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6月2日之前，聚集在索恩太太的客厅里的很多人之前都没有见过电视报道。这些人包括所有波特家的人、费利西蒂·威尔斯、帕里夫妇，以及卢卡斯·西蒙兹，后者非常兴奋，早已告诉马库斯，加冕礼和电视可能会提供很有价值的魔力传送经验。还来了6个小男生，有几个男生的父母自己有电视，还有埃勒比夫妇，他们成熟老练，已经拜访过教区的各种居民，这些教民边开着电视机，边用茶水或者雪利酒招待牧师。亚历山大也来了，他原本希望接到克罗的邀请前往朗·罗伊斯顿，却没有接到。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索恩太太去应门铃，发现埃德蒙·威尔基站在台阶上，身边还有个陌生的姑娘。威尔基殷勤地说，他听说，她家开门迎客。这位是卡罗琳。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来拜访。卡尔弗利和里思布莱斯福德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举目荒凉，仿佛死神横扫或者灾难光临。他们需要人。那天晚上他们要参加克罗的狂欢活动，不过发觉来得有点早了。他越过索恩太太走进厅堂，搂着那女孩的腰，然后把一条长围巾和一顶球形防撞头盔放在索恩太太的橡木柜子上。索恩太太引着他走进里面。他过去可是索恩博士的一根肉中刺。他曾经打破了所有的规矩，创立过好几个情感、学识和道德方面的小宗派，同时除了自己又绝不依附任何人。他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最耀眼的成功跟索恩博士和社区的努力无关，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取得。但是巴希尔·索恩却有种不合常情的变态的感动，不是因为威尔基有多聪慧，这方面他并不信赖，而是因为他提出的那个绝对的难题。像很多教师一样，他不得以要喜爱这个最复杂、最难对付的人，而不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像很多热衷挥霍的浪子一样，威尔基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想恢复、炫耀、强索、排斥这种没有道理的喜爱。这点跟比尔·波特的态度不同。比尔很欣赏威尔基的思想，但瞧不起他故作姿态，对他有关教师功过的说教提出异议，并不在乎会对他有什么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研究作为这个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心理学。所以，当威尔基来到索恩太太玫瑰色又银光闪闪的房间时，自己的脸就是玫瑰色，而一头银色波浪卷发的索恩博士——男孩们毫无证据地认为那就是假发——站起来愉快地迎接他。比尔咕哝了句什么，然后更深地安坐在椅子里。威尔基一边搂着自己的女朋友，一边对自己的熟人神采飞扬地点头招呼：比尔、亚历山大、斯蒂芬妮、弗雷德丽卡、杰弗里·帕里。他的声音高得超过了理查德·迪姆贝尔比圆润洪亮的解说声，告诉大家这是卡罗琳。卡罗琳又黑又瘦，留着顽皮的头发，纤细的骨骼很显眼，这在当时很流行，走路蹦蹦跳跳，穿着小小的像跳芭蕾舞的拖鞋，显得她的脚腕纤细，小腿肚玲珑有度。

        “快看，”弗雷德丽卡说，“女王出来了。”

        “简直像一场闹剧啊。”威尔基的女朋友说。

        威尔斯小姐发出一声微带忧虑的声音。

        “坐下，”亚历山大强制性地对威尔基说，“赶紧。”

        那个时候，跟带有侵略性的摄像机和强加于人的屏幕相配的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没有建立起来。BBC对加冕礼的官方新闻报道需要自问：“在这样的场合，观众观看这样庄严重大的活动，手肘旁边放着个茶杯，这样没有什么不雅吧？还是大可怀疑的……”大多数媒体都带着某种民主精神和心满意足，喜气洋洋。“加冕礼把小屏幕变成了自己的，把它变成一个供1.25亿人观看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上的一个窗口……从汉堡到好莱坞所有这几百万人，都会看到她的四轮大马车叮叮当当地穿过喜气洋洋的伦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800个麦克风已经准备就绪，供140个播音员使用，要告诉全世界伊丽莎白要加冕了。但是今天是电视的日子。因为正是电视，播报关于女王的各种话题，是它将在女王加冕的这天对这位君主的亮相给出一个忠实的全新再现。‘女王在爱德华国王的椅子旁边站起来，将转过来向人民展示自己……’”

