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诺斯集团整整占据了贾诺斯大楼顶上的九层楼，但它绝不是美国同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詹妮特-多诺霍有一家更大的杂志财团，培根出版社和德弗斯&布莱尔也是大的杂志财团。但是，我们的公司拥有特殊地位，并且在那些靠出版小说和报道政治、商业和技术事件之类新闻的许多公司中，我们也绝非是规模最小的。

        《新闻资讯》是我们集团规模最大、名气最大的杂志，也是广受关注的周刊，发行量近两百万。它在第三十一层楼。它之上的一层，即这座大楼的顶层，是办公区域——广告部、审计部和发行部，还有厄尔和史蒂夫·哈根的私人办公室。

        《商界》也是每周出版的杂志，其发行量大约是二十五万册，公众实际阅读量及其影响范围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和它一起发行的还有一份四页纸的每日简报《贸易》以及实时网上服务《商界索引》。它们在第三十层楼。

        第二十九层是有关各类技术的报纸和杂志，从《运动天地》到《冰冻世纪》（食品）、《精算师》（重要统计）、《频率》（电台与电视）以及《塑料的明天》，它们多半是每月发行一次。这一层还有十一二种诸如预知未来和方法指导类的杂志，发行量都不大，有些是因厄尔·贾诺斯灵感突发想出的点子创办的，现在仍然延续着，但可能他自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接着依次往下的两层楼里有一个资料室、一个图书馆、普通查阅室、艺术和照片处理部、一个功能齐备的常用小型急救室、一个休息室、配电室和一个接待公众咨询的招待室。

        然而，公司的精英都在第二十六层楼。这层楼有《犯罪资讯》，罗伊·科尔戴特为副主编（2618室），我为执行主编（2619室），西德尼·基斯拉克和亨利·威科夫为助理编辑（2617室），还有其他六个负责写作的职员在旁边的隔间工作。理论上，我们是国家警察的记事本，是国家经济和良知的看护狗，有时候，也负责维护道德、餐桌礼仪或者能被我们想起的其他事情。我们是罪行的诊断专家；如果联邦调查局每月要付印刊物，那将会由我们来做。如果内布拉斯加州双橡园的治安官不得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评论，新教圣公会大主教国家委员会不得不干些跑腿活儿，那也必定是由我们出马。总之，我们是国家社会健康的“晴雨表”，是它过往及现在犯罪事件的记录员，是未来犯罪活动的预言者。或许，我们曾经共同说过此类的话。

        和我们一起在二十六层楼的还有其他四个刊物：《家庭资讯》（不仅仅是一份有关家务的期刊）、（不只是每月推出杰出的成功故事）、《风尚》（关注人而非服饰）以及《两性》（恋爱、婚姻和离异），它们与我们有着类似的组织模式。

        最后，我们下面的两层楼是远程研究所、法务部、公关部、办公室后勤部、人事部以及一个叫作《未来资讯》的新杂志组。它主要致力于社会改革规划，可能在某个晚餐演说完毕之后便变成一个独立专栏、一份新杂志，亦或者可能不着痕迹地就消失了。爱德华·奥林和埃默里·马斐逊都是它的工作组的成员。

        这便是贾诺斯集团的总部。国内21个大城市和国外25个大城市的办事处都在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支撑着这个中心枢纽的运转。来自世界各地的临时记者、优秀科学家、学者、技术人员都在为其工作着。它就是一个“情报帝国”。

        如果有必要，公司里任何杂志都可以要求内部任何渠道，甚至所有渠道给予帮助与建议。《犯罪资讯》就经常这样做。

        我们曾追查过失踪了的金融家保尔·艾斯勒曼，并找到了他。这应归功于我。我们动用了法务部、审计部、我们自己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破解了与艾斯勒曼有关的诈骗谜案，而我们最好的写手之一伯特·芬奇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整个复杂的案件通俗易懂地陈述给公众。

        我们也找出了杀害弗兰克·桑德勒的凶手，他曾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击败了众多警察。这一案件的成功破解也应该归功于我——乔治·斯特劳德。我通过查阅内部资料室的信息锁定了这个家伙——一个临时加入调查这个事件的职员也帮了不少忙。

