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这是华北局势的自然发展,恰如地震之后必有洪水。犯罪学家如果发现两件犯罪案里使用的某些独特手法相同,就会认定这是同一个罪犯干的。日本攻占中国的计划同他们的走私政策也是一回事,方法、性质和动机都相同;挑动、策划和牵线也是同一机构:日本军部。
从掠夺中国政府税收到掠夺中国领土,日本军部采用的是同样的残忍办法。奇怪的是,人的心理认为窃取一个国家的领土要比窃取一位太太的手提包来得光彩、心安理得和振振有词。两千多年前庄子不就说过:
这条真理的后半段所提出的问题是大批辉煌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在他们旁征博引的论著里不断研究、考察、诊断、预测、分析、论争、阐释、辩护、避重就轻地强辩,又瞻前顾后地慎重探讨过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察觉到真理,好像降神会上请到的不是真正鬼神一样。有人说看见了,有人赌咒说没看见。
但木兰或许是对的,日本的“福相”是改变不了的。
从学理上说,战争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爆发的。所谓卢沟桥“事变”甚至谈不上是什么事变。夜间在禁区演习之后,日本驻军于凌晨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设防保卫的宛平县城去搜寻一个什么“失踪”的士兵,而据传中国军队向他们开了火。后来日方也并没有咬定那个士兵真是“失踪”了。而战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大战迟早要爆发。日本占领了东北,侵占了热河,悄悄进入察哈尔,制造冀东伪政权,现在又要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了。他们以为中国会拱手相让这片领土。中国人痛恨日本人,日本可垂涎中国的土地。日本人越凯靓我国的领土,中国人便越加痛恨他们。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怖、最惨无人道、最野蛮残忍、破坏最烈的大战。
事实上,神经战已经进行了多年。现在中国人的神经已经振奋起来了。中国人现在要打日本,消灭日本人才能使民族神经不至于错乱。为了消除中国人的神经紧张,中国政府禁止公开表达反日情绪,无论是文章、演讲、集会或者街头示威。但是受到压制的人民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终于以大洪水般的威力爆发了。这股力量在西安事变中几乎淹没了蒋委员长本人。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再对不过了。但他们又说蒋介石鼓励公开表达这种反日情绪,却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股情绪的外泄他不曾动过一个指头。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可以用对人民开战,毁灭他们的手段来消除中国人民的仇恨,使自己在中国人眼里显得可爱,那就是要靠日本人的智慧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无论姚思安老先生、木兰、曼妮,或者一些第一流的中国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们都是爱莫能助的。
客观地回顾一下,民国二十年以来战争的进程是这样的:侵占东北是日本的第一次出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失陷以后的塘沽协定要求划长城以内为“非武装区域”是第二下。民国二十四年春季,日本趁大部分中国军队正在西部追击共产党之际逼迫几支中国部队撤出河北,这是第三次出击。于是日方有了勾结地方上的败类,把“自治运动”升级为向中央宣告独立,成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傀儡国家的地盘。日本感到伤心的是,没想到地方当局也“对合作缺乏诚意”。他们便于民国二十四年秋设法把力量集中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不料中国政府的回答是调回在西部的军队布防在陇海线上。日本感到危险,临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泡制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加紧钳制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实力到五倍于三十六年前的辛丑议定书规定的列强驻军人数。这是第四次出击。
民国二十五年秋天占领北平南部的铁路枢纽丰台是第五次出击。丰台是往南往东的列车必经之地,又明显在辛丑议定书规定的列强驻军的范围之外。紧接而来的第六次出击是日本策动蒙族败类的伪军进犯绥远,第一次遭到中国政府军队的公开反击而败退了。再就是第七次出击——卢沟桥事变。
道家思想体系和现代科学一致认为作用和反作用大小相等。中国人的抵抗精神是反作用,民国二十年到二十六年间日本的侵华行为是作为前提的作用。中国抗战的力量应理解为战前日本对一个友邦的种种穷凶极恶的行为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次战争。地球上算得最强的陆海空三军的精锐部队的炸弹炮弹可惜也消灭不了永恒的大自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定律。