        他们管电视叫小屏幕，反反复复又开开心心地管女王叫小人儿，同时又反反复复地大声夸赞，她是如何挺拔和无所畏惧，如何被漫长的典礼、沉重的长袍和异常沉重的皇冠弄得精疲力竭。当他们盯着闪烁的灰白色的人影时，那些小人儿和高端人士不断激增，从金属和珠宝上射出闪烁的光线，一个暗淡又熠熠生辉的小玩偶，只有半英寸长，顶多一英寸、两英寸，一张脸可能有八英寸宽，庄重或者优雅地放射着光芒，一副黑白的笑盈盈的影像，带褶皱的衬里和金黄色的衣服，上面微微闪烁的刺绣带着珍珠母般的颜色——粉红色、绿色、玫瑰色、紫晶色、黄色、金黄色、银色、白色，还有嵌着金黄色水晶和圆锥形钻石、珍珠的刺绣条带。鲜亮的黑色的波浪式卷发，一张嘴黑洞洞的，原本涂着红色唇膏，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打唇膏的嘴是光的。四四方方，像邮票、信封大小，如大头针般行进的队列，小圆点般看不出区别的脸和由帽子组成的花床，像柔软的织锦，一群又一群，既一样又不一样，还有炮架，小小的戴着冠状头饰、穿着马裤的皇亲望族，窗户，唱诗班的少年，徽章，灰暗地凌乱地走过去，配上迪姆贝尔比浑厚圆润、鼓舞人心的声音，伴随着整个人群流动的赞美诗、圣歌响彻四方，这些队列聚起，散开，又聚起。

        他们真正想要干什么？新闻媒体在描述一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时，用的却是带有谄媚的抒情色彩，不时夹杂着过时古文的辞藻，以及令人很不舒服的激励性文辞。

        “明天光明的前景属于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届时科学、工业和艺术不断扩张的资源可能会被调动起来，用来减轻每个人的负担，创造新的生活和休闲的机遇。

        “但是，这是最初的原子弹阴云在我们和太阳之间飘散而去的年代。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很多代人的未来将被剥夺，除非能够建立一种安定的和平……”

        温斯顿·丘吉尔的修辞自有某种拟古的铿锵劲气，因为带着经过磨砺和传承的自有韵律，调门深沉庄重。

        “不要以为武士的时代已经过去。此刻，在我们全球峰会上，就走来这样一位女性，我们敬重她，因为她是我们的女王，我们热爱她，因为她是个毫不造作的人。优雅和高贵是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的庄重说法。今天，它们听上去具有崭新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在描述这位闪光的人物时这样的辞藻非常贴切，就是这位人物，身处现代严峻艰难而未来尚模糊不清的时代，给我们带来恩惠。”

        某种疑虑的腔调古怪地闯进对前景和辉煌的肯定中来。《每日快报》由一位皇室领袖字正腔圆又不合时宜地引了这样一句话：

        成为某种阴影，而非了不起的实力。

        与此同时又用几番解释来粉饰这个阴郁的思想，说它们是阴影，但是如果平民和女王献身于“崇高的目标”，怀着“坚定的目标”追求这一切，那就另当别论。

        关于珠穆朗玛峰，《新闻纪实》在令人不适的吹捧和文辞、道德上的尴尬扭曲之间来回摇摆。它也刊登了一首不相干且不知所云的伟大的英国诗歌片段，这次是勃朗宁：

        哦，如果一个人抵达的范围不应该超过他能掌控的范围，

        这是对“寒冷的、美丽的、残酷的、令人渴望、超越人的掌控——一代又一代——的地球之巅”的抒情。尽管云遮雾罩地调笑了这个概念，但这段文字完全没有准备好赞美这次加冕礼和征服珠穆朗玛所代表的一个新的绝对统治、地球上的天堂、黄金时代、荣耀之城，或者任何这样暂时的缺憾和永久的满意的结合体的到来。

        相反，它却沉思道：“这些岛屿上旗帜飘扬；现在又一面旗帜插在半个世界之外的地方，在这个地球的最顶尖上飘扬。这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

        “这些新闻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必然会激起一个国家深沉的自豪感？那就是这种感觉，一切皆有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的得意，伊丽莎白二世时代戏剧性地、气势磅礴地开启了。不妨让他们嘲笑即将开启的那个人，然而这篇报道有种特质，把它拔得比大标题制造的高度还要高。

