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已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崇备至。其实，我敢说，在这些了解东方的学者中，致力于老子研究的，超过研究孔子的。由于老子的篇幅少，才会成为中文书中外文译本最多的书籍，包括有十二种英译本和九种德译本。

        西方读者咸认为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者。实则约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前，我国的学者已发表过这种观点。

        黄当说：“老聃（老子）写了两章论虚无，反仁义，评礼教（儒家）的短文，崇拜他的人都认为，这些学说甚至比‘五经’还要好。汉文帝、汉景帝（前188～前141）、司马迁（前145～前85）也曾发表过相同的看法。”

        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官帽，却又走向公开激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

        我开始接触道家的思想，是由于看了王先谦的著作。他花了半生时间为注解，却在1908年，故意在序文中反对庄子，借以贬低自己的作品。魏源对《老子》的注释也是如此。舆论本就认为儒家的学说是最好的，而对庄子的评价一向不高。

        换言之，若以“箴言”作为鉴别中国圣者的条件，老子确实当之无愧，因为，老子的箴言传达了激奋，实非孔子沉闷乏味的“善”所能办到的。孔子的哲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哲学，它所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非但不令人激奋，反易磨损人对精神方面的渴慕及幻想飞驰的本性。

        这两家最大的异点：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

        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典型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聃。

        当一个人扮演过尽责的好父亲后，我们能够感觉到，在奥妙的知识领域里，对宇宙的神秘和美丽、生与死的意义、内在灵魂的震撼，以及不知足的悲感，究竟能体会多少？或许没有人能说出他确切的感受。但在里，却把这些领受都泄露出来了。

        看过的人，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接着就开始自嘲似的笑；最后才大悟到这才是目前最需要的教训。老子说：“上士闻道（真理），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相信大半读者第一次研读老子的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吧！我敢这么说，并非对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如此。

        因此，那些上智的学者，便由讥笑老子、研究老子而成今日的哲学先驱，同时，老子还成了他们终生的朋友。

        老子说：“言有宗，事有君。夫唯夫知，是以不我知。”其对生命及宇宙的哲学观，四处散见于他的晶莹隽语中。有关老子的身世臆测和教条，我会在后文中详细剖析给各位读者。老子的隽语是出于现世见识的火花，和爱默生的“直觉谈”一样，对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若要了解他二人的隽语，势必先得深切透视其思想方可。

        老子的隽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然而，人们心灵渴求的却是更深一层的理解，于是，老子这谜般的智慧宝石便传到变化繁杂的注释者手中。甚至在我国，许多学者将之译给与本国思想、观念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英语世界。

        有人认为，要了解老子，最好去研读早期道家学者——韩非和淮南子的翻译，因为，他们距离老子的时代非常近。

        韩非（约前280～前233）曾经写过两篇对老子的注释（《解老》《喻老》）。他在后篇描述老子隽语的功用论（人类生活及政治的实际运用）时，比前篇的哲学原理花费的工夫更多，所以内容也比较详尽。

        淮南子（刘安，约前179～前122）也阐述了不少老子一书中的章节。此外，列子和文子的作品中，亦包含了相关的章节。

        不过，我以为了解老子的最好方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读。毕竟庄子是他的弟子，也是最伟大的道家代表人物。

        就时间而言，庄子比韩非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发展体系，此外，他们的观点几近完全一致。因此，从七万多字的一书中选择精华，便不难说明老子思想的意蕴了，但一般人却很少做这种尝试。

        远在基督诞生前几世纪，人们心目中的道家是“黄老学”。随后情况稍微改变，庄子渐受人喜爱，大家把他的名字与老子并列，并且公认他们的思想如出一辙。尤其到了秦、汉两朝（按：应为魏、晋）（4世纪），人们已不再视道家为“黄老之学”，而改称为“老庄哲学”。

        道家文学及学者之所以受人欢迎，主要原因便是庄子散文的魅力；就吸引人的标准和思想形态来说，庄子不愧是古典时期的散文泰斗。

        庄子的举止庄严高雅，言语活泼坚实，思想主观深奥，而外观却又极其古怪。如果强说他有什么缺点的话，或许就是他谈话诙谐，言辞过多，文句比喻和隐喻稍嫌敏锐吧！

        写本书时，我几度钻研庄子的作品，发现其间许多用语，大都是他透过严格的文学手法创造出来的，甚至连最早以同法为文的，也赶不上他。

        一般说来，老、庄思想的基础和性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老子以箴言表达，庄子以散文描述；老子凭直觉感受，庄子靠聪慧领悟；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说给心听，庄子直指心灵。