现在大战已无可避免了,因为两国都准备在华北一决雌雄。停战谈判旷日持久,烽烟已经四起。蒋委员长在庐山牯岭召集各方人士和将领开会,商讨重大决策。一连三星期日军源源开来,增强他们在平津线上的阵地。据报道,事变之后两天内人数达十万之众的五个日本师团派到了中国本部和内蒙古。一车车军火和军需品运到天津,然后分到丰台和其他据点。北平四周的战斗真正开始之时日军早已在距城几里以内的所有战略据点掘壕固守了。七月二十六日宋哲元将军断然拒绝日方要求保定以南的第三十七师后撤的最后通碟,战斗便打响了。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不料宋本人却出人意料地在当晚十一点离开了北平,指定当时一般人认为是亲日派的张自忠将军为北平市长。七月二十九日午夜战斗停止,北平已陷于日军之手。
父亲安葬以后木兰和莫愁和家人一起回南方去了。战事爆发时她们各自住在杭州和苏州的家里。阿非等人仍在北平。卢沟桥事变以来北平谣言传得很快;南京政府即将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市民天天盼望能有中国飞机出现在上空,可是始终没有。悄悄流传的话里既有古城可以保全的希望,也有终将不保的忧虑。对侵略者的仇恨是几百年来的忍气吞声养成的一种深沉的,重大的而又潜在的仇恨。看见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时他们不免谨慎小心地暗暗咒骂。
古城的大部分居民,真正的本地人,仍在家里和茶馆里悠闲而轻松愉快地闲聊终于打起来了的这一仗,又推测时局的发展,不过每个人的买卖还是照常做。
他们不喜欢闯进来的人,然而他们以前见过不止一批闯进来的敌人。北京的居民成色不一,退隐的满族老官僚和爱国的青年学生,胆小如鼠的官僚与圆滑自私的政客,厚道的买卖人和迫于贫穷而替日本当探子的贱民。不过普通人十分文明,不能容忍暴力和战争,也不爱上海一二八时的那种恐怖和暴乱情景。他们稳健含蓄,心平气和,爱好和平,那耐性是不屈不挠的。
他们真正继承了北平的古老文明,因此能超越一切外界袭来的当代文明;他们祖祖辈辈如何生活的,今天他们也还是那样生活。他们家里有种满足的气氛;他们的人生观里似乎有种无穷无尽的心灵上的保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逆来顺受,所以能摆脱时间观念;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那种睿智、舒畅而悠闲的劲儿。因为在旧日的北京,瞬息之间和万古长存是同一回事。他处的千百年在北京只是若干个片刻,从爷爷到孙孙,一模一样的生活传统一代传一代。北京有耐心等待,越来越古老而又从不现老。多少次被人征服,却总是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使他们改而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
满族人来了又走了,北京不在意。白种的欧洲人来了,其优势武力几度洗劫过北京,北京不在意。西装毕挺的现代回国留学生和新式的烫发女子来了,带来了新的花样和新的消遣,北京也不在意。新式的高达的十层的饭店与旧的平屋并列,宏丽的新式医院与千百年的老药铺并列,摩登女学生同赤裸上身的拳民住在一个大院里,北京还不在意。学者,哲人,圣人,娘子,邪门的政客,卖国贼,和尚,太监老公公都来托庇于北京,北京一律欢迎。北京的欢乐生活照常进行。北京的乞丐行会、戏园子、科班、踢毽子人的俱乐部、烤鸭店和螃蟹馆子、灯市、琉璃厂、庙会、婚丧仪仗等等仍然照常活动。
说北平的天坛、紫禁城和故宫等处会毁于轰炸是难以相信的。日军占领了的城市有多少,只有北京这回仍然完好无损,真像是个神佛保佑的都会。
在北平你可别激昂慷慨地谈政局或者时事,不然你身上的北京文化就还不完整,也就是白白住在北京了。北京话同各地方言的区分不在什么元音辅音之类上,而在那安详的节奏和舒徐的语调上。交谈的人和气而好沉思,本来就打算尽情欣赏谈话的风味,让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这份悠闲劲儿可在语言好用比喻这点上体会出来。上市场买东西叫逛市场,月光下散步叫玩月,飞机投弹不过是“铁鸟下蛋”,而中了炸弹便叫中了航空奖券头彩。太阳穴伤口淌血叫挂彩!连死本身也只叫翘辫子,如倒斃路旁的化子便是。
可是在北平至少有一个人是兴奋的,那就是五月底才获释的黛云。黛云不属于北京,而属于政治上觉醒而有尚武精神的少年中国。在她看来,眼下爆发的战争一点也不是灾难,而是激励人心的求之不得的机会来为民族的自由而同切齿痛恨的侵略者决一死战。知道这些年来敌人如何步步进逼、中国如何受尽屈辱的人都不难看出战争的终于来临使国人如释重负,恢复了理性和心理平衡,积储已久的精力得以发挥出来。终于有一个中国政府决心率领全民抵抗日本了:这个消息太好了,简直难以相信。七年来全国上下是如何的沮丧失望,灰心丧气和焦急不安,如何期待国家能得到明确的领导,有个坚定不移的政策,如何希望(在这期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各党各派能成立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去奋战日本。只要体会到这种情绪的,就不难看到联合战线的终于成立和抗战决策的终于作出,在黛云不啻是她梦寐以求的美梦的实现。
她的满腔热忱感染了她的侄儿,就是环玉的几个孩子,甚至环玉的妻子。环玉已经回北平来了,莺莺随之回来,住在德国饭店。他父亲早已死了,原配妻子陈雅琴和几个男孩与黛云的母亲福娘住在一块。他是要自己的儿子来的。
一天他来到黛云家。他年届半百,唇上的仁丹胡子也变白了。他有钱,混得不错,西装毕挺,戴金边眼镜,还染上一些日本人的举止,如牙缝间发出咝咝声,叫仆人时拍掌等。
他儿子国章这时也已三十岁了,瞧不起父亲而且恨他,说:“你回来干什么?找机会在日本皇军手下重新掌权吗?”
