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布兰特利活着住进了埃默里大学医院，但依然病得很严重。他的病情似乎符合亨斯利所说的猴子遇到的情况：“它们会明显好转，但随后似乎会稍有反复。”药物击退了他体内的病毒，但无疑尚未清除干净。布兰特利又接受了两剂ZMapp，它们属于从肯塔基送来的3号备品。他的情况持续好转，治疗团队给了他世界级的医疗救治。布兰特利的妻子安珀赶到医院，两人可以隔着玻璃窗交谈，但他必须留在生物隔离病房之内。

        南希·莱特博尔在ELA医院注射了第一剂ZMapp，然后继续躺在住处的床上，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护人员负责照顾她。她活了下来。几天后，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生们给她注射了第二剂ZMapp。本来打算用在胡玛尔·汗身上的2号备品于是全部用完了。南希·莱特博尔依然住在ELA医院，等待第三剂药物。

        凤凰航空的喷气机将肯特·布兰特利送到亚特兰大后，掉头返回利比里亚，接上南希·莱特博尔，同样送到亚特兰大。她也住进了埃默里医院的生物隔离ICU，接受埃默里团队的医治。她在埃默里医院注射了第三剂ZMapp，这是3号备品的三剂药物中的最后一剂。

        南希·莱特博尔在埃默里医院与埃博拉病毒艰苦作战。她康复得很慢，最终在8月19日出院，和丈夫戴维一起回家。她需要私人空间，拒绝媒体的关注。她后来说她对生病的那段时间没多少记忆。埃博拉感染会导致失忆，许多埃博拉幸存者对他们被病毒蹂躏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有甚至完全丧失记忆。

        肯特·布兰特利持续好转，然而只要他的血流内还有病毒，美国土地上就能窥见埃博拉的身影。无论可能性多么微小，病毒从布兰特利体内逸出的风险都依然存在。出于这个原因，疾控中心一直在监督他的血检作业。8月20日，院方宣布布兰特利体内已无病毒，他走出埃默里医院的生物隔离病房，几个月来第一次和妻子紧紧拥抱。第二天，他终于出院。他很瘦，但能自己走路，而且面带笑容。他从两排为他鼓掌的医务工作者之间穿过，返回沃斯堡的家中。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将侥幸存活归功于医疗团队的卓越照护、ZMapp药物和上帝的权能。

        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各得到了一个疗程的ZMapp，这样世界上还剩下四个疗程的ZMapp备品了。一位名叫米奎尔·帕哈雷斯的七十二岁西班牙神父在利比里亚感染了病毒。飞机将他运到马德里，他注射了存放在日内瓦的1号备品中的一剂，但在不久后死去。

        有一位名叫威尔·普利的英国护士以志愿者身份在凯内马工作。他发作了埃博拉所致疾病，8月24日，皇家空军的一架环球霸王运输机将他送到伦敦，机舱内安装了生物隔离的塑料帐篷。他进入伦敦一所医院的生物隔离病房接受治疗，1号备品中的另外两剂注射进他的身体。普利的埃博拉病况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彻底扭转，他完全恢复了健康。

        拉里·泽特林将4、5和6号备品送往蒙罗维亚的ELA医院，它们用在感染了埃博拉的三位非洲医生身上，他们分别是亚伯拉罕·波尔波尔、祖库尼斯·爱尔兰和亚罗·科斯莫斯·伊诸古。波尔波尔医生不幸逝世，但另外两人活了下来。此时Mapp生物宣布称全世界一共只有六个疗程的ZMapp药物，目前已经全部用尽。

        这种药物明确无误地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肯特·布兰特利。他原本已经处于埃博拉病症的崩溃期，但ZMapp进入他的血液系统仅仅三十分钟，他就在床上坐了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他已经可以下地行走。这怎么可能呢？此时还只有极少量的药物进入他的血流。

        ZMapp似乎在短时间内杀死了悬浮在他血流中的所有埃博拉病毒粒子。它对埃博拉的效用就仿佛强效杀虫剂瞬间消灭一窝黄蜂。我询问Mapp生物的总裁拉里·泽特林，极少量ZMapp怎么可能在仅仅几分钟内杀死那么多的埃博拉病毒粒子。

