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反对声中，山迪·桑德森不得不放弃了立即定案的想法，同意了陪审团“暂时不做任何裁决”的建议。接下来的九天，报章开始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案件，许多人自发地前往死者的停棺处为他送行。媒体的报道渐渐大胆起来，评论家反复在报纸上对这桩“弓区谜案”进行讨论，但他们的观点对于解决谜案并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大量信件寄往报社——为这个乏善可陈的季节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编辑们对这些信件却好像并不上心。谜案成了伦敦街头巷尾的谈论焦点——不论是在达官贵人的豪宅还是贫民的简陋小屋，在客厅还是厨房，人们都热切地议论着这个话题。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有的很有逻辑性，有的却很愚蠢；有的很粗鲁，有的却很文雅。人们从享用早餐的第一根蛋卷到晚上吃完最后一片面包，都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弓区格罗弗街十一号一时成了民众朝拜的圣地。以往十分安静的小街现在却整天闹哄哄的。全城各处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街上眼巴巴地仰望着卧室的窗户，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情。人行道经常要堵上几个小时，小商小贩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街头艺人们在窗下吟唱着与事件完全无关的歌曲。政府没有在街道的两头设上收费站可真是太可惜了。财政大臣显然没有利用上这个清偿国债的大好机会。

        事态发展到最后，一桩严肃的杀人案竟然被外界蒙上了轻佻的色彩。连幽默小报上也出现了以谜案为主题的讽刺作品。

        有人在“可别小看呆头鹅”这句谚语后面戏谑地加了一句“它或许能帮你解开弓区的谜案哩”。有个不具名的读者问死者会不会是被弓箭射中了脖子，在《达格尼》杂志上马上就有评论指出，幸好这位读者没有被选做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不然他一定会郁闷得想要自杀。一个圆滑的评论家认为本案的情况与“莫格街疑案”有点相似，他说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这次的凶手显然是剽窃了爱伦·坡的创意——凶手很可能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还建议坡先生的出版商应该马上为作品申请一道保护令。更糟糕的是，坡先生精妙绝伦的创意竟然被罪犯运用到真实的案件中。他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带着剃刀从烟囱进入死者的卧室，在成功地割破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的喉咙后，又顺原路返回。这个想法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一个名字中包含一长串字母的读者回信反驳道，他无法想象一只能自由进出烟囱的瘦小猴子可以在死者身上弄出那样一个又深又长的伤口。第三个读者立即跳出来对前一个读者进行驳斥，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猴子的肌肉力量。这样一来，舆论的风向几乎都偏向了“猴子就是凶手”这一说法。但这阵浪潮马上又被一个笔名为“理智”的读者压制了，他冷静地指出在地上、睡衣上和床单上都没有发现烟灰或是污血的痕迹。