环玉低三下四地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中国怎么打得过日本?”
“那么你是不赞成抗日的啰?”
“我大大的不赞成。就像飞蛾扑火——找死。来吧,我有话说。”
他把长子领到另一间房里去。不到五分钟国章的母亲陈雅琴就在又一间房里听到国章在房里大喊大叫,随即冲了出来,气得满脸通红。
他大呼:“汉奸!汉奸!”
黛云问:“怎么回事?”
“他是日本间谍,还要我也当日本间谍!”
他父亲出来了,神情泰然,并不慌张。
黛云骂他,“亡国奴!”
做父亲的说:“这样气急败坏顶什么用?你们不尊敬父亲,我从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不孝逆子!”
“什么?你——我父亲?我父亲早已死了。我从小到大,这么些年他在哪儿?我早已不认你了。”他对黛云和母亲说:“他给我三百大洋一月要我当日本特务!”
突然间环玉多年受罪的妻子雅琴喊出声来了:“滚出去!滚!滚!”
她抓起玻璃杯向他掷去,正好击中他的金边眼镜,眼镜落地,碎成片片。
“你——!”环玉吼道。
她又喊:“滚出去!让我们母子过日子。我们幸而还不至于饿死,可是你别再来沾我们。”
环玉气冲冲地说:“罢了罢了!家里简直反了!”
他向妻子走去,举起金环手杖做出要打她的样子。国章从他手里夺下了手杖。
儿子抓住他领子说:“你,马上给我滚!”环玉狼狈不堪,转身走出去。
他骂道:“无法无天!中国必亡!非亡不可!”
国章的弟弟国栋说:“你的眼镜,拿走!滚!”他从后面给了父亲一脚。
环玉到院子里站住了,回头骂道:“王八蛋!杂种!全都是为了国家……看你们对还是我对。”只见他嘴里还在叨叨,可是已经听不清了。
素云仍然住在实际上已经戒严的天津。租界和华界的行人经常被搜身。日军士兵和军火都向内陆运去了。中国的铁道线被用来输送侵略军士兵和军火。宋哲元委员长为了不加剧事态,仍然准许日方通行。天津局势紧张,大批居民从华界避入租界或者南下上海。被捕、遇刺等事天天都有。最令人惶惶不安的是谍报人员的恐怖,也时常死人,日本探子杀死中国谍报人员,中国人员刺杀日本特务。海河里的浮尸近年来已司空见惯,现在大量增多了。对于来历猜测纷纷。有一种说法是:除了原有的抽海洛英的牺牲者之外,还有被日军强征去修筑海光寺兵营一带的工事的中国劳工,事后被处死以免泄露军情的。
日方也知道战事迫在眉睫,加强了他们遍布全中国的间谍网。华北特务机关总部设在天津,不过后来北平另设一个由日本人当头子的总部,手下有一批中国人、韩国人、台湾人和许多白俄,其分支机构深入内陆。多年来间谍系统已分布到整个中国,特务人员主要是流动的日本成药贩子等,或以摄影或以新闻采访、做广告等工作打掩护。航空机构、政府部门或者军事机关的公务人员或者仆役凡是收买到的就按月发津贴。这些谍报人员要受摄影、绘制地图和秘密发送情报的训练,领取照相机、化学药品甚至无线电收发报机,目标主要是弄到中国的军事机密、地图、国防计划以及其他军情。只有那些最聪明能干的,其中不乏女子,才选拔出来从事更加困难更加细致的工作,就是接触中国军官。对这些人的特别工作付给巨额报酬,还配备助手班子。
一天,仍在津门的素云被召到日本特务机关部去。这机关属于日本军事使团,同臭名昭著的土肥原主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部是龃龉不和的。
素云进入时,有个四十左右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他的圆脸上颧骨突出,剃了个圆圆的光头,留了黑须,没戴眼镜,这在日本人是难得的。整个而言,这以脸显得聪明而讨人喜欢。他的中国话还过得去,英语和俄语不那么好。
素云明白要她来是为什么。她在日租界有饭店和房产多处,也许当贩毒头子长久了,日本人相信她会入伙的。去年她获释回到津埠的事日本当局完全知道。她捐献五十万元给中国禁烟局日本方面是谅解的,只当一种贿赂,获得自由的代价。她在北平的其他作坊也被查获,日方只当做她的噩运,而绝无理由认为禁烟局对她有好感或者她对这个局也怀有好意。她照常过原来的生活,显然是因为无路可走,又怕按自己新的信念行事。不过她对自己的买卖不那么起劲了,只想维持现状。
那个日本军官十分客气地说:“请坐,牛小姐。我们对您多年来的合作共事是感谢的。这里我有点事相烦。我差点忘了,我们对你把全部现款都存在日本银行这件事十分感谢……现在谈正事:你开了许多旅馆,每家旅馆都有舞女,你要选十二个或者十五个最漂亮最聪明的上报给我,听候下一步指令。本机关需要她们效劳。我们也没有忘记你本人,我要派你做她们的队长。要选支那人、韩国人或者白俄。我们每人每月付给两百元,最能干的可以多到五百……另外还有特别费。明白了吗?”