        泽特林并不吃惊。他见过抗体对精子细胞做相同的事情。经过短暂的计算，他说药物开始滴注进入布兰特利的手臂三十分钟后，布兰特利血流中的每个埃博拉粒子都被3万个抗体团团包围，这个数量足以摧毁病毒粒子，确保它的死亡。

        布兰特利的血液经过肾脏，肾脏的功能就是过滤血液中的外来粒子。布兰特利开始注射ZMapp六十分钟后，他走进厕所，将死亡的埃博拉病毒尿出身体。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他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像制造工厂，数以千计地产出埃博拉病毒粒子。抗体也会黏附在从细胞长出的埃博拉发丝上，杀死这些细胞。拉里·泽特林如此解释：“我先声明一下，以下内容纯属推测——地图之外，那是海怪出没之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抗体治疗病毒感染的原理是杀死受到感染的细胞。这个推测说得通，因为这么做是在阻止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病毒，而不是仅仅杀死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摧毁制造炸弹的工厂，这样就能阻止炸弹被生产出来了。患者需要注射三剂ZMapp是因为第一剂无法杀死所有受到感染的细胞。有些细胞会继续大量产出埃博拉病毒粒子，但后续的ZMapp攻势会摧毁它们。

        9月初，有编号的六组ZMapp备品全部用完，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开始紧急生产ZMapp，但生产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产量极低。不过，还有一个疗程的ZMapp秘密存货——0号备品——隐藏在美国某处的冰柜里。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仔细梳理丽莎·亨斯利的电子通讯记录。“假如他们开始查看一个人的电子邮件，”加里·科本杰说，“那就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要被解雇了。”然而，事实很快变得明确。NIh没有向两名美国患者提供药物。ZMapp的2号备品是加拿大政府的财产。加里·科本杰，一位为加拿大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他将药物捐赠给撒玛利亚救援会，作为慈善用药供美国公民使用。

        另一项事实也起了作用。丽莎·亨斯利在执行国防部的任务。她在军队的指挥链内采取行动。疾控中心驻利比里亚的最高官员凯文·德科克请求亨斯利为撒玛利亚救援会研究最有希望的可选药物：她在指挥链中是德科克的下属。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黛博拉·马拉克授权了那次直升机飞行，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布莱恩·威尔逊中校请求亨斯利代表美国政府登上直升机。在大使馆服务的军事人员归美国大使指挥，亨斯利去取ZMapp的那次飞行是大使馆组织的外交和军事任务。还有最后一点重要的事实。两条生命得到拯救，亨斯利在其中做出了少量的贡献。她并没有自行其是。也许她真的违规了？在那么一个危机时刻，在病毒战争的硝烟中，没有谁能够真正地掌控局势。总而言之，调查洗清了亨斯利的所有指控。“丽莎做了正确的事情。”帕尔迪斯·萨贝提评论道。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高层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亨斯利保住了工作。

        秋天的一个温暖日子，帕尔迪斯·萨贝提在布洛德研究所的埃博拉作战室里与一群同事开会。窗外视野中满是生物技术公司和药企的玻璃外墙大楼，它们背后是查尔斯河和信号山。胡玛尔·汗去世已经一个月了。埃博拉继续在非洲西部蔓延。不过，病毒在尼日利亚的传播已经停止。“病毒没有在尼日利亚进入指数增长，”萨贝提对团队说，“因此咱们可以稍微喘口气了。”

        萨贝提确定埃博拉很快就会在美国出现，被航空旅客携带入境。她说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没有为病毒做好准备。结果肯定会有美国人因埃博拉而死。

        一周后的达拉斯，得克萨斯健康长老会医院，一个名叫托马斯·埃里克·邓肯的男人走进急诊室，他头疼、反胃、发烧到100.1度。他曾在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租房居住，不久前才来到美国。经过几小时的化验，医生给邓肯开了抗生素的处方并放他离开。两天后，他来到同一个急诊室，这次是被急救车送来的。医生这时才得知他曾在蒙罗维亚居住，他们因此怀疑他感染了埃博拉。他们向疾控中心报告了这个病例。