        “更早的时代可能管这个叫某种信号。因为拿不准那会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可能会被语言的这种滥用搞得不知所措。”

        1973年，弗雷德丽卡在一档成人教育电视节目中看到亚历山大发表有关风格不断变化的大众传播的演讲，他辅以文字和图片说明，包括从1953年6月2日的活动报道中选取的片段。弗雷德丽卡想，亚历山大精明地分析了那些浮夸的词汇，那些捏造出来、刻意打磨得闪闪发光的感情，把那些感情与如今已经不再使用的词语，如烁光、浮漂、幻觉、叮当、耀闪等相提并置；他还分析了丘吉尔高贵气派的措辞手法，这种手法本身已经寡淡无味，这些话语带着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簇新而又笨拙的虔诚，提起所谓科学、工业、艺术等“资源”，“调动”这三者可以减轻每个人的负担，创造出新生活的“闲适”与“机遇”。提到负担的减轻，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们沿着不曾中断的修辞线索从英国传教士回溯到基督，感受到因僵死的回响而造成的道德重压，那么“资源”“动员”“闲适”等词有望成为新的晦涩的抽象名词，用自己的术语变幻出旧词新用的有效重组，这些词语原本就有着微小而明确的实用含义。而事实是，亚历山大在1973年的演讲中，引用的是自己说过的话以及那个时代的抽象概念，这种巨大的被误导的怀旧式的复古行为，已经成为民族和国家的真实阴影，是徒有其名的幻觉和假象。真实情况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场盛会过去了，而且已经结束。他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洛的卡通形象、破碎的英国国旗、了无生气的玩偶、放气爆炸的气球、空玻璃杯、空白屏风，充满前瞻性地结束了自己的节目。他说，新旧语言及其别扭的联姻，正如各种活动报道所证明的，全都空洞无聊。

        1973年，弗雷德丽卡认为他太简单化了。他说的是媒体普遍存在而且逐渐退潮的自恋的部分现象，不过是镜像上重叠的镜像，以及被评论家无穷无尽地评论过的无关紧要的边缘部分。1953年，亚历山大试图用韵文描写、论说历史和真相。1973年，他用散文批评了传播的几种模式，还有其他的真相。弗雷德丽卡认为，这些评论对那个时代(当时她还是个敏锐但又不善于观察的17岁少女)洋溢的乐观情绪略微有点天真了。这些评论对那些评论家虔诚的热情没有冷嘲暗讽，只有一种真正毫无目的又执拗的怀旧情绪。那些人曾经只是单纯地怀有希望，因为那个时代正值战事结束，厉行节俭，那种希望，尽管各种游乐园和节庆厅堂在突飞猛进地建设，哎，就像哈姆雷特的绝望，并没有看得见的关联物。但是他们天然地喜欢抒情。他们的抒情风格最后看来飘忽不定又乏味老套，但还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或者继承它。乏味老套的抒情过后又出现了乏味老套的“讽刺”，那是一种缺乏活力又笨拙迟钝的反修辞，一种试图让一切都泄气的矫揉造作的激情。洛虽然坚韧皮实，但随后创作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只有尖叫了。

        在那个时代，1953年，她是不会想这个的。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她同意威尔基女朋友的说法：“这完全是一场闹剧!”而且她很快就感觉到这才是“正确的”反应。那是当代人对那些事件和活动会有的评论和感觉。在那个时代，“当代”这个词，不像之前和现在(1977年)那样，跟“现代”是同义词。当代人就是她在那时想要成为的人，而且她足够聪明，看得出这场加冕礼不仅不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典礼，甚至都不是一个当代事件。一年后，《幸运的吉姆》出版，弗雷德丽卡看到吉姆·迪克逊对快乐英格兰表现出的激烈的仇恨，感到一阵歇斯底里的快感，简直喜极而泣，尽管她也足够聪敏，看得出艾米斯和迪克逊对马修·克罗那天晚上举办的大众庆祝活动应该跟她一样心里充满矛盾。克罗的富有足以让他出资请来真正的音乐家们表演真正的伊丽莎白时代花园中真正的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以及为了调剂花样也可以表演真正的爵士乐，同时让人们穿着真正的丝绸衣服放开纵饮真正的好酒、香槟或者纽卡斯尔褐色啤酒。在那些当代的嘲笑者们看来，只有钱是真的，而且当熠熠生辉的马车载着穿着金色礼服的真正的女王驶入白金汉宫时，那个富丽时代，兜里揣着的英镑，闪闪发光的人造纤维做的奇装异服，从艾米斯的陈年葡萄酒或威士忌酒杯的边沿冒上来，被拍摄下来刊登在彩色副刊上。它把自己裹在银色的紧身PVC和塑料的英国国旗中，讲述着“美丽的人民”的创作过程和含义。