这番话素云并不感到意外,当然是极不愿意的;可是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若不接受就得失去全部财产,甚至送命。
“当然,我一定尽力而为。”她答道。
那军官起身,真诚地同她握手。素云也同样热诚地握手,内心里却感到恶心。
她回家后反复思索面临的这个难题。贩运鸦片挣钱是另一回事。她飘然干上这一行,如今却难以摆脱了。可是眼下要开战了,是日本鬼子同本国同胞之间的决一死战。
她要当日本间谍来残害自己的同胞吗?她恨自己,恨自己的全部行当,恨整个悲惨的境遇,这份恨劲这时转变成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而自己又是在他们掌握之中。得拿定一个主意。她若不想让资产被没收,全部财富一扫而光,就得顺从,当汉奸。“汉奸”现在无处不有,每天都听说抓人的事。她的下场会怎样呢?哪怕她冒万般风险替敌国效劳而居然逃过性命,又能得到些什么呢?钱,她有的是。她要是被捕,枪决了又有什么办法?她的神经紧张万分。
她又想起姚老先生的话。“战争……一旦爆发,要记住你是中国人。”这位老人怎么会料到的呢?他难道真是仙人?尤其忘不了的是暗香的男孩的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要帮日本做事呢?”
于是她决定假装去干,伺机捞回一些自己的财产,然后趁人不备逃之夭夭。她约了一群舞女,其中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个干脆谢绝说:“钱我需要的,可是得卖国——我不干。”其他的多半是韩国和白俄姑娘。第二天她带了这批姑娘上特务机关部去让那个主管去过目。主管大大称赞她办事麻利。把那些姑娘打发走了之后他要素云留下。
他说:“牛小姐,你是年长的女太太,我完全信赖你。要打仗了——你知道的。半个月之内日军士兵就会开进北平。我们必须搜罗到最干练的人才。你的职责是报告二十九军军官的政治立场,我们力争兵不血刃或者牺牲尽可能少的胜仗。我们同张自忠和潘毓桂已有接触。但是要弄到内幕消息就只有靠你这位中国女子了,没有其他办法。挑两个最漂亮的姑娘去送给张自忠,不说是我的礼品,要说你的,让她们在内部起作用——明白吗?别的几个姑娘我会派她们到华界和英租界法租界去干别的工作。”
素云准备前往北平。她去日本银行提取三万元现款——不敢提取更多是惟恐引起日本当局注意。她带了两个韩国姑娘去北平,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家外国饭店里开了房间。
黛云听说过素云曾经被捕,得姚家之助而获释,去天津时便去看她,称赞她决心改过自新,要她尽早脱离那种生活。这时陷于绝境的她,素云,自然而然地想到黛云是唯一可以谈话的人。因为,说来也怪,她离开昊将军以后胞兄环玉便完全同她分道扬镰了。她明知要是去求教黛云会怎么说,然而还是熬不住去同她谈了。因为黛云及环玉的原配陈雅琴和她的孩子是她在世间仅有的亲人了。
于是,约七月中旬她来到妹妹家里。陈雅琴对她客客气气,然而是冷淡的。几个侄儿则不知道拿她当什么好。
她把黛云拉到一旁,说:“我得同你谈谈。父母都不在了,在咱们这岁数,环玉再不是我哥哥。你知道为了他的差使同我的冲突,我同他闹翻了。”
黛云说:“他也在北平。”接着说了他们在家里的一幕,笑个没完。
素云含笑说:“我也是汉奸。”
黛云说:“汉奸不肯自己说,自己说的决不会是汉奸。”
“我有正经话要同你说……”
黛云嚷道:“你,不也是卖国贼吗?你是要来收买我?”
素云赶紧要她别嚷嚷。“我要听听你的主意。现在在世上再没有别人可以给我出主意了。这就是我的处境,我宁可去死!”
她大略地说了面临的难题:不是丧失全部财产便是当汉奸而多半要送命。
黛云听姐姐讲完后就说:“原来如此!再简单不过了。你还是中国人不是?这是唯一的问题。姐姐,只有一条道,中国人怎能帮助敌人奴役自己的同胞呢?哪怕你还要发财,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极可能被一枪崩了。你对我说实话,我也实话相告,到处都建立了爱国锄奸会,专门搜索汉奸来处决,我也是会员,姐姐,你真要跟日本鬼子干的话我说不定要亲手毙了你。你愿意谁把一颗子弹送进你脑袋吗?”
