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接下来的时间就如一部失控的电影，时而过得太快，时而又太慢。

        我给乔吉特打电话，约她晚上到凡·巴特吃晚餐。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高兴，但我猜不出原因。我是这个家里唯一明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意义。

        我解释说上个任务完成了，然后她便让乔吉娅接电话。我们是这样通话的：

        “喂？喂？是你吗，爸爸？我是乔吉娅。”

        “喂，乔吉娅。我是爸爸。”

        “喂。”

        “喂。”

        “喂？喂？”

        “好吧，我们已经打过招呼啦。”

        “喂，爸爸，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她叫什么名字？”

        “克劳迪娅。她至少十五岁了。”

        “六岁。”

        “十六岁。”

        “六岁。喂？喂？”

        “喂，好吧，她六岁。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她开始拉扯手帕上一个松掉的线头，手帕开始脱线。很快，她扯起手帕来，她扯啊扯啊，最后整个手帕都扯没了。她又扯起毛衣上的一些线，然后是裙子上的，而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就这样扯啊扯啊，不一会儿头发就和线缠在了一起。她还继续扯啊扯啊，可怜的克劳迪娅很快就变成一团线球躺在了地上。”

        “然后她怎么办了？喂？”

        “然后她就躺在地上，抬头看着她刚刚坐着的那把椅子。椅子现在当然是空的啦。她说：‘我这是在哪儿呀？’”

        成功了！我听到乔吉娅因为不相信而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我做什么了？喂？喂？”

        “你什么也没有做，”我说，“只是从那以后总是很小心，尽量不去扯任何松了的线头。不会扯得太远。”

        “喂？讲完了吗？”

        “讲完了。”

        “拜拜。喂？”

        “我们已经打过招呼啦。现在我们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我给代理打了个电话，定了两张晚上演出的票。然后，我又冲动地打电话给当时寄给我们路易斯·帕特森画展照片的那个老板。告诉他身份之后，我便问：“帕特森的作品实际值多少钱？”

        “不好说，”他说，“您是想买呢，还是有画要卖？”

        “都有。我想要个大致的报价。”

        “呃，老实说，没人知道。我想您指的是你们《新闻资讯》最近刊登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的价格吧？”

        “差不多。”

        “嗯。那当然是夸张了。像帕特森这类画家的市场总是时好时坏。但我想她任何一幅画的价格都应该平均要两三千吧。我碰巧有她的一些画，相当不错，您大概能以这个价钱买下来。”

        “那幅值多少钱？我指的是画着一双手的那幅。你给我们寄了张它的照片。”

        “呃，那幅就不同了。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想它的价格会更高点吧。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没有那幅画。显然，它是真的流失了。”

        “它没有流失，”我说，“在我这儿。它值多少钱？”

        电话那头很明显地停顿了一会儿。

        “真的在您那？”

        “是的。”

        “您知道的，那个什么先生？”

        “斯特劳德。乔治·斯特劳德。”

        “您懂的，斯特劳德先生，我自己不买画的。我只是展览画作，然后从那些经由我馆里卖出去的画中抽取一定的佣金。但是如果您真的有那幅，我想您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卖到五千到一万美元。”

        我谢过他，然后挂了电话。

        大钟运转于各处，不忽略任何人，也不遗漏任何人；不忘记任何事，不记住任何事，也不知道任何事。它即是虚无，我本欲补充点什么，但却理解更深。它就是一切。一切就在那儿。

        这天下午，路易斯·帕特森咆哮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喝得酩酊大醉。我一直在等她。她想和我谈谈，我便和她一起离开去了吉尔家。

        我们坐在吉尔家的吧台边上，她问：“我的那幅画呢？你把它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我把它放在家里了。为什么我非得要处理它呢？”

        “你明知故问，”她大喊道，“因为它能证明你杀了保琳·德洛斯。”

        三个顾客饶有兴趣地回头看我们。所以，我只好谨慎地向她解释我没有杀人，其中保留了大部分的细节。我简略地描述了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等我说完后，她失望地说：“所以，你真的不是凶手？”

        “很抱歉，不是。”

        她狂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都以为她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呢。

        “我也很抱歉，斯特劳德先生。昨天下午在你办公室的时候我太过鲁莽了。天啊，你不知道，为了救我的画，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越看你越觉得你邪恶。现在想想，你的确如此，不是吗？”