        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天堂往往就是失乐园。只有当弗雷德丽卡年龄大得足以把1953年那单薄纤细的彩色蜡笔般的希望跟自己几近成年的认识划上等号，了解到一切都是一种新的开始，对她来说现实就是未来时，她这才对在那个时候被鲁莽地诊断为朦胧幻觉的东西感到缅怀起来。同样，当她逐渐年长时，又以某种普鲁斯特的方式开始把自己对《四个四重奏》的迷恋与加冕礼联系起来，与加冕礼对英格兰、历史及其延续的态度联系起来。它曾经尝试努力过，表现当下的英格兰，却失败了，还有很多其他更严重的失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即所有的意图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是失败，因为现在就是现在，女王，不管人们怎么评价，戴上了皇冠，那是现在，是在英格兰。

        至于别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想法。埃勒比夫妇很开心，也很安心，好像全世界都迅速而庄重地具有了某种礼拜天的模样。费利西蒂·威尔斯处于某种文化的狂喜状态，看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模仿天堂超越人类的透视效果的拱门，看着女王小小的洁白的人类的脸，呈现在绣满各种象征符号的裙袍上方，那是一种恢复活力的承诺。她记得艾略特曾经说过：“英国的弃信者，在生死之际，在婚姻生活的第一次冒险中，遵循基督教的各种做法……”现在整个国家在因循一种古老的全民的基督教仪式。这是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

        丹尼尔和斯蒂芬妮没怎么认真看。斯蒂芬妮在看着比尔，丹尼尔则看着斯蒂芬妮，比尔看着电视，明显从电视的机械结构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孩子般的快乐。珍妮弗·帕里看着亚历山大，而杰弗里看着托马斯，后者被束缚在地板上的一把小椅子里。索恩太太很少活动。她对未来的兴趣已经随着儿子的离去停止了，而她真正的兴趣在外面的世界。一旦她彻底明白，在一顿可口的早餐和一声休息铃声结束的这段时间内，一个男孩可能会奔跑，摔倒，撞击，抽搐，永远停止活动，然后开始腐烂，她同时就明白了，没有什么可烦扰的，没有空袭，没有死亡集中营，没有邪恶，而且也明白了，说到自己，最重要的是，她没有多少时间，她拿那些时间做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作为对关爱的取代，因为她不幸地还有大量充沛的活力，这样的顿悟没有消耗掉多少活力，为了维持某种表象，她逐渐养成一种突兀又没道理的高傲。加冕礼就是一种表象，至少维持得还不错(温妮弗雷德代斯蒂芬妮做的种种努力又是一个例子，因此邀请就是表象)。死去的国王被埋葬了，他的女儿就是他的未来。对她来说，他的离去只不过是又一个里程碑，进一步提示，她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包括她可能关心的任何未来，都在过去。她用香肠卷和果汁汽水招待那几个男孩。她喜欢让孩子们上家里来。她觉得他们不能或者不愿凝视她，那是很得体的。如果他们知道她的想法，他们就不会那样做的。

        亚历山大对过去的迷恋让他对当下高度挑剔。他被理查德·迪姆贝尔比搞得极为恼火，他通过对伊丽莎白一世的鲜明否定，有意选择强调自己对伊丽莎白二世的赞美。

        “英国的命运再次低落起来，但是在女王的品质中，优点是何其多，带着这样的优点，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了。她的品质大众有目共睹。那是幸福童年的产物，建立在最高的伦理和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而且因为了解家庭、爱、团结而恬静安详。