黛云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态度是友善的,言词可是严厉的。
“那么你看我该怎么办?”素云又问,着急得要命,而且害怕了。
“怎么办?爱国!唯一的问题是你恨不恨日本鬼子。你难道看不见中国的男男女女,连孩子都反对日本鬼子,中国必胜的吗?操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妈,我要咒骂她们!你没见我轻松愉快,你却是愁眉苦脸的吗?”
那是一句不登大雅之堂的话,素云觉得好玩。黛云精神焕发之中的那种信念使她惊异。
“中国能打赢吗?”
“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可能全部死掉,可是跟同胞一块去死也是好的。”
“你非死不可的时候跟同胞一块死真的感到快乐吗?”
“当然。我很快乐。你难道没看见?”
素云感到一种新奇的感觉油然而生。快乐在她是久违了,她也从未听到有谁以这等信心自称是快乐的。
“快乐,快乐。”她喃喃地道出这个词儿,似乎要试试这小小的词儿会不会对她重新成为真实的。她说:“妹妹,我多想能同你老在一块。在那儿我周围尽是些妖魔鬼怪。我真恨日本鬼子——还有那帮中国同事!”
“你恨他们?”
“我见他们就恶心,”素云说,过了会儿又说:“我对自己也感到恶心。”
“那就逃出来,到中国这边来。跟我们在一块儿。”
“你不是说你在锄奸团里吗?”
“是的,但这是秘密团体。你愿意帮我的话,我跟你去天津除掉几个日本特务!”
素云突然又感到恐惧,精神垮了,哀鸣道:“我怕死!”
黛云的两眼一亮,说:“这样,现在有个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我和几个同伙跟你去天津,刺探日本鬼子的机密。我自己扮作探子,你就会成为大大的民族英雄,你何必怕死呢?”
黛云斗志昂扬的勇气感动了姐姐,甚至传到了她身上,也为她的心灵打开了一个她前半生从未听说过的新世界。她孤寂的心灵现在紧紧靠拢妹妹了,同妹妹一块作出重大决定。
素云要和黛云、国章和陈三一块去天津。素云把妹妹黛云介绍给日本特务机关部,然后留在日租界,接触特务机关部,弄到什么情报就传递给在华界工作的其他几个。同时,每过些日子她就去日本银行提取存款,一次两三干元,以免引起怀疑。
素云每两三天去日本机关一次。她得到丽玲,就是上回拒绝替鬼子效劳的那个舞女的帮助,向她起誓严守秘密。黛云是头一天就介绍给特务机关长的,这个头目以怀疑的眼光打量她,但素云向他保证这是自己的胞妹。于是黛云获知了一切暗号,得以随时经过日本岗哨。
怪事发生了。许多日军的密探,其中也有前些时候素云搜罗来的,不是被中国方面处决了便是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一天素云去机关,那头目问她:“你知道中国方面的锄奸团吗?我们的人出事的太多了,不知哪里有了破绽。我警告你,要万分小心。说起,你怎么会在七月十日从银行提出三万元,十六日从北平回来后又提出五千,十八日再提三千?”
素云不动声色地说:“唉!这些日子麻烦可多呢。谁不提出些现款以防万一呢?那三万元是支付大连运来的吗啡的,我可以给你看发票。”
“啊,我不过是要你注意点。”
素云假装说句笑话:“长官,我干这工作报酬是多少?每个月我至少得有一千元。要是我弄到张自忠归顺,代价又是多少?”
“唉,你要钱干什么?你已经是家财百万了。”
“你想过没有,我干这事不为钱又为了什么?”
“好吧,给你每月一千,特殊功勋另有重酬。你看收买张自忠五十万够吗?”
“我试试。”
这番谈话暂时减少了头目的怀疑。不过素云不再从日本银行提款,只是着手凭单据收回尽多的现钱,因为支票全都得由各家日本银行经手。她又告戒黛云不要再来日租界。
平津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七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激烈战斗,日本飞机轰炸平津之间所有据点上的中国军队。日方匆匆向北平前线增派军队。
素云传出重要情报:日本驻屯军减少到只有两千多点,大部分可用的兵员都调往前线了。中国姑娘丽玲把这消息带给华界的陈三。
陈三根据这项情报行事,他同华界的中国保安队密商突击日租界的事。他们已得知驻通州的冀东政权的伪军第二天要反正,这支部队是日本方面装备和训练的。此外还有消息说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又有报道说丰台和廊坊都已克复,于是他们决定执行把天津的日本驻军同时逐出的大胆计划。
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天津市里开始战斗,整天遭到炮击和飞机轰炸。市郊的南开大学已被狂轰滥炸夷为平地,大火在市区蔓延。
十一点钟素云得到消息说丽玲第三次去华界时被日本哨兵逮捕,解往司令部去了。素云惊恐万分。头一天日本长官曾以异常的眼光望她,显然他手下已有人来报告过素云的欺骗行为。
她决意逃到相邻的法租界。化装之后她只提了一个小提包从后门走出,她叫来一辆洋车,可是还没跨上去便有一个巡警前来问她:“你上哪儿去?”
