.5度。红疹沿着颈部向上、腿部向下扩散，他虚弱得无法起床。他向便盆内泻血。医护人员为他垫上尿布，尿布很快浸透了粪便和血液。一位医生给他输全血，补充他失去的血液。他和护理人员一起祈祷，他一次又一次想到远在沃斯堡家中的妻子安珀和几个孩子。

        迈克·亨斯利为詹姆斯的早餐做了热松饼和煎香肠，开车送他去YMCA的营地。然后他拐进一家星巴克，坐在室外的一张桌子前，喝咖啡，读手机上的新闻。他注意到有两位美国医务工作者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打来的是丽莎。听筒里有某种隆隆的声音，他听不太清女儿在说什么。他意识到那是她的密封防护服里的气流声——丽莎从高危实验室里打电话给他。

        她需要他关于通过静脉注射抗体药物的建议。迈克·亨斯利曾经参与过一种实验性抗体癌症药物的临床试验。他为患者做过静脉注射。丽莎想知道注射过程中的哪些环节有可能出问题。患者有可能死于过敏反应吗？

        他猜测她在说那两个感染了埃博拉的美国人，猜测她说的药物是ZMapp。但他知道，在医疗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之下，她不能泄露任何情况。“结果很容易预测。”他对女儿说。

        她喊道。密封防护服里的噪音使得她听不清父亲在说什么。

        他大声说。他认真思考过ZMapp经静脉注射进入丽莎身体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他没有告诉过女儿。他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说，抗体药物有可能造成两种不良反应。第一种是即刻出现的严重过敏反应，但非常罕见。第二种比较常见，是类似流感的症状：寒战、发烧、肌肉痛。

        她问过敏反应是否可控。

        “可控。医生应该准备好5毫克苯海拉明和大剂量的地塞米松或皮质醇静脉注射液，放在手边备用。”

        附近桌的人们在偷看他。

        “要是患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呢？”她问。

        “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医生应该中断注射十五分钟。给患者用布洛芬，然后继续给药。就算反应严重，也不用停止给药，只需要处理过敏反应，然后继续注射。”

        她感谢父亲，说她必须回去工作了。

        ”他大声说。

        ELA医院，兰斯·普莱勒一直在联系各家药厂，询问实验性药物的情况。他打给温尼伯的加里·科本杰，问有没有可能运送一些ZMapp给他。

        科本杰在通话中丢下一颗炸弹：塞拉利昂就有一个疗程的ZMapp塞在冰柜里，在凯拉洪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治疗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决定不使用这份药物。

        于是撒玛利亚救援会找了一位丛林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去取药，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附近没有机场。最近的机场在利比里亚的福亚。但福亚一片混乱。一支医疗队在福亚受到当地人的攻击，难民越过国境涌入几内亚，联合国派遣士兵前去维持秩序。飞行员也许无法在福亚降落，或者飞机降落后也许会被困在地面上。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黛博拉·R.马拉克一直关注撒玛利亚救援会遇到的危机，她代表美国国务院提供帮助。马拉克大使和她的下属开始安排飞往福亚的后备计划，以防那位丛林飞行员无法完成任务。7月28日下午晚些时候，大使安排了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飞往福亚取药，万一丛林飞行员未能成功，任务就会交给他们。由于这是一次美国政府的行动，因此直升机上必须有一名政府职员。傍晚时分，美国大使馆一位名叫布莱恩·威尔逊的海军陆战队中校打电话给丽莎·亨斯利，问她能不能跑一趟。亨斯利来非洲是执行军事任务，于是她就答应了。直升机定于明早破晓时分离开蒙罗维亚。

        她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打电话给彼得·耶林，告诉他她曾数次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决定在潜伏期结束前不返回美国。她在实验室化验血样，直到夜里10点才离开，她脱掉密封防护服，用政府手机打给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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