        “相比之下，第一个伊丽莎白，与作为父亲健壮又飞扬跋扈的亨利八世，以及作为母亲诡计多端的安妮·博林相比，也许没有多少资格可以被称为‘恶魔的女儿’，这个称号是西班牙公使赠送给她的。为了开脱，她会拿出童年时代的证据，那能够证明20世纪绝大多数家庭支离破碎，人们经常把青少年犯罪者的过失都归因于此，这样的家庭往往表面上受人高度尊敬。阴郁的童年助长了她邪恶和狡诈的发育……”亚历山大对这位被迪姆贝尔比称颂的“年轻的妻子和母亲”的感觉，顶多是不温不火。而且，这位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在记载中是作为不喜欢她的前辈出现的，以对她的先祖苏格兰的玛丽王后冷酷无情出名。亚历山大沉思着迪姆贝比的溢美之词中暗示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种种社会虔敬行为，然后当他想到自己的戏剧也表现了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对驱使这位东方的格洛丽娅娜前进的动力的虔敬，又变得闷闷不乐起来。他其实没有谈及政事，只涉及家庭生活。谈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礼时，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在各种华而不实的典礼中，必然潜藏着一个政事的秘密。”伊丽莎白在去加冕礼的路上“自然地”跟城里的人民说话聊天，而亚历山大已经把这些话缝进自己剧本的补丁中。

        “因此你请求我继续做你的好夫人和女王，尔辈放心，我会对你好，就像任何女王会对她的人民好那样。我的内心从来不缺意志，我也不相信会缺什么力量。我经常劝勉自己，为了你的安全和安宁，我不会吝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如果需要的话。上帝感谢诸位。

        “如果它激起了一声奇妙的呐喊和欢愉，这没什么可感到奇妙的，既因为其中的诚心如此美妙，又因为这些言辞被编织得如此天衣无缝。”

        不，亚历山大心想，很显然，那天我们既缺乏诚心，也缺乏被编织得天衣无缝的言辞。多年以后，在他成功举办那场有关当代人的讲座之前，他写过一个跟这场加冕礼有关的讽刺电视剧，试图捕捉自己的感觉，试图在一部没有风格的时代讲述风格，有种苍白乏力又明亮的怀旧情绪，用婉转曲折、别扭的韵律节奏写就，仍然感人，肯定有种无意中流出的逐渐走向死亡的衰落感。没有制片人会对它感兴趣。人物语带乏味的笨拙演说缺乏话题度和感染力。

        卢卡斯曾对马库斯说，会有数百万的精神能量集中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件事上。马库斯一定要抓住机会或者调适好，对准这些力量。真正的电子连接正在让看不见的魔力产生看得见的信号和符号，包括用油涂抹以及阴极射线的作用。他提到流动、合并和波段。马库斯有个不明就里的印象，似乎在王公贵族和主教，以及精神的和世俗的帝君们的帮助下，他们的注意力被导向去编织一种新形式的平稳流动。卢卡斯坐在房间里马库斯的对面，马库斯跟别的几个男孩坐在前排铺着鸽灰色天鹅绒的小凳子上。卢卡斯曾说最好不要让人关注到这项研究工作。马库斯不时感觉到他的朋友断断续续集中到自己身上的灯塔般的强光在不断旋转着。

        大多数时候，他尽职尽责地凝视，但什么结果都没有，他只看到玻璃表面上的几何幻觉，大量的圆点、挂钩、蠕虫、药丸、污迹，富有节奏的嘀答声和抽动声。但是，在女王涂油的那个时刻，为此，卢卡斯曾叮嘱他格外留心，他突然设法把这个当影像来聚焦凝视，闪耀的黄金的灰布，令人心慌意乱，看到这个娇小的女人，足有十五码满是皱褶的白色亚麻织品重叠在丰满的胸部上方，坐在那把笨重古老的椅子上，手叠加在一起，像他自己汗渍渍的双手那样。现在，图像开始闪烁了，闪烁，不停地闪烁，他看到的是这样，于是边框从底部开始上升，再次上升，从头到脚，从脚到头，都变成了二维。

        也许卢卡斯曾经希望，他会看到下落的鸽子，或者像某个千里眼看到的那样，柱子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天使的柱子般的脚和膝盖，闪亮地升起来，显得庞大无比，穿过屋顶的构造。