        若说老子像惠特曼，有最宽大慷慨的胸怀，那么，庄子就像梭罗，有个人主义粗鲁、无情、急躁的一面。再以启蒙时期的人物作比，老子像那顺应自然的卢梭，庄子却似精明狡猾的伏尔泰。

        庄子尝自述：“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可见，他是属于嬉戏幻想的一型，站在作家的立场，他又是极端厌恶官吏的一派。

        当然，一位看到儒家救世愚行的虚无主义者，多少想从其他方面获取某些娱乐性的补偿，如果只因儒家的失败，便期望他戴上一副沮丧的假面具，确是极不公平的要求。因此，西方人不必再批评孔子，因为单单庄子一人对他的攻击就已经够严苛了。

        关于老子的事迹，我们几无所知，仅知他生于公元前571年的苦县，和孔子同一时代，年龄或较孔子长二十岁，出身世家，曾做过周守藏室的官，中年退隐，活了相当大的岁数（可能超过九十，但绝不似司马迁所说在一百六十岁以上），子孙繁多，其中某一世孙还做过官。

        公元前300年的少数作品中，除了庄子曾谈到老子并加以注解外，就只有代表他本人的提到过他了，因此有些学者对“老子这个人的存在”抱着极大的怀疑。导致这项怀疑的主因，是清代批评怀疑主义的盛行，尤其梁启超的评论，更使老子的书遭到致命的打击。他认为：老子的书是在公元前300年由某些人所杜撰的。

        这许多没有依据、意欲惊人的言论，使得一般人几乎无法区别何为伪书，何为真著。因此，如果听到某位学者说哪本《老子》或是伪书，却又无法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时，我们还是不轻易置信。这种随意批评的风气，带给人们许多不便和反感。

        庄子大约死于公元前275年，活了多大岁数不太清楚，他和孟子是同时代的人，是惠施最亲密的朋友，祖籍蒙县，曾任“蒙漆园吏”，结过婚，有没有小孩，史籍未记载。

        一般人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他妻子的棺木搁在屋角待葬时，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弟子问他何以如此时，世上最玄奥的生死谈便流露了出来。庄子最有名的智语，便是谈到他本身的死就是一大玩笑——那带着诗人感触的玩笑。

        另一件有趣的事，便是有关他形态的变化。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在花丛间轻快地飞舞着，那时的他，一心认为自己就是蝴蝶，但当他清醒后，发觉刚才的一切不过南柯一梦，顿然若失，不禁自语道：“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庄子尖锐的矛总是指向官方的奢华和显贵，当时的他真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下面就是一例：

        有一位寒生（宋国人）去京城晋谒皇帝后，带着皇帝送他的大批马车和随员衣锦还乡。他对自己的晋谒成功颇为自得，不时在人前露出骄傲的神色，一般人对他钦慕不已，唯独庄子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

        写本书前，我为自己做了一篇老、庄思想索引，发现他二人教人的特性虽一致，表达的方法却颇不相同：

        一、老子教人的原则在谦恭，他再三重复柔和、忍耐、争论之无益（不敢为天下先）、柔弱的力量和就低位的战术优势等思想，而在庄子的理论中是绝不可能看到这些言辞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确信他二人的哲学基础极为相同。庄子不是不喜欢谦恭，只是不愿说这两个字而已。

        老子的不争，正是庄子口中的寂静、保守及透过平和以维持精神均衡的超然力量；老子认为水是“万物之至柔”和“寻向低处”的智慧象征，庄子则坚信水是心灵平静和精神澄澈的征象，是保存“无为”的巨力。

        老子激赏失败，表现失败（老子是最早的伪饰家），庄子则嘲笑成功；老子赞扬谦卑者，庄子苛责自大的人；老子宣扬知足之道，庄子让人的精神在肉体之外“形而上学”中徜徉；老子无时不谈“柔”胜“刚”的道理，庄子则很少提到这个主题。

        二、庄子不仅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现实、语言”三者无用的理论，更由于深切体会到人类生命的悲哀，而将老子的哲学转为自己的诗谈，作为慰藉。从这种哲学的滋润，和对人类生命的感触中，他说出了惊古震今的生死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这篇“灵魂的颤动”实是庄子或昔日我国作家的最佳创作。⑾

        ⑾请参阅第五十章之二。

        二

        老子爱唱反调，几成怪癖。“无为而无不为”、“圣人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种反论的结构恰如水晶之形成：把某一物质的温度收变，即成水晶，但成品却是许许多多的水晶体。

        一件事理的基本观点和价值，与另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完全相反时，便产生了反面论。耶稣的反论是：“失去生命者，获得生命。”这种反论的起因，乃是把两类特殊的生命观（精神与肉体）融而为一，呈现在表面的，就是反面论。