        我摘下帽子，脱掉外套，径直穿过我的办公室来到2618室——罗伊的办公室。所有人都在，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却仍打起精神，而且似乎若有所思。纳特·斯伯林——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笨手笨脚的男人，一边看着笔记一边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着：“在距离雷丁三十英里外的一个农场里，一个家伙使用了一把猎枪、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斧头。”

        罗伊那高冷而具窥探性的眼神掠过我转向斯伯林。他耐心地问：“然后呢？”

        “这又是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凶残谋杀案，就像那些经常发生在边远地区的案件一样。”

        “我们在雷丁有个话题可写，”罗伊沉思，然后大声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关键点呢？”

        “这个家伙所杀害的人数，”纳特说，“四个人，一家子。不管发生在哪儿，都无疑是宗特大杀人案。”

        罗伊叹了口气，然后评说了几句。“数字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

        “但却不是一次四个人被杀，而且是被同一个人所杀。”

        西德尼·基斯拉克趴在艾略特后面的宽窗台上，简短地补充道：“凶器的选择。三种不同的凶器。”

        “呃，那整个案件的动机呢？”罗伊平静地追问。

        “嫉妒。那名女性曾答应同凶手私奔——至少凶手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她却抛弃了他，他便拿枪射杀了她和她丈夫，然后又拿起猎枪和斧头朝向了他们的两个——”

        罗伊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像这类案子，要考虑的关键是作案动机。它和我们的杂志有关吗？是犯罪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这个家伙坠入了爱河。他确实做了错事，但主要还是被爱驱使的。现在，除非你能证明在求偶天性中存在某种东西，其本身带有犯罪甚至反社会的基因——”罗伊将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张合着手指。“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推荐给惠勒的《两性》，或者也未尝不可。”

        “《风尚》。”西德尼低声道。

        罗伊继续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纳特，而纳特在其坦率的面容上勉强挤出一丝崇拜神情。他再次看向自己的笔记本，显然决定跳过两三条内容，然后继续。

        “圣保罗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银行抢劫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万美元，是史上最大的抢劫金额。”

        “是未经官方证实的最大金额，”亨利·威科夫纠正道，接着问道，“昨天晚上发生的吧？”

        “昨天下午。我拿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关于此案的资料，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至少是一个三人的团伙，或许还有更多人参与，他们为此辛苦了三年。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这伙人按计划组建公司，支付所得税，给自己支付工资达17.5万美元；同时还制订计划并为此次抢劫做筹备。他们将钱存入欲抢劫的银行。据说，他们昨天之前还完整真实地实地演练了好几次。两名保安甚至都很无辜地给他们当了临时演员，其中一个腿上还不幸中了一弹呢。”

        纳特停了下来，而罗伊望着他，眉头紧锁，微妙地映衬了他宽容的蓝色眼睛中流露出的好奇。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谨慎地评判道，“五十万美元、五百美元或者仅仅五十美分有什么区别？三年、三个月或者三分钟有什么区别？三个罪犯还是三百个罪犯又有什么区别？有何重大之处使得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特别报道？”

        “技术层面，你不觉得吗？”威科夫建议道，“他们在合法的情况下完成了准备工作。还有那些演练，每次都能在银行完成。你想过吗？罗伊，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银行或公司能免遭一个拥有足够耐心、资源和智慧的团伙的抢劫？这是犯罪技术的一个定论：用商业的手法对抗商业的手法。见鬼，给足够的人数、时间、金钱和智慧，他们最终也能占领美国北部军事用地诺克斯堡。”

        “没错，”罗伊说，“那么，这就是新颖之处？攻击遭遇防御，防御战胜攻击，这就是整个犯罪史。我们已经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报道了这类事件的本质特征——太多次了，我再也找不出任何对我们来说有报道价值的东西了。我们会在《犯罪微报道》中用两三段来描述它：‘一群头脑冷静且辛苦劳作的暴徒用其三年辛苦所得的17.5万美元投资，自导自演了一出银行抢劫，竟赚了32.5万美元，还是纯利润。’三个人工作了三年，”他算了算，“也就是每人每年3.6万美元多点。没错，就是这些。‘这微薄的收入，与他们所付出的胆量和技能不成比例，再次证明了犯罪不是一桩好生意——获益不够多。’类似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不能谈些更有水准的内容吗？还缺三篇重要文章呢。”