        出现的现象更接近这样的蔓延。马库斯的手指扯了扯肩膀和胸脯上冰冷的白色亚麻布衣服。索恩太太平静冰凉的房间让人不舒服，直打战。马库斯站起来，嘴里语无伦次地咕哝着，踉踉跄跄地朝电视走去，电视立刻放弃了人身的图画，代之以电线的波动图像，那波动像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大家叫他坐下。他迷茫地迈出了一两步，当他走开时，屏幕虽然还响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但已经恢复了图像传输。卢卡斯·西蒙兹站起来。丹尼尔也站了起来。卢卡斯看到丹尼尔后又坐下，看上去既害怕又生气。马库斯慢慢旋转着。丹尼尔抓住他的胳膊，明显可以看得出，一旦丹尼尔的身体处在这男孩和电视之间，噼啪声就会停止，伟大的女王就会稳定下来，再次光芒四射。马库斯痛苦不堪，盯着严厉的丹尼尔，因为模模糊糊，他看不见，但是他感觉丹尼尔像个蟒蛇般裹住他。丹尼尔看了他一眼后，狠狠地在他肘部拧了一把，这是丹尼尔能实施的最小限度的明显打击，他对沙发上的斯蒂芬妮说：“让开些，给他在那边留些空间。”马库斯陷在他们两个热乎乎的身体中间，颤抖不已。丹尼尔又掐了他一把，几乎称得上狠毒了，弄得他突然合上耷拉的嘴巴。接着，他又闭上眼睛，靠着那团干燥的黑色热气歇息，那团热气好像从丹尼尔移动到斯蒂芬妮，循环一周，使他不再遭受房间别的力量的打搅。

        斯蒂芬妮瞬间从过于宁静的昏睡中清醒过来，那是她为了对付比尔暴躁的声音才那样的，想起正是最初对马库斯的担忧把自己打发到丹尼尔这里来的，想起她，以及他们都忘记马库斯陷入了麻烦。她睡觉时像死人一般，更不要说思考，这是她跟弟弟都有的一份天赋。她不知道现在马库斯晚上还哭不哭。她迅速瞥了眼卢卡斯·西蒙兹，他带着一副愉快又讨好的微笑，还有点男孩子气，卷发下面泛着大红色，眼角还滞留着眼泪。当他看见斯蒂芬妮在看自己时，就僵硬又自以为和蔼地点了好几下头，把双手放在屁股底下，坐在手上，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正在操作某种棘手的自我控制。

        各种流程继续缓慢地进行着。迪姆贝尔比评价了好几次英国人举办典礼的高超天赋。这么多人的移动看着却像一个人，这么多人的心脏在跳动，却像一个人在跳动。弗雷德丽卡注意到，自己很讨厌这样在群体大众中被推着活动，她真正害怕的是巨大的人群像一头动物般移动。这好像要激发埃蒙德·威尔基发表讲话了。在这些流程进行到某个时间点时，伦敦的大街开始下起瓢泼大雨，他戴上那对粉红色的护目镜，透过护目镜对着大家露出微笑，说他碰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精神分析学家，名叫维尼科特，他对民主背后的无意识驱动有些非常吸引人的见解。威尔基说，所有的人类，按照维尼科特的说法，都被对女人的无意识恐惧所控制，当然，对单个的女人来说，想获得或者操纵社会的、政治的力量，那是很困难的。统治者都是代理父母，男人和女人都不愿接受处在这个位置中的女人，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丛林中，都潜伏着恶魔般强势的幻想中的女人。照维尼科特的说法，这就解释了在大多数文化中对女人的可怕残忍。人们惧怕女人，那是因为曾经，最初，他们完全依赖女人，而且要通过否定这种依赖性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性。按照维尼科特的说法，独裁者要应对女人的恐怖，通过宣称要困住女人，为女人行动来实现。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仅要求温顺，还要求有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弗雷德丽卡害怕群体的感情，不管爱还是恨。

        因为出于对女人的恐惧，人人都偷偷摸摸地研究过自己的无意识，迄今为止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得不说，也有责任发现它。比尔·波特告诉威尔基，整件事对他来说听着像胡言乱语，然后滑稽地轻轻拍了拍手。弗雷德丽卡说，那好吧，那女王和我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感动怎么解释呢？