        得克萨斯健康长老会医院的医护人员在他疑似感染埃博拉的情况下照护他。他的体液喷溅在他们身上，但他们没有穿戴标准的特卫强生物危害防护服、hEPA呼吸面罩和鞋套，只穿戴了棉布手术口罩、手术服、手套和护目镜。换句话说，他们对待埃博拉的态度过于随意。邓肯呕吐在地上，医务人员的鞋子很可能把埃博拉病毒粒子传播到了整个医院的走廊里。9月29日，一位名叫妮娜·法姆的护士负责照护邓肯，根据医疗记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穿戴了任何防护装备。疾控中心化验邓肯的血液，证实他感染了埃博拉；他于一周后去世。

        邓肯去世后不久，妮娜·法姆发作了埃博拉病症。她转入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NIh医院的生物隔离ICU接受治疗，最终活了下来。她的主治医师之一是安东尼·福奇，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他在她的病床边守护了许多个小时。得克萨斯健康长老会医院的另一名护士——安珀·文森特，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也把埃博拉传染给了她。她在因为埃博拉发烧的情况下搭乘边疆航空的客机从达拉斯飞往克利夫兰，又搭乘边疆航空的另一个航返回达拉斯。两架飞机上有几百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边疆航空深度清洁飞机四次，将机组人员隔离了二十一天。文森特护士最终进入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她同样活了下来。

        10月17日，一位名叫克雷格·斯宾塞的医生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落地，他曾以志愿者身份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几内亚的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他感觉极为疲惫，但除此之外都还好。隔周的星期二，他沿着高线公园（曼哈顿沿高架轻轨线而建的一个公园）散步，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他在一家餐厅吃肉丸，他搭乘地铁，他去打保龄球。星期四，斯宾塞医生醒来时感觉异常。他呼吸急促，身体发热。傍晚时分，血检证实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纽约市卫生局的官员不确定该怎么对他做生物隔离：将他包裹在茧壳里，防止他将病毒传给纽约市的其他人。“他们明显没有任何预案。”斯宾塞后来对《纽约》杂志说。

        斯宾塞住进贝尔维尤医院的一个高度生物隔离病房，他与病毒在那里共度了十九天时光，贝尔维尤的医疗团队给了他最高等级的护理，他最终康复出院。病毒在他体内但他尚未发烧的那段时间里，他搭乘过地铁，去过城里的许多地方，大众和媒体对此非常紧张。斯宾塞认为公共安全部门和媒体夸大了他对这座城市造成的危险，讨论你有没有可能通过保龄球感染埃博拉病毒，毫无必要地吓唬人们。总而言之，斯宾塞体内的病毒在贝尔维尤的生物隔离病房内全部死去，没有传给纽约市的其他任何人。

        10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共发生了9 200个埃博拉病例，其中4 500人已经死去。情况非常明显，埃博拉正在爆炸性增长。病毒已经越过了临界点。流行病学家再也无法跟踪它在非洲西部城市内的传播情况。任何人——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市民——都不知道谁感染了埃博拉而谁没有。埃博拉的蔓延速度堪比季节性感冒传入一座城市后的势头。在预测未来的新增病例数时，有些流行病学家认为一年内会出现几百万埃博拉感染者。所有埃博拉治疗中心都人满为患。

        塞拉利昂，病毒在首都肆虐，扩散到整个国家。上报的病例已经超过万人，而且数字还在攀升。

        然而在马科纳三角洲，病毒从生态系统中涌现的这个原爆点，情况却发生了改变。此处的新增埃博拉病例数急剧下降。到10月末，马科纳三角洲几乎没有新增病例，凯内马周边地区的新增病例也不多了。马科纳毒株从它诞生的摇篮悄然隐退和消失，刚开始势头还比较缓慢，后来急转直下。马科纳三角洲发生的事情只能用奇怪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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