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间常有开战的可能，于是大部分消息灵通的人士一直感到不安。除各种挑衅事件而外，这一仗也许还会在1935年就爆发。不过在最近六个月里，和平的希望倒稍有增加。有些重要因素，现在发挥着阻止一场苏日战争的作用。

        （1）最近几个月来，有一种反对军部的显著倾向。预算中军费庞大，开支、要求激增，尤其让人不满。这种倾向在内阁、在报刊，特别是在国会上都能看得出来。最近国会议员在质询时攻击陆海军当局，这是反对军部的最直接、最猛烈的表现，也是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所罕见。

        （2）国会的质询强而有力，表明政治领袖们的力量和信心在增长。军部确实做过头了。现在就要看这些信心增强的政治人物是否也会做过头。假若如此，那就有激起更多的恐怖活动的危险。海军方面已经传来了愤怒的声音。不过，国会休会后，政客们当众发表意见的机会就会变少，虽然他们仍将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军人的跋扈妄为将给国家造成的危局表示忧虑。

        （3）与1932年5月15日犬养首相被刺案有关的军官获罪较轻，而牵连程度较小的非军事人员反而获判重罪，这又加剧了公众对军部的反感。我从可靠方面获悉，荒木将军不久前说过，军事法庭在给军人定罪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完全错估了舆论的力量。他又说，当时军官们如果在犬养首相的门口切腹自杀而不是去刺杀首相，那就会立刻引发革命。可惜他们为达到正确的目的，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

        （4）人们普遍认为，荒木将军的辞职确实是出于健康原因。不过，许多人觉得这就是天意，给政局除去了一个兴风作浪的祸因。虽然还不知他的继任者对预料中的苏日战争抱什么态度，但至少可以说公然的战争叫嚣眼下会小一些，军人发出的挑衅言论也会少一些。这种情况应当能起一种稳住局势的作用。

        （5）中产阶级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地主的心理态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变化。目睹出口增加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希望保持现状，担心战争会造成混乱。然而工商业阶级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农村居民却没有沾到多大的光。在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面前，农民的收入却一直未变，或者近乎没有变动。另外，现代人都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状况，这对农业区也有影响，农民已不再满足过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些因素，加上须由农村负担的重税，已造成农村地区扰攘不安。这些地区自然盼望能减轻负担，因此对沉重的军费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更加反对。

        （6）国家最高当局是爱好和平的。天皇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在位时期的特征正是以“昭和”二字来表示，这个年号是他自己选的，有“昭示和平”之意。没有理由相信他赞成在满洲的冒险，因为事情并不是由他决定的。元老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对战争的恐怖印象很深。自1931年后，他们就已无法使自己的意见为公众所了解，但他们还是经常在幕后做工作，人们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首相也是一位喜爱和平甚于战争的权贵人物。外务大臣广田已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力量，自他就职后报纸的调子开始变得比较温和，外交方针转为力求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这主要都应归功于他本人。国内有一群坚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一直坚持在幕后做工作。据说，他们的力量正较过往有所增强。最近在东京俱乐部招待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和出渊大使的宴会上，主席林男爵介绍讲话人时缓缓陈词，语气坚定威严，他在桌上砰地猛拍一下，强调道：“我们要和平！”这是一件小事，但林男爵是宫内省式部官长、天皇的亲信之一。

        （7）从陆军本身的观点来看——毕竟是战是和很可能还得由陆军来决定——有些新因素也许能起抑制作用。甚至在陆军内部，头脑清醒者也不乏其人，他们知道一场日苏战争的严重性，他们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会不会只是徒劳无功。

        诚然，陆军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拿下海参崴和沿海各省，甚至占领直抵贝加尔湖的全部领土，因为俄国人与内地补给基地相隔数千公里，在战略上始终处于危险境地。不过，俄国在东方的防务已经大大加强，驻海参崴和边境其他地方的空军能对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都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正式承认苏俄，则给形势添加了重要的心理因素，使日本当权者不能无所顾忌。因为美国虽奉行和平政策，但在日苏发生战争时，它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对日本人来说，这仍将是一个未知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因素，必须予以考量。即便军事计划制订得周密无误，但美国的态度如何、会有什么行动，仍是一个无从知晓的因素，因此就导致了可能存在不测的危险。美国的外交承认则增加了莫斯科方面的自信，但谁也不相信苏联会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国承认苏联，已对时局起了抑制作用，其效力也许比别的任何要素都大。

        （8）驻东京的各国陆军武官都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后，时间越久，苏俄在交通线、有组织的人力、防御工事和装备等方面就越有利。外国观察家基本都提出并坚持一种假设，认为在日本实现扩张目标的总计划中，苏俄沿海各省和东西伯利亚占有重要地位，而苏联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必须在有利的时候予以清除。即便果真如此，我仍旧认为日本有一派正在得势的人，他们认识到在进一步从事军事冒险之前，把既得成果巩固下来才是重要的。建立“满洲国”就是巩固成果的一个步骤。这派人认为在实施下一步的扩张计划以前，“满洲国”必须先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政治实体。比较稳健的这派现在似乎较有希望占据优势，进而压倒那些并不那么讲理的人。

        尽管有上述那些倾向以及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但未来的时局还是变幻无常的，容易发生无法预料的事件。我相信，外国陆军武官们全都抱持悲观态度。的确，日本帝国武装力量有个重要的派系，特别是少壮派，非常渴望同苏联一战，为达到这个首要目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倾其全力进行紧张的、上下一致的战争准备。以前，我曾把这些人比作经过特训的球队：他们自信能占据优势，因此不满足于埋头训练，而总是盼望出场比赛。陆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恰似1914年的德国陆军。如果让这种人为所欲为，就会有战争，就会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而他们的行动会造成一种战争无法避免的局面。

        《密勒氏评论报》（）编辑J.B.鲍威尔（J.B.Powell）先生对我讲的下述事件，可以作为这种危险的例证。有一次他在沈阳和一位日本年轻军官共餐，那位军官指着屋里的一张小桌子说，那张桌子具有历史意义。“轰炸锦州的计划就是在那张桌子上拟订的。当时意见不一，表决时我本人反对，但大多数同僚赞成，于是轰炸便照计划进行了。”这故事的含义在于他们未经上级指示，就可以采取行动。我当然无法保证确有其事，但鲍威尔先生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这种做法与1931年满洲战役中的其他事件并无二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不论东京当局或前线指挥部的观点、政策如何，将来仍有可能发生类似事件，而任何一个严重事件又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局面，即对苏战争不可避免。

        总而言之，最近几个月来，日本潜在的和平倾向已经显露并为人所知。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没有哪个时候如现在这样明显。有此倾向的人若能稳扎稳打，那么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就有望增加，早晚可以有效地引导国家采取比较明智的方针，少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日苏冲突能否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出现的倾向能否继续增强。在目前看来，似有理由对此表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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