素云给他打了暗号,表示她也是日本手下的人。
不料那巡警说:“那么你就是牛小姐了,我正找你呐。跟我上司令部去。”
素云被他上了手铐带走了。
素云问他:“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
“不错,可是我保不了你的命。”
“大家全是中国人,放我走吧。”
那巡警说:“那么你是害怕为国牺牲的啰?”日租界的华籍巡警素来以身材高大、对同胞傲慢无礼和贪污腐败闻名。道旁等买卖的洋车夫也常被他们勒索几个铜子去。
素云对那巡警说:“这个小包拿去,放我走。里面有三万块现钞。”
那巡警接过小提包,犹豫不决,四下张望,以惊恐的口气对素云小声说话。三十几尺外的一个日本哨兵瞥见两人在说话,便过来盘问他们,跟他们走。没有机会了。素云再同那个车夫说话,日本兵不懂中国话,便给了素云一巴掌叫她不要说话。他看到小包在车夫手里,便连包带钥匙接了过去。三人默默前行,素云夹在中间。
这一巴掌打得素云很疼,尤其感到羞辱。她心想“这就是我替这些鬼子卖力的回报”。她怒火中烧,突然间把一切置之度外了。听那巡警说“那么你是害怕为国牺牲的啰”的时候她已有种别样的感觉。她思绪纷乱,恍惚之中感到自己是在干什么大事;她的右侧走的是个中国人,而左侧是个日本人;右侧的中国人代表中国,她马上要为国捐躯了。她明白自己的末日已到。
到了司令部,问了她几个问题。她傲然置之不理。那个军官给特务机关部打电话。
她打断他们说:“枪毙我吧!我但求一死。我恨你们,恶心你们这批东西!”
那军官说:“立即照办。带出去。”
素云就在院子里被枪决了。
黛云和陈三以及国章收不到丽玲和素云的消息了,不免纳闷。几天以后他们才听说一家日文报纸刊出了白面王后是中国间谍而被枪决的消息。天津的中国读者一时摸不着头脑,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去猜测了。
中国保安队与二十九军的某些部分联合行动,已经突破了日军防线,日租界里展开了街巷战斗。华界也遭到炮弹和炸弹的轰击和飞机上机枪的扫射。一时看似日军在天津要失利了,因为部队已开向内陆,老窝遭到突然袭击。而中国部队人数仅仅上千,攻占了东站和总站,完全堵住了日方对北平前线的增援。随后他们又去攻打海光寺日本兵营。最后他们迁回到东岸,要去破坏日本飞机场;部份日军甚至已经撤退到塘沽。然而当天深夜铁路员工传来消息,二十九军开始撤出北平。
一个员工说:“你们还是退却吧,别作无谓牺牲。二十九军已经撤走,你们没有后援了。”
这个消息使他们目瞪口呆,部分队伍仍然坚守,但是大部分人四散,边战边退。日军重占被夺回的地带,还占领了华界和原先的奥租界和俄租界。
日军羞恼成怒,疯狂报复华界居民。街上挤满了男女老幼,乱作一团,四处逃窜,然而众多房屋被浇上煤油纵火燃烧,堵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遭到刀刺,践踏和空中的机枪扫射。有些地方日军和保安队残部之间还有零星战斗。许多人子弹耗尽后还冲上去同日本鬼子徒手搏斗。
混战之中国章中了流弹,陈三扶起了他,可是走了百十来步他就倒地死去。陈三只得丢下了他。他的遗言要黛云姑妈安慰母亲杀死父亲。
黛云和陈三这时只能落荒而逃了。火车不用想了,他们得走回北平去。一路上他们遇到许多士兵在追赶向保定撤退的主力部队。到八月三日他们才听到说通州伪军反正,在那个伪冀东政权所在地有三百日本人被杀的事。
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北平去同家人团聚。他们知道北平已在一个日本扶持的维持会的手里,要进城的人都在各城门口被搜身。
他们一路前行,蓬头垢面,又饿又累,黛云听到陈三破口大骂二十九军和全体军官的祖宗三代。她还是头一次听到男子这样咒骂。
她问:“那么怎么办?你打算还干什么呢?”
“干什么?还得干!”陈三说,“如果北平没有可干的,我说不定到南口去从军或者参加游击队,那是正规军最得力的旁支。”
黛云说:“我跟你一块去。罗曼现在已经在西北了。我敢说环儿一定也会来的。可是我又想实行国章的遗言,去刺杀我那个哥哥,这该是咱们第一个要做的。他住在德国饭店,我想他和那帮安福系朋友一定纷纷从东北回到关内来成立傀儡政府。”
北京城在望的时候天已黑了。他们知道这副衣衫褴褛的样子是进不了城的,便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下来。他们敲了几家的门,没有一家敢开。
陈三笑着说:“现在怎么办?难道夜里露宿,天明让人抓去吗?”