        纳特·斯伯林已经黔驴技穷了。我看了看表，已经10∶45了，可我们还什么也没干成，这么看来，早点吃午饭的想法要泡汤了。而且我还得打消今天和罗伊及哈根会面的念头。托尼·沃森接过话题，结结巴巴，紧张地想说出话来，偶尔还会因发音困难而停顿一会儿。这在我看来，花四五千美元看过精神科医生后，他的神经衰弱症即使没有完全治愈，也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考虑到我们这职业的危险系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托尼今天恐怕已经完全失声了。

        “有个福利委员会的公报，”我们等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会在下个月发布。但我们可以拿到副本。我已经看过了。是有关非法堕胎行业的。内容非常翔实。委员会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这一调查。调查涉及方方面面：从小诊所到昂贵的私人大疗养院；谁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以及怎么样保护他们；预测的每年堕胎总数量、该行业的盈利额、死亡人数和诉讼人数；医药效果、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原因、后果。这是一个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详尽研究，是此类研究的首例。当然，我指的是此类官方研究。”

        早在托尼说完之前，罗伊就垂下了头，但在快结束时，他却飞快地记起了笔记。

        “他们有得出什么结论吗？有做出任何评论吗？”他问。

        “呃，报告给出了一系列原因。其中，经济原因是已婚妇女终止妊娠的主要原因，而其他——”

        “没关系。我们将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怎么看待老年救助？”

        “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据我回忆，他们什么也没提。”

        “无所谓，我想我们有东西可写了。我们要拿到那份公报并说明它的真正意义所在。首先，我们要给出社保遗属抚恤金的数额，尤其是安葬补助费；然后，进行显著对比：一边是政府每年安葬死者的花费，而另一边，生命历程的另一端则是人们用以防止新生儿出生的花费。联系医学科学院和内外科医师学会，获取堕胎手术的简史，带上摄影师。他们那或许有一批早期的和现代的堕胎设备。附上照片应该会起到非常醒目的效果。对古代堕胎方法的简短讨论甚至更能博人眼球。”

        “巫术也是方法之一。”伯特·芬奇告诉托尼。

        “很好，”罗伊说，“别忘了把这个也写进去。接下来，你应该和美国殡葬师协会联系，以获取国家在安葬死者方面所花费用的其他有关数据，用来与阻止新生命诞生的花费进行对比。给几个百货商店打电话，咨询普通准妈妈们在孩子出生前为孩子购买衣物和用品的平均花费。不要忘了引用几句乔纳森·斯威夫特对爱尔兰婴儿的评论。”

        他看着托尼，而托尼那带有雀斑的消瘦脸庞上似乎显露出不自然的神色。

        “这和我想的不太一样，罗伊。我以为我们只是渲染下结论——委员会的结论。”

        罗伊在其便笺簿上的笔记处画了条线。

        “那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一个有关堕胎行业的简报。一个完整的针对继承与私生主题的综合报道。但我们将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它，这便是我们需要做的全部工作。继续跟踪这个新闻，当公报成文后，我们将校阅它，并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件事情背后真正蕴含的深意，同时，还要指出这个调查的疏忽之处。但千万不要等到调查公布之后。你能在，呃，两三周内打好草稿吗？”

        托尼·沃森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只好沉默，这表明大约两千美元的治疗费打水漂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我试试。”

        会议继续开着，就如往常那些会议一样，除非被某些大宗谜案所阻断——如那些关注人数达数百人的事件。

        下个月，纳特·斯伯林那版在偏僻农场里四人遭谋杀的案件将变成芝加哥阁楼枪杀案，托尼对社会学研究的偏好将会催生新的假释裁决委员会报告、新颖的保险统计数据以及最高法院意义深远的决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和集体对事件的巧妙处理。