        《柳叶刀》杂志对验尸官在法庭上的陈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的社评这样写道：“我们无法苟同验尸官对案件的看法，这再一次说明了任用验尸官而非专业的医务人员参与案件调查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的那番说辞听上去好像非常有见地，但完全忽略了医学证据的重要性，不然他一定会引导陪审团做出他杀的裁定。话说回来，伤口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一点他没看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警方早就该下这个结论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自己显然不可能弄出那样的伤口，他更没有能力在受伤后隐藏凶器，并一一清理房间里留下的痕迹。”无法在这里列举业余侦探的种奇思妙想，苏格兰场却出人意料地始终保持着缄默。最终对谜案的讨论限定在了能收到最佳答案的有限的几份报纸上，其他没有收到有意思答案的报纸结束了讨论，并对先前那些报纸登出的答案进行冷嘲热讽。在那些所谓的最佳答案之中，确实有几条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的，但它们最后无一例外，都被否定了。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凶手利用雾气的掩护从人行道搭的梯子攀上了窗户，接着他用切割钻石的工具移开了玻璃，然后进入了房间。事成后他重新装上那块玻璃（或是自己带来的另一块玻璃），从原路逃离了现场，这样锁和闩就都能保持不动了。有人就此指出窗格太小，人根本无法从中进出。后一个回复者马上回信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凶手只需把手伸进窗格，打开插销就可以进屋了。离开时只要把这个过程倒转下次序就可以了。这番关于窗户的妙论被一个玻璃工人击得粉碎，他来信说玻璃很难从窗框的一面固定住，如果这样装玻璃的话，只要轻轻地一碰，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破。而且警察不可能没注意到装玻璃新糊了油灰。还有人提到凶手会不会把门先卸下来，刺杀完成后又装了回去，在这位仁兄的笔下，格罗弗街十一号仿佛变成了中世纪的城堡，有许多暗门和通道。另一个聪明的设想是在警察来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房间的衣柜里。或是当格罗德曼撞开门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门后的角落里，由于格罗德曼和达普顿太太看见尸体一时激动而没有注意到他，随后他借两人检查窗户的当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也有人试着想科学地解释犯人如何从外面把门锁上和上闩。他们想借强力磁铁来做到这一点。自此，一个装备了磁铁的凶手形象在公众的脑海中蔓延开来。但这个天才的想法却有着致命的缺陷——磁铁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复杂的任务。一个生理学家想起了杂技中有一个吞剑的节目——他认为死者在割喉后把凶器吞了进去。但公众却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些认为死者在自杀后把小刀、刀片或是锋利的铁片放进伤口的说法让人想起了雪莱的一句诗：“割出这样的伤口，刀却在伤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这一说法同样无法令人信服。有人想到伤口可能是被烛台（或卧室里其他看似无害的器具）改装成凶器造成的。有个讽刺作家非常鄙夷这类想法，他调侃说死者也许是把体积这么大的凶器都塞进牙洞里去了。还有一些自称是马斯基林和库克的朋友来信说，只有马斯基林和库克能够毫发无损地从一间密闭的房间里走出来。在所有这样来信中，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刊登在小报《大千世界》上一篇题为《弓区谜案已被解决》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先生们，你们一定还记得白教堂案所引起的骚动吧，当时我指出该地区的验尸官就是此案的凶手，但没人理睬我，以至于那个验尸官到现在还逍遥法外，白教堂案至今悬而未决。也许这一次发生的类似案情会使当局对我的见解给予更密切的关注。照官方的说法，死者不可能割开自己的喉咙。死者也不可能被别人割开喉咙。鉴于康斯坦特先生的死亡，其中的一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而官方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相信那些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根据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的证言得出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话。先生们，谁能让我相信这个非牛即马的故事？有没有证据表明人是这两个人杀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杀人后把门踢破，捣烂门锁和门闩，然后在警察到来之前关紧窗户。——随信附上我的名片，真诚地献上，一个用脑子冷静分析问题的人。”

        后面还加上了一段编辑的评论：

        来信并非像他自称的那么具有想象力，如果用他那样的脑瓜去分析问题，那所有的凶案就都不用警察去侦察了，直接把发现人抓住就得了。不过，如果有尸体，总得要有人去发现啊。

        这个编辑有理由为刊出这封来信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引来了大侦探本人的答复——答《弓区谜案已被解决》一文。信中这样写道：