最后还是一个老太婆收留了他俩,因为他们说明自己是天津逃来的难民。陈三和黛云还得假扮夫妻。
黛云对那老太太说:“您是好心人。能让我们在这里过个夜吗?明儿一早就走。”
老太婆到厨房去给他们热了点绿豆汤。
老太太问:“你们是不是大兵?唉,看着多可怜啊!通州保安队反正以后杀光了东洋矮鬼子,他们抓住了殷汝耕押到北平打算交给宋哲元,谁想到这时二十九军已经撤走了呢?咱们的兵甚至不让进城。这个卖国贼在城墙下面被错交给了巡逻队,你们想得到吗?”
“通州那些兵现在哪儿?”陈三问道。
老太太说:“他们只得绕城转,我听说他们参加了城南永定河对岸的部队了。我上了年纪。只有牙还好。要是我年轻十岁,一定进山去带上一帮自己的游击队。”
黛云夸她:“要是全国老百姓都像您啊,鬼子一万年也占领不了中国。”
这时他们知道了这里是安全的。陈三承认了他同士兵们一块在天津打鬼子来着,又拿出他藏起来的手枪。
“您太太也随您打鬼子么?这么新派的姑娘!”
黛云瞧瞧陈三,有点窘,答道:“我在锄奸团里。这把枪是想到北平城里去杀死几个汉奸用的。我们能平安进到城里吗?”
那个农家老太太答道:“带枪可不行。抓住要毙了的。城门全关了,只开西直门,你们得绕到西部。您太太这头发和衣裳怕不容易进去。”
他们忽然想出个主意。陈三扮成农人,清早运菜进城,黛云随去,算卖菜的。
陈三说:“这样,大娘,您得帮咱俩。我给你两块钱,还有这把枪。我也不能穿这双靴进城,全换给您了。您得借咱们一人一套农家衣服和一担青菜。”
农家大娘立刻说:“二位得自己去收菜。这钱我收下了,衣服借给你们。可是别以为我会要你们的枪和靴子。你们没见各城门外头步枪、手枪和军衣丢得沿城墙全是的,谁都可以捡。新的警察局长派大汽车来装了去交给鬼子。”
陈三和黛云出去割青菜,老太太在黑暗里放风。
完了老太太就领他们到一间很暗的屋里,有张小土炕给他们当床。
老太太走了以后陈三说:“你得睡这里。我睡在外面长凳上。”黛云说:“那不行,老太太要怀疑咱们的。咱们衣服靴子都穿着睡就是了。”
于是那个夜晚陈三和黛云一块躺下睡在那个小炕上。
天没亮两人就起身了。陈三舍不得同他的枪分手,决定藏在青菜底下。他丢掉了那双军用靴,可又找不到别的鞋,只好打赤脚,黛云扎起了短头发,用块旧的黑布包上,再换上农妇的衣服。天刚发白就告别老太太上路了。陈三用扁担挑上两箩筐青菜。
到了西直门外,城门还没开。他们伯引人注目,在远处等候。随后别的农人也一个接一个挑菜来了,黛云看到有的农妇来卖活鸡,就买了两只倒提着,像是卖的。陈三混在七八个这样的村民中间向城门走去,黛云提了两只鸡跟在后面。到了城门口,亲日的警察局长潘毓桂派驻的两名警察拦住了他们。
陈三停步,把青菜担子搁到地上。
警察动手搜查菜箩筐,把手伸到底里。陈三的心坪坪直跳。幸好手枪在另一只箩筐里。
站在陈三身旁的黛云可急坏了,惟恐下一刻手枪就到了警察手里。她手一放,一只鸡掉在地上,咯咯大叫,满地乱跑。
她大喊:“我的鸡飞掉了!”便去追赶鸡。别的农人也去帮她抓鸡,混乱中黛云又放走了另一只鸡,于是村民和警察无不捧腹大笑。在北平老百姓这是常有的事。有一名警察甚至来回奔跑,帮着抓鸡。
黛云学着本地村人的音调喊:“老天爷!要是跑了这两只鸡,我三天的粮食就没着落了。多谢长官,多谢!”