        穿过走廊就是西德尼的办公室，那儿有扇窗户。很久以前，有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副主编就从那扇窗户跳了下去。有时候，我会想知道，在开完某个诸如此类的会议后，西德尼是否也会从那扇窗跳下去。他只需拿起他的笔记本，穿过走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窗户，然后抬脚跳下去。

        但我们并没有疯。

        我们不再是小孩了，不会在设备先进的“托儿所”里严肃地讨论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况且，我们正做的事也并非完全没用。

        我们在这间办公室里所决定的内容，从现在算起的三个月内会被百余万市民读到，而他们读到的将被他们作为结论所接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即使有那么片刻时间会对我们的结论提出质疑，但他们仍能理解我们的推论，并记住一些词语及官方的口吻，最终他们形成的判断将与我们的如出一辙。

        当然，我们的逻辑从何而来，就该另当别论了。前行的推动力就这样了，表面上巨钟转向的是公众，而我们只是记录下了标准时间的正确时刻。

        但有时，塑造并指引众人的方法却使我们产生奇怪的错觉。

        11∶55了，即使是四月份杂志的大致内容都还远未敲定。利昂·汤普勒和罗伊正漫无目的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一个广播节目。利昂觉得它是一个违背理性的密谋策划，因而根本就是一种犯罪；罗伊却反对说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且令人生厌的小节目罢了。

        “它的品味那么低，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免费刊登广告？”他质问道，“就像那些低级趣味的电影、书籍和戏剧，它简直就和我们的品味格格不入。”

        “也像那些骗局和假币。”利昂继续揶揄道。

        “我明白，利昂，但是毕竟——”

        “但是毕竟，”我插嘴说，“现在是正午时刻，我们最终要讨论到最有价值的新闻，不早也不晚。”

        罗伊回过头，笑了起来。“好吧，你要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我想我有，”我说，“一个可能对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些许好处的点子。是有关楼下《未来资讯》的。我们都对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些炼丹术士，”罗伊说，“他们了解他们自己？”

        “我有强烈的感觉，他们的‘受资助人’项目找不到头绪了，”我开始说道，“我们可以提供一项双重服务，一方面我们自己以它作为特写，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他们试测下舆论反应。”

        我详细地阐述着我的想法。理论上，“受资助人”是个相当大的话题。本质上，它是一群人才的资本化，这些人才在年轻的时候因被资助足够的金钱而在受控的环境里成长、受教育，之后被输送到某些盈利企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以此来偿还最初因受资助而欠下的债务。这种原始借款如普通股票和证券一样浮动，同时也支付人寿保险保费以保证全额本金以及正常的年股息。

        当然，这些被吸纳进来的每个人——“受资助人”是我们给这项事业取的名字——并不是一律都能成功，当然，他起初可能很幸运，也很有天赋。但是，“受资助人”是作为一个人才库来运作的，只有一个董事，我们的数据已表明这样的企业最终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总利润。

        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对那些入选人才库的人来说意义非凡。入选的每个人都会在十七岁时获得大概一百万美金的资助。

        我告诉同事，从其逻辑结论来看，这个项目暗含的社会意义不仅是终结贫穷、愚昧、疾病和对社会的不适应，更是必然消除犯罪。

        “我们能为解决整个的犯罪问题提供新的办法，”我总结道，“犯罪和白喉病、轨道马车或巫术一样不是社会本质所固有的东西。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在那久远的乌托邦社会里犯罪才会终止。然而，革除它的时机就在当下——现在。”

        这个观点是为《犯罪资讯》提出的，同事们都明白。罗伊谨慎地说：“嗯，确实有消除犯罪的一面。”他那消瘦的脸上满是仔细思考的神情。“我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着手报道。但是该怎么应付楼下那些人？以及三十二层楼的人？这是他们的素材，他们有自己处理这个项目的想法，是吧？”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马斐逊、奥林以及楼下《未来资讯》研究室的其他六人断断续续地调查“受资助人”项目快一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仅得出少许不确定的结论。我说：“关键是他们不知道是否要放弃调查‘受资助人’，或者如果不放弃它，他们该怎么做。我们可以为它做个简短的概述。”