        她可真是个不错的女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昨天她看起来似乎不太正常，今天显然煞费苦心地将自己整装了起来。她个头高大，皮肤黝黑，活力四射。

        吉尔顺着我们面前的吧台走了过来。

        “晚上好啊！”他对我们说，然后又转向我，“呃，你的一个朋友大约上周一直在这儿转悠，想要找你。他肯定想见你，急切地想见你。但是他现在不在这儿。一大堆人都在找你呢。”

        “我知道，”我说，“我已经见过他们了。请给我们来两杯黑麦威士忌高杯酒，让这位女士玩玩那个游戏。”

        有那么一会儿，吉尔和那个帕特森女人一直玩着游戏。她先要求看气球，这很简单，就是吉尔在车库旁的大火中救下来的唯一玩具。最后，她又要求看拉斐尔的画，这同样很简单，就是他在一次长途旅行中从意大利给他妻子寄的一张明信片上的图画。

        大概喝了八杯酒以后，帕特森想起了什么——我知道她迟早会想起来的。

        “乔治，我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想让我指认你呢？怎么回事啊？”

        她已经醉得十分厉害了。我严肃地告诉她：“他们想找到拥有你那幅画的人。大家都认为它已经丢失了。想起来了吗？而且它是无价之宝。想起来了吗？我们公司自然想找到它。”

        她半信半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狂笑起来。

        “骗人的鬼话。我想知道真相。我的画在哪儿？我想把它要回来。克劳斯梅尔先生说过的，你们一找到画就拿给我。”想起唐，她似乎触动了另一股躁动的情绪。“那个讨厌的家伙。去死吧，他！呃，画在哪儿？”

        “路易斯。”我说。

        “它很值钱，它是我的，我想拿回它。你什么时候把它给我？”

        “路易斯。”

        “你是个骗子。百里开外我都能辨认出你这种人。你有妻子，没有孩子，你有套贷了款的房子。今晚你过着穷苦的生活，转天你就同上班路上聊八卦的人吹嘘，说自己认识一个真正的画家——著名的路易斯·帕特森。”她一拳打在吧台面上。吉尔回到我们旁边，慵懒地给我们又添了杯酒。“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只要我的《基础的研究》。你们承诺我的，而且它很值钱。它在哪儿？”

        “你得不到它，”我直言不讳地说，“它是我的。”

        她瞪大眼睛，咆哮着。

        “你个混蛋，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当然是成心的。毕竟，它是我的。我买下了它，不是吗？而且它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喜欢它，我想要它，我需要它。”

        突然间，她变得温柔起来。

        “为什么？”

        “因为那幅特殊的画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它还会继续教育我。或许，在某个时刻，它会让我觉得又上了次大学。”我看了看表。如果能在十分钟内赶到凡·巴特，那我大概能准时赴约了。“但我会和你做笔交易。《愤怒的研究》已经挂在了我办公室，你的其他四幅画挂在我家里。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基础的研究》那幅画不管多少钱都不卖。不卖给任何人。”

        她惆怅地问我：“你真的就那么喜欢它吗？”

        我没有时间解释了，所以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的。”

        这个回答让她无话可说了，然后我想办法把她弄出了酒馆。在吉尔家门口，我把她塞进了出租车，付了车费，然后把她家地址给了司机。

        我拦下下一辆经过这儿的出租车。我想我大概会迟到凡·巴特一会儿，但这似乎并不打紧。

        这只无声无息、无形无影的大钟如往常一样转动着，但它已经完全将我遗忘。今晚，它又在寻找别人。它的臂杆、手把和钢簧紧绷着，泰然自若地找寻着另一个人，就如前天晚上它伸手抓我时一样的盲目与无情。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它没有抓到我。但我深信它还会再次转回来找我。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

        我确定我将笔记本收好放进了内兜里。上面有路易斯的地址以及她的电话。当然，我将永远不会给她打电话。遭受一场严重得近乎灾难性的重创已经足够了。即便这样，这也是一串不错且有趣的号码，值得拥有。

        红灯亮了，出租车慢慢地减速停了下来。我转向车窗向外看去，便看到了街角报刊亭上一份报纸的标题。

        厄尔·贾诺斯——被撤职的出版商——

        跳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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