这幕趣剧把大家全逗乐了,包括那些警察,没怎么搜查便放他们大家过去了。陈三和黛云回到了静宜园的家中。他们进门便洗澡换衣,把早晨的冒险和昨晚那个好心的农村老太太的事讲给大家听。环儿见到平安归来的丈夫不知有多高兴,她们听说了天津杀人如麻,一片混乱,已经五六天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这时候,北平只有日本人办的和亲日的报纸可以买到。阿非和别人就在那些报上读到中国女间谍素云被枪决的消息,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陈三和黛云给他们讲了她最后悔悟赎罪的经过。
陈三和黛云去黛云家,把国章死难的不幸消息告诉雅琴。黛云告诉她国章的临终遗言,但没有讲要杀死父亲的第二点。噩耗在做母亲的并非完全意外,因为她知道天津陷落时死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所以还有勇气挺住了。
雅琴平静下来以后,黛云对她和几个侄儿讲了一路上的惊险情形和素云之死。
然后黛云问:“城里怎么样?”
大家说:“你还得留点神。北平已经在汉奸手里,挨家挨户搜查,国民党的旗帜和书籍以及总理遗像都烧了。”
“谁这么干的?鬼子吗?”
雅琴说:“哪儿要鬼子来干呀,汉奸警察局长潘毓桂就代劳了。他解除了原先的警察的武装,把武器送到日本司令部去当见面礼,两毛钱一个纠集了一群痞子和苦力去欢迎日军进城。北平被出卖了。”
黛云问:“怎么个情形?”
雅琴说:“你不是知道的吗,二十八号传来大捷的消息,全北平人心振奋。第二天早上国栋和几个弟弟早早起来去找报纸来看大捷的消息,可是哪儿有报纸啊。阿妈从菜场回家来说街上不见人,沙袋和防御工事全没有了,士兵也不知哪儿去了——中国兵日本兵全没有。头天夜里宋哲元就去保定了。国栋出去看看情形,经过警察局,只见很少几名警察垂头丧气坐在院子里,身上也没有制服。那一整天北平成了个鬼城,铺子全上了门,崇内大街上满是散兵游勇和伤兵。电车还在开,但只有司机踩响铃挡,车厢里是空的。哥儿几个几天不敢出门。”
黛云问:“那老东西露过面没有?”
“哪个老头?”
“我那个好哥哥。”
“他再到这儿来干什么?”
黛云不再说了。她没有告诉雅琴她和陈三打算去行刺环玉。这是陈三离开北平之前最后一次行动。他那个秘密团体里大部分人都很想去参加已经开始在山西行动起来的共产党,黛云尤其想随他去,因为她被捕以后便同丈夫罗曼分手了。
陈三和环儿以及黛云打算行动以后立即出发。环儿在阿非那里留下一封给哥哥和母亲的信,就来黛云家了。黛云同母亲告别,只说她们是去西北抗日的,福娘也知道阻挡不住她的。她只有黛云一个孩子,同她实在是难分难舍。雅琴的孩子过来同住以后都称福娘为奶奶。孩子们也确实像她的孙儿,雅琴也确实像她的儿媳妇。素云回天津后给了黛云一万元现款,现在黛云把这笔钱给了雅琴让她赡养老母和全家。
环玉住的德国饭店在内城东北角,距东交民巷使馆区不远。陈三和另外两个男的各自带上暗藏在身上的手枪,于夜间八点多去到那里,因为他们知道环玉老在黑夜去同其他安福系馀孽议事,他的汽车朝西停在饭店门口。陈三他们隐蔽在一条南北向的胡同里。
过了一会儿汽车朝他们开来,陈三站在胡同口上,避开车头的灯光。汽车仍在头档,刚开始加速,躲在一角的陈三拔出手枪迅速瞄准便开枪。汽车滑向左侧,撞上路灯杆儿,司机显然已经死在驾驶盘上。陈三听到女子的尖叫声,他从墙上反射出来的车灯光线里看到后座上一个女子的身影。他和那两人朝后座一连开了六七枪,看到那个女子的头垂下了。当然有过路行人听到枪响,他叫两人从暗黑的胡同里逃逸,自己跟随在后。
他们奔到没几步路的苏州胡同黛云的家。黛云、环儿和大家正在等候他们。
陈三镇静地说:“完事了。”
黛云的母亲看到这三人气喘吁吁地进门,觉得奇怪。
“什么完事了?”她问。
陈三说:“没事。咱们出发的准备工作做好了。”
陈三把环儿拉到一边说:“我想这人是莺莺,可是环玉不在车上。车里没见男的,只有司机。”
环儿把消息悄悄告诉黛云,黛云不免轻轻地呼喊成功了。四男三女的这一伙人决定坐洋车到城门,再步行到永定河对岸,那里还有许多中国军队。
他们已作好立即离开北平的准备工作,而莺莺遇刺后留在北平已很不安全,他们决定饶了环玉一命。后来有个时期环玉成了安福系政客王克敏为首的北平傀儡政府的一名要员。
这里就得放开陈三、环儿和黛云不提了。他们如何出了城,失散了又重逢,如何抵达雁北,后来阿萱也来了,参加了那里的游击队,抵挡了日寇向西北推进数月以至数年之久,都得请读者自己去想象。他们属于那一群勇敢、爱国的中国青年,在最艰难的环境里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兴高采烈、勇往直前,因而是敌人永远别想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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