        “无罪恶的明天，”罗伊即兴创作起来，“研究彰显原因，金融指明途径，”他想了一会儿，“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画面，乔治。”

        “图表。”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那天下午，我和哈根通了三分钟电话，解释了我们即将要写的这篇报道。稍后，我又和爱德华·奥林谈了谈，他赞同埃默里·马斐逊将是与我们合作的最佳人选。不一会儿，埃默里就来我办公室了。

        我只是很偶然地知道了他。他五英尺刚出头，但给人的印象是坐着的时候要比站着的时候个头高。他一直流露出一丝迷惑不解的表情。

        在我们核对完他的新任务后，他提出了一个私人问题。

        “我说，乔治。”

        “怎么了？”

        “你如何选定《犯罪资讯》组的成员？在我们妥当处理‘受资助人’项目之后？”

        “怎么这么问？你想加入我们？”

        “呃，我他妈的似乎不得不这样。爱德华·奥林在得知我被借调到这来后，看起来似乎很高兴。”

        “你和爱德华相处得不好？”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些时候。但是，我开始觉得他一直认为我不符合《未来资讯》的风格。我觉察到了这些讯号。曾经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明白吧。”

        “你写短篇小说，是吗？”

        埃默里似乎在探求真相：“嗯。”

        “我明白了，如果你想来这儿，和我一起干也不错，埃默里。顺便问一句，《未来资讯》的风格究竟是什么鬼样？”

        埃默里那两双棕色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来回转动着，仿佛两条迷路且孤独的金鱼，但其内心十分专注。“首先，你要相信你在塑造某种东西，比如说，命运。然后，你最好不要做任何别的事情引起他人的关注。比如说，提出新主意，这就十分要命，但你什么主意也没有也是件要命的事情。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最重要的是，提出答案已彰显于世的观点，就好比上交一张用过的复印纸，是极其危险的。每件事情都必须严肃对待，而且都不要立马做出决定。理解了吗？”

        “不理解。但是小心别让自己形成了《犯罪资讯》的风格，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我们将埃默里和伯特·芬奇编为一组，开展“无罪恶的明天”专题工作。五点钟的时候，我给乔吉特打电话想告诉她我会回家，但是内莉告诉我，乔吉特去了她妹妹家，安的孩子出了紧急情况。她可能晚回家，也可能不回家了。我告诉内莉，我会在城里吃晚饭。

        当我独自走进银边酒吧时，已经是五点半了。我喝了一杯，并回想了一下我将要跟罗伊和史蒂夫·哈根说的话，可惜他们未能如约而至。这些话听起来已经没有我早上说的时候那么有说服力了。但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有个办法。我可以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也将做点什么。

        银边的吧台离最近的桌子只有二十英尺远。我身后的一张桌子处传来了说话声。我听到一个女人说她真的得走了，然后另一个声音说他们将很快再见面。我半转过身，看到第一个说话的人已经离开了，然后看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是保琳·迪诺斯。这面容、这声音、这身材立刻唤起了我对保琳的所有印象。

        我们隔着半个酒吧对视着，尽管我还没确定她具体在哪个位置，我朝她微笑着点点头。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和我打了招呼。

        我端起酒杯朝她走去。为什么不呢？

        我说她当然不记得我了，她说她当然记得。

        我问能否请她喝一杯。她同意了。

        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衣着主打黑色。

        “你是麦金莱总统的朋友。”她说。

        我承认了。

        “这就是你和他交谈的地方。他今晚在这吗？”

        我环顾四周。

        我猜她说的是克莱德·波尔希默斯，但他不在这里。

        “今晚不在，”我说，“那不知你可否愿意和我共进晚餐呢？”

        “乐意之极。”

        我记得我们开始喝的是苹果味赛德卡鸡尾酒。这似乎不像是我们才第二次见面的情景。一瞬间，所有的事情都移动、交织起来，仿佛它们以前一直都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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