        哦，威尔基说，君主没问题，因为那是传统遗产，位居象征性的父母链条的顶端，正如伊丽莎白一世早就睿智地懂得的那样，众议院的议员们就是人民的父母，众议院中的贵族老爷，以及贵族中的君主就是人民的父母。如果君主能够信仰上帝，那么这根链条会顺当地延伸到无穷长，而且既安全又结实。因此，威尔基说，据维尼科特揭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垂死的上帝和永生的君主的神话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在起作用。女王保护我们不要恐惧女人，因为她是个善良、遥远、没有威胁的家长，所以我们就保留了我们的民主君主制。

        比尔说他感到不舒服，厌倦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性和家庭上来。威尔基说他赞同，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得把一切都弗洛伊德化，我们别无选择，普遍的精神分析取向被拖到光天化日下后往往显得错误百出，它们并不想那样，因为人们抵抗和抑制这些东西，或者这些东西不想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呈现。比尔说，那是精神分析学家们面临的麻烦，那是一个封闭的圆环，任何不同意见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抵抗，这又强化了最初的那个观点。在信奉者看来就是如此。那是信奉的本质。他不想纠缠其中。如果威尔基想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对个体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女人，而是来自这个冷漠幼稚的广泛普及的小小的屏幕。这件东西毫无疑问会把阅读、倾谈、集体游戏、手艺和生活扫荡干净。

        威尔基说不见得，但是如果他们看过他见过的那些实验就另当别论了，那些研究下意识联想的实验——在播放一部内容和饥渴毫不相关的电影中途，插入一系列快得看不见的冰水的画面，让一个人饥渴得难受——他们就会担心某个希特勒式的人会如何处理蔑视地看着犹太人掐死挨饿孩子的画片。但是这个东西要长久存在，他个人很想涉猎其中，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那里是能量的中心所在，你要么使用它，要么就乖乖坐下来看它。这句格言至少让弗雷德丽卡和斯蒂芬妮记在心里了，尽管在这个场合，威尔基可能显得有些浮夸和无足轻重，两只圆圆的眼睛呈粉红色，一撮小胡子正迷人地往外发芽，那是他为扮演罗利蓄起来的。

        多年后，当他的戏剧以及戏剧的影响过去后，他流产的电视剧和严肃的讲座过去后，某个晚上，亚历山大应邀写一篇有关一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电视活动的五百字文章，这时他忽然想起加冕礼那天的情景。这个电视活动是罗宾·戴以及一个妇女团队对简·莫里斯这位女性进行磨人的盘问，这个团队有心理学家、女性主义者，激烈又友好。活动期间，放映了年轻漂亮的詹姆斯·莫里斯从那座被征服的处女峰闪光的白色区域之上探出身子来的电影画面，那不是一个信号，而是愉快地宣告了对它的降伏。这里直接面对才是一种信号，亚历山大想，如果说是一个信号的话，这将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信号，从性的角度看是女性，从性别的角度讲是男性，为了成为伊丽莎白一世的象征的对等物，进行着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雅典人式的自残行为，这些象征包括涅槃的凤凰、炼金术中的神秘物质、赫尔墨斯、阿芙洛狄特、母亲和父亲，就像斯宾塞笔下的奥维德式的大自然。他想起那个神秘古怪的神话，说伊丽莎白一世是个男子，或者是个具有男性特征的女子。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最后看来，由在某个山上变成阿芙洛狄特的赫尔墨斯开创，这个阿芙洛狄特很享受自己的屁股被巴思市的出租车司机穿越时代地抽打。罗宾·戴用她或者他意想不到的早年化身的形象，设陷、挑逗这位性向模糊但很自尊的人物。自理查德·迪姆贝尔比对这位年轻女子声音洪亮的致敬以来，已经走过很长的路。

        亚历山大花了不该有的漫长时间，试图就莫里斯夫人和戴先生写一篇谜一般充满形而上意味的机智的思考文章，但最终放弃了，出于礼貌、趣味和合法性的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发表出来的东西几乎是一篇对莫里斯夫人的长腿的结实和她端庄形象的迪姆贝尔比式的颂词。

        他的抽屉里放了十几首斯宾塞式的有关自然、天才以及这个四方形玻璃世界的诗篇，也许只有弗雷德丽卡才会完全理解。但是，他并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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