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做证，我从未度过如此不堪的夜晚。我安慰自己说我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冲动而变得粗鲁，但是这些人，我所谓的朋友们，却触碰着我的极限，而我本可以将他们一个一个整死的。

        拉尔夫·比曼给我当律师有十五年了。当《商界索引》的网络更新问题被讨论或被故意提起时，拉尔夫他妈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也没有多少安慰。他们这群人公然地讨论着这件事，仿佛我本人就如看不见的真空似的完全不存在，仿佛我的确可能丢了管理权一样。事实上，他们在权衡着当我真的失去权力后谁有可能接任。

        “关于这点，我和拉尔夫有话要说。”我诚心地说，但这个无能的混蛋不动声色，他只是保持中立。

        “哦，当然。不管同谁竞争，我们都要更新。”

        在我听来，他觉得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却假装不明白。要是史蒂夫在的话，事情就会好多了。他能如我一般敏锐地觉察出这些明峰暗涌，然而，他却不能估量出我身边每一处的风起云涌。

        我们十人在约翰·韦恩家里吃晚餐。自从他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领导人后，如果我们要谈论什么的话，它应与政治有关。但是，老天做证，自打进到他家——一个少说也有百年历史的腐化着的“魔窟”——大家却一直讨论着贾诺斯集团以及我们面临的困难。但我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任何此类的困难。

        当哈密尔顿·卡尔问我在华盛顿的进展如何时，气氛变得有点尴尬。我才回来，却觉得他清楚地知道我在那儿见的每个人和在那儿做的每件事，这使我涌起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确实没什么。我想拓展贾诺斯集团的基业，去华盛顿也仅仅是为了快速获得有关实现这一目的所应遵循的程序及全部证监会法律条文的可靠信息。

        拉尔夫·比曼和我一起走着，我们却没怎么说话，我再次给他时间思考。但行不通。或许，实际上，他们在共同密谋反对我吗？航行者在驶向新的理性之地时都是毫不设防的。

        但是，哈密尔顿·卡尔并不是敌人，至少我从未想过他是敌人，他只是我的金融顾问。一直以来，他都清楚地知道贾诺斯集团发行物的价值，精确到分，而且知道发行物的持有人。今晚，他说：“你知道，詹妮特-多诺霍一直想收购或者兼并贾诺斯集团。”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

        “是的，”我说，“我也想这么做。他们要出售什么？”

        卡尔笑了，冷冷地表示出自己的异议。该死的！怎么回事？

        一个该死的外国女人，叫皮尔索尔或者类似这样不起眼的名字，操着一口口音极重的英语，一一细述我的杂志所存在的问题。在她看来，方方面面都不对。但她并没想过我曾特地请来最好的作家和编辑，并拥有胸怀最宽阔和才思最广博的人才。我曾搜罗了各类报刊和最好的大学，开出行业里最高薪水聘来我所知道的顶尖记者，使他们齐聚一堂。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喉头上下移动着，像极了骨瘦如柴的火鸡的喉头。但从她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我的作家们都进了医院、精神病院或监狱。

        我可以微笑地应对她说的每件事，却对卡尔、比曼以及最后那个叫塞缪尔·莱登说的事情笑不出来。

        “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不像过去，现在对优秀报道的需求并不总是一样的。我一直是从经销商那儿获取报道。”任何人都能得到。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我想您希望我跟您说实话，贾诺斯先生。”

        “当然。”

        “呃，您的一些主要杂志的收益显现出异乎寻常的波动。我指的是，和其他杂志的收益不相称。”我想起他是谁了——当地一家分销机构的执行副总裁。“我想知道您是否已明确知道原因了？”

        这要不就是极愚昧无知，要不就是极厚颜无耻。我是否已明确知道原因。我看着他，却不做任何回答。

        “或许是因为你的占星术杂志，”说话的是杰弗里·巴拉克——一个无能、邪恶、残暴、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也是某类专栏作家。我曾雇过他，但他的工作却总不令人满意，所以他跳槽走后，我曾认为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不错的人事变动。现在看到他，我想不起来当初是他自己辞职不干了还是史蒂夫把他给辞了，亦或者可能是我辞了他。此时，他伸手向后拨弄着自己稀疏的头发，动作让人十分生厌。“那是一本我完全读不懂的杂志。为什么？”

        我仍然微笑着，但却十分勉强。

        “仅仅是因为书名，我买了那本叫的小书。今天，它已经和占星术完全无关，几乎是天体物理学的唯一权威之书。”

        “很流行吗？”

        同样不值得一答。这是我们曾经判断一个有远见的正直作家时所参考的东西。优秀的作家费用高，但我十分乐意支付。

        然而，他们的费用一直呈上涨趋势。其他出版公司，即使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主题领域，却总是喜欢挖走我们的员工，而他们之间却很少这么做。我们真正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到广告业、电影业、广播业等其他行业，因为它们的出价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自己发现人才并对其进行栽培，而就在我们找到将其内在最佳潜质发挥出来的合理方式时，他可能不负责任地离开我们，去为某香水节目写些废话或为政治广播写些演讲词。不管签不签合同，只要想物尽其用，高额的费用都几乎会对整个公司造成毁灭性影响。

        他们或者要高额回报，或者想写书，亦或者变得疯狂。老天明白，虽然他们多数生来注定如此，他们与我们的联系也只是暂时减慢或延缓这不可避免的进程。

        好吧。我们仍然会有最优秀的作家，竞争只会让我们保持警觉。

        如果詹妮特-多诺霍或者德弗斯&布莱尔出资二万五千美元雇佣一个值一万五千美元的编辑，那么我们将出资三万美元。如果广播台出资五万美元去争取一个我们确实必不可缺的人才，那我们将给到六万美元。如果好莱坞要花一百万美元挖走我们的勤务工和小助手——好吧，没关系。这样病态的举措毫无意义，然而有时候却又很难不变得如此病态。

        等我可以离开时，已经是十点了——我可能是最早离开的。除了忍受这一特殊人群更多的无稽之谈以外，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担忧。

        这全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秉性有关。无论这个人多么理性，他要么就像这些人一样对待每个人每件事都采取沉闷无趣的消极态度，这完全就是腺体在起作用；要么就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我不具备这种态度，但他们也不具备。

        在车里，我让比利送我回家，但半路上我改变主意了。我让他开到保琳家。该死的，她甚至可能已经在家了。在同一群虚伪的愤世嫉俗之人、失落的多愁善感之人和沮丧的阴谋家周旋了一晚上后，就不该再回家了。

        比利一句话未说，转动方向盘，然后拐过街角。这是他执行我命令的一贯作风。三十年前，在与韦斯特打发行战最激烈时以及后来的北边印刷工罢工时，他都是默默地执行着我的命令。这就是他能跟着我到现在的缘故。如果三十几年来他都不曾跟我说话，那也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

        车到了公寓门口后，我下车了。然后我将头伸进车窗对他说：“你回去吧，比利。我会自己打车的。明天晚上之前我想我都不会用到车的。”

        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然后缓慢启动汽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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