        编辑先生，我并不认为他的说法像你说的那样没有想象力。相反，我觉得他的想法颇有些独到之处。实际上我倒从他的想法上得到了一点启发。我暂时不打算把我的这点想法向外界透露，如果那个“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同意将他的姓名和地址交给我，那么我倒不介意先把我的想法给他透露一点，这样他就能看到自己撒下的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我觉得他和我有些相像，借这个机会我要开诚布公地向大家宣布，我对法庭的裁决感到特别失望。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凶杀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莫衷一是的裁定只会让苏格兰场心生懈怠。我希望不要被人斥责为不懂礼仪，或者是胡乱说话什么的，就像前几次当他们遭遇重大挫折我发表意见时那样。现在犯罪的技巧越来越高，而破案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了。要我说，苏格兰场已经不再是以前我熟悉的那个地方，那里越来越依赖于刑讯逼供那套玩意了。我重申一点，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着想。我从来没想过阿瑟·康斯坦特是死于自杀，但如果苏格兰场倾向于自杀这个结论，然后拍拍屁股躲到一边睡觉去了，那么先生们，本世纪最邪恶最恐怖的犯罪就会因此而逃脱惩罚。我最近才和死者相识，但我依然对他有足够的了解（我原本希望能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我相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他都不会使用任何性质的暴力。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这种人连一个苍蝇都拍不死。他那种温和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具有自杀所需要的勇气。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我很高兴他把我当朋友看待。现在我已经过了穿上警服投入战斗的年龄，但是，先生们，只要那个作案的凶徒一天不落网，我就一天睡不好觉。我已经和被害者家属取得了联系，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认可，他们希望我能为可怜的康斯坦特洗去自杀的污名。我希望任何一个和我一样不相信当局结论的人，如果你有什么线索或是一些合理的建议，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都可以和我联系。如果要我说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新线索，我想这样告诉大家：首先，任何能帮助我们拼凑出死者在东区所进行活动的图像的线索都是有价值的。他通过何种方式与许多人建立起了关系？他是否就真的没有一个敌人了呢？即使是出于好心，他也有可能对别人造成了某种伤害。他对一些事件的干预可能会遭到憎恨，也许有些人会嫉妒他。一个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那样善良的人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被人所仇视。他究竟惹怒了谁？如果我们能对他最后几个月的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他死亡的真相自然就会离我们更近一点。最后我要感谢你们把我的信刊登在这个热门的栏目中。

        又及：当我写下上面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伦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珍贵的信件，这封信很可能是我那可怜的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三日星期一，正是他被害的前夜。这封信是寄往佛罗伦萨的，当布伦特小姐接到男友去世的噩耗以后，她又把这封信带回了伦敦。在我看来，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康斯坦特先生对生活的希望，甚至还谈到了一些对今后的打算。当然有一部分内容并不适于对外公开，但在此转录一些重要的细节，我想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

        “你似乎被灌输了一种东伦敦就是受难地的思想，也许让你有这种思想的是那些带有‘小说’标签的读物，就像有些地方的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认为‘旧约时代’是看不到阳光的一样。我想你也许和那些人一样，把‘东伦敦’看成充斥着悲惨、痛苦和凶杀的地方。听上去挺押韵的吧？实际上离我住的公寓不过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雅致的居民住宅，前后院都带有花园，里面放着精美的家具，住的都是些体面人。一些在高地地区开商铺的店主的收入如果被我在大学里的那些朋友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羡慕得直流口水。

        “这里的富人并不像肯辛顿和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他们同样愚蠢和现实。露茜，我并不否认自己也有黯淡的时光，有时也会想要放弃这一切转而回到原先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梦。让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确实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但我的良心一直在告诉着我，我的确做到了。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大众做出贡献，至少他可以为周围的人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能对一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有许多好人，特别是在女性之中，她们不仅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感情也十分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两个人服务——难道还不够吗？你朋友在圣詹姆斯大教条举办的亨舍尔交响音乐会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最近一直在研读布拉瓦茨基夫人最新出版的那部著作，对神秘的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不幸的是，最近我忙得只能在睡前读一点她的书，但她的书并不像其他那些书一样具有催眠效果。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通灵学无疑和牙疼有着同样的效果……”

        先生们，我不知道读者中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为上一期报纸中格罗德曼先生的信件而感到震惊。他作为苏格兰场的前雇员，竟然公开跳出来诋毁自己的老东家，我只能说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多半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要我说，死者的亲戚有什么理由把死者的文件交给他处理？他理所当然可以为一个被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辩护。但是，让我们看看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吧，他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信加上《弓区谜案已被解决》这样一个标题？随信附上我的名片聊表敬意。

        乔治·格罗德曼恼怒地读完了报上刊登的这封信件，随即把报纸揉成一团，嘴里愤恨地念叨着，“该死的爱德华·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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