        到底什么思想使老子产生了那多强调柔弱的力量、居下的优势和对成功的警戒等反面论呢？答案是：宇宙周而复始的学说——所谓生命，乃是一种不断的变迁，交互兴盛和腐败的现象，当一个人的生命力达到巅峰时，也正象征着要开始走下坡了，犹如潮水的消长，潮水退尽，接着开始涨潮。

        老子说：“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女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⑿

        ⑿请参阅《想象的孔老会谈》之五。

        另外一种研究老子之法，乃从爱默生的短文《循环论》着手。这篇文章的观点，基于道家思想，爱默生运用诗歌顿呼语“循环哲学家”中之“循环”，导出了与老子同样的思想体系。

        爱默生强调：“终即始；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大洋之下另有深渊。”惠施亦言：“日方中方睨。”另外，庄子也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爱默生更谈道：“自然无定”，“人亦无定”；所以，“新大陆建于旧行星的毁灭，新种族兴于祖先的腐朽”。

        从这些循环论，爱默生发展了一套类似老子的反论：“最精明即最不精明”，“社会的道德乃圣者之恶”，“人渴望安定，却得不到安定”，读者可在庄子的精选中，发现爱默生的这种论点。

        由此可知，爱默生的两篇短文《循环论》及《超灵论》，和道家的主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看过《老子》一书后，读者自可体会出其中滋味。爱默生对相对论深信不疑，他曾说：“一人的美是另一人的丑；一人之智慧是另一人的愚蠢。”且引用美国北佬农夫常说的典型道家谚语：“不必祝福，事情愈坏，情况愈好。”

        以哲学观点而论，道可概括如下：它是天地万物的主要单元（一元论），是“反面立论”、“阴阳两极”、“永久循环”、“相对论”、“本体论”的主体；它是神智，是复归为一，也是万物的源泉。

        了解这个道理，你争我夺的欲望顿化无形，而基督登山宝训中“仁”与“柔”的教条，也会在人们心中播下和平、理性的种子。就“无法抵抗的恶”这个思想来说，无疑的，老子的某些思想家乃托尔斯泰所说“仁爱的基督徒（道德家）”中之先驱。

        如果世上的领导者看过老子的战争论（第三十、三十一章，第六十八章之一）、用兵法（第六十八至六十九章）、和平论（第七十九章）、不战论（第三十一章之一）就好了；如果希特勒在猛扑之前有一些老子“持而盘之，不如其己”的智慧，人类就不会空洒那么多的鲜血。

        三

        昔时，我就希望能找到一种被科学家所接受的宗教。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

        道家的道是宇宙的神智，万物的根源，是赋予生命的原理；公正无私，含蓄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它创造了万物，改变了万物；它是不朽的本体。道家不和我们谈上帝，只再三强调道不能名，可名之道就不是道。最重要的是：道给物质世界带来了一统和灵性。

        我曾观察科学思想进展的程序，有理由相信19世纪愚钝的唯物论已经不住考验，尤其在近代物理学之光的照耀下，它再也稳不住阵脚了。

        卡尔·马克思在工业极盛期发表他的唯物辩证法，一位新英格兰哲人在他的书中写道：

        “新的法则不足畏，如此愚蠢的思想难道会强迫你降低自己的精神理论？不要反抗它，它不但损不了你的精神理论，反而会使你的物质理论更加精纯。”

        这是1847年出版的书籍，当时的物理学家已探究出物质本身的基础，尤其爱丁顿（Artanley Eddington）还简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报告说：“我曾四处探索固体物质，从液体到原子，再从原子到电子，结果在电子里失去了它的踪影。”⒀

        ⒀见爱丁顿所著《大自然的物质世界》。

        电子在原子里究竟做些什么呢？他说：“一种不知名的东西正在进行我们不知道的事。”⒁

        ⒁同前。

        因为某处的光，电子和非电子相遇而混合，竟引起了人类追求真理的欲望。

        自爱默生后，求真的研究已过了一世纪，业已完成了一个周期，而爱丁顿又紧跟着写道：

        “从近代科学争论可导出一个结论：1927年左右，重理性的科学家将会接受宗教。不仅如此，到那个时候，这些专讲乏味理论的科学家，甚至对最普通的事物，也会极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失去他一向强调的理性而坠入爱河。假如在1927年，我们能看到海森堡（heisenberg）、玻尔（Bohr）、波恩（Born），及其他学者将因果关系推翻，那年势必会被命为哲学发展中最伟大的一年。”⒂

        ⒂同前。

        神秘（自然）主义常使得有理性的人害怕，主要是由于某些皈依者的放肆言行所致。但老子、惠特曼、爱丁顿的神秘（自然）主义却非如此。

        以方程式操作的科学工具——数学，除了给我们方程式及物质空虚论的新知外，别无它用。老庄虽谈道之“捉摸不到”，却并非意味着他们就是神秘主义者，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观察生命入微的人。

        这两者关系，就好像一位在实验室里思考的科学家，突然碰到生命“捉摸不定”的本质正在进行，科学家拼命敲门，没有得到回音，这时正是他急欲发现生命秘密的时刻，而生命之门却关闭了。他搜索物质，竟在电子中失去了它；他探索生命，又在原形质中失去它；他追寻意识，却又在脑波中失去它。然而，当他面对数学方程式时，一切又都显得那么清楚明白。

        忍耐、坚毅、意义、爱、美和意识，均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去探讨；直觉和数学的观念永不相遇，因为它们所依恃的是不同的平面。数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透过心灵察觉物质现象的一种表达法，此外毫无他途可循；直觉却不同于此，它不是数学或其他象征知识的附属品，无法以方程式表达出来。

        耶鲁大学的教授诺思罗普（F.S.orthrop）了解认知直觉知识——美学的重要，这类知识比区别理性心灵的知识还要来得现实。老子常警告人们抵御“分”所带来的危险，或许是这个缘故吧！庄子尤其声言：

        “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⒃

        ⒃请参阅第五十二章之二。

        由于需要，物理学家必须谨慎地控制自己去观察形态、物质和活动等现象，他坦承数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得留给非科学家去处理。因此，对我们来说，能够远离科学的大门，确是非常幸运的事。

        爱丁顿以严密的“不法之地”，即意义和价值的范围为例，描绘出科学性的“象征性知识”和由生活体验得来的“精湛知识”之间的不同。

        他机智地反驳那些称其神秘的观点为“胡说”或“该死”的批评家，他问道：“物理的基础能胡说些什么？”某些评论家有权批评他“胡说”，而平实主义者却无权如此，胡说和该死都属于价值观的领域，站在平实的立场，那确实是不合逻辑的。

        “在醚或电子的世界中，我们或可邂逅胡说，但绝非该死。”⒄所以，我们虽离开了科学的大门，却拥有了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⒄反证。

        “身为科学家，我们了解颜色只是波长的颤动，但它并没有因反射在波长5300的色彩特别微弱，就驱散了反射在波长4800的强烈视感。”

        美国科学界领袖密立根（Robert A.Millikan）阅读了1947年4月29日美国物理协会出版的刊物后，就宗教方面发表了极为重要的声明：

        “我以为，纯粹的物质哲学是极为无知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智者，都有使自己的心对任何事均充满虔诚和敬意。借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沉思不朽的生命之秘密，熟虑微观的宇宙之构造，谦卑地接受出现在自然界的极为微小的启示等，对我而言，这些就足够了。’那就是我最需要的‘上帝’之定义。”

        “我很少将自己的‘明断’认为是我个人的荣誉，为什么呢？当上帝把早期的进化的过程，展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所创造的万物便开始以惊人的步伐迈入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智者，似乎都已看到宇宙伟大的真理。虽然密立根、爱因斯坦、爱丁顿、爱默生、老子和庄子等人的背景和知识不大相同，但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几乎都回归到同样的一桩事——自然上。

        相信前面有关信仰的陈述，近代有思想的人必然都能接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我思足矣”、“自然表达的智慧”、“我们能微微地察觉”、“他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及爱默生所说，他是“自然神”的一部分。

        爱默生百年前所写的东西至今仍是真理：“我们每个人都需具备左右世界宗教的正确观念，刻意在牧场、池中的船、林中鸟儿的对答声中寻找寄托，那是绝对看不到基督教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所在。

        老子也说：“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⒅

        ⒅《想象的孔老会谈》之二。

        四

        1942年，我翻译了和三十三篇中的十一篇，收录在《中国印度之智慧》这本书内。后来我修改过一部分，并将庄子的余篇翻译了出来，本书为庄子的精选，堪称是庄子作品及思想的代表。

        修改得并不多，主要是将“爱”、“德”易以“仁”、“性”。由此，我把重新分成七篇，相信必可帮助读者把握住每一章的主要思想。

        简言之，本书前半部的四十章为哲学原理，余则为功用论——可直接作用于人类的各种问题。在解读庄子的精选时，我曾竭力为老庄澄清彼此的关系，并指出其间的重点，避免加入我个人的意见。

        由庄子来介绍老庄时代的思想背景和特性，实是再恰当不过。